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院有盆景花木,古色古香,正房三间是客厅与书房,四壁书架上,多为线装书。用了两个听差(男仆),一口京片子,说流利纯正的北京话……他平时在家都穿长衫,客人来时还外加马褂……”仅凭这段文字,恐怕很少有人想到,作者谭伯鲁描述的是一个法国人在北京的生活。他就是过得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的铎尔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谭伯鲁随父亲谭熙鸿——北大生物系第一任系主任去拜访铎尔孟,在东城区新鲜胡同24号的四合院,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形。 铎尔孟在北京的家中。 铎尔孟这个名字,在中国一度少有人提及,然而在清末民初的北京,他的身影却处处可见:当过醇亲王载沣府上的法文教师,曾是袁世凯聘请的外国顾问,任教于北京大学……铎尔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说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晚年校译的一百二十回法语全译本《红楼梦》,更足见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钟情和精通。 铎尔孟不仅痴迷中国文化,还投身中法教育交流,推动中国学子留学法国。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而兴起的中法大学之筹办,就有他的一份功劳。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曾担任中法汉学研究所所长。 1937年北平沦陷后,中法大学开始酝酿南迁。为了避免中法大学校产被日伪政权侵占,1939年8月23日,法国驻北平领事馆领事雷恩向上海的法国驻华大使戈思默建议,在北平设立汉学研究所。两年后,在北平皇城根原中法大学校址内,“为谋沟通中法两国文化”的中法汉学研究所(CES)正式成立。精通汉学、人脉广泛的铎尔孟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者。与负责行政的杜伯秋一道,把战乱之中的汉学研究搞得有声有色。 中法汉学研究所大门。 铎尔孟(右三)与中法大学的创办者李石曾(左四)、贝熙业(右四)以及曾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麟玉(左三)等一起合影,他们都是民国时期中法文化交流的活跃人物。 汉学研究所设有民俗学组、语言历史组、通检组、图书馆等部门,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研究成果斐然,尤其是民俗学研究更引人注目。在留法学者杨堃的带领下,民俗学组搜集整理全国各地的4900余张神祃资料、350余件年画资料,拍摄照片600余张,其范围涵盖岁时风俗、习惯、礼节、服饰、居室、游艺及民间技艺等。 中法汉学研究所收藏的民间傀儡戏(即木偶戏)照片,图中正在表演的是“猪八戒背媳妇”。 研究所收藏的马上鞭锏门神。尉迟恭、秦叔宝分别手持鞭、锏,称之为“鞭锏门神”,这对门神均有骏马为骑,是为“马上鞭锏门神”。 除了学术研究,研究所还举办面向公众的讲座和展览,如“自然地理对于现代中国经济之阻力”“中国傀儡戏之起源及其发展”“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之法国汉学书籍展览会”“明代版画书籍展览会”等。其中1942年7月的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展出了各地各年代的中国民间灶神、门神、财神图像等93份,每一份展品都有中法双语说明。此次展览会原定自7月16日展出至31日,后因参观人数众多,又延长10天,至8月10日才告结束。 民俗组工作人员在准备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墙上已经挂起了展品。 正在准备展览会的中法两国工作人员。 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所在的主楼。 法文研究班也是研究所的一项重要工作。说是研究班,其实是法语夜校。夜校按学生的法语程度分为三个年级,每班人数10人至20人,班里前三名还可获得奖学金。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曾是夜校的学生。因为家贫,少年于是之十五岁就不得不辍学,做事养家,当他偶然在一根电线杆子上看到夜校的招生广告时,感觉简直是天赐机缘。他在后来的《幼学纪事》中回忆这段经历:“这个夜校简直是一座法兰西文学的殿堂。头一年照例是从字母念起,学些简单的对话和短文。第二年选文里可就出现了莫里哀和雨果。依次读下去,到了最后的一年,就读到了十九世纪末的散文和诗。教授讲得津津有味,学生们也听得入神……” 中法汉学研究所为疲于生计的于是之提供了一个“殿堂”,也为处在颠沛流离中的中法两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栖息之地。铎尔孟也因此遭到日本人的监视,为了给身边人减少麻烦,他索性闭门做研究,翻译《西厢记》《长生殿》,钻研《周易》,只在每周三下午出门办事,以至于被称为“星期三先生”。 1953年,汉学研究所关闭,铎尔孟亦孤身一人离开了中国。他带回法国的行李,只有毕生收藏的1万多册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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