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紫禁城外西北角静静躺着三片湖泊,自东向西依次为前海、后海和西海,统称“什刹海”。三片水泊是京城唯一具有开阔水面的开放型景区。湖岸散落着众多王府宅邸、名人故居及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可谓京城面积最大、风貌保存最完整的一片历史街区。景区内来往穿梭的人力车夫在向游人讲解时,会时不时提起“海子”“积水潭”“港口”“漕运码头”,历史上繁盛的漕运码头是怎样成为三片宁静水泊的呢? 银锭春早 张儒刚绘 白莲潭为基础的水利体系 漕运码头是这片水泊曾经的繁盛标志。关于什刹海漕运的历史记载可追溯到辽金时期。据史料记载,今天的什刹海、北海、中海等水泊,在辽代时原为一片广袤的湖泊,后世称为“三海大河”。湖泊位于古高梁河下游,是永定河改道遗留的故道 公元1153年,金迁都燕京,在辽南京的基础上建金中都。此时三海大河水域辽阔,风光旖旎,金主利用此地秀美的自然风光兴建了太宁宫(后改名万宁宫),作为休闲娱乐的离宫,并于湖中遍植白莲,称之为“白莲潭”。 为解决城市漕运问题,金代围绕白莲潭构建了一个系统的漕运水利体系。据考证金廷先是利用曹魏车箱渠下游河段,疏通了一支漕河,通入通州潞河(今北运河)。但因漕河运力有限,金代又开凿了金口河,引永定河水,经北护城河,东入潞河。永定河“地势高峻,水性浑浊”,金口河漕运最终未能成功。此后,金代在金口河下游河段的基础上修建了闸河,自白莲潭南端引水,东与潞河相通,并将高梁河水源移至瓮山泊,保证水源供给,这样经由闸河的漕船都可驶至中都城。白莲潭也因连接漕河和闸河,成为金中都漕运体系的核心,起着重要的调蓄作用。自此这片宁静的水泊渐起波澜,多了宫苑的热闹和漕运的喧嚣。 三海大河示意图 商贾云集宛如秦淮 蒙古政权的入主揭开了这片水泊大规模漕运开发的序幕。1264年忽必烈听从刘秉忠的建议,决定建都燕京,仍称中都。此时金中都城水源不足、地势低洼,且宫殿已被蒙古骑兵焚毁,不宜在旧址建筑新城。而白莲潭一带水泊广袤,环境优美,且水利条件良好,忽必烈初到燕京时(1260年)就曾驻跸于此处的万宁宫,综合权衡后,他于至元四年(1267年)命刘秉忠以白莲谭为依托重新规划大都城。刘秉忠以白莲潭为核心进行城市规划:将白莲潭南部圈入了皇城内部,即太液池(现北海、中海),池周边环绕布置宫城、隆福宫、兴圣宫和御苑;北部则被隔于城外,改称积水潭,即为今天什刹海的雏形。 蒙古人以游牧为生,世代居住于草原,他们习惯将草原上水面宽广的水泊称为海子或泡子,因此积水潭在元代时又称为海子。大都城建立之后,这片水泊位于城市中心,上承西山水系,下接京南诸流,重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不凡的“命运”,很快成为一处舳舻蔽水的繁华港口。 元大都城市规模庞大,每年都会消耗大量的粮食物资。最初这些物资主要由南方江浙一带供应,经京杭运河和海运只能运抵通州。为此元代在金代漕河的基础上,修建了坝河,自积水潭北端引水,向东与潞河相接。通过坝河可以运送少部分粮食物资至大都城,其余大部分只能通过陆路运输。 但通州离都城路途遥远,陆路运输需要人拉马运,尤其到雨季,道路泥泞艰涩难行。为解决这一问题,元代科学家郭守敬主持修建了通惠河,先是开凿白浮-瓮山引水渠,汇集白浮泉、玉泉山等西山泉水至瓮山泊,再以瓮山泊为调蓄水库,经高梁河引水至积水潭。再在金代闸河基础上修建河道,自积水潭东岸(今万宁桥处)引水,向东南流至通州,在张家湾附近汇入潞河。如此一来,南来的粮船经过通惠河逆流而上便可直抵大都城内的积水潭。 通惠河开通后,积水潭成了重要的货物码头和物资集散地。南北往来的货船皆在此吞吐,一时商贾云集,“川陕豪客,吴楚大贾,飞帆一苇,经抵辇下”,沿岸建有诸多集市,特别是齐政楼附近更是热闹非凡。《析津志》记载:“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湖面南北船只往来、丝竹管弦、灯火摇曳,宛如江南秦淮。 金代白莲潭示意图(尚君慧绘) 水源不足河道逐渐淤塞 随着元明政权的更迭,积水潭的角色开始发生转变。公元1368年,明大将徐达攻占大都城,为便于防守,将元大都北城墙南退五里,以元代坝河上游为城墙修北护城河,并于城墙西北角积水潭北部最窄处,将湖的西北角隔于城外,即为后来的太平湖(现已被填埋)。 