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杨浩如传

“京城四大名医”之称，初形成于清末民初，盛传于上世纪20至40年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仍流行，而其学术影响力直至今天。

现在一提京城四大名医，大家便知是萧龙友（1870—1960）、孔伯华（1884—1955）、汪逢春（1884—1949）、施今墨（1881—1966）四人。他们的中医贡献、学术造诣、临证经验，有口皆碑，位列“京城四大名医”，实至名归。但其实，最早名列京城四大名医者，是萧龙友、杨浩如（1881—1940）、孔伯华、汪逢春（或为陈企董）。

民国年间，沪上名医陈存仁在其《银元时代生活史》第六章“四大名医，折柬邀宴”一节中记载：其1930年北上访书，在北京曾受到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今墨四大名医具柬宴请，但其特别按曰：“北方四大名医初为萧龙友、孔伯华、杨浩如、汪逢春；杨死后，施今墨继之。”

当代名医谢海洲在《养浩庐中医院的创办者——杨浩如》一文中说：“杨浩如平易近人，谦虚好学，和当时的名医孔伯华、陈企董、张菊人、萧龙友等友善，当时人们也有称萧、杨、陈、孔为四大名医的。”（见于《北京中医杂志》）

只缘杨浩如因病早逝，施今墨方递补入四大名医之列。遗憾的是，如今中医辞典中俱不提杨浩如之名，实有失公允。实际上，杨浩如先生的成就和贡献，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医学史上，均厥功甚伟，不可抹杀。

杨浩如，名德九，字浩如，江苏淮阴孔庙巷（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杨浩如出身中医世家，少年家贫，读书丰富，除儒家典籍外，便是医学经典。家族祖训云：“不知医者，不为杨家子弟。” 他曾拜当地同族名医杨世寿为师，与京城名医张菊人在淮安同出一师门。他勤奋学习中医经典，上迄《内》《难》，下至明清医籍，无不遍览。

一，开办中医医院

青年时代，杨浩如曾在山东辅佐杨士骧（巡抚）建立中医学堂。他乐于教育人才，不分贵贱贫富，皆悉心予以指导传授，尝对学生说，“读书不厌倦，不厌博，将来由博返约，由约转精”“诊病要神存心手，勿忘步趋”，其在山东深得当地人民敬重。

1910年，杨浩如来京后，任外城官医院医长。外城官医院创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与内城官医院并称。二者为中西医并存的两所官办综合性医院，由巡警总厅管理，实行医长负责制，下设办公室、医长室、医官室、手术室、药房和临床各科病房。病房有普通养病室和特别养病室，以及单独的传染病室与癫痫病室。后见医院服务于官绅人士，黎庶被拒医院门外，杨浩如胸中不平，愤然辞职，决定创立北京第一家私立中医院——养浩庐中医院。“养浩庐”取其名字“杨浩如”的谐音，寓意“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养浩庐中医院先设立在北京西长安街路南，后迁至北京天桥香厂地区，共有住院病床40余张，工作人员30余位。延请了名医李云亭任外科医生， 王乐亭任针灸科医生。中医院每天发放不收诊费的平民号，挽救了许多在生命线上挣扎的贫民患者。

1929年，国民党政府提出废除中医中药，激起中医界公愤。杨浩如挺身而出，联合各界代表抗议当局非法取缔中医，并推荐孔伯华为全国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医药联合会议以资抗争。杨浩如作为北京地区的代表，与南京焦易堂医师遥相呼应，向国民党政府抗议，据理力争，为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做出了贡献。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北平，烧杀抢掠，蹂躏百姓。医院诊务惨淡，前途晦暗，杨浩如悲愤交加，痛苦莫名，病情日渐加重。此后，他停止了诊务，5个月后，含恨而逝。经杨浩如诊治过的患者，闻讯后无不悲痛难名。

杨浩如在京受业弟子甚多，如徐绍伟、金子文、张仲元、赵树屏、高凤桐、王恩普、高忠庭、张伯言等。在杨浩如病重期间，养浩庐中医院诊务由其弟子徐绍伟及张仲元等维持，直至1940年杨浩如去世。1948年，应群众需求，张仲元又复兴养浩庐中医院，院址设于西四兵马司沙井胡同，新中国成立后，迁至前门外东兴隆街。张仲元等人深得杨浩如学术精髓，对精神病治疗尤有擅长，后养浩庐中医院即以治疗精神病出名。直至张仲元参加北京市积水潭医院工作，这所中医院才逐渐结束诊务。

