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绳首里城突遭大火，“琉球王国”是怎么变成冲绳的？

据《朝日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019年10月31日凌晨2时50分许，日本冲绳县警方接到报警称，位于那霸市的世界文化遗产首里城正殿起火。据那霸警方介绍，首里城正殿、北殿、南殿全部烧毁。

首里城，曾是独立的琉球王国宫殿所在地。2000年，首里城遗迹作为“琉球王国城堡遗产群”的一部分，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从“琉球”这个名字，不难看出它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古代汉语中，“石之有光者”谓之“琉”，“美玉”谓之“球”。琉球群岛，正是一串撒落在太平洋上的美玉。

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的琉球，依东北、西南走向依次由奄美诸岛、冲绳诸岛和先岛诸岛组成，蜿蜒1000公里，总面积4600平方公里。1372年（明洪武五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使来华，琉球正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此后500多年，中国与琉球始终保持着宗藩关系。

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大门，老大帝国自身难保，与周边小国之间的固有秩序也土崩瓦解。师法西方列强而迅速崛起的日本一步一步挑战着清王朝的权威，吞并琉球只是它计划中称霸全亚洲的第一步。

琉球呼救

1875年（清光绪元年），同治帝驾崩，光绪帝即位。在帝国时代，没有什么比新君登基更重要的事了。然而令清政府纳闷的是，作为藩属国的琉球对于如此重大的国家典仪竟毫无表示。

此时，琉球正面临着来自日本的灭顶之灾。

日本与琉球的纠葛，说来话长。1609年，日本萨摩藩主岛津氏出兵琉球，毫无武力防御能力的琉球束手就擒。萨摩藩强迫琉球向其纳贡。琉球从此成为中日两国的属国。只是，两个多世纪以来琉球并未向清政府言明其两属的尴尬处境，而相隔大海，清王朝竟也没有察觉。

1872年，日本明治五年。明治维新刚刚拉开序幕，日本国内还危机四伏，但日本已经显露出其对外扩张的野心。1872年，日本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来到琉球，软硬兼施地要求琉球王尚泰派使节团前往日本庆祝明治新政。不明就里的琉球使团刚到日本，就收到了明治天皇“琉球藩叙列华族”的表文。天真的琉球使节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日本已剥夺了琉球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强行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行政区。不过，日本明白若想真正把琉球攥在自己的手心里，光换个称呼还不够，割断琉球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

三年后，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以钦差大臣的名义来到琉球，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禁止向中国纳贡，禁止使用清朝年号，对华贸易由日本全权负责等。这个所谓的“改革”，就是要阻断琉球与中国的联系，把琉球的主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琉球王尚泰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日本人砧板上的鱼肉。琉球朝野把保存自己国家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

眼看日本陆军大将西乡隆盛率三万人马大兵压境，亡国在即，琉球王尚泰只有最后一步棋可走——派密使前往中国求救。1876年12月10日，尚泰的姐夫紫巾官向德宏与通事蔡大鼎、林世功等人，乔装改扮，躲过日本人的监视，乘一小船前往中国。由于风向不顺，向德宏等人的船竟在海上漂泊了将近半年，直到第二年4月2日才抵达福州。

到达福州后,向德宏等人拜见了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建巡抚丁日昌，呈递了琉球王的咨文，请求清政府代纾国难。收到琉球的求救信，何璟感到有点纳闷，琉球地瘠民贫，日本何必兴师动众要灭琉球国呢？对于琉球与日本的纠葛，无论是何璟还是总理衙门都抱着审慎的态度，因为就在几年前，中国刚刚吃过日本的亏。

 牡丹社事件

清朝御赐的琉球国王之印

1871年11月，一艘满载着土特产的琉球船只在海上遇到飓风，被刮到了台湾。66名船员奋力凫水，才算登了岸。万万没想到，他们闯入了台湾原住民部落——牡丹社的领地。台湾原住民生性彪悍，不但剥了琉球人的衣服，还把他们扣在了部落中。当琉球人试图逃走时，牡丹社生番大开杀戒，一下子砍死了54个琉球人。剩下的人一路狂奔跑到附近的保力庄，遇到当地汉民杨友旺才得以幸免。事后，亲历者陈阿三回忆那惊魂一幕时说：他们看到两个异族人惊慌失措地从森林中跑出来，似乎在呼救。阿和（杨友旺之弟）在地上写字问他们是什么人。两个异族人写道：我们是琉球人，同伴多人惨死于番人刀下。看到有救了，他们大声招呼藏在林中的琉球人赶紧出来。这时，牡丹社番人也循声而来。由于杨友旺平日与番人做生意，会说番话，他跟番人交涉，用酒、牛、猪、布等物品换回了琉球人的性命。

