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四大老药铺，各有哪些绝活儿？

大概因为北京城最大的药王庙在城南，就在天坛附近的东晓市，建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和乾隆三十年（1765年）又两次扩建。似乎有药王爷神明的启示和保佑，在老北京城，很长一段时间，药业发达几乎都在城南。

药铺最早分生熟两铺，生铺是采购来大批药材后用古法炮制之后批发，熟铺是再作精加工后卖成药。像讲究有四大花旦四大须生一样，清末卖药的生铺，也有四大药行之称，均在城南：花市上头条的隆盛和天成、花市上二条的惠风、打磨厂的天汇。那时这样的药行有北方帮、南方帮之分，隆盛便是北方帮，药材多采自中药材古地河北安国；天成也是北方帮，主要经营麝香；惠风是宁波帮，主要经营白术、元参等；天汇是广帮，专从川广进口的黄连、厚朴、杜仲、羚羊等贵重药材。后来在打磨厂又开了一家益城，一并合为五大药行，称雄于北京药业市场。

这五大药行中，打磨厂就占了两家，足见打磨厂在药业市场举足轻重。其实，这只是五家大药行，其余中小药行，在当时的城南不下百余家，仅打磨厂就有庆和、永恒、元亨、天和、祥泰、恒记、福记、大中、东北、广晋通、广升远十几家。我小时候家住打磨厂，那时虽看不到药行遍地、药香满街的风光，但其中的恒记药店一直开到上世纪60年代，是街坊们买药的首选之地。前些日子去那里，那个高台阶的药店还在，房顶的木梁彩绘油饰一新。

最早生熟两铺是相互并存发展的，熟铺渐渐做大，将采购炮制与精细加工于一体，取代生铺成气候，是清末民初的事。北京城后来称之为的四大药铺：同仁堂、鹤年堂、千芝堂、万全堂，便是这时造就的名声。

同仁堂是龙头老大，同仁之名取自《易经》，意为无论亲疏远近一视同仁，讲究一个医德。清末竹枝词中，有“都门药铺属同仁”和“买药逢人问乐家”之句流行。可以想象，全国各地前来买药的人趋之若鹜。同仁堂开业于康熙八年（1669年），门脸在大栅栏，制药厂在打磨厂，祖上是从浙江来京手摇串铃的游医，又称铃医。到了乐显扬这一辈，成为了清太医，时转运来，他将祖上的秘方和宫廷的秘方结合一起，创办了同仁堂。自雍正初年（1723年）起，就特制宫中御药，据说现在故宫里还有老佛爷吃剩下的同仁堂的乌鸡白凤丸。因是制御药而获有特权，可以预支官银，调高药价，同仁堂的地位不可一世，说是官商，未尝不可。

万全堂，开在明永乐年间，比同仁堂的年头还老，传说曾经是乐家祖上的买卖，后来乐家把它当成女儿的陪嫁赠予他人，才改换门庭。民国期间，万全堂有京城名医杨绳武题写的对联“万国称扬誉广三千界，全球景仰名垂五百年”，足见其五百年悠久的历史，所以有人说，是先有万全堂，后有同仁堂。万全堂门脸开在崇文门外路西巾帽胡同南，高台阶下就是原来的8路公共汽车站，那时候上中学，我常常要走到这里坐车，天天和它打照面。据说堂中有一副有名的抱柱联：“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讲的是医德，我没有看见过，但门外正中间两块相连的通天大匾上有“万全堂乐家老铺精制饮片丸散膏丹仙胶露酒”的金字，每天都晃着我的眼睛。我印象最深的，是1959年在崇文门外拍电影《青春之歌》，因为万全堂的高台阶上看得清楚，我和好多人挤到上面。那大概是万全堂从来没有过的壮观了。

鹤年堂的名字很雅，取《淮南子》中“鹤寿千年，以极其游”之意。“鹤年堂”三个字相传是严嵩的手书，后来败落之后流落在外，被药铺的老板得到，觉得这字苍劲有味，就当成了自己药铺的名字。鹤年堂是明嘉靖末年创办的老字号，据说大门两侧最早有忠臣戚继光书写的“调元气”“养太和”的配匾，堂中有曾经因上疏严嵩五奸十罪而被害死的另一位忠臣杨继盛书写的抱柱联：“欲求养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蓄家。”现在虽然看不到了，但只要一想，将两位忠臣和一个大奸臣的字放在一起展览，不知道当年老掌柜是不因人废字，还是故意让人们做个对比联想？