由于明初建都南京,无需大规模转漕北上,燕京地区漕运水道年久失修,白浮泉断流,积水潭水源减少。及至明成祖迁都后,漕运又得到重视。最初曾有疏浚白浮-瓮山引水渠的建议,但此时明代在天寿山开始兴建皇陵,引水渠需流经明皇陵之前,因此被认为“有伤风水地脉”,弃而不用,逐渐湮废。由此积水潭只能依靠瓮山泊和白浮泉原有水源,同时还需要给太液池供水,水量不足,水位下降,湖岸周边出现大片的浅滩、湿地,逐渐缩减成蜿蜒相连的三片水域。 水泊缩减后,据记载明初曾在湖岸周边的浅滩种植稻田。因水源匮乏、稻田用水,难以为通惠河提供足够的漕运用水,河道因此逐渐淤塞。 以什刹海为都城规划的依据(图片来源:侯仁之《什刹海志》) 城中第一佳山水 明宣德七年(1432年),皇城东墙东移,将通惠河城内的一段圈入了皇城内部,通惠河与三片水泊之间的联系被切断,漕船驶入城内的可能性彻底丧失,只能经通惠河行至东便门外的大通桥。 由于港口功能丧失,积水潭从千帆竞发的港口转变成三潭静水。少了几分热闹和喧嚣,多了几分“宁静”与“典雅”。三片水泊风景优美,四季皆景。明朝的官员在此修建起了府邸,随后更多文人雅士选择聚居于此,湖岸周边一时名园荟萃。据《帝京景物略》中记载:“立净业寺门,目存水南。坐太师圃,晾马厂、镜园、莲花庵、刘茂才园,目存水北。东望之,方园也,宜夕。西望之,漫园、湜园、王园也,望西山,宜朝”。清幽的环境同样受到僧侣道徒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庙宇落址于湖畔,其中有镇水观音庵(汇通祠)、莲花庵、十刹海寺、宏善寺、寿明寺、小龙华寺、广化寺、真武庙、清虚观、大藏龙华寺……,而什刹海此时始得其名,据北京史地专家侯仁之先生考证,“什刹海”一名就来源于明代寺庙“十刹海”,只是把“十”字又谐音写作“什”字而已。《天府广记》中记载:“十刹海在龙华寺前,万历中陕西僧三藏建。”此名源于明代沿岸建有许多寺庙。 除了府邸寺庙,什刹海湖畔还有众多文人聚集的厅社,如供雅集的莲花社、供清赏的古墨斋、供美食的虾菜亭……闲暇之时,京城文人多会在此谈经论道、结社赋诗。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米万钟,诗人三兄弟袁崇道、袁中道、袁宏道等,都对什刹海青睐有加。久居什刹海的明代大学士李东阳描写什刹海的诗词达十多首,其在《慈恩寺偶成》诗中赞叹什刹海:“城中第一佳山水,世上几多闲岁华……” 元代通惠河示意图(根据《历史上的水与北京城》改绘) 有清一代,城市水利重点主要是城外皇家园林。什刹海由于水源不足及上游河道年久失修,加上周边人口增加,人为填湖,水泊逐渐萎缩成一长条瘦窄的水面。清乾隆时期曾多次对什刹海疏挖清淤,和珅在什刹海前海西岸修建了一座府宅(今恭王府),据说为了便于交通,他在前海西北水域修了一道南北向的堤岸,称为“和堤”,将前海西北角切出一块水域,称为西小海(现已消失),这样什刹海水域就由明代的三片水域变成了四片。 在周边环境上,清代什刹海延续了明代的典雅,但多了几分“贵气”。明代府第、亭园、寺庙多已消逝、凋零,取而代之的则是新一代王府,比较有名的有恭王府、醇王府,此外还有成王府、庆王府、阿拉善王府、罗王府、涛贝勒府等。什刹海景色秀丽依旧,人文活动有增无减,清朝著名才子纳兰性德、朱彝尊、陈维崧等都曾在此留下过足迹。 民国以后,北京城市发展陷入无序状态,什刹海也因疏于管理淤积严重。但这几片水泊依旧深受文人、名士的垂爱,转而成为民国官宦、名流和文人的聚集地,留下了众多名人故居。 明代中后期什刹海略图 (侯仁之《什刹海志》) 辗转百年,烟云消散,今天的什刹海依旧是北京著名的风景胜地,而且更加热闹:游客穿梭、酒吧林立、市肆繁华。船舶云集的历史场景虽已不见,但仍能从湖岸四周的遗迹中探寻到历史的痕迹:历经沧桑斑驳的万宁桥、重获新生的玉河古道、富丽堂皇的王府、古朴幽僻的名人故居……还有透着西洋气息的酒吧。从千帆竞发到三潭静水,这片水泊一直伴随着北京发展,见证了帆樯林立的漕运繁华,目睹了群贤荟聚的鼎盛,浓缩了古城几百年的记忆,也沉淀下古都深厚的底蕴,源远流长,继往开来。 (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大学人文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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