杨友旺把幸存的琉球人交给了当地政府。清政府历来视当地生番为化外之人，无法绳之以法，所以遇到生番杀害藩属国海员这类事，清政府往往都给受害者发一笔丰厚的抚恤金，再送他们回国了事。对于牡丹社事件的受害者，清政府也如此处理。

事情过去半年多了，来华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的日本外务大丞柳原前光突然在1872年5月11日出版的《京报》上看到了关于牡丹社事件的报道。柳原前光立刻写了一篇名为《琉球人在清国领土台湾被杀害，为鹿儿岛县参考》的报告寄回国内。牡丹社事件本来是中国与藩属国琉球之间的内部事务，可野心勃勃的日本却感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上表日本政府，要求率军出征台湾生番之地，为遇难的琉球人报仇。当然“报仇”云云只是借口，日本人真正的目的是以此试探一下清政府的反应，为侵吞琉球和台湾做个铺垫。

彼时，日本刚刚明治维新，国家尚无多大起色。国外列强环伺，国内矛盾重重，正是内外交困的时期。不过，那时他们已经把中国大陆作为对外拓展的主要目标。入侵台湾，吞并琉球，觊觎朝鲜，正是他们蚕食中国的一步步计划。然而，国力尚弱时他们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正是要看看中国的反应。

1874年5月，日本陆军大辅西乡从道率舰抵达台湾社寮港，与台湾原住民开战。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日本攻下了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等多个土著部落。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在热病侵袭下，日军也纷纷病倒了。

日军虽然已经打上门来，清政府兀自没有察觉。直到英国公使威妥玛致电总理衙门询问此事，清政府才如梦方醒。刚刚签了中日《修好条规》打算共同对付西方列强，日本人就出兵攻打自己，清政府感到十分莫名其妙。恭亲王奕訢为此事照会日本时，语气无辜地写道：“此次突闻贵国兴师赴台一事，就其真伪，本王大臣未敢深信其有无，若贵国真有此举，何故不先与我方商议？”

日本政府来华谈判的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硬是说，清政府既然管不了“台湾生番”，他们来管，他们要为自己的属民——琉球人报仇。

清政府第一次见识到了日本的蛮横不讲理。一向在外交上采取息事宁人态度的清政府，为了早点了结此事，竟然与日本签署了《北京专条》。在《北京专条》里，清政府竟承认日本此次为“保民义举”，“中国不以为不是”，并且赔给日本50万两白银，让他们赶紧撤兵。其实若论军事实力，当时日本还不是中国的对手，可清政府花钱买个清静的昏聩想法，却让外强中干的日本头一次挑衅就尝到了甜头。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王芸生先生称此次事件乃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更加被动的是，《北京专条》间接承认了琉球“两属”的性质，为此后琉球问题的交涉留下了隐患。

日本人刚为琉球“强出头”，琉球又来控告日本要吞并它，这不免让清廷困惑。琉球与日本到底是什么关系？清政府决定让即将赴任的驻日公使何如璋好好考察一下。

 “听之乎，何以为国”

赴日庆贺明治维新的琉球使节。

1877年12月，何如璋刚到日本，在神户港尚未下船，滞留日本的琉球使臣马兼才就乘夜色秘密登舟，哭诉日本欲吞并琉球的阴谋。琉球王在向清朝公使的求救密信中写道：“今日阻贡，行且废藩，终必亡国”。何如璋到达东京后，琉球官员毛凤来等又先后求见，请求清朝出面干涉，以救琉球危亡。听了琉球官员的陈情，又看了他们带来的琉、日之间往来文书的抄件，何如璋看清了日本对琉球阻贡在先、吞并在后的狼子野心。

