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南巡图》与昊天塔

这幅图以国画的传统写实手法描绘了乾隆下江南的盛景，细节清晰度堪比相机

题：

《乾隆南巡图》中的北京

《乾隆南巡图》分为绢本、纸本两套，每套十二卷，都是由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师徐扬奉旨所作。绢本的绘制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方告竣工。遗憾的是，十二卷绢本《乾隆南巡图》现已散佚世界各地，目前已知的残卷分别庋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尼斯市魁黑博物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等处。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清高宗弘历又命徐扬在绢本基础之上，进行局部微调，创作出十二卷纸本《乾隆南巡图》，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无论是绢本、纸本的《乾隆南巡图》，都是截取了清高宗弘历第一次南巡途中的十二个片段，以国画传统的写实手法描绘了“下江南”的盛景，分别名为《启跸京师》《过德州》《渡黄河》《阅视黄淮河工》《金山放船至焦山》《驻跸姑苏》《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驻跸杭州》《绍兴谒大禹庙》《江宁阅兵》《顺河集离舟登陆》《回銮紫禁城》。其间，既有金碧辉煌的皇宫别苑、雄伟高大的城墙箭楼，又有繁华热闹的商肆街巷、安宁静谧的城郊乡村，宛若一幅乾隆朝的史诗绘卷，再现了十八世纪的清代社会生活。

双旗杆关帝庙及前门西河沿街景，（清）徐扬 ：《乾隆南巡图》卷之《启跸京师》（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乾隆南巡图》的画卷总长度达到了一百五十四点一七米，其中首卷《启跸京师》长度约十九点八米，为我们记录了清代北京城及京畿周边的珍贵影像。随着皇帝的大驾卤簿浩浩荡荡地步出正阳门，老北京“四门三桥五牌楼”的场景映入眼帘。队伍穿行在外城之内循着前门西河沿缓缓向西行进，两侧市廛鳞次栉比，从“苏杭绸缎”到“龙井毛尖”，再到“金华火腿”，可谓应有尽有。道旁路北有一座寺庙，山门之前高耸入云的旗杆格外引人注目，这便是南城著名的“双旗杆关帝庙”，也是京师中城、北城的分界线之一，“庙东隶中城，西隶北城”（《顺天府志》）。

南巡队伍从宣武门前经过，由广宁门离开京师。抬眼看城门之上，赫然有清文（满文）和汉文的“广宁门”。广宁门就是咱们今天北京外城西南侧的“广安门”（以下统称为广宁门，），因避讳清宣宗道光皇帝旻宁的“宁”字，改为现称。大家或许注意到：在广宁门下的扈从队伍之中，有十位武器之上悬有豹尾的特殊骑士，这便是“豹尾班侍卫”。类似仪仗早在先秦时期即已有之，至汉代成为君主的专属。在十二卷《乾隆南巡图》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豹尾班侍卫”手持豹尾幡或豹尾枪，扈从在天子身后，作为圣驾的警戒部队。

广宁门和豹尾班侍卫，（清）徐扬 ：《乾隆南巡图》卷之《启跸京师》（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卤簿车驾离开广宁门后，在画卷左侧描绘有今丰台、房山等地的景致，最著名的莫过于宛平城、卢沟桥、长辛店。由于旧时京城四郊大都是土路、小道，唯有西南方自广宁门绵至长新店是一条宽阔的石道。尽管此路最初的修建年代是雍正六年(1728年)，但因康熙、乾隆两朝下江南均选择由此离京，故朝廷不断斥资维护此道；不仅如此，每逢君主出巡，官吏及百姓们就要早早地净水泼街、沿街打扫，故被誉为日日常新的“长辛店（常新店）”。

徐扬笔下的房山昊天塔

当南巡队伍进入良乡县，也就是今天的房山区（由历史上的房山县、良乡县合并而来）。一座高耸巍峨的宝塔很快映入了我们的眼帘，这便是至今仍傲然伫立在房山拱辰街道东关的千年古塔——昊天塔（亦称良乡多宝佛塔）。

