寻找“满江红”年代里的燕京遗迹

年初热映的电影《满江红》，讲述了一段关于南宋初年的故事。这段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岳飞死后的第四年，也就是绍兴十六年（1146），而它所涉及则是岳飞抗金的那段时间。如此一来，南宋初年宋金对峙的往事，便成为观影者与历史爱好者关注的焦点。

对于热衷寻访北京地区古迹的我而言，通过探究“满江红”年代的燕京旧物，或许能发掘出更多有趣的历史话题。

依我的想法，燕京地区宋金对峙关系的出现应该从1122年（也就是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北宋宣和四年）算起。就在这一年的12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率兵占领燕京，辽国守将投降。自此之后，取代辽国、进入博弈场中心的，便是大宋王朝。

至1149年（金皇统二年，南宋绍兴十九年），金国平章政事完颜亮杀掉金熙宗，进而自立为帝。时隔未久，完颜亮决定迁都燕京，并准备再度出兵南宋。“满江红”所涉及的年代才算过去。

这时段的燕京正处在一个过渡期，也就是作为昔日辽国的南京向此后的金中都过渡。我们知道，完颜亮建造金中都，使得北京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帝都。然帝都的兴建，也使得相当部分辽南京时期的建筑遭到严重破坏。而今，除了留存下来的天宁寺塔及远郊地区的一些辽代古塔之外，兴建于金中都以前的燕京旧迹所剩无几。如果只谈“满江红”所涉及的20多年间的旧迹，那更是少之又少了。

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金军俘虏了徽钦二宗、后妃、皇子、公主及宗室贵戚三千余人，并抢夺了汴京宫廷内的大量图籍、珍宝等，其中包括天文仪象仪器、歧阳石鼓、九经石刻、太医院铜人及针灸图经、定武兰亭石刻等珍贵文物。这些东西除少数在途中散失外，其余都收藏在燕京，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残石七方等了。

或许有人会说，汴京的艮岳（太湖石）不也是在“靖康之难”时被金人北掠的么？其实，这是个误解。艮岳“北上”的时间大致在金大定六年（1166），也就是金世宗兴修中都离宫“太宁宫”的时候。艮岳被大量安置的地点就是北海琼华岛。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艮岳又被帝王下令搬运至南海瀛台、紫禁城宁寿宫等处，但相当部分仍留在琼华岛上。

延寿寺遗址：宋徽宗曾被囚禁于此

金军是分七批押送徽钦二宗及北宋臣僚、民众的。其中，宋徽宗是靖康二年（1127）三月十八月第四批押运，五月十八日抵达燕京，并住进大延寿寺之中的。

就目前所知，昔日北京的延寿寺至少有过六七座，其中最出名的是位于琉璃厂东段延寿街北口的那一座。因为名气大，所以被很多人认定是“囚禁过宋徽宗之地”，连《北京通史》（第四卷）也采用此说（“今和平门外东北园以北的延寿寺街处”）。但根据史料，这座延寿寺始建于明正统六年（1441），距离宋徽宗去世已过去了300多年。

有学者认为，囚禁过宋徽宗的地点应为扩建于辽代、位置在枣林前街的延寿寺。这座延寿寺规模很大。在宋徽宗离开24年后，海陵王迁都燕京，于天德三年（1151）改寺为宫，称作延寿宫。至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可能因此寺屡遭火灾，加之曾做过海陵王的宫殿，于是东移，另建新寺，寺的位置大约在米市胡同和迎新街之间。然新寺也只存在了30余年，毁于成吉思汗灭金之时。

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湛然禅师发愿重建延寿寺。这座新的延寿寺于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建成，其位置在今延寿街北端路西。此寺于上世纪50年代末被拆除，改建为王致和腐乳厂。待工厂迁出后，又改为旅馆、浴池等。

看来，宋徽宗有可能是被囚禁于枣林前街的延寿寺旧址。但此说法未得到文史界的一致认同。

根据《光绪顺天府志》的记载，大延寿寺应在悯忠寺之东。《光绪顺天府志》中写明此庙为“徽宗寓居之地”。这座寺庙的建造时间大体为东魏元象元年（538），民间称之“尉使君寺”。按照此说推知，正因为两座寺庙相距很近，所以徽钦二宗能够经常见面。有诗曰:“可怜问寝循家法，古寺犹传礼佛香。”意思是说钦宗到大延寿寺看望父亲徽宗，询问生活起居情况，不时传来拜佛烧香的香气。这个说法，被侯仁之主编的《宣南历史地图集》所采用。