1878年5月，何如璋通过对日本的考察和分析，向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写信谈了自己对琉球问题的看法：“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次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乎，何以为国？拒之乎，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口舌相从，恐无了局。然无论作何结局，较之今日隐忍不言，犹为彼善于此。”

相信每位读者读罢何如璋的这段分析，都会倍感唏嘘。因为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对中国的蚕食，正是循着这个步骤一步一步进行的。从明治维新初期，他们武力扩张、称霸亚洲的一盘大棋，就已经开局了。

经过对日本的考察，何如璋给清政府提供了上中下三策：上策为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中策为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为反复辩论，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这就是著名的“琉球三策”。

在何如璋看来，当然采取强硬措施是最好的选择，但总理衙门却觉得上策、中策都过于张皇不是不动声色的办法。于是他们选择了下策，指示何如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决不动武。

1878年9月，收到总理衙门指示的何如璋来到日本外务省，向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提出口头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戴东阳告诉记者，当时中国对日本的情况了解很少，准备工作也很不够，何如璋出使日本竟然连个日语翻译都没带。“当时清政府以为，日本已经全盘西化，官方用英语，带上英语翻译就行了。”实际情况与此相差甚远，何如璋跟寺岛交涉了几次都是鸡同鸭讲，说不清楚。不过，汉字大家都懂，何如璋在征得寺岛同意后，给日本政府送了一份书面照会。

10月7日，何如璋把一份措辞强硬的书面照会交到寺岛面前。照会中，何如璋引用历史证明了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并谴责了日本恃强凌弱的行为。他在照会中写道：“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

面对何如璋有理有力的照会，日本外务省理屈词穷。他们感到从法理人心上很难解释自己的做法，便抓住照会中“背邻交，欺弱国”等语句，指责这是何如璋对日本的“暴言”。寺岛要求何如璋收回照会，否则一切免谈。

戴东阳向记者指出，以往研究者们大多忽视了一个细节，日本外务省与中国使馆之间的信函，一般一天或者几天往复，而日本政府对何如璋的复照则拖了一个多月。从时间上不难看出，他们在反复评估清政府对“球案”的真实态度。几次会面中，寺岛反复问何如璋，这是清政府的态度还是他个人的态度？出使前，李鸿章曾嘱咐何如璋先以个人名义表示抗议，这样还有转圜的余地。因此何如璋表示，这是他个人的意见。日本方面似乎品出何如璋强硬立场的背后，并没有清政府的有力支持，因此他们决定抓住措辞问题，把态度强硬的何如璋踢出局。

就在何如璋与日本的交涉陷入僵局时，日军乘着新泻丸号汽船在琉球那霸港登陆了。1879年4月，松田道之向琉球王尚泰宣读了日本政府“废藩置县”的命令，宣布琉球国变成日本冲绳县。尚泰也被强行掠到东京软禁。

   半路杀出个格兰忒

琉球王国的王宫——首里城。首里城以红漆为主，南北走向，正殿的穹形设计是典型的唐式大门，与日本风格迥异。

一个月后，滞留福州求援的向德宏收到琉球人的密报，得知国家已亡。国破家亡，哀告无门。向德宏感到不能再在福州傻等下去了，他决定带着蔡大鼎、林世功等人上京陈情。从后来向德宏给总理衙门的陈情表中可以看出，他们一路北上走得并不太平。使节团走到上海，听说在华的日本特务为了阻止他们去北京求援，已经组织了暗杀队，要劫杀他们。琉球人的发型、服饰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明代汉服特色，迥异于长袍马褂、剃头梳辫的清人。为了躲过日本特务的暗杀，一干琉球人只好剃头改服，一路跌跌撞撞来到天津。在天津，向德宏先拜见了实权人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向德宏写道：“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虽糜身碎首，亦所不辞！”字字泣血，一个小国面临亡国之灾的彷徨与无奈跃然纸上，至今让人读之心酸。

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李鸿章还是决定采取审慎的态度，先观察一阵事态的发展再说。

与此同时，琉球国内百姓惨遭涂炭的信息也源源不断地传来。为了毁灭日本武力吞并琉球的证据，日本政府在全琉球范围内，收缴了过去行政机关的全部公文、账册等各种文字资料，企图销毁旧有政权的一切痕迹。琉球民众不甘心就此亡国，武装抗争之事此起彼伏。抵抗日军暴行的官民遭到严刑拷打，一些忠义之士自刎殉国。宫古岛上民众向中国求援复国的血书，至今仍保存在冲绳县立博物馆中。