鹤年堂的位置不好，在菜市口，过去杀人地方。不过，即使如此，鹤年堂依然生意火爆，一度和同仁堂平起平坐。

千芝堂也是开在明末之年，但规模远不及同仁鹤年两堂。千芝堂取“世有千芝，天下共登仁寿”之意。这意思，不是取自古训，而是千芝堂留存下的药目中的话。有传说千芝堂藏有千万支灵芝，我看大概只是传说，未必可信。千芝堂真正发达是清光绪七年（1881年），搞药材批发的吴霭亭花了两千两银子买下千芝堂，现存千芝堂的匾额就是吴霭亭自己书写，店开在花市口南，两层木制阁楼，一直挺立到1992年建金伦大厦时易地。吴聘请懂药材又懂制药的王子丰当掌柜。王极其精明，八国联军进京时低价大量收购有钱人家存的参茸，战后再原价卖出；把当时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请来坐堂，一下子将千芝堂经营得风生水起，晋级京城四大药铺的行列。

当然，京城四大药铺，历来说法不一，其中一说是把庆仁堂归入四大药铺之内。因此，有必要说说庆仁堂。论历史，庆仁堂，成立得很晚，是王子丰自恃开创千芝堂有功，和吴霭亭闹翻之后，在崇文门外大街的路东偏北，自立门户，开了这家庆仁堂。一样的雕梁画栋，与千芝堂锣对锣鼓对鼓，唱起了对台戏。庆仁堂取“庆有延年益寿，仁心普济万方”之意，匾额请清末举人汪竹清书写，不输于吴霭亭的字。王子丰为自己这家药铺特意命名为“庆仁堂参茸庄”，这意思很明显，参茸庄要比药铺高一档次。那是1912年的事。1917年，王子丰又在珠市口南开设南庆仁堂，以后陆续在虎坊桥开西庆仁堂、在东四开北庆仁堂、在前门大街开庆颐堂（后长春堂店址），全市7个连锁店，生意越做越红火。

还要特别说一下德寿堂。为什么？因为城南原有的大小老药铺上百家，包括四大老药铺（同仁堂1900年被火烧，万全堂、千芝堂和鹤年堂，分别在1992年、1993年、1999年被拆），都没保留下来。现在，不要说城南，就是全京城的老药铺，只有德寿堂硕果仅存，在修建两广路时和阅微草堂一起留存下来。它那三层小楼，样式是西洋的，琉璃等装饰是传统的，尤其是三层的钟楼和左右城门门洞，还有一列小火车穿越其间，可谓是中西合璧式样了。德寿堂留给我们一份老药铺活标本，真的难能可贵。德寿堂创办比较晚，1921年先在南小市开张了五间小房，1934年在现今两广路上建成了这三层小楼。它的老板康伯卿原在乾元堂药铺学徒，偷学得一点儿制药手艺，卖点儿眼药棍、万应锭之类的小药，夹包串巷，赚一些辛苦钱。那时，这样的小药都是平民百姓的常用药，我小时候还吃过万应锭呢。凭着锲而不舍，积少成多，康伯卿把最初那五间小房，渐渐扩展到三层小楼，还在广渠门外买了11亩地，养鹿百余头，专门提取鹿茸。他研制的康式牛黄解毒丸，曾经风靡京城，应属后来居上。

最后，要说一下西药房。清末西风东渐，京城最早的西药房叫老德记洋药房，于1898年开张，比1903年北京最早开业的得利面包房早5年；比1918年伍连德创办的京城第一家西医院中央医院，更早20年。可惜，它选的地方在大栅栏，1900年就被一场大火烧得片甲无存。

不过，西药房既已进入北京，是野火烧不尽的。1924年，离当年老德记洋药房不远，在大栅栏街口对面的前门大街路东，五洲大药房开业，占地比老德记大多了，是北京城当年最大的西药房。它的创始人是黄宗羲后裔黄楚九。从我小时候直到从北大荒返京，那都还是药店，我常常到那里买药，包括我买下的第一个温度计。那是一座二层的白色欧式小楼，里面和中药铺的高柜台、长抽屉式药箱的格局大不相同。

这家西药房，十几年前改名叫全新药店，依然还卖西药。它和老同仁堂中药铺相互呼应，如同在中国画墨汁淋漓的渲染之中，多了一笔西洋油画的色调。如今，这座小楼还在前门大街，但不再是西药店，而改作他途。只有楼顶上的老钟还在，顶着日光与月光，指示着与世界相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