圣安寺碑刻

昊天寺遗址：传说徽钦二宗于此会面

按照《北京通史》（第四卷）中的说法，徽钦二宗是在昊天寺（遗址在今北京西便门内大街路西）见面的。这个说法出自《光绪顺天府志》:“（昊天）寺故基在西便门街之西，宋徽、钦二帝曾会于此。见《燕云录》。”如果说法能被确认，那么昊天寺又成为“靖康之难”的一个重要见证了。

其实，昊天寺是座辽代兴建的大型皇家寺庙。

话说辽道宗清宁五年(1059)，秦越大长公主入驻棠阴坊的府邸，并打算修建一座庙宇。秦越大长公主的身份十分显赫，她是辽圣宗的女儿，辽兴宗的妹妹，也是韩国王萧惠的妻子，她的女儿更是嫁给了辽道宗皇帝，即辽道宗的懿德皇后。萧惠曾经担任辽南京的统军使，权势极大。而秦越大长公主晚年崇佛，把自家宅第、田产、奴婢等悉数捐出，用来修建大昊天寺。只可惜寺庙尚未建成，她便去世了。她的女儿懿德皇后为尽孝心，一次施财13万贯，女婿辽道宗也助资五万。清宁八年(1062)，昊天寺建成，辽道宗为其起名“大昊天寺”，并亲笔书写了山门上的匾额。与此同时，庙前的东街也被更名为昊天寺街。所以，大昊天寺是凭借着举国之力，被修建得宏伟华丽。

据史料记载，大昊天寺的殿堂华美如皇宫，比当时的巨刹悯忠寺更加奢华。而大雄宝殿后侧还建有高二百尺的精美宝塔一座，由此也成为辽后期燕京城内的重要佛教中心之一。

如果徽钦二宗在此相会，倒也是个绝好的地点。只不过，按照前面的推断，二宗居住之所相去不远，难道一定要舍近求远地到此见上一面么？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 大昊天寺重修。也就在此时，一种名曰“延祐通宝”的钱币问世，它属庙宇钱的一种，又被称作“寺观钱”。民间将它称作供养钱或供佛钱。据说在西便门内大街地下设施的建设与改造中，还曾挖掘出此钱币。

据文献记载，昊天寺于清初时尚存。至清末，寺庙原址已废为菜圃。上世纪40年代，此处名曰“郝井台”，且有一座规模很小的庙宇。依照一些文史学者的看法，由于“郝”与“昊”读音接近，郝井台应是昊天寺的旧址。后来，此地为第五机械工业部第三设计院、长城光学仪器厂的工作场所,郝井台被彻底拆除。

门头沟韭园村：传说中此处囚禁过徽钦二宗

门头沟区大西山永定河一侧，散布着一处又一处村落。其中一处村落名为韭园村。村内有个“大寨”的地名，此大寨非山西昔阳县的彼大寨，这是一处古代的军事遗址。之所以起名大寨，据民间说法，是元代黄河流域的汉人将蒙古士兵称为鞑子，此地又为蒙古士兵长期使用，因此当地村民称它为“鞑寨”，久而久之演变为“大寨”。

北京地区最不缺少的便是民间传说。比如，韭园村大寨便有囚禁徽钦二宗之说。您还别不信，这个说法居然出现于韭园村的公开资料中。

据村委会的说法（也为村里老人们认同），金兵押解徽钦二宗北上途中，曾经过韭园村一带。金兵发现大寨位置优越、易守难攻，是个安营扎寨的好地方，便将徽钦二帝暂时囚禁于此。此后，当地民众为纪念两位“落难皇帝”，将这里称作落难坡。

如今，大寨遗址就坐落在韭园村的一处山腰台地上，看上去破败不堪，四面围墙大都已坍塌，但地基仍在。

至于大寨是否真的囚禁过徽钦二帝，其实并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只是老一辈村民的口口相传。

我们推想一下，徽钦二宗自汴京（现在的河南开封）一路北上，除了在燕京等重要地点停留时间略长外，基本处于辗转迁徙的状态，直到抵达五国城。自进入而今北京的境内，二宗于官道上的驻留地点必定不会少。进入大西山之后，也会在许多村落停留。如此说来，韭园村大寨出现“二宗囚禁地”也并非不可能。只是大寨堡垒究竟是元代出现，还是宋金时期出现，抑或更早，目前还无法确定。

