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口河传

金代在辽燕京城（位置现在北京市广安门内外）建立金中都以后，人口增加物资需求增加， 城市用水和漕运用水不足，官员中的有识之士有了引用永定河水的想法。

金大定十年（1170年）为了扩大水源，在朝廷中有了引卢沟水通漕运的动议，讨论在金中都的永定河金口处开辟新的运河。

据《金史．河渠志》记载：大定十年，议决卢沟以通京师漕运，上忻然日：“如此，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利熟大焉”。于是在第二年十二月开始动工，“役千里内民夫，以百官从人助役”，到了大定十二年三月完工。这就是北京水利史上的第一次金口河引水。

取水的源头就在永定河石景山前的金口，行水路线是“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

这里所说的金口，是指现在石景山区麻峪村旁，石景山发电厂院内的金口遗址。“至京城北入濠”是指进入金中都城北的护城河。“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是沿今通惠河一线。

据考证，这条金口引水路线，上段从石景山麻峪引永定河水，在金口设闸控制，水流经今老山、八宝山北，然后向南到今金沟河路一线，东至玉渊潭，折向南流人中都北护城河；再东流经今嘎哩胡同东北，过旧帘子胡同、人大会堂南侧、历史博物馆南，沿台基厂三条、同仁医院、北京火车站，出东便门，行今通惠河一线，于通州北入北运河。

这条金口引水的路线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大。它的上段是古车箱渠的旧道。中段从玉渊潭以下，循中都城北护城河东引，地势上是条低洼的沟漕地带，南、北地势较高，利于行水安全。下段即现在的通惠河，一直为后世所利用。应该说它的位置在南面的萧太后河和北面的坝河中间，从通州直线向西，连接金中都城北护城河，运输最为方便。

但是，它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其一，由于从金口至通州的地形落差大，河道纵坡非常陡，水流急湍。金口闸下视都城140尺，平均比降千分之二还多，中间只有一个玉渊潭，调蓄能力有限；

其二，当时永定河含沙量大，水流不能用闸节制，“凌则奔流漩回，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渣成浅，不能胜舟”《金史．河渠志》。后来虽请了“识河道者”,“按视其地”，也毫无办法“竟不能行而罢”。洪水暴涨时只好封闸。

据史书上记载，在大定二十一年又有一次大的漕运行动。金宗世“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石运至通州”从通州到中都只好由牲畜人力“辇入京师”。到二十五年永定河发洪水，决于显通寨、上阳村。两年后，大臣怕洪水暴张，有人破堤毁闸，京城遭受水患，建议在金口设双闸，并在岸上设专人看管防卫。后来经金世宗批准，干脆将金口堵塞了。

引永定河水济漕的失败，中都漕运水源又成了大问题。到1204年（泰和四年）朝廷商议疏浚通州漕河，《金史·韩玉传》记载：翰林应奉韩玉，“泰和中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升两阶，授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事”。韩玉引清水修闸河立功后得以官升两级。

金章宗曾命乌古论庆寿去巡视工程，“赐银一百五十两，重币十端”《金史·乌古论庆寿传》。所巡视的就是通州到金中都的闸河疏通工程。

这次疏浚总结了以前金口引水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河道工程和水源开发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其一，不敢动用永定河水源，改用了高梁河白莲潭水源，还有玉渊潭的水源，以清水代替永定河多沙的浑水。其二，使用清水后，沿河即可建置闸门以节制水量。从《金史•河渠志》看到，在金中都至通州的漕渠上共建闸五、六座，运粮船支每天过一闸，五天可到中都。后来由于水量不充足，需要十天才能达到。这条河因设置闸门节制，所以历史上都叫它“金闸河”。有的史家考证，当时名为“通济河”，它的行水路线即后来的通惠河。