向德宏见国内形势十万火急，而李鸿章又态度暧昧。他决定派毛精长、蔡大鼎、林世功等人，去北京找总理衙门求援。面对琉球人的泣血哀告，恭亲王奕訢也是左右为难。一方面，清政府已经自顾不暇，不太想管琉球的事；另一方面，面对藩属国的求援，老大帝国又一时放不下宗主国的面子。正在踌躇时，李鸿章听说不久后美国前总统格兰忒（今译格兰特）将造访东亚，打破琉球事件僵局的希望能不能寄托在格兰忒身上呢？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格兰忒曾任联邦军队统帅，并代表联邦政府接受了南军罗伯特·李将军的投降。南北战争后，格兰忒于1869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直到1877年方才卸任。卸任的格兰忒，1879年带着妻子来远东旅行，目的地就是中国和日本。别看格兰忒已经卸任了，但他在国际政治领域有很大影响力。而且，日本的明治维新主要是因美国入侵推动的，日本人对美国人可谓惟马首是瞻。李鸿章觉得，如果说服格兰忒来调停“球案”，不怕日本人不就范。

格兰忒刚到上海，李鸿章就两次给总理衙门写信道：“格兰忒不久将由上海出发，途经天津而至北京，应以礼优遇接待”，并“以此为机，与格兰忒谈话，以求他日琉球问题公评时，助我一臂之力。”

恭亲王奕訢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1879年6月3日，格兰忒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他就会见了格兰忒。会谈中，格兰忒大方地接受了奕訢请他调停琉球问题的请求。

可格兰忒到日本以后，情势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8月1日，格兰忒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两国应该彼此互让，庶不至于失和，似不再请他国出为调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要置身事外的意思。

表面看，格兰忒还是在和稀泥，但实际上他的天平已经偏向日本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日本人给格兰忒喝了什么“迷魂汤”呢？前几年学者戴东阳在日本访学期间，偶然看到一份资料，这才揭开了谜底。戴东阳告诉记者，在日本一所大学的图书馆中，她偶然发现日本人宫岛诚一郎给日本政府的报告，报告称，他曾从中国驻日使馆工作人员沈文熒口中得知，美国前总统格兰忒不日将访问日本，格兰忒已接受清政府的委托，要调停琉球问题。

戴东阳说，沈文熒倒不是故意要泄露情报，只是当时中国的外交还很不专业，使馆工作人员往往是些在国内不得志的落魄文人，他们缺乏对外交往的经验，更没有保密意识。沈文熒是个传统的中国文人，爱好吟诗作赋。日本自古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许多日本文人汉诗做得非常好，他们经常来公使馆拜访沈文熒切磋汉诗，彼此之间有不错的交情。然而，沈文熒不知道这些交流汉诗而来的日本文人们，同时肩负着另外的使命。当宫岛诚一郎在闲谈中探知格兰忒已经受中国政府之托，前来日本调停琉球问题后，马上报告给了日本政府。

日本右大臣岩仓具得到情报后非常重视，他立刻报告政府：“今格兰忒将琉球之事奏陈圣上，又忠告政府，然不知其乃受清廷之请愿而为其周旋。今得此言，实需仔细考虑，则我须先采取措施。”

于是，日本政府开始紧锣密鼓地布置起对格兰忒的接待工作。1879年7月3日，当格兰忒乘坐军舰“里奇蒙德”号驶入横滨港时，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欢迎。明治天皇亲自出面宴请格兰忒，还把自己的海边行宫腾出来给格兰忒住。日本政府要员陪着格兰忒在日本度假胜地日光山又吃又玩，好不惬意。别看宾主相处甚欢，但对于琉球问题日本是毫不让步，格兰忒的随员杨越翰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提到，格兰忒在日光山游览途中，曾经与日本内务卿伊藤博文和陆军卿西乡从道晤谈了3个小时。对于琉球问题，伊藤和西乡始终“默然不发一语”，仅表示回去同政府商量。

