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是地球子午线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的子午卯酉与经纬历史（2）

北京中轴线是地球子午线文化遗产，是一条具有天文地理科学意义的文化遗产

1、北京中轴线的科学与文化意义

北京中轴线在科学意义上属于子午线的范畴，其知识概念就是地球的经度线，北京的现今经度为116.4度（ 116⁰24’），纬度为39.9度（ 39⁰54’），此约略数值正好坐落到了前门中国铁道博物馆（原前门火车站）东门外侧稍北处。若精准反映中轴线坐标，可根据经纬度地图或软件查询到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处，东经116°23′51.5″，北纬39°54′25.12″。

北京市区域位于东经115.7°—117.4°，北纬39.4°—41.6°，中心位于北纬39°54′20″，东经116°25′29″，总面积16410.54平方千米。

在历史文化意义上，北京中轴线则属于中国传统方位文化，涉及天干地支和四象八卦组成的二十四山方位观念和北极崇拜历史传统，北京的方位为子山午向兼壬丙，简单说就是不完全依托真子午线即子山午向的正线，而是南向偏东丙、北向偏西壬，稍微偏斜2度多一点，应具有磁子午线的背景。

二十四山方位图

根据北京城的建都历史，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方位格局形成于元大都，显著于明清北京城，即由如今申遗确认的中轴线上15处遗产点所表现的中轴线方位观。据最近首都图书馆“中轴线专题文献展”，“中轴线”一词最早出现在1944年梁思成先生编写的《中国建筑史》一书中。到了1951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梁思成的文章《我们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使“中轴线”一词走入大众视野。据朱祖希先生回忆，1951年4月，梁思成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写道：“北京的体形大部分是由于实际用途而来，又曾经过艺术的处理而达到高度成功的。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这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这就是后来为大家熟知的“北京中轴线”，梁思成可谓高瞻远瞩。

所以说，北京中轴线是一条子午线，并具有天文地理科学意义的文化遗产。其科学意义体现在为天地定位、为北京城定中、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定向和定时，为社会提供地理知识和时间服务；其文化意义在于拱极北辰以为君权神授、象天设都以为规范社会的运行，是中国农耕文化和节气时令文化的表现，还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即成为北京城的对称轴线以艺术性地安排和展现中国城市文化与建筑文化。

2、北京中轴线体现了中国方位文化的核心理念——北辰崇拜和子午观念

“中轴线”一词使用很晚，与之相当的“子午线”一词则比较早。子午线分为真子午线和磁子午线，真子午线是通过地球南北两极的方向线，向天指向北极星，在地是地球经度线，故又称为天文子午线，即地球大圆线；磁子午线简单说就是按指南针确定的南北方向线，因为有磁偏角存在，本质上是地球的磁极不固定，而且不与地极重合，所以大部分地区的磁子午线是偏离真子午线的。另外，磁子午线也不是北磁极和南磁极的地球大圆线，而是以各个地方的磁场强度形成的等势连线。

地球磁场等强度线（1590年）

中国子午观念的起源非常久远，源自北辰崇拜和大地方位思想，与更加久远的“地中”观念紧密结合，形成中国传统风水方位理论和“二十四山”方位体系。二十四山概念体系的形成时间，正如专家论证，当在使用指南针定向之时。如陈益峰提出《二十四山风水理论大约起源于南宋》的依据为：指南针成于北宋、罗盘出自南宋，故二十四山理论形成于南宋。此论断有些武断，因为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是发现了磁偏角，而指南针的使用应该比北宋早得多。

如堪舆三针的记载约在唐代，甚至还可追寻到晋代，唐人卜应天的风水名著《雪心赋》记：“立向辨方，应以子午针为正；作当依法，须求年月日之良。”再往前，东汉初年，哲学家王充在《论衡•是应篇》中首次记载司南：“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抵指南。”司南的发现其实还要早，应在战国时期，据说在河北磁山。更早的迹象是从商周以来发现的许多古墓和城池遗迹观察，其方位是鲜明的，而且多数不是指向正南正北的真子午线方向，推测古人有可能是凭借磁针定位的。