修建金闸河为解决通州至北京一段漕运找到一条径直的路线，尤其用水闸调节水量，解决纵坡陡峻高速行水问题，为元代疏凿通惠河谁备了条件。

金代的韩玉在解决中都至通州的水运路线上，应该说是做了一番“技术经济”论证的。正如上文所述，金中都以东当时有三条线路可供选择，一条靠北的是坝河，一条是斜向东南的肖太后河，再一条就是现今通惠河一线。金代闸河选在最后这条中线上显然不是偶然的。首先，它距金中都城最近便。从城区地势看，金中都城北护城河迤东到东便门，是一条沟漕地带，它的南、北都比较高，至今南北城的水大部分流向通惠河。据推测，从地势看这条沟漕也是宣泄西郊部分洪水及金中都和元大都城区雨水的主要通道。金建中都时，曾向西、东、南三面扩展，而唯独没有向北扩展，它的北护城河也即是旧幽州城的北护城河；而元代建大都城时，也偏偏在这条沟漕以北，与旧中都城错开了一段距离，很可能是给它让路，避开它对城区的侵扰。而从东便门迤东的今通惠河一线，与北面的坝河和东南的萧太后河相比，地形比较平缓，很少陡起陡落的地形，修建水闸工程比较方便，工程技术较易掌握。其次，水源引用条件也比坝河优越，坝河只能引用高梁河白莲潭水源，而闸河还可以引用西郊的玉渊潭、莲花池及其附近水泊的水源。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上的原因，就是通州做为水运码头地位的提高。通州原为璐县，是大运河的终点，隋唐以后逐渐繁荣。金代在海陵王迁都前两年，天德三年（1151年）就把潞县升为通州。《金史•地理志》记载：取通州之名，即谓“漕运通济”之义（《日下旧闻考》卷108)。海陵王迁都北京后，把这里作为造船练兵的基地。据《金史•海陵本纪》：正隆四年（1159年）二月“造战船于通州。诏谕宰相以伐宋事”。十月，“猎于近郊，观造船于通州”。这是一次大的军事行动，据称：“调诸路猛安谋克军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藉之，虽亲老丁多亦不许留侍”。至于在经济上地位，《金史•河渠志》记载：漕运的运输量比辽代大大增加了，每年增至一百多万石。《畿辅通志》上说：“通州上拱京阙，下控天津。舟车辐辕，冠盖交弛，实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也”。这种地位实际从金代就开始形成了。而通州至中都的最方便的水运联系，自然要属这条路线最佳。

大约过了90年，元代郭守敬主持疏挖通惠河时还见金闸河的旧闸基，当时的人还惊讶郭太守的高明。其实，做为治水专家的郭守敬事先肯定研究过闸河的路线。早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郭守敬建议疏凿通惠河时就提出“改引浑水溉田，于旧闸河踪迹导清水”《元史•河渠志》

这里说的“旧闸河”当指金代闸河。金闸河代表了金代漕河工程的最高水平，但只使用了10年左右，蒙古族近逼中都，金主迁都汴京，河道也逐步湮没了。

金代疏通从通州至中都漕河解决“陆运”之苦的努力，前后用了四、五十年的时间，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也取得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对后世发生过深远影响。

在开发水源上，金代从引用金中都近郊的莲花池水源，到开发永定河水源，再到开发西山泉水引高梁河白莲谭水源，标志着北京城水源开发迈人了新的历史阶段，尤其对开发永定河水济漕的大胆尝试、给后世以极大启示，揭开了开发永定河水入城历史的序幕。

金代金口引永定河水失败后，元代又两次开金口引水。

第一次为修筑大都城运送西山木石和补充漕运水量。在水利专家郭守敬的主持下，于1262年进行了重开金口，开挖“运石大河”，引永定河水的努力。郭守敬总结金代失敗的教训，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条是在金口以西修建减水口（即溢洪道），以“防涨水突入之患”。另一条是沿渠不设水闸以免泥沙拥塞。然而，还是由于地势陡峻，水急沙多，河水难以控制。后来由于几次出现洪水浸城的危险，终于在大德三年（1298年）“将金口以上河身，用砂石杂土尽行堵闭”。(《元史•河渠志》)。

其后，到了元代末年（1342年）又进行第三次开金口引水。结果，尽管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下游河道改为从萧太后河一线入运河，但仍未能改变失败的结局。而且由于“开挑之际，毁民庐舍坟莹，夫丁死伤甚众”,《元史•河渠志》。但这次在开发永定河工程技术上却有了新的提高。这就是将永定河岸的引水口，从金口附近的麻峪村上移到三家店，增长3.5公里。三家店是永定河的出山处，地势平缓，河道较宽阔，引水比较安全，比麻峪更优越。这种引水口的选择十分高明，以至几百年后的1956年，人民政府修建新的永定河引水工程时，仍然以三家店做为取水口。当然，成功地开发永定河水是解放以来在修建官厅水库后，才于1956年完成了永定河引水渠工程。历史上第一次把永定河浑水变成清水引进北京，使碧水清流润京城。

