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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杨浩如传

2023-3-18 08:41| 发布者: weiwei |来自: 古城历史地理

摘要: “京城四大名医”之称,初形成于清末民初,盛传于上世纪20至40年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仍流行,而其学术影响力直至今天。现在一提京城四大名医,大家便知是萧龙友(1870—1960)、孔伯华(1884—1955)、汪逢春 ...
“京城四大名医”之称,初形成于清末民初,盛传于上世纪20至40年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仍流行,而其学术影响力直至今天。

现在一提京城四大名医,大家便知是萧龙友(1870—1960)、孔伯华(1884—1955)、汪逢春(1884—1949)、施今墨(1881—1966)四人。他们的中医贡献、学术造诣、临证经验,有口皆碑,位列“京城四大名医”,实至名归。但其实,最早名列京城四大名医者,是萧龙友、杨浩如(1881—1940)、孔伯华、汪逢春(或为陈企董)。

民国年间,沪上名医陈存仁在其《银元时代生活史》第六章“四大名医,折柬邀宴”一节中记载:其1930年北上访书,在北京曾受到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今墨四大名医具柬宴请,但其特别按曰:“北方四大名医初为萧龙友、孔伯华、杨浩如、汪逢春;杨死后,施今墨继之。”
当代名医谢海洲在《养浩庐中医院的创办者——杨浩如》一文中说:“杨浩如平易近人,谦虚好学,和当时的名医孔伯华、陈企董、张菊人、萧龙友等友善,当时人们也有称萧、杨、陈、孔为四大名医的。”(见于《北京中医杂志》)

只缘杨浩如因病早逝,施今墨方递补入四大名医之列。遗憾的是,如今中医辞典中俱不提杨浩如之名,实有失公允。实际上,杨浩如先生的成就和贡献,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医学史上,均厥功甚伟,不可抹杀。

杨浩如,名德九,字浩如,江苏淮阴孔庙巷(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杨浩如出身中医世家,少年家贫,读书丰富,除儒家典籍外,便是医学经典。家族祖训云:“不知医者,不为杨家子弟。” 他曾拜当地同族名医杨世寿为师,与京城名医张菊人在淮安同出一师门。他勤奋学习中医经典,上迄《内》《难》,下至明清医籍,无不遍览。

一,开办中医医院

青年时代,杨浩如曾在山东辅佐杨士骧(巡抚)建立中医学堂。他乐于教育人才,不分贵贱贫富,皆悉心予以指导传授,尝对学生说,“读书不厌倦,不厌博,将来由博返约,由约转精”“诊病要神存心手,勿忘步趋”,其在山东深得当地人民敬重。

1910年,杨浩如来京后,任外城官医院医长。外城官医院创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与内城官医院并称。二者为中西医并存的两所官办综合性医院,由巡警总厅管理,实行医长负责制,下设办公室、医长室、医官室、手术室、药房和临床各科病房。病房有普通养病室和特别养病室,以及单独的传染病室与癫痫病室。后见医院服务于官绅人士,黎庶被拒医院门外,杨浩如胸中不平,愤然辞职,决定创立北京第一家私立中医院——养浩庐中医院。“养浩庐”取其名字“杨浩如”的谐音,寓意“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养浩庐中医院先设立在北京西长安街路南,后迁至北京天桥香厂地区,共有住院病床40余张,工作人员30余位。延请了名医李云亭任外科医生, 王乐亭任针灸科医生。中医院每天发放不收诊费的平民号,挽救了许多在生命线上挣扎的贫民患者。

1929年,国民党政府提出废除中医中药,激起中医界公愤。杨浩如挺身而出,联合各界代表抗议当局非法取缔中医,并推荐孔伯华为全国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医药联合会议以资抗争。杨浩如作为北京地区的代表,与南京焦易堂医师遥相呼应,向国民党政府抗议,据理力争,为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做出了贡献。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北平,烧杀抢掠,蹂躏百姓。医院诊务惨淡,前途晦暗,杨浩如悲愤交加,痛苦莫名,病情日渐加重。此后,他停止了诊务,5个月后,含恨而逝。经杨浩如诊治过的患者,闻讯后无不悲痛难名。

杨浩如在京受业弟子甚多,如徐绍伟、金子文、张仲元、赵树屏、高凤桐、王恩普、高忠庭、张伯言等。在杨浩如病重期间,养浩庐中医院诊务由其弟子徐绍伟及张仲元等维持,直至1940年杨浩如去世。1948年,应群众需求,张仲元又复兴养浩庐中医院,院址设于西四兵马司沙井胡同,新中国成立后,迁至前门外东兴隆街。张仲元等人深得杨浩如学术精髓,对精神病治疗尤有擅长,后养浩庐中医院即以治疗精神病出名。直至张仲元参加北京市积水潭医院工作,这所中医院才逐渐结束诊务。

