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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草蓑城卫大都

2023-4-7 21:16|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高潇潇|来自: 北京市方志馆

摘要: 忽必烈继承汗位后的一天,向先锋元帅霸突鲁请教治国安邦之策。霸突鲁直言:“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胸怀天下的忽 ...
忽必烈继承汗位后的一天,向先锋元帅霸突鲁请教治国安邦之策。霸突鲁直言:“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胸怀天下的忽必烈接受霸突鲁建言,决定迁都燕地。

反复踏勘定墙址

元至元元年(1264),太保刘秉忠接受忽必烈诏令,着手在“东有潞河之饶,西有香山之阜,南有柳林之区,北有居庸之口”的燕地,寻址建都。

选址兹事体大,刘秉忠未敢怠慢,历时两年多,遍勘燕地,最终选定位于卢沟河(今永定河)冲积扇脊部、以万宁宫为中心的区域作为城址。这里海拔50~55米,地势略高于四周,利于建城。刘秉忠据此勘定新都城墙方位。新都西城墙顺势设在南北向“V”形跌落带的内侧斜坡上,海拔略低于55米。北城墙依势设在55米等高线自南向北缓降的斜坡地带。东城墙因势敷设在南北向的低凹地带内侧斜坡上,海拔跌落至50米。南城墙则就势设在55米等高线自北向南开始下降的边缘,巧妙避开了原金中都的北墙,两者相距400米。新都城墙在方位选择时有意回避低点,力保墙内地势高于墙外,既为日后在低点挖建护城河预留空间,也为战时居高护城提供依托。

设计方案中,新都西北、西南、东南三个城角外皆有岗阜(高地)作为“靠山”,唯独东北城角地势低洼,一“凹”到底,缺少依靠。刘秉忠在勘定东北角城墙时,有意向内(向南)回缩至地势相对高点,巧妙避开了低洼处。

新都东、西城墙平均相距6645米,南、北城墙平均相距7620米,酷似一个竖立的长方形。尽管其东北角适度内收,致使长方形的城墙不太规整,但这恰恰彰显出“破缺”之美。

城门的数量选设独具匠心。按照《周礼·考工记》规制,新都的四面城墙理应各设三门,共十二门,但刘秉忠没有循规蹈矩。他创造性地提出只设十一座城门,即东城墙的齐化门、崇仁门、光熙门,西城墙的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南城墙的顺承门、丽正门、文明门,北城墙的安贞门和健德门。在北城墙少开一门,抛开风水上的讲究不提,单是南城墙的三座城门与北城墙的两座城门错开,就是高明的一招。这样可以阻断城内的南北风道,使冬季的凛冽寒风不致穿城而过,而夏季的暖湿气流却可以随风入城。这在建城史上算是独树一帜。

城门的位置选定同样讲究,多选建在岗阜环绕之处。安贞门、肃清门内外岗阜呈点式分布,健德门、光熙门外岗阜呈半圆形分布,和义门、平则门内外岗阜呈“个”字形分布,丽正门和顺承门内外岗阜呈“品”字形分布,处处体现“后照前应”格局理念,却也使联通城内外的道路出现局部“8”字形转圜设计。这正应了“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规则。

筑墙围都十六载

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阅批刘秉忠呈送的新都规划图后,非常满意。他立即下令抽调张柔、张弘略、段贞、也黑迭儿等筹建行工部,专职负责兴建新都。

至元四年(1267)正月初一,新都正式开建,按照先主后次、先中心后周延、先宫城后城墙的原则,有序推进。至元八年(1271),宫城初竣,次年改名为大都。

与此同时,行工部正式启动新都的城墙建设。《元史》记载,当时,每年都要从中都、真定、顺天、平滦等地征调近3万民工,修筑大都城墙,但劳力仍不足,工程进度缓慢。忽必烈又批准抽调六卫汉军参与修建城墙。

施工开始前,行工部先行锚定城墙的4个角点坐标。东北角点为今北京服装学院东北向50米处角楼遗址,西北角点为今黄亭子西北蓟门烟树碑处,东南角点为今北京站东明清古观象台处,西南角点为今中国教育电视台大厦西侧、西二环路东沿。顺时针连接4个角点,并用白灰画定城墙基线,标定角楼、城门、箭楼、墩台的方位,自此浩大的筑墙大幕拉开了。

