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的北京之行

佑胜教寺燃灯塔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居士，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胡适与鲁迅考证其为《西游记》的作者。而吴承恩与北京的渊源，或许鲜为人知——他曾三次到过北京“求职”。

　　嘉靖八年（1529年），吴承恩到淮安龙溪书院读书，以求功名，但科举屡遭挫折，直到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才被江南学政推荐到南京国子监就读。次年（1550年）补得“贡生”（举人副榜），遂到北京“谒选”（赴吏部应选官职）。

　　5月初，吴承恩从淮安下古镇乘船，沿大运河北上赴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一路上吴承恩走走停停，尽览沿途风景，登山东泰山、游天津杨柳青、逛顺天府通州城等，最后才抵达北京。时有李春芳、沈坤等好友招待。李春芳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与吴承恩结交已久。沈坤与吴承恩为同乡兼好友，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

　　6月初，吴承恩进京后，“谒选”之事不大顺利，毕竟只有“贡生”的“学历”，与“贡士”“进士”的“学历”相差较大，所以两个月没有结果。

　　这一年八月，北京发生了“庚戌之变”，即败退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在鞑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统领下，10余万铁骑长驱直入，于十六日从蓟镇进攻古北口，遂进犯京师，逼近安定门外，且围攻北京城三日。明廷主将仇鸾采取“坚壁”之策，任凭俺答汗劫掠京郊。俺答汗在饱掠之后扬长而去，由此给京城带来危机，也给吴承恩谋职之事造成很大影响。

　　好容易等到事情有了些眉目之时，吴承恩突然接到一封老家来的信，让他如五雷轰顶——15岁的儿子吴凤毛夭折。吴承恩是三代单传，如此打击使他难以承受，便要速返故里淮安。

　　临行前，他写下《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诗：

　　世味由来已备尝，鸥心宁复到鹓（yuān）行。

　　纵令索米容方朔，未必含毫象子长。

　　六月车尘惊客鬓，连宵乡梦绕山堂。

　　明珠有赠惭无报，系在罗襦（rú）未敢忘。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吴承恩第二次进京“谒选”，但一直在吏部“挂选”。好友李春芳父母于本年春来京邸，恰逢李春芳父亲七十寿辰，吴承恩参加了李春芳为父亲所办寿宴，并撰《元寿颂》为之贺寿。不过，对于吴承恩来说，在京期间最重要的事务，还是前往吏部探寻“谒选”之事。吏部为明清中央行政机构“六部”之一，其旧址在东长安街南面，大致为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位置。

　　据传，在京期间，吴承恩曾多次到京畿寻游，寻访过西山大觉寺、十方普觉寺（今香山卧佛寺），还到过通州佑胜教寺访禅。

　　佑胜教寺，俗称“塔庵”，位于通州城北，京杭大运河西岸，以燃灯佛舍利塔而闻名，乃大运河北京段的标志性建筑。该塔始建于北周末期（577-581年），唐代贞观七年（633年）复建，此后历代多次重建，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进行大规模修葺，并在须弥座束腰处镶有精美的砖雕，而每个角各安置圆雕力士神像。有的披铠甲执剑，有的袈裟合掌，有的慈眉善目，也有的凶相毕露，每尊神像都雕琢得惟妙惟肖。其中有一尊猪神像，肥耳巨嘴，硕鼻阔腹，形象十分逼真，令人想起《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关于《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的来源，历来众说纷纭。在中国上古神话中，猪为重要图腾之一；在佛教中，摩利支天的坐骑便为野猪；而在道教系统中，在唐宋时期便出现了由“北斗九神”演变而来的“天蓬元帅”。燃灯塔的这一猪神像，也可为我们探究猪八戒提供参照。

　　在北京滞留一段时间后，因“谒选”仍无结果，吴承恩已日渐拮据，只好辞京而去。

　　吴承恩第三次到北京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并在京暂居一年多的光景。经过初考、复考后，吴承恩终于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与当时著名学者、进士归有光，先后被朝廷委任。归有光任长兴县（今属浙江省湖州市）知县，吴承恩任长兴县丞（正八品，辅佐知县并经管粮、马税征方面事务），遂离京南下任职。此时，吴承恩已年过花甲，而多年来南北往返的奔波，终于有了一个较为完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