调停没什么进展，但明治维新后日本蒸蒸日上的景象，却给格兰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他写道：“我看亚细亚，只有中华、日本可称两大强国，甚盼两国各设法自强，诸事可得自主。日本气象，似一年兴旺一年。中国人民财产本富，自强亦非难事。”格兰忒先后游历中日两国，两个国家的精神风貌高下立判。日本虽然明治维新刚刚几年，但军队整肃，人心向上，的确是一副奋发向上的状态。相比起来，中国虽然洋务运动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整个社会和人的状态没多大改观，还是一派暮气沉沉的模样。从感情上讲，格兰忒也会更加倾向于师从西法的日本。

不久格兰忒给李鸿章写信道：“我到日本以后，屡次会晤内阁大臣，将恭亲王与李中堂所托琉球之事，与北京、天津所闻，情节微有不符。虽然不甚符合，日本确无要与中国失和之意。在日人自谓琉球事系其应办，并非无理；但若中国肯让日人，日本亦愿退让中国。”

显然，格兰忒的调停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虽然日本对他极尽殷勤，但他毕竟是个卸了任的总统，东亚之行也不带官方色彩，因此日本方面对他只是虚与委蛇罢了。为了挽回面子，他在信中对李鸿章抱怨，中日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主要因为何如璋在照会中措辞过当。

不过，他的随员杨越翰却不这么认为。杨越翰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公正地写道：“何公使照会一节，此系细故，球事未来了结与否，及如何了结，与照会无干，可以不必追求。”杨越翰分析，日本政府不肯让的原因是，明治维新后失去特权的武士阶层生活贫苦，“惟愿日本与别国动兵，伊等有事可做。”事实上，日本是从一开始就制定好了吞并琉球的既定方针。

 分岛改约

琉球人自古便是汉家打扮。

格兰忒在日本停留了两个多月，也没提出什么具体调停方案。1879年9月3日，他便归心似箭地从横滨港登船回国了。临行前，格兰忒给李鸿章写信劝道：“譬如两人行路，各让少许，便自过去，无须他人帮忙。”

格兰忒走后，双方虽然同意重新开启谈判，但很长一段时间，却都没有再派人员接触。中国方面本来就没什么通洋务的人才，总理衙门担心如果派出一个腐儒，闹出笑话反而失了体统。日本方面也端起架子来。这么一来两相矜持，成了不来不往之局。

僵了几个月，一位自称是“日本闲人”的竹添进一郎，以个人名义找到李鸿章斡旋。那时中日两国语言虽然不通，但是通过汉字还是能够传情达意的。李鸿章和竹添见面后，令诸人回避，两人关在小屋里秘密笔谈。竹添写道：“今日之天下，非昔日之天下。有虎狼之国，无一日不欲逞志亚细亚……贵国地方广大，四疆之地不易把守。乃如伊犁，又与露有疆吏之争，未闻其结局。正值此时，琉球有外患，恐贵国鞭长莫及。”

把吞并琉球的野心说成是给中国分忧，帮助中国看管边疆。竹添的巧舌如簧，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不过，这段话戳到了李鸿章的一个痛点——此时在中国西北边境的伊犁正爆发着一场危机。    

1871年7月，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俄国趁乱以“安定边境秩序”为由出兵占领了伊犁地区。清政府多次交涉，沙俄拒不撤兵。1876年，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进军新疆，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击溃了阿古柏的军队，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领土。

然而对付拥有强大武力的俄国，清政府只能走外交途径一条路。1878年6月，清政府任命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沙俄谈判收复伊犁事宜。可没承想，崇厚谈了一年多，竟然稀里糊涂地签了个《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吉亚条约》）回来。按条约的规定，俄国倒是把伊犁还给中国了，可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广大的疆土，竟然拱手让给了俄国。此外，崇厚还答应了开通陆路通商线路、赔偿500万银卢布（约合白银280万两）军费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款。

崇厚带着《交收伊犁条约》回到北京，国内舆论一片大哗，清政府也急了，指责崇厚“俄人与崇厚所议约章，流弊甚大”，拒绝批准该条约，并把崇厚下了大狱。俄国一瞧自己的如意算盘没打成，立刻剑拔弩张，向中国西部边陲和沿海集结军队。1879年至1880年间，中俄双方火药味极浓，大战似乎一触即发。此时，清政府最怕的就是俄国与日本联手对付中国。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俄国军舰还到日本长崎买了50万元的煤，这下更让清政府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联想。为了避免日俄勾结，清廷内部“快速解决球案”的呼声日益高涨。

