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之巅观中轴

从平地到中轴线最高点，景山是如何形成的？

20世纪20年代，皇家禁园先后辟为公园。每逢重阳日，老北京市民好到景山公园登高。当时城中只有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几座“高层建筑”，均不超过七层。景山之巅高达43米，系北京城的至高点。

景山，1909年

站在万春亭上鸟瞰全城，南向映入眼帘的是贯穿一线的永定门、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殿、保和殿、神武门；北向映人眼帘的是贯穿一线的地安门、万宁桥(后门桥)、鼓楼、钟楼。这条南起永定门，北至钟楼，贯穿北京倒“凸”字形城区的“线”，被称为北京的中轴线。在青瓦灰脊的四合院烘衬下，这条由色彩辉煌的琉璃瓦组成的“线”特别突出。让登高者感到脚下的景山之巅是这条中轴线的至高点，亦是中心点。 

俯瞰北京城

以元大都而言，其北城垣在今北三环路外的土城，景山这个中心点偏于南；以明清而言，景山这个中心点又偏于北，均未能居南北之中。元大都、明清北京的西城垣、东城垣没有发生过变化，均在今西二环、东二环路。实测之，景山到西城垣的距离，比到东城垣多出了200余米。正因如此，由天安门到复兴门的公共汽车，比到建国门的公共汽车要多设一两站。

景山这个中心点于东西而言，亦未能居其中。景山不是中心点，南起永定门，北止钟楼的中轴线，也就不是北京城的“中分线”。轴到四周应是等距离，从测绘学的角度讲，这条中轴线是名不副实了。南起永定门、北止钟楼的中轴线，是一组在同一直线上的建筑群，从景山上俯看是一组人文景观，这组人文景观于钟楼之后“绝焉”。 

近年来研究北京中轴线的著述甚多，方家之言亦引起了不少老北京市民对“中轴线”的兴趣。多位老人向有关方面反映，北城墙内侧正对钟楼有一块汉白玉的石碑，该碑嵌入城体，从城下、城上均难看清碑文。20世纪60年代拆城墙时，石碑不知去向。如此碑能复出，对“中轴线”的研究一定会有所推动，甚至能解焉、明焉。

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迎接“十年大庆”，建成了从东西贯穿北京城的长安街。该街东起建国门西到复兴门。从两城门又向东西延伸，有神州第一街之称。侯仁之先生誉之为“人民的中轴线”。

八十年代的长安街

长安街是一条交通干道，所以许多人就产生了误解，认为从永定门到钟楼的中轴线也是一条交通干道。殊不知，在辛亥革命之前，正阳门至地安门之间多属“禁区”，民人“殊难行焉”。辛亥革命后，中轴线的永定门至天安门段成为了交通干道，景山北宫墙到鼓楼段亦然。也就是说，中轴线的景观之间，虽部分地段有交通干道之功效，但绝不是西方城市规划学中的中轴大道、辐射大道。

从总体上来看，北京城的中轴线是贯穿一线的建筑群，是一组人文景观。但景山未辟为公园之前，这组人文景观是养在深闺人莫识。无缘登上景山的人，也就无缘领略北京的中轴线。能领略之人，在皇家成员中大概也是少数。后妃们不能出内宫，重九登高，只能在御花园堆秀山上俯视全园。外臣更不可能登临景山，因为登景山即可“窥视大内”，坏了皇家的天威、天机。但不登景山，又焉能有赏识中轴线的眼福。

是中轴线上的至高点、中心点，景山与中轴线孰先孰后？关系又如何呢？

地理学家认为，永定河原穿过今北京城区，归入潮白河入海，北京城区的两座高峰——景山、北海琼岛均是河床中的“兀岛”，系西山余脉。永定河改道之后，故道演变成泽湖，这两座“兀岛”也就成为了滨湖“兀峰”。辽金时期，借湖山之美修建了行宫，形成了苑区。也就是说，景山出于大自然的手笔。但史载亦有其说，《万历野获编》([明]沈德符著)载:“鞑靼(蒙元)初兴时，有山忽坟起，说者谓王气所升。金人恶之，乃凿其山，辇其石聚于苑中，尽夷故地。元灭金都燕，以为瑞澄，乃赐今名(镇山)。”《西苑诗·序》([明]马汝冀著)亦云:“子城东北玄武(清改为神武门)门外，为大内镇山，高百余丈，周二里许，金人积土所成，旧在元大内。今林木茂密，其巅有石刻御座，两松覆之。山下有亭，林木藏翳，周多植奇果，名百果园。”从上述记载来看，金王朝移元王朝的“王气所升”于己苑，意在获之。但结果是“所移”成为了元王朝大内之中的“瑞澄”，亦成为对亡金的“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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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元年(1368年)明北伐军攻占大都，元廷退归塞上草原。朱元璋为了破北京的王气，下诏拆毁了元宫。时任工部郎中的肖洵奉旨到北平监督执行，肖洵著有《故宫遗录》一书，对元宫记之甚详。元宫拆毁后，废弃之物堆之于昔日的“瑞澄”之上。故明设石刻御座于其巅，意在镇之，仍名之为镇山，又名之“万岁山”，镇住北元之王气，大明江山也就千秋万岁了。