不过，如果您仔细端详《乾隆南巡图》中的“昊天塔”，会发现一个问题：画卷中的宝塔是一座九级浮屠，从外观形制到宝塔层数均与现存的昊天塔不一致，其外形更接近密檐式塔。查阅晚清以来的老照片可知：历史上并未对昊天塔进行过改建，现存影像资料上均系五层的楼阁式塔。那么，为何《乾隆南巡图》中的昊天塔与原物不符呢？莫非图中的宝塔不是昊天塔？还需要结合图上的地点坐标以及徐扬的整体创作风格等因素加以分析。

房山昊天塔，（清）徐扬 ：《乾隆南巡图》卷之《启跸京师》（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首先，在《乾隆南巡图》所绘宝塔的东西两侧，分别出现了两处明确的地点标志——塔湾汛廨、良乡县城。在宝塔东侧有一处站立着五位兵丁的建筑，门上写有“塔湾汛”三个大字，即塔湾汛廨。清代实行“塘汛制度”，即在交通要地设立塘、汛，“比汛狭小曰塘，比塘狭小曰铺”；每汛设有“斥候”，“制险要，令各分兵而守之”，昼夜分巡，以资防守。徐扬在《乾隆南巡图·启跸京师》卷中绘制的“塔湾汛”，便是该地驻防汛廨的所在地。此外，在宝塔以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良乡县城的城墙，而东关正是昊天塔的所在地。是故，在夹在良乡与塔湾汛廨之间的宝塔确系昊天塔无疑。

其次，与《乾隆南巡图》中的其他塔进行对比分析。笔者对比了《乾隆南巡图》第六卷《驻跸姑苏》，发现该卷中“虎丘塔”，画法与《启跸京师》中昊天塔的处理手法如出一辙，亦与原塔不符。如此说来，是不是作者徐扬画错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徐扬字云亭，苏州府吴县人士，家住姑苏阊门附近的专诸巷。明清时期的苏州阊门地连京杭大运河，可谓商贾云集、五水辐辏。生活在这种氛围内的徐扬，极其擅长观察、捕捉周遭的景物，才能创作花灯十里、巨货如山的《姑苏繁华图》。彼时徐扬的住所与虎丘塔遥遥在望，善于观察的他绝不可能错把楼阁式的虎丘塔误画为密檐塔。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南巡图》经历了绢本、纸本两度绘制，历时数年精细打磨，反复进行校勘审定，在良乡燎石岗、苏州虎丘山如此明显的位置，绝不会出现这般低级的绘制错误。是故，徐扬对昊天塔、虎丘塔进行如此处理，自有其深意。

塔湾汛廨，（清）徐扬 ：《乾隆南巡图》卷之《启跸京师》（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最后，使用排除法。倘若此塔并非昊天塔，则必是周边区域内的其他古塔。环顾房山，的确有一座明代古塔，在形制、层数上与《乾隆南巡图·启跸京师》所绘宝塔有几分相似。这便是姚广孝墓塔。被称为“黑衣宰相”的姚广孝，法号道衍，不仅在靖难之役中助燕王朱棣夺取天下，更参与了北京城的规划营建。永乐十六年（1418年），姚广孝在庆寿寺故去，“赐葬房山县东北”，至宣德朝墓塔竣工。可是，这座姚广孝墓塔位于青龙湖镇常乐寺村，偏离了乾隆下江南的御路，不可能被画师绘制在图卷之上。