仙露寺遗址：囚禁宋代王公贵胄之所

仙露寺的位置大致在今广安门内大街中段，也就是回民学校的所在地。有关这座庙宇的文献资料，确实比较少见。

据文献记载，清康熙年间，菜市口地区的居民曾挖掘出辽世宗天禄三年（949）舍利石函一个。据石函题记可知，挖掘地正是辽代仙露寺旧址。此题记的出土至少说明一点：仙露寺在辽世宗时代就已成为燕京的重要寺院。

至辽代末期，仙露寺俨然成为一座规模庞大的寺庙，它能作为容纳北掳的大批宋皇室成员、贵胄、官员等的房舍用地，不是没有理由的。

法源寺：囚禁过宋钦宗的地方

法源寺是宣南地区最值得游览的一座古刹，也是北京城区内历史最悠久的古刹，它的前身便是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的悯忠寺。

昔日的悯忠寺与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安禄山、史思明等重要历史人物有着很多瓜葛。进入辽代，悯忠寺乃是辽南京城内最著名的大刹。它所处的位置极为优越：西临燕京衙属，与皇城相望。由于南京城的南门不常开，所以这里成为南来官员、客商必经之地。辽国皇帝不仅经常来悯忠寺做佛事，还在此接见北宋、西夏、高丽等国的使臣。1022年（辽太平二年，北宋乾兴元年）宋真宗去世时，辽圣宗甚至下令在悯忠寺设御灵，建道场。

有辽一代，悯忠寺都是燕京诸刹之首。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宋钦宗以第七批北掳之身，于四月初一从汴京启程，至七月初十抵达燕京，随后入驻悯忠寺。至九月，徽钦二宗再次北上，钦宗居住在悯忠寺，约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如今，悯忠寺所遗辽金时代的文物不多，它的主要建筑大都是明清以后重修的，要想找寻宋钦宗生活的遗迹确是不太容易了。

圣安寺：建造于岳飞抗金的那段时间里

史籍文献中的大圣安寺是金天会年所建，“天会”乃是金太宗完颜晟在位时所使用的唯一年号（1123 至1135年）。此时段，正好与岳飞抗金的时间相吻合。

圣安寺瑞像亭

初建时的圣安寺位于金燕京城内的东柳湖村。相传寺外有湖，湖边垂柳拂岸，景色秀美，因此圣安寺又被称为柳湖寺。就在这天会年间，从南方来了两个化缘的和尚，一名佛觉，一名晦堂。他们在燕京负有盛名，信徒上万。其时，在位之完颜晟初创各种典章制度，他与同样崇佛的皇后出资数万在柳湖村建寺，接纳了二位大师，由此，民间百姓便俗呼该寺为柳湖寺了，旺盛的香火也开始燃起。

至金熙宗完颜亶在位的皇统元年（1141年），金与宋签订合议，宋对金称臣，每年贡银绢25万两匹。金熙宗完颜亶霸气地赐名该寺曰“大延圣寺”。

现在，若您在网络上搜索“圣安寺”，出现次数最多的一定是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大龟山顶的圣安寺。而从创建时间上推断, 岳阳圣安寺确实要早于北京圣安寺，然就其建筑规制、等级而言，北京圣安寺却要远胜过岳阳圣安寺。

为啥有关北京圣安寺的信息会如此缺乏？其实，实地走访一趟便不难做出回答了。这座近九百年的大庙目前只留存一座山门、一座天王殿、一座配殿及若干建筑小品。直到上世纪中期，圣安寺依然基本完整，其建筑为明清时代重修，金代遗迹基本无存。

在圣安寺的明清建筑中，最值得称道者，莫过于大雄宝殿内的明代壁画。壁画的创作者是明宣德年间的宫廷画师商喜。商喜擅长山水、人物、花卉、走兽。传世作品有《明宣宗行乐图》轴与《关羽擒将图》轴（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而他所绘制的庙宇壁画作品留存到上世纪中叶以前者，据说只有圣安寺一处了。

曾为圣安寺所拥有的珍贵文物目前尚存两座画像碑。其中一座前刻旃檀佛像，有诸表臣记；后刻达摩像，有李言恭赞。另一座，前刻观音像，后刻关圣像，均刻有“万历己丑八月”字样。这两座石碑目前被收藏于法源寺毗卢殿外侧。此外，保存基本完好的瑞像亭被迁至陶然亭公园西门内北山顶，成为俯瞰整个陶然亭的地标建筑。

辽南京的燕角楼：

或许见证着金熙宗驻跸燕京的历史

天会十三年(1135年)，年仅13岁的金熙宗即位。他从小受教于汉族文士韩昉，所以汉化较深。曾有说法，将金熙宗描述成“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金熙宗希望以文治天下，而非传统的武力，他提倡“尊孔养士”，重用汉族士人。