镇山又被称为“煤山”，据《万历野获编》载，“英宗北狩”之后，景泰帝在于谦的辅佐下即位，有效地进行了北京保卫战。瓦剌兵临城下之时，九门皆闭，都人担忧薪尽难炊。为了稳定人心，放出消息说，永乐迁都北京之时，积煤于北宫门外，堆丘成山。也就是说，镇山之下皆为煤。此说不胫而走，人心也就稳定了下来，而且代代相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期，城中乏煤，联军在景山五个亭子之旁竖井掘煤，但均无所获，此举亦证实了《万历野获编》言之不虚。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镇山成为了“明思宗殉国处”。明清易鼎之后，清毁明在镇山之巅所置石刻御座，并于顺治十二年改镇山之名为景山。意在表示大清自有开国的景气。乾隆是个堪舆学家，对王气龙脉的风水之说颇有研究。在山上建五亭，亭内置密宗的五方佛，此举可谓两得。借无边之佛法，一可震慑明之王气所余;二可震慑草莽王气再起。但老佛爷也无法阻止景山由禁园变成公园，历史的一页终于翻了过去。

综上所述，“景山”的“镇山”功效始之于金，历元、明、清均存。金中都时期，镇山位于中都东北部。元废弃金中都故城，在高梁河水系另建新都，称之为大都。大都系平地建城，但也没有将镇山规划为城市测绘学上的中心。明对大都城进行了改建——“缩北扩南”，此举之意仍在破坏元朝的“王气所遗”，但也没有将镇山规划为城市测绘学上的中心。“镇山”不居中，大概是受了传统“物极则反”思想的影响，城市的中轴线若与城市的子午线合一，“天下第一宅(皇宫)”就会“直冲子午线”，占尽天下之美，也就会招来天下之恶。

正因如此，太和殿也不是“正殿”，而是略有偏移。世间的皇帝，毕竟不是上苍的天帝，而是“天子”，只有天帝才能“居宇内之正”。所以太和殿也略为偏移，未敢正压子午线，以示儿子的谦恭。

夏禹传子之后，天下为家。窃天下为家私，实为天下第一贼。天下可“窃”也就可“抢”。贼人遇强盗，实属正常现象了。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无不亡的朝廷”，无论逆取还是正取，改朝换代是时之必然、势之必然。

综观一部二十四史，朱元璋得天下可谓正中之正。于汉族而言，系堂堂正正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于君臣之份而言，朱元璋没有食过元王朝的君禄，系“放牛娃”闹革命，草莽英雄奋起解民倒悬，堂堂正正地夺天下。但大明的神器还是归之于大清。其实不论正取，还是逆取，成者为王，登上皇帝的宝座后，均能为自己的皇冠找出合理性、合法性。“沐猴而王”也会有人称臣、高呼万岁。但稍有些理智的皇上，在飘飘然之中总能尚存一丝清醒。而在天道观的制约之下，这一丝清醒不可能产生“天下为公”的理念，只能产生对易鼎的恐惧，而摆脱恐惧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堪舆学中立竿见影地解决——“镇住王气”。但天下为家的时代，王气总是甚多。窥测大位的不逞之徒大有人在，志在取“祖龙”而代之者，何止刘项!进入“天下为公”的时代，王气消，民气升。王气成为了历史，民气浩然、滂然、凛然。浩然者大也，滂然者广也，凛然者不可犯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非虚语。

立于景山之巅眺望中轴线，并没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憾，而是有孔夫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但亦觉有所不足。所谓“不足”就是“缺点什么”。给中轴线添上一笔，古人不独美于前，今人续美于后，王朝易鼎，世道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