二,创办中医月刊

杨浩如生长于末世,深感西学东渐,中医国粹日渐陵夷,他“慨吾医药学术,积弱不振,或乏师承,或无系统,日渐散失,必至沦灭而后已”,且“忧吾医药前途,屡遭抨折,废坠堪虞”,遂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创立《北平医药月刊》,希望同仁为中医学发展勠力合作。《北平医药月刊》创刊于1935年1月18日,杨浩如任社长。社员共计31人,其中不乏医林圣手,如孔伯华、汪逢春、张菊人、萧龙友等。社址设于北平西长安街西头路南养浩庐中医院。撰稿人以本社社员为主。《北平医药月刊》每月发刊1次,虽然仅发刊3期,但收载文章达到了122篇,其中署名者96篇,出自37位名流硕彦之手,未署名者26篇。

陈婷、胡成湘在《民国时期<北平医药月刊>研究》一文中盛赞曰:“《北平医药月刊》以发扬国医国药为主旨,普及医药常识,汇粹验案,阐释医理,分析药物,连载医著,为宣传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做出了贡献。”(《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北平医药月刊》之所以停刊,是由于杨浩如因“病而中止”,殊为可惜,不然其发挥的作用一定会更大。他在《北平医药月刊》的题词中说道:“甲戌之冬,始克发行,乃甫三月,又以予病而中止,屡欲复之,期竟厥志,终以故不果。”

三,临证有专长

杨氏治学,上研《内》《难》,下及百家。临证不拘一格,吸取各家之长。其医术苛求精益求精,处方用药非常重视君臣佐使,在给病人治病时,常将一个方子分成三四组,一组一组地对症施治,并且依病情分阶段使用。如此,虽然一次用药味数稍多,但井然有序,并非杂乱堆砌,且疗效独特。他曾大胆提出提炼中草药成分,并付诸实践,可谓别有创新。

杨浩如不仅是一位有名望的中医,还非常重视西医,他赞赏“衷中参西”,受到中外人士褒赞。他常去德国医院、法国医院会诊,中西药并用,往往取得很好的疗效,是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践行者之一。

杨浩如临证善治精神病,经验颇丰。他认为,此病中医称“癫狂”,癫与狂虽互相影响,但其病因不同。癫之病因为意伤,即思虑伤脾;狂之病因为风淫,即暴怒伤肝。《难经》云:“重阳者狂,重阴者癫”。两者临床表现不同,癫虽重阴,但阴中有阳,思虑伤脾,脾虚不运,水湿停滞而生痰,痰郁可以化火,出现狂证的表现;暴怒伤肝,肝失疏泄,亦可影响到脾的运化,出现癫的表现。治疗以归脾汤为主,出入化裁。有狂证表现者,则加入治狂之品,狂证平则宗原方治脾为本。狂证乃暴怒伤肝或情志抑郁、五志化火所致,症轻者常选钩藤、竹茹、牛膝、通草、琥珀、辰砂、竹沥入药。若症重者,加入生龙牡、珍珠母、石决明重坠之品。他认为,癫证中见狂证,不一定有“逾墙上屋,登高而歌,弃衣而走”等表现,出现“脑鸣“也可认为属狂证表现,即用治狂之方。癫狂不语者,可用资寿解语汤,凉热并用,然后再用安宫牛黄丸,以菖蒲、郁金、麦冬三味煎汤送丸。治癫证用莲子芯、食盐(粗盐或大青盐),意在交通心肾,安神定志。若见胃纳呆滞,舌质红、苔厚腻,又常加入石斛、冬瓜子、沙参养脾胃之阴,佐以茯苓、炒谷稻芽、鸡内金等醒脾开胃而获效。

四,参与传染病防治

杨浩如在传染病的防治过程中,亦有卓越贡献和不菲成绩。他身体力行,深入一线,积极应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民国六年(1917)冬及民国七年(1918)春,晋绥一带鼠疫流行。1917年8月,鼠疫首先在五原县扒子补隆(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新安镇)一个教堂暴发流行,9月下旬,疫情向外迅速传至包头,10月传入萨拉齐、土默特和呼和浩特,再波及清水河、托克托、凉城、集宁、丰镇等全区27个旗县。1918年1月初,鼠疫蔓延至晋绥边界,波及山西。据《山西现行政治纲要》记载:是年1月之初,“绥区之五原发生肺疫”,1月5日,“右玉知事即有传染入境之电告”;不几日,“疫氛蔓延关北以及数县,流行之迅速,几于不可思议”。致使“疫线延长七百余里,雁门南北,几无净土。迨二月十有二日,复发现于武乡之分水岭,而中部亦陷于恐怖之域。统计两月十有四日,先后蔓延二十八县,死亡达二千六百六十四人”。一时“交通断绝,病死数千,借款百万”。当时的北洋政府任命江朝宗为防疫会会长,组织防疫。由于“西医执有防无治之议”,时北京中医曹元森(字巽轩,江苏吴县人)为防疫会会员,力主中医治疫,经验宏富,可与西医防疫并行。得到江朝宗同意后,曹元森组织人员成立晋绥防疫队,邀请外城官医院医官参加,于是杨浩如偕陈舒(字企董,江苏吴县人)、陈世珍(字伯雅,浙江绍兴人),三人同行,前往山西大同设院治疗。孔伯华(字繁棣,原籍山东曲阜人)、张菊人(字汉卿,江苏淮安人)留守在北京。后由于防疫工作繁忙,孔伯华也来到大同参与治疗。治愈病患甚多,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经多方防范,疫情未进一步蔓延。