二，创办中医月刊

杨浩如生长于末世，深感西学东渐，中医国粹日渐陵夷，他“慨吾医药学术，积弱不振，或乏师承，或无系统，日渐散失，必至沦灭而后已”，且“忧吾医药前途，屡遭抨折，废坠堪虞”，遂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创立《北平医药月刊》，希望同仁为中医学发展勠力合作。《北平医药月刊》创刊于1935年1月18日，杨浩如任社长。社员共计31人，其中不乏医林圣手，如孔伯华、汪逢春、张菊人、萧龙友等。社址设于北平西长安街西头路南养浩庐中医院。撰稿人以本社社员为主。《北平医药月刊》每月发刊1次，虽然仅发刊3期，但收载文章达到了122篇，其中署名者96篇，出自37位名流硕彦之手，未署名者26篇。

陈婷、胡成湘在《民国时期<北平医药月刊>研究》一文中盛赞曰：“《北平医药月刊》以发扬国医国药为主旨，普及医药常识，汇粹验案，阐释医理，分析药物，连载医著，为宣传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做出了贡献。”（《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北平医药月刊》之所以停刊，是由于杨浩如因“病而中止”，殊为可惜，不然其发挥的作用一定会更大。他在《北平医药月刊》的题词中说道：“甲戌之冬，始克发行，乃甫三月，又以予病而中止，屡欲复之，期竟厥志，终以故不果。”

三，临证有专长

杨氏治学，上研《内》《难》，下及百家。临证不拘一格，吸取各家之长。其医术苛求精益求精，处方用药非常重视君臣佐使，在给病人治病时，常将一个方子分成三四组，一组一组地对症施治，并且依病情分阶段使用。如此，虽然一次用药味数稍多，但井然有序，并非杂乱堆砌，且疗效独特。他曾大胆提出提炼中草药成分，并付诸实践，可谓别有创新。

杨浩如不仅是一位有名望的中医，还非常重视西医，他赞赏“衷中参西”，受到中外人士褒赞。他常去德国医院、法国医院会诊，中西药并用，往往取得很好的疗效，是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践行者之一。

杨浩如临证善治精神病，经验颇丰。他认为，此病中医称“癫狂”，癫与狂虽互相影响，但其病因不同。癫之病因为意伤，即思虑伤脾；狂之病因为风淫，即暴怒伤肝。《难经》云：“重阳者狂，重阴者癫”。两者临床表现不同，癫虽重阴，但阴中有阳，思虑伤脾，脾虚不运，水湿停滞而生痰，痰郁可以化火，出现狂证的表现；暴怒伤肝，肝失疏泄，亦可影响到脾的运化，出现癫的表现。治疗以归脾汤为主，出入化裁。有狂证表现者，则加入治狂之品，狂证平则宗原方治脾为本。狂证乃暴怒伤肝或情志抑郁、五志化火所致，症轻者常选钩藤、竹茹、牛膝、通草、琥珀、辰砂、竹沥入药。若症重者，加入生龙牡、珍珠母、石决明重坠之品。他认为，癫证中见狂证，不一定有“逾墙上屋，登高而歌，弃衣而走”等表现，出现“脑鸣“也可认为属狂证表现，即用治狂之方。癫狂不语者，可用资寿解语汤，凉热并用，然后再用安宫牛黄丸，以菖蒲、郁金、麦冬三味煎汤送丸。治癫证用莲子芯、食盐（粗盐或大青盐），意在交通心肾，安神定志。若见胃纳呆滞，舌质红、苔厚腻，又常加入石斛、冬瓜子、沙参养脾胃之阴，佐以茯苓、炒谷稻芽、鸡内金等醒脾开胃而获效。

四，参与传染病防治

杨浩如在传染病的防治过程中，亦有卓越贡献和不菲成绩。他身体力行，深入一线，积极应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民国六年（1917）冬及民国七年（1918）春，晋绥一带鼠疫流行。1917年8月，鼠疫首先在五原县扒子补隆（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新安镇）一个教堂暴发流行，9月下旬，疫情向外迅速传至包头，10月传入萨拉齐、土默特和呼和浩特，再波及清水河、托克托、凉城、集宁、丰镇等全区27个旗县。1918年1月初，鼠疫蔓延至晋绥边界，波及山西。据《山西现行政治纲要》记载：是年1月之初，“绥区之五原发生肺疫”，1月5日，“右玉知事即有传染入境之电告”；不几日，“疫氛蔓延关北以及数县，流行之迅速，几于不可思议”。致使“疫线延长七百余里，雁门南北，几无净土。迨二月十有二日，复发现于武乡之分水岭，而中部亦陷于恐怖之域。统计两月十有四日，先后蔓延二十八县，死亡达二千六百六十四人”。一时“交通断绝，病死数千，借款百万”。当时的北洋政府任命江朝宗为防疫会会长，组织防疫。由于“西医执有防无治之议”，时北京中医曹元森（字巽轩，江苏吴县人）为防疫会会员，力主中医治疫，经验宏富，可与西医防疫并行。得到江朝宗同意后，曹元森组织人员成立晋绥防疫队，邀请外城官医院医官参加，于是杨浩如偕陈舒（字企董，江苏吴县人）、陈世珍（字伯雅，浙江绍兴人），三人同行，前往山西大同设院治疗。孔伯华（字繁棣，原籍山东曲阜人）、张菊人（字汉卿，江苏淮安人）留守在北京。后由于防疫工作繁忙，孔伯华也来到大同参与治疗。治愈病患甚多，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经多方防范，疫情未进一步蔓延。

