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王府井书店的“购书狂潮”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两年里，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没有“四季”，或者说四季都洋溢着“科学的春天”、“文艺的春天”这样的气息。就连我们这些当年不过十几岁，没有什么阅历可言的孩子，也能感受到一种万象更新的气息。所谓“新气象”、“春天”云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封尘了整整十年的旧的事物和现象的复苏。如1977年，从年初《天山的红花》《秘密图纸》《翠岗红旗》等影片的公映，《南泥湾》《洪湖水，浪打浪》等歌曲的登台演唱，到十月高考制度的恢复，概不例外。而第二年1978年的五一劳动节，对于读者而言，尤其值得回味。

       这天一早到过王府井的游客，都见识了这样的场面：开门前数小时，新华书店门前已是人山人海。营业时间即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一批被解禁的老版中外名著，将正式重印发行。读者是事先从各种渠道探听到消息后，一大早赶来排队的。我当时也在排队的人流中，抬眼一看，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无所谓职业、年龄、性别，蜂拥而至。几个“顽主”模样的年轻人在维持秩序，他们显然不是书店的员工，也不是书店的顾客，而是路过这里，见人潮汹涌，主动过来充当“志愿者”的，他们把秩序维持到书店开门后，才欣然离去。这种情景，在今天是见不到了。

       接下来，人潮演化为几近“疯狂”的抢购潮。倾囊而出者、打捆而入者比比皆是。不仅王府井书店，当天北京各家新华书店都上演了这一幕，“书香”弥漫着首都的大街小巷,随处可闻。这些名作，书是新的,版本却是旧的，是50年代或60年代的出版物，品种以曾经广为流传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为主，例如《唐诗选》、《宋词选》、《子夜》、《家》、《九三年》、《大卫·科波菲尔》、《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夜》等等。书价之低,现在听起来可以用一个书名来形容——《天方夜谭》《悲惨世界》（一）0.98元，《欧也妮·葛朗台》0.54元，《高老头》0.73元。假如经济条件允许你拿出一个月的吃饭钱(15元上下)或者更多，便可以放肆地大买特买，事实上许多人也是这么做的，不及中午，各书店的进货基本销售一空，不少人钱没带足或闻讯已迟下午再进书店，只能去体会“扑空”的滋味了。

       我的一个邻居当年20岁出头，当兵复员没几天，他费了半天的工夫，从父母手里“磨”出十块钱，午饭后骑车从礼士路到西单到王府井一路跑了三四家书店，也只买回一套《希腊神话和传说》排队买书在当年不是什么稀奇事，一年前《毛选》五卷出版时，王府井书店也排起过长队，后来刘心武在名噪一时的小说《爱情的位置》中，刻意设计了一个让男女主人公在王府井书店排队买《毛选》时不期而遇的场面：十多年前的1965年10月，《欧阳海之歌》一出来，用作者金敬迈的话说，王府井书店（老店）也出现过“排队买书的长龙”。但这次不同于以往。读者不是冲着某一本或某一种书去的他们事先甚至并不清楚这批重印作品的书目。出现如此无具体目标的购书湖恐怕史无前例，由头则在于十年前，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出版物，重者成为“大毒草”，被狠批特批，轻者也列在“封资修”或“黄色读物的名下，打入冷宫。也就是说，上面提到的以及更多未及提到的作品，在书店整整断档十年，当中劫后幸存于个人手里的，大多也沦为传来传去的“地下阅读”境地，终至没头没尾、里外泛黄。书乃“精神食粮”，对于饱受十年精神饥渴煎熬的爱书人而言，费尽周折借阅没头没尾的旧书不知吊过多少人的胃口，一旦它们重见天日，以崭新的面目赫然摆在书店的柜台上，出现这样一种“狼多肉少”的争抢局面，是势所必然的。

       最早的王府井书店叫新华书店北京分店王府井门市部。1950年，新华书店北京分店购入王府井大街14号的一栋四层楼房，王府井门市部迁入临街的一层营业，建筑面积600平方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书店。1970年4月22日，新扩建的王府井书店落成营业，总面积达3600平方米，翻了六倍，为当时亚洲之最。新王府井书店和隔壁的工艺美术用品商店是前后脚建成,两店的临街距离都比其他建筑后移几十米，因而门前是一片不小的空场，如此设计大概是出于以后拓宽王府井大街的用意。那时新华书店都不开架,颇费眼神,后来华君武还画了一幅顾客用望远镜隔着柜台看书名的漫画，以督促书店改进经营方式。所幸上世纪70年代初逛新华书店,眼神再好也用处不大,因为除了马恩列斯毛和鲁迅的著作以及几个样板戏的剧本外,只有浩然等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还允许出售。新王府井书店一共四层，一二三层对外营业，三层出售美术作品、宣传画、地图,一二层卖书。“九一三”事件后,“出版口”恢复运作,在王府井书店相继可以买到重印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新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高玉宝的《高玉宝》、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冠以“青年自学丛书”的知识性读物,以及一些新创作的小说,如《海岛女民兵》、《逆心锁》、《难忘的战斗》、《桐柏英雄》《征途》《闪闪的红星》等等。但毕竟是“文革”年间，这些新作品普遍难脱脸谱化的框框，品种也欠丰富,经典性更谈不上。王府井书店规模虽大，却没有多少文化含量。概而言之，名实难符。书店二楼曾一度辟出一个阅览室，供读者消磨时间。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78年五一节，终于迎来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一天。此后,王府井书店也随着品种的日益丰富和时间的流逝由“新”而“旧”。1978年“五一”，以及别的时间购自王府井书店的书，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读者,谁家的书架上没有几本呢?

       和以前及以后的孩子相比，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被认作“被耽误了的一代”，账都算在了“四人帮”头上。有个看似奇怪实则必然的现象，中小学教育早就进人正轨，和当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无论家长、老师、孩子，都把教育视为大事中的大事，或者说头等大事。但花了不少钱，费了不少劲，今天的孩子身上的素质或曰文化含量却不尽如人意，远不如六七十年代不思学习的孩子。

       我的朋友李春林、王小琪夫妇的女儿一直是人大附中的好学生，后来考进北京大学。他们告诉我，还是哪哪都不如他们的小时候。高校里年迈的教授们也常对弟子叹问：怎么一茬不如一茬？其实道理很简单，正因为丧失了受所谓正规教育的机会，也就没了学习上的条条框框、负担和压力，当年的孩子，可以离开课本，尽情地看自己喜欢的古今中外的小说、杂书、闲书、野书，不看正书，结果就有了现在的今不如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