综合以上三点，《乾隆南巡图》第一卷《启跸京师》中出现的宝塔，确系房山昊天塔。至于徐扬为何对昊天塔以及虎丘塔采取这种非写实的处理方式，另文详述。

昊天塔的性质及功用

在北京民间，尤其是房山良乡一带，千百年来流传着许多关于昊天塔的传说，主要与北宋杨家将的故事有关。由于五代时期，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导致北宋立国之后失去了北部屏障，长期与辽国在华北平原展开角力。今天北京西南的房山、良乡，河北涿州、定州、雄州、霸州、永清等地，彼时都是双方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

为了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宋、辽两国分别在境内建起了“了敌塔（料敌塔）”，长年有专人值守瞭望，以便及时发现敌情，为自己赢得宝贵的战略缓冲时间。北宋政府在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兴建了开元寺塔，俗称定州塔，“盖筑以望契丹”（《定州志》）；契丹方面则针锋相对，选择在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南区域）建起了昊天塔，“南眺涿鹿，举在目前”，瞭敌预警。巧合之处在于：昊天塔与定州塔不仅功用类似，且均为楼阁式塔，区别仅仅在于后者为十三级浮屠，比前者高出了近一倍。

苏州阊门内外，（清）徐扬 ：《乾隆南巡图》卷之《驻跸姑苏》（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昊天塔整体平面呈八角形，基座较高，为须弥座式，在束腰处刻有精美的佛像、狮兽以及花卉等浮雕。塔身自下而上逐渐收分缩小，各层之间有一尺高的塔檐，檐下施隐作斗拱。设计之时，在每层楼阁的南、东、北、西四面开有一座拱券式门洞，位于非正面的塔身则雕有辽代风格的直棱假窗。塔刹为八角形莲花座，上托宝珠。由于其军事瞭望作用，故昊天塔内部为空心，有楼梯供人拾阶而上，直到清代亦可。在瓜尔佳·斌良的诗作《新店途次望良乡塔》中，就曾回忆道“挥鞭笑指云中塔，曾记题诗在上头”（《抱冲斋诗集》卷十三）。晚清之际，徐子苓在《良乡塔上作》亦有“虚塔俯平郊，趺坐西峰对。禅龛炷晚香，泥佛支断臂”之语（《雪桥诗话》续集卷八）。由是可知，彼时的游人仍可登塔远眺。

作为北京地区唯一的楼阁式砖塔，昊天塔系辽代遗物，建于咸雍四年（1068年），为五级灰砖塔，“高十五丈，围十五丈”（《良乡县志》）。至元代，昊天塔已经成为良乡当之无愧的地标；名臣许有壬的《过良乡》开篇即是“不见良乡塔，于今十六年。我方添白发，尔自矗立苍烟”（《至正集》卷十三）。由是可见，无论是乾隆皇帝弘历六下江南，还是官员商贾、贩夫走卒进京、离京，无不以良乡塔作为标志，其作用相较于京东燃灯塔的“一枝塔影认通州”，亦不惶多让。时至今日，昊天塔依旧耸立在良乡东关的燎石岗（明代《顺天府志》记作“辽石冈”）上，周围被辟为公园，供周边居民和游客健身、访古。或许有细心的朋友们会注意到：在塔西南侧的密林深处，尚有“焦赞墓”“盗骨洞”等景观，后者便是传统京剧“红羊洞（洪洋洞）”的故事原型，向到此的游客述说着昊天塔与忠义杨家将的不朽传奇。