大都城墙的夯土,主要取自护城河里的黑土和黄土。筑墙时,采用“黑土黄壤”工艺,夯筑出基部宽达24米、高16米、顶部宽约8米、收分较大的土城墙。今天残存的土城墙体上依稀可见众多直径10厘米、深约5厘米的梅花状夯窝,这正是当时工匠无数次举掷夯杵、夯实城墙的佐证。

在土城墙夯筑中,还使用了类似于钢筋的“永定柱”(竖柱)和“纴柱”(横木)。就是在墙体内预先安放永定柱,外面打上夹板,填土夯实后,在夯土上面并排摆放纴柱,填土夯平,然后再安放永定柱,加装夹板,填土夯实。循环往复,直至土城墙夯筑至设计高度。

大都四面城墙设定的11座城门也先后开建。由大都城西砖窑烧制的、特定规格的灰砖,陆续运抵相应位置,工匠开始砌砖建门。数月下来,11座城门现身了,除了高大威严的丽正门采用三重砖券结构,设三门外,其余十门统一采用一重砖券结构,设一门。城门高22米,门洞深9.92米、宽4.62米。城门上建有地堡式城楼,两侧的小耳室设有登上城楼的梯道。城楼面阔3间、进深3间,除了当心间的四柱为明柱外,其他均为暗柱。

待土城墙夯筑陆续完工后,坐落于土城墙上的角楼、箭楼以及墩台工程随即展开。角楼土基座东西长约48米,南北宽约46米,基座上建有面阔3间、进深3间、铺砖为地的砖石角楼,主要用来存放守城兵器。旁边设有蓄水池,可储水防御火攻。在靠近城墙内角两侧,设有马道,方便士兵和战马上下角楼。在两座城门中心点的城墙上以及城门与角楼中心点的城墙上,均设有1座箭楼。其建筑规制与角楼相同,但规模略小。在城门和箭楼、箭楼和角楼之间,每隔30丈设有1处砖石结构的墩台(马面)。

民国时期的元大都土城墙箭楼残址(来源:《北京历史地图集·政区城市卷》第52页)

至元二十四年(1287),历时16年,举百万民工、数十万士卒之力,28606米长的元大都城墙大功初成。至正十九年(1359),出于京城防御的需要,元顺帝下令增筑各城门的瓮城,除丽正门、崇仁门、和义门瓮城呈长方形外,另外8座城门瓮城呈月牙形,每座瓮城大约100米宽,瓮城外的护城河上均架设吊桥。

大都城墙的伟岸雄姿终于现世。城墙上镶嵌着11处城门楼(含瓮城)、15处箭楼、4处角楼、约240处墩台,一起构筑起大都城坚固的城防体系。

防雨护墙披蓑衣

新落成的大都土城墙,雄壮恢宏。然而,土质墙体终归不够结实,每逢大雨必毁,只是轻重不同而已。每次抢修坍塌的城墙,朝廷都要兴师动众,少则几日,多则数月。

如何保护土城墙,成了忽必烈的一块心病。他曾多次召集大臣,商议护墙良策。有的人主张采石烧砖,加固城墙,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然而,全国甫定,百废待兴,国库拮据,实难做到。有人献“苇城之策”,就是将芦苇一排排地挂到城墙上,自下而上把整个土墙遮盖起来,仿佛给土城墙穿了一件蓑衣,既能为城墙遮雨,还省下不少开支。忽必烈思忖多时,最后决定采用这个办法。

大都土城墙开始披上特制的蓑衣。然而,土城墙周长近3万米,需要海量的芦苇,为此,朝廷下令在文明门外、东向5里处,专设苇厂,收编芦苇。

然而这并非万全之策。因为蓑衣虽可减缓雨水冲刷破坏,但也引发了新问题:受雨潮湿的蓑衣长期浸润墙体,容易导致土城墙松软崩析。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四年至至正十年(1287—1350),蓑衣土城墙大规模坍塌竟有十五六次之多,小坍塌几乎年年发生。

元朝后期,统治集团内斗激烈。元文宗图帖睦尔掌政期间,他的兄弟忽剌台率大队军马进逼大都。在护卫京城中,元文宗下令撤掉蓑衣,以防烧苇攻城。退敌成功后,蓑衣再也没有被恢复,“苇草蓑城”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之后,土城墙的防水之法有了“新招”,即铺设半圆形的排水管防水,它逐渐成为主要的防水手段。这已为元大都城墙考古发掘所证实。

时光飞逝,斗转星移。如今的北京城,已成为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里依然保留着几处元大都土城遗址。驻足这里,心中禁不住涌起沧桑巨变之感。

文章引自:《北京老城故事》,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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