1917—1918,晋绥鼠疫死亡人数为一万六千人(一说死亡五千人);但较1910—1911东三省鼠疫死亡人数六万余,两者有明显差异。可见,晋绥鼠疫中,中医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江朝宗评价,这次鼠疫防治“既嘉西医防术之美备,复亟称中医治理之优长”,“惟东西医以其国之所学施与我国防法固善,治法则未暇也”,并且鼓励将防疫之法著书,为后世治疗传染病的准绳。江朝宗说:“君皆名下士也,曷各出其卓学杰识,著成不易之书,以为后来防治准绳乎?”于是,曹元森组织杨浩如、孔伯华、张菊人、陈世珍、陈企董等人编写了《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10卷,这是根据1916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公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中规定的霍乱、痢疾、肠伤寒、天花、斑疹伤寒、猩红热、白喉、鼠疫等8种传染病病名,而以“传染病”正式命名的第一本中医著作。书凡十卷,总结了8种传染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法等相关内容,对于传染病的病因病源颇有见地。如论鼠疫,认为“今之地犹昔之地也,人数则几倍之,干戈几遍全球,暴尸流血,民多夭折,物多疵疠,加之旱潦失常,其为杂气流行天地之间,钟于人者即温也……鼠役(疫)之生非必自鼠,其传染于人亦不独为鼠”,在100多年前就指出了传染病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并认为:“以八种之传染病而言,证状危险,固可惊畏,然犹易于劳伤杂证也。盖劳伤杂证,滋蔓难图;时行之证,治之合法,其进虽锐,其退亦速”。治疗“急以逐秽为第一务,上焦如雾,清而化之,兼以逐秽;中焦如沤,凉而下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养阴。”这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临床实践中得来的真知灼见,也表达了对中医学术的自信。书中介绍了在大同等地治疗鼠疫的经验方和加减心法,并推荐40多味中药供选择研究,简要说明每一种药对疫证所起的效用。这本书对传染病的中医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

后来,此书由徐世昌、曹锟、江朝宗等分别作序,于1918年刊行。民国二十一年(1932)曹巽轩去世后,由其子曹岳峻(孝标)修订后重新刊行。

1932年版《传染病八法证治晰疑》

1919年夏秋之交,河北廊坊一带霍乱又起,当时警察厅派杨浩如、张菊人、陈世珍、孔伯华参加防治。临时防疫队设在廊坊的学校内,奉命待诊。

霍乱初期,疫魔猖獗,病死者很多,当地人有“今夕聚首言欢,明朝人鬼异域”的悲叹。杨浩如在《廊坊防疫录》记述曰:“民国八年夏秋之交,霍乱时行各省,靡不有之。盛于京津,以廊坊为重。是时也,防者治者悉力奔走。浩如正备位京师警察厅外城官医院中医长,奉总监合肥吴公(注:吴炳湘)之命,设临时诊处于廊坊,伯雅、菊人并针科二人偕行。当成立伊始,邻曲妇孺智识未广,未了解防疫意旨。经浩如召集该处绅商村长宣布当局仁爱,遣中医拯民疾苦之意,使之户喻。除本处按时治疗外,并游行村堡随时施治。就诊者日数百十人,往治者亦不下数十人不等,十九皆瘥,亦云盛矣。”同行的陈世珍由于出诊应接不暇,劳累过度,事毕不久,即不幸逝世,以身殉职。

当时,防护措施甚简单,人力、物力也大多无法完备。杨浩如等医家犯难行险,亲临疫区重地,拯人疾患,而且取得十愈其九的疗效,难能可贵,确为苍生大医。

廊坊防疫事峻,杨浩如及时总结,辑治验要者为《廊坊防疫霍乱治验录》一卷,连载于1939年的《北京医药月刊》。

由于杨浩如因病早逝,其生平事迹和对中医学的贡献渐不为人所知,实令人深为惋惜。2010年,孔伯华名家研究室将《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廊坊防疫录》重新整理合集出版。2014年《诗画谱名医·燕京百位名医传》出版,记载了杨浩如的医疗贡献,书中彭俐先生诗赞曰:“杨氏祖训安可忘,浩然正气贯岐黄。如切如磋儒医术,善省善悟道家长。治身治心慈悲怀,精诚精微普救肠。神明常顾草庐主,病世啸傲不癫狂。”这位乱世中的卓越大医逐渐被人们记起,并重新认识。

(注:本文内容引自谢海洲著作《养浩庐中医院的创办者:杨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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