日本人也看中了清政府息事宁人的心理，让竹添进一郎向李鸿章抛出了“琉球二分方案”，即把琉球群岛最南端的宫古、八重山两岛给中国，其他部分归日本。但是，这两个岛也不是白给，日本方面提出修改中日《修好条规》，要跟西方列强一样在中国内地享受通商权。这就是所谓的“分岛改约”。

 未了的“球案”

1785年日本人林子平在《三国通览图说》中画的琉球三十六岛图。这些地图制作精细，与现代制图法一样以颜色划分区域。琉球属地皆用橘黄色，日本部分用淡绿色，中国部分则是用粉红色来表示，以色区分，国与国之间的分界自然一目了然。

日本人把琉球问题跟改约搅和到一起，大有讹诈之意。李鸿章极不满意，但是考虑到来自俄国人的威胁，又怕跟日本纠缠下去没个了局，他还是倾向于喝下这杯苦酒。不过，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明确表示，中国不能要琉球两岛，还是应该把它们还给琉球人。让琉球王尚泰把宗庙迁到这两个岛去，也算为琉球人保存了香火。

琉球人得知这一方案大失所望。他们告诉清政府，宫古、八重山两岛乃是不毛之地，在那里生活都极其困难，更别说保留宗庙了。

关于要不要接受琉球分割方案，清政府内部也产生了严重分歧。赞同一方认为，这样可以快速解决与日本的纷争，防止日俄联手夹击中国；反对一方认为，这样一来会让中国丢掉宗主国的尊严，使得朝鲜、越南等藩属国对中国失去信心，转而依附日本。右庶子陈宝琛上书指出，日本“视我之强弱而已。中国而强于俄，则日本不招而来，中国而弱于俄，虽甘言厚赂，兴立互相保护之约，一时中俄有衅，日本之势必折而入于俄者”，“今我若轻结琉球之案，则俄人有例可援，中国无词可措，以俄兵取高丽，如汤沃雪，而其势与关东日逼，非徒唇齿之患，实为心腹之忧。祸延于朝鲜，而中国之边更及矣”。可以说，陈宝琛的看法极有见地。自以“牡丹社事件”为由出兵台湾以来，日本就是用一次次挑起事端的方法来试探清政府的反应与实力。在这种博弈中，日本权衡着自己与中国的力量对比，有条不紊地推动着自己蚕食中国、称霸亚洲的计划。

与此同时，琉球人反抗日本人殖民统治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申报》曾以“琉民恶日”为题报道了几个典型事例：琉球一山林着火，烧掉当地百姓40余间房屋。日本官吏欲用米赈灾，琉球人却拒不受领。又如，一常年驻华的琉球官员回国宣传“清国有意出援兵”，立刻遭到日本人的逮捕……

一边是清政府对“分岛改约”的暧昧态度，一边是国内不时传来的日人暴行，来华请愿的琉球使臣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与无助。当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签署“球案条约”的消息时，在华奔走呼号几年的琉球使节林世功在总理衙门前挥剑自刎。

事实上，清政府并没有如林世功听说的那样与日本人签订“球案条约”。1880年2月，经过驻英公使、钦差大臣曾纪泽的斡旋，清政府不但要回了伊犁地区，还挽回了崇厚拱手让给俄国的部分主权。2月24日，中俄《伊犁条约》、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及其附件签订。一度剑拔弩张的中俄边境，暂时恢复了平静。来自俄国的威胁解除了，清政府正式否决了《球案专条》。在中国坐了几个月冷板凳的日本公使宍户玑，只好灰溜溜地回国了。

此后的若干年，中日双方虽然也曾试图重开谈判，但一来双方主张相去太远，二来比琉球对中国意义更重大的藩属国越南、朝鲜先后发生危机，中国与周边国家维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宗藩关系，面临着西方列强全面的挑战，清政府也就无暇再处置琉球问题了。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被这个曾不放在眼里的蕞尔小国日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琉球才最终划给日本，成为了冲绳县。

参考书目：《琉球亡国史谭》、《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何如璋传》、《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对华回忆录》等。感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戴东阳的学术支持。

文|黄加佳

图|罗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