燕角楼

天会十三年(1135年)四月，宋徽宗在五国城病故。当消息传到燕京时，有出使金国的宋臣在燕京追悼宋徽宗，金熙宗下令不要干预，也就是在这时候，金熙宗已打算停止侵宋战争。天眷元年(1138)，金熙宗正式表示愿与南宋议和，并互派使节。只可惜，完颜宗干、完颜宗弼等主战派很快把持了朝廷，宋金之间战火又起，岳飞亦成为南宋抗金的绝对主力。

就在岳飞与完颜宗弼鏖战郾城的那段日子，金熙宗决定巡视燕京。天眷三年(1140)四月，金熙宗从上京出发，九月到达燕京。进入燕京时，他使用的是全套汉地天子的仪式。金熙宗一直住到次年九月，长达十个月。在燕京期间，他朝拜过金王朝的太庙，也亲自朝拜了孔庙，还对辽与北宋的亡国之君们进行了安抚：将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由“海滨王”加封为“豫王”，将宋徽宗由“昏德公”晋封为“天水郡王”，将宋钦宗由“重昏侯”晋封为“天水郡公”。

金王朝有“以武立国”的传统，武人力量一直左右着国政，所以，金太宗、金熙宗所实行“文治”的政策，受到了武人的百般阻挠。至皇统元年（1141），手握重权的贵族将领完颜宗干病死，完颜宗弼打算继续掌权。这位完颜宗弼，就是岳飞最重要的对手兀术。他利用金熙宗对重臣完颜希尹的不满，奏报希尹企图谋反，熙宗随即下令，让完颜宗弼带兵包围了希尹的住宅，杀死了希尹及其四子。希尹的宅邸位于燕京檀州门一带，也就是今菜市口以西的地方。

此后，完颜宗弼不仅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且掌控了燕京地区，19岁的金熙宗几乎成为傀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赵构、秦桧等人杀害。

而今已经无法确定金熙宗所祭拜的太庙与孔庙位置，或许我们可以推测，在金中都出现以前，辽南京时代的土城墙体还被保留了下来。若是如此，位于今北线阁街与广安门内大街交会处的辽南京城燕角楼便很可能是金熙宗驻跸燕京的重要见证了。

燕角楼是辽代南京子城东北角的角楼。昔日的子城位于辽南京城的西南角。由于子城的西南、西北、东南三个角都与辽南京城墙相交，只有东北角独立，于是单独建造了一座燕角楼，以保持子城的完整。燕角谐音是“烟阁”、“线阁”，后来演变为南线阁路、北线阁路。

这座燕角楼早已无存，只有一座白色的纪念标志，矗立在熙熙攘攘的大街旁。

国家博物馆：

收藏着与“满江红”相关的宋金文物

就在“靖康之变”发生未久，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继位，年号为建炎。这位皇帝自登基之日起便一直生活在担惊受怕的境遇中，很长时期内，他的“护身符”是四位重要将领。这四位将领的画像摹本《中兴四将图》就放置在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展厅之中，作者是经历了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宫廷画家刘松年。“中兴四将”是指南宋初年保家卫国的刘光世、韩世忠、张浚和岳飞。能把岳飞等画入作品，至少说明刘松年进行创作之时，岳飞已获平反。

《中兴四将图》

在国博展厅内，还存放着一件黑铁铸造的文物。这件文物是一个人的跪像，即秦桧。它来自京城内早已消失的一座精忠庙，也就是岳飞庙。这样的跪像，不仅北京岳飞庙里有，河南汤阴的岳飞庙（岳飞出生地）、杭州的岳飞庙（岳飞的去世地）中也有。

作为南宋敌对方的金国，留在世间的文物也不少。在国博的展厅内，便有三件文物值得一说。一件是金代早期制作的双鱼纹青铜镜，它得以流行或许与女真民族的渔猎生活习惯有关。也有人认为，女真青铜镜上的鱼纹可能与女真族信仰“萨满教”有关。第二件文物，是“柳毅传书故事场面”青铜镜。为女真民族制作的青铜镜背面，居然雕刻着汉民族的传奇故事，是不是有点儿意思？第三件文物，叫做“列鞢”，这可是金代女真贵族在腰间佩戴的饰品。据说，国博内收藏的这件列鞢发掘出来时是被层层丝绸包裹着的。由此可见，它的主人一定是个地位较高的皇亲贵胄。

文并供图/申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