昊天塔与杨家将的传奇

目前已知关于昊天塔的戏曲、小说，主要脱胎于朱凯创作的元代杂剧《孟良放火盗骨殖》，又称《昊天塔》；在明代戏曲理论家臧懋循编纂的臧氏博古堂本《元曲选》中，即收入了《昊天塔孟良盗骨杂剧》。此外，在明代熊大木所著《北宋志传》，亦名《杨家将演义》的第四十四回《六郎议取令公骸孟良焦赞双丧命》，以及第四十五回《禁宫中八王祈斗无佞府郡马寿终》中，也涉及了“孟良盗骨”“三星归位”相关内容。随着京剧大师谭鑫培的《红羊洞》唱段，这段故事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据《宋史》卷二百七十二《杨业传》所载：雍熙北伐之际，潘美、杨业率部掩护四州百姓南迁，遭到辽军追击。杨业在陈家谷“身被数十创”，犹手刃数十百人，终因战马重创难行，被辽军所擒，“乃不食”，三日而亡；在戏曲、小说中“两狼山之战”，老令公撞死李陵碑便是脱胎于此。在《昊天塔孟良盗骨》的故事中，老令公的遗骸被辽国元帅韩昌（表字延寿）存放在幽州昊天塔的塔尖之上，每日让一百名兵卒每人向骸骨射出三箭，名为“百箭会”。此事并非完全虚构，而是取材于契丹时期流行的一种压胜仪式——射鬼箭，即以乱矢射杀战俘，“以祓不祥”（《辽史》卷一百十六《国语解》）。杨延昭知悉此事，悲愤不已，遂与孟良一同来至幽州地界。二人探知老令公的骸骨匣每晚由昊天塔下寺院的僧人保管，便潜入寺中，盗得骸骨。孟良断后，六郎则直奔兴国寺，“五台会兄”。到后来，杨五郎用计擒杀韩延寿。兄弟二人最终为父报仇，做了七天七夜的道场超度杨令公。

苏州虎丘塔，（清）徐扬 ：《乾隆南巡图》卷之《驻跸姑苏》（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不过，在许多的民间故事中，昊天塔内的骸骨实为韩延寿故布疑阵。真正的骸骨在塔西南的一处洞内，也就是后人说的“盗骨洞”。作为杨延昭的好兄弟，孟良、焦赞都希望为他分忧；最终决定由孟良赶赴幽州，焦赞协助六郎镇守三关。孟良身背宣花巨斧与火葫芦，一路北上潜入辽邦，来至昊天塔旁的洞内盗取骸骨。其间光线昏暗，加上深入敌境，难免使他心中惴惴，猛然间发现身后闪过黑影，疑为辽兵，举斧劈死。来者应声倒在血泊之中。待仔细看时，却是生死兄弟焦赞。原来，焦赞担心孟良孤身犯险，便尾随其后，一直来到盗骨洞中，惨遭误杀。孟良眼见酿成大祸，托人将老令公的骸骨带回交给杨延昭，自尽于昊天塔下。病中的六郎得到父亲骸骨，泪流满面，问孟良、焦赞何在？得知二人均已身故，延昭悲痛不已，撒手人寰，暗合《孟良盗骨》的另一个名字《三星归位》。

随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反映杨家将精忠报国精神的小说、评书和戏曲广为流传，杨延昭威震三关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不过，很多误读也在文本流转的过程中产生。比如，杨六郎并非老令公杨业的第六子，其本名亦非“延昭”。他之所以有“六郎”的称呼，只因久镇边塞使辽人惮之，视其为“六郎星（天狼星）”下凡，而非家中排行。至于其姓名，在《宋史·杨业传》的附传中，清楚写明有杨延昭“本名延朗，后改焉”，原因与宋真宗有关。作为北宋的第三位皇帝，真宗崇信道教，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自述神人托梦，告知先祖为赵玄朗（财神爷赵公明），追尊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庙号“宋圣祖”。如此一来，“玄”“朗”二字在宋代需要避讳。比如，唐玄宗被改称“唐元宗”“唐明皇”；杨延朗也只得改名“杨延昭”。此外，在流传至今的大部分元杂剧中，杨六郎也被称为“杨景，字彦明”，只因“景”“明”两字与“昭”互训。这种隐去真名实姓的做法，给作者进行艺术创作留出了更大的空间，避免引起争议。

其实，无论是杨六郎，还是孟良、焦赞，历史上不一定真的到过昊天塔；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在路过房山之际，远眺这座巍峨古塔，凭吊千年以前忠义杨家将的那段不朽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