正是由于金口河上述的优点，所以到了元代，尽管大都城向东北移了，但水利专家郭守敬为解决通州至大都的漕运时，他选择的线路仍然是金闸河的行水线路。当然，郭守敬在金代闸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更大的创造。他的杰出贡献在于：其一，在水源开发上，引用了温榆河流域的白浮泉及西山诸泉，在瓮山泊以上修筑白浮堰，使漕运用水有充足的水量；其二，在水闸技术上，由金闸河上的单闸，改成双闸。单闸的水坝，运粮船至闸下仍要由人力搬运，每过一闸要搬运一次，费时费工。双闸的水坝，就是沿用到现代还在使用的船舶过坝的船闸形式。双闸分别控制上下闸互为启闭，提升水位，浮起船舶，使粮船直达元大都积水潭，避免了沿途搬运货物过坝，达到了元代当时水闸工程技术的最高水平。

（本段主要内容引自段天顺著作《燕水古今谈》）

元代建元大都于燕京后，为了解决航运用水，可以说费尽心思。至元一年（1263年），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重开金口，“上可致西山之利，下可广京畿之漕”。为吸取金代开金口引永定河失败的教训，郭守敬采取两项改进措施：一是在金口西建减水口，当汛期来洪时，打开减水口，使洪水向南导人永定河，以防东灌大都之患；二是沿金口河不设水闸，以免泥沙淤积之虑。但实际上解决不了漕运船只从通州逆流而上的问题，只能解决为营建元大都城从西山运送木石和农田灌溉。在郭守敬主持下，至元三年十二月动工“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这次开金口，由于设计精密，使用了近30年，为营建大都城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到大德二年（1298年），永定河发大水，为民害。“大都路都水监将金口下闭闸板。”3年后又发大水“浑河水势浩大，郭太史恐冲毁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将金口以上河身，用砂石杂土尽行堵闭”《元史•河渠志》。

后过了20年，在元至治元年（1321年），永定河洪水将金口冲开，宋本都水监纪事》中说：“七月大霖雨，卢沟决金口，势颓王城。"在紧急情况下，立即抢险“补筑堤百七十步，共四十尺”阻挡了洪水入城。

元末年间，为解决大都漕运供水，又于至正二年（1342年），开凿了金口新河引水。这是历史上金元以来的第三次金口引水。

这次引水由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儿、都水傅佐建议，并得了中书右丞相脱脱的批准。“依著圣旨”，责成中书省等朝廷七个部门的要员，组成“联合指挥部”负责开河工程。由脱脱亲自指挥，调集10万人力，“百工备举，至十月毕竣”。

和上两次相比，这次开金口采取了一些新的工程技术措施。一是新河的取水口从麻峪村上移至三家店，上移了3公里。这是由于三家店是永定河出山口，地域宽阔，河道比较稳定，较易于引取。此取水口的选择恰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所开的永定河引水渠口的位置相同，反映出元代水利科技已具有较高的水平。二是金口新闸的位置虽然没有改变，但是改筑成铜闸和设军千户看守，提高了水闸工程的质量。三是行水路线上有了改变。从金口以下至丽正门间的水道，中间还利用了玉渊潭作为调节水库，为保护旧城（金中都）还在其北护城河建了两座闸。从丽正门以下斜向东南，不走东面金闸河的水道，而是走东南面萧太后河的水道（就是后来的前门三里河以及汇流的龙须沟下游的流向）。

然而，尽管金口新河有了改进，但仍然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据《析津志》记载称：竣工后“命许右丞诣金口，用夫开起所铸铜闸板二。水至所挑河道，波涨潺汹，冲崩堤岸，居民彷徨，官为失措，漫注支岸，卒不可遏，势如建瓴。河道浮石壅塞，深浅停滩不一，难于舟楫。其居民于河者，几不可容”。“京城西之金口，下视都邑，水势如建瓴一蚁穴之。漏则横溃莫制，守堤吏与牐户昼夜分番巡视不瞻”。“始议下铜闸以遏，则无补事功矣。”

另据《庚申外史》记载：“金口高水泻而下，湍悍才流行一二时，冲坏地数里，众人大骇，速报脱脱丞相，丞相亟命塞之。”后来追究责任，御史弹劾了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儿和都水傅佐，两人同遭杀头之祸。

新河失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两条，一是金口闸址下视都城140尺，平均比降在2.9%以上。地势陡峻，水流急湍，难保堤岸安全。二是永定河泥沙量大，需要足够大的流量才能冲刷泥沙避免淤塞，这样就不能设置闸门，一旦设置又会造成淤积。这两个问题在古代的水工技术条件下是难以克服的。因此，《元史》在写到金口新河的严重教训时，只能作为“妄言水利”者所戒来做结论。

（注：本段主要内容引自段天顺、王同祯著作《京水名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