1917—1918，晋绥鼠疫死亡人数为一万六千人（一说死亡五千人）；但较1910—1911东三省鼠疫死亡人数六万余，两者有明显差异。可见，晋绥鼠疫中，中医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江朝宗评价，这次鼠疫防治“既嘉西医防术之美备，复亟称中医治理之优长”，“惟东西医以其国之所学施与我国防法固善，治法则未暇也”，并且鼓励将防疫之法著书，为后世治疗传染病的准绳。江朝宗说：“君皆名下士也，曷各出其卓学杰识，著成不易之书，以为后来防治准绳乎？”于是，曹元森组织杨浩如、孔伯华、张菊人、陈世珍、陈企董等人编写了《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10卷，这是根据1916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公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中规定的霍乱、痢疾、肠伤寒、天花、斑疹伤寒、猩红热、白喉、鼠疫等8种传染病病名，而以“传染病”正式命名的第一本中医著作。书凡十卷，总结了8种传染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法等相关内容，对于传染病的病因病源颇有见地。如论鼠疫，认为“今之地犹昔之地也，人数则几倍之，干戈几遍全球，暴尸流血，民多夭折，物多疵疠，加之旱潦失常，其为杂气流行天地之间，钟于人者即温也……鼠役（疫）之生非必自鼠，其传染于人亦不独为鼠”，在100多年前就指出了传染病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并认为：“以八种之传染病而言，证状危险，固可惊畏，然犹易于劳伤杂证也。盖劳伤杂证，滋蔓难图；时行之证，治之合法，其进虽锐，其退亦速”。治疗“急以逐秽为第一务，上焦如雾，清而化之，兼以逐秽；中焦如沤，凉而下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养阴。”这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临床实践中得来的真知灼见，也表达了对中医学术的自信。书中介绍了在大同等地治疗鼠疫的经验方和加减心法，并推荐40多味中药供选择研究，简要说明每一种药对疫证所起的效用。这本书对传染病的中医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

后来，此书由徐世昌、曹锟、江朝宗等分别作序，于1918年刊行。民国二十一年（1932）曹巽轩去世后，由其子曹岳峻（孝标）修订后重新刊行。

1932年版《传染病八法证治晰疑》

1919年夏秋之交，河北廊坊一带霍乱又起，当时警察厅派杨浩如、张菊人、陈世珍、孔伯华参加防治。临时防疫队设在廊坊的学校内，奉命待诊。

霍乱初期，疫魔猖獗，病死者很多，当地人有“今夕聚首言欢，明朝人鬼异域”的悲叹。杨浩如在《廊坊防疫录》记述曰：“民国八年夏秋之交，霍乱时行各省，靡不有之。盛于京津，以廊坊为重。是时也，防者治者悉力奔走。浩如正备位京师警察厅外城官医院中医长，奉总监合肥吴公（注：吴炳湘）之命，设临时诊处于廊坊，伯雅、菊人并针科二人偕行。当成立伊始，邻曲妇孺智识未广，未了解防疫意旨。经浩如召集该处绅商村长宣布当局仁爱，遣中医拯民疾苦之意，使之户喻。除本处按时治疗外，并游行村堡随时施治。就诊者日数百十人，往治者亦不下数十人不等，十九皆瘥，亦云盛矣。”同行的陈世珍由于出诊应接不暇，劳累过度，事毕不久，即不幸逝世，以身殉职。

当时，防护措施甚简单，人力、物力也大多无法完备。杨浩如等医家犯难行险，亲临疫区重地，拯人疾患，而且取得十愈其九的疗效，难能可贵，确为苍生大医。

廊坊防疫事峻，杨浩如及时总结，辑治验要者为《廊坊防疫霍乱治验录》一卷，连载于1939年的《北京医药月刊》。

由于杨浩如因病早逝，其生平事迹和对中医学的贡献渐不为人所知，实令人深为惋惜。2010年，孔伯华名家研究室将《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廊坊防疫录》重新整理合集出版。2014年《诗画谱名医·燕京百位名医传》出版，记载了杨浩如的医疗贡献，书中彭俐先生诗赞曰：“杨氏祖训安可忘，浩然正气贯岐黄。如切如磋儒医术，善省善悟道家长。治身治心慈悲怀，精诚精微普救肠。神明常顾草庐主，病世啸傲不癫狂。”这位乱世中的卓越大医逐渐被人们记起，并重新认识。

（注：本文内容引自谢海洲著作《养浩庐中医院的创办者：杨浩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