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四合院、穿长衫、一口京片子、一手毛笔字，这个法国人为何被日本人监视？

“庭院有盆景花木，古色古香，正房三间是客厅与书房，四壁书架上，多为线装书。用了两个听差（男仆），一口京片子，说流利纯正的北京话……他平时在家都穿长衫，客人来时还外加马褂……”仅凭这段文字，恐怕很少有人想到，作者谭伯鲁描述的是一个法国人在北京的生活。他就是过得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的铎尔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谭伯鲁随父亲谭熙鸿——北大生物系第一任系主任去拜访铎尔孟，在东城区新鲜胡同24号的四合院，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形。

铎尔孟在北京的家中。

铎尔孟这个名字，在中国一度少有人提及，然而在清末民初的北京，他的身影却处处可见：当过醇亲王载沣府上的法文教师，曾是袁世凯聘请的外国顾问，任教于北京大学……铎尔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说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晚年校译的一百二十回法语全译本《红楼梦》，更足见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钟情和精通。

铎尔孟不仅痴迷中国文化，还投身中法教育交流，推动中国学子留学法国。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而兴起的中法大学之筹办，就有他的一份功劳。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曾担任中法汉学研究所所长。

1937年北平沦陷后，中法大学开始酝酿南迁。为了避免中法大学校产被日伪政权侵占，1939年8月23日，法国驻北平领事馆领事雷恩向上海的法国驻华大使戈思默建议，在北平设立汉学研究所。两年后，在北平皇城根原中法大学校址内，“为谋沟通中法两国文化”的中法汉学研究所（CES）正式成立。精通汉学、人脉广泛的铎尔孟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者。与负责行政的杜伯秋一道，把战乱之中的汉学研究搞得有声有色。

中法汉学研究所大门。

铎尔孟（右三）与中法大学的创办者李石曾（左四）、贝熙业（右四）以及曾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麟玉（左三）等一起合影，他们都是民国时期中法文化交流的活跃人物。

汉学研究所设有民俗学组、语言历史组、通检组、图书馆等部门，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研究成果斐然，尤其是民俗学研究更引人注目。在留法学者杨堃的带领下，民俗学组搜集整理全国各地的4900余张神祃资料、350余件年画资料，拍摄照片600余张，其范围涵盖岁时风俗、习惯、礼节、服饰、居室、游艺及民间技艺等。

中法汉学研究所收藏的民间傀儡戏（即木偶戏）照片，图中正在表演的是“猪八戒背媳妇”。

研究所收藏的马上鞭锏门神。尉迟恭、秦叔宝分别手持鞭、锏，称之为“鞭锏门神”，这对门神均有骏马为骑，是为“马上鞭锏门神”。

除了学术研究，研究所还举办面向公众的讲座和展览，如“自然地理对于现代中国经济之阻力”“中国傀儡戏之起源及其发展”“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之法国汉学书籍展览会”“明代版画书籍展览会”等。其中1942年7月的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展出了各地各年代的中国民间灶神、门神、财神图像等93份，每一份展品都有中法双语说明。此次展览会原定自7月16日展出至31日，后因参观人数众多，又延长10天，至8月10日才告结束。

民俗组工作人员在准备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墙上已经挂起了展品。

正在准备展览会的中法两国工作人员。

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所在的主楼。

法文研究班也是研究所的一项重要工作。说是研究班，其实是法语夜校。夜校按学生的法语程度分为三个年级，每班人数10人至20人，班里前三名还可获得奖学金。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曾是夜校的学生。因为家贫，少年于是之十五岁就不得不辍学，做事养家，当他偶然在一根电线杆子上看到夜校的招生广告时，感觉简直是天赐机缘。他在后来的《幼学纪事》中回忆这段经历：“这个夜校简直是一座法兰西文学的殿堂。头一年照例是从字母念起，学些简单的对话和短文。第二年选文里可就出现了莫里哀和雨果。依次读下去，到了最后的一年，就读到了十九世纪末的散文和诗。教授讲得津津有味，学生们也听得入神……”

中法汉学研究所为疲于生计的于是之提供了一个“殿堂”，也为处在颠沛流离中的中法两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栖息之地。铎尔孟也因此遭到日本人的监视，为了给身边人减少麻烦，他索性闭门做研究，翻译《西厢记》《长生殿》，钻研《周易》，只在每周三下午出门办事，以至于被称为“星期三先生”。

1953年，汉学研究所关闭，铎尔孟亦孤身一人离开了中国。他带回法国的行李，只有毕生收藏的1万多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