古人用磁针或司南罗盘测定的子午线实际上是磁子午线，它们与真子午线之间存在一个不大的磁偏角，这个伟大发现见于北宋两大学者。一是天文学家沈括著作《梦溪笔谈》（成书于1086-1093年间），在其卷二十四《杂志一》中记载：“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方家指风水先生，磁石磨针即指南针及其制作方法，指南为功能，微偏东即为磁偏角现象。沈括还记录了磁针的使用方法：“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二是在北宋庆历元年（1041年），司天监天文学家杨惟得著《莹原总录》中也提到指南针，并且与子午方向联系起来：“客主取的，宜匡四正以无差，当取丙壬针于其止处中而格之，区方直之正也。盖阳生于子，自子至丙为之顺；阴生于午，自午至壬为之逆。故取丙午壬子之间是天地中，得南北之正也。”文中的“的”为测定目标；“匡四正以无差”，即确定前后左右四面的准确方向（注意不是指东西南北的绝对方向），具体方法是“当取丙壬针于其止处中而格之，区方直之正也”，即将罗盘轻轻转动（取），使磁针刚好指向（止于）丙山正中（丙中）也即相对的壬山正中（壬中）位置，即为处中。因各山均占15度（周天360度除以24山），山中两侧距两山分界线各为半山占7.5度，以此连线并做标记，即文中“格之”，“四正”方位为方直之正，不是东西南北之正。这样就符合“阳生于子（壬占子前为至阴），自子至丙为之顺；阴生于午（丙占午前为至阳），自午至壬为之逆”的安排。然后，方可明确真正的南北方向，“故取丙午壬子之间是天地中，得南北之正也”，这里的“取”为判定，丙午壬子之间就是丙午两山、壬子两山的分界线，并以此分界线的连线作为正南北方向，与前述四正的南北线夹角为7.5度，这样“南北之正”即为正南北的真子午线。

由此看出，《莹原总录》给我们提示的是存在磁偏角，角度为7.5度，按作者所在司天监，地点不出宋汴京（今开封）地区。但7.5度显然偏大，其原因一是观测误差，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二是杨惟得将磁偏角用于二十四山风水方位，忽略微小偏差而“化零取整”的结果，不见得准确到一山的正中即15度的一半，只要磁针摆动在山内即可，这个可能性较大；三是基于风水学说如“抢阳”做法，这个做法再结合第二个因素，可能性最大。《莹原总录》是历史文献中明确提及壬子和丙午四山，是二十四山理论的第一次确切的记载。

还有北宋的朱彧，在其著作《萍洲可谈》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人类使用指南针为航船导航的最早的文字记录。据史料记载，1101年至1103年间，朱彧随父来到当时对外通商的大港广州。《萍洲可谈》记录了朱彧在广州的见闻。由此可以推知，我国古人开始利用指南针导航的时间不会晚于1103年。到了南宋时期，成书于1225年的《诸蕃志》记载：“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指南针在航海中的重要作用已经事关生死。同时代的诗人朱继芳对此有感而发：“沉石寻孤屿，浮针辨四维。”这“浮针”二字意味着当时使用指南针的方法是“水罗盘”法。

到了元代，赵友钦著作《革象新书》，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俗地介绍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和天文学成果的综合性著作。在第四卷《偏远准则》一节说到：“皆以北极为正北，日之随天而左（转），一准赤道而宗北极，故随地可为规，识景（影）以正其东西南北。......此术但凭天象推测，然世间有所谓指南针，若置偏地其所指者正午欤，抑偏午欤。若在偏地果指偏午，则二十四向随偏午而定，亦可用以测天。”此中的偏地指偏远地方而无其它可借助定位之物，偏午为偏向正午方向，即指南。

在《明史志·天文一》有：“指南针，术人用以定南北，辨方正位咸取则焉。然针非指正子午（即正南北），曩云多偏丙午之间。以法考之，各地不同。在京师则偏东五度四十分。若凭以造晷，冬至午正先天一刻四十四分有奇，夏至午正先天五十一分有奇。”按周天100刻，一刻为3.6度，冬至午正先天5.18度多，夏至午正先天5.43度多。北京磁偏角在元代约-2度多，现今约-5到-6度左右。磁偏角是动态变化的，有一定规律，但不是呈线性变化的。《明史》所记确为北京磁偏角度数的最早记录。

（来自网络信息，供参考）

3、北京子午线曾经是世界早期本初子午线之一

据李伟群《利玛窦在汉语外来词上的贡献：“子午线”“经线”“纬线”等》一文及相关资料看，利玛窦之后到徐光启，在中国明代的经纬度测量中已经将北京所在子午线明确为中经线，即0度经线（本初子午线）。到了清代康熙年间编绘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就是把北京（观象台）作为本初子午线，这也是世界最早的本初子午线之一，而且比1884年国际子午线会议确定通过的以“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要早170多年。

在中国几近一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很长时间观测的其实就是真子午线，是根据北斗星并找到北极点测定的。后来随着指南针的发明，人们发现了一个简便的“找到北”的方法，可是又发现了真南北和磁子午线是不一致的，如何协调这个矛盾，首先成为历代风水先生面临的大问题，并促进了测中定向技术的进步。

（且听下回北京经纬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