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池口教堂是老北京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位于皇城的“西安门”内,紧靠西苑三海(图1),因蚕池口地名而得名。 西什库天主堂被称作“新北堂”,蚕池口天主堂又被称作“老北堂”。 “老北堂-蚕池口天主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由于天主教教士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进献金鸡纳霜西药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因而获赐皇城西安门内蚕池口一块地,得以建筑教堂,这所“北堂”就是今天西什库教堂的前身,名为救世堂、首善堂。 蚕池口天主堂始建于1703年。清朝中叶,民间反对天主教的势力与天主教会不断发生摩擦,清政府于道光七年(1827年)查封了蚕池口老教堂,并没收了全部教产。第一代蚕池口教堂存续了124年(图2)。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向教会归还了蚕池口老教堂的土地。1860年在主教孟振生的努力下,在收回的原教产中,尽量保留尚未被毁坏的建筑格局和部分壁画外,尽可能沿用原教堂的布局。 所以当年蚕池口第二代天主堂就开始正常的教务活动。 第二代蚕池口老北堂存续的时间很短(1860年-1864年),一场大火就结束了它的命运。第二座蚕池口老北堂没有“大堂”的照片,也未见“绘图”,只有与其有关的文字和简图。所以第二代蚕池口教堂因存续时间只有三年多一点,往往在很多介绍中被忽略。 1864年第二代蚕池口教堂被大火烧毁后,主教孟振生决定重建“首善堂”,即第三代蚕池口天主堂。1866年新建堂为大家比较熟悉的哥特式教堂。(图3.1882年左右【法】谢满禄 ) 第三代蚕池口教堂自1866年建成后直到1886年的二十年内,教务活动运转正常。1886年因光绪帝长大,不再需要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慈禧决定搬到西苑,选择中海的西北隅建新寝宫,颐养天年。选址当初慈禧太后发现蚕池口教堂建筑太高,而且临近中南海的皇家禁地,登教堂钟楼可俯瞰西苑内兴建的“集灵囿”(参看后面图8)。慈禧太后执意要把教堂迁走。 拆迁蚕池口教堂的任务落到了李鸿章身上,李鸿章重用了大清海关天津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1842年-1913年。英籍德国人),向各个方面进行周旋谈判,经过与罗马教廷和法国政府的交涉,教会同意将教堂迁往西什库:由清政府出资选新址“西什库”,新址须较老北堂基址宽广一倍等条件,并索取重建价银45万两(后减至35万两)。原蚕池口教堂归清政府所有,包括原教会收藏的大量图书,天文仪器,动、植物标本等转由清廷收藏。 迁建教堂一事,多波多折,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开始谈判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西什库新教堂才正式落成。 天主教会搬进新北堂后,老北堂即蚕池口教堂归清廷所有,归入西苑禁区“集灵囿”的范围。 在1900年庚子之乱中,北京城的洋人生活工作区遭到严重的破坏,很多建筑不复存在。而蚕池口教堂建筑在经历1900年战火之后,尽管离战火激烈的西什库教堂很近,依然保存完好,这得益于蚕池口教堂归清廷所有。 无论从1902年出版的德国公使穆墨的《摄影日记》(图4)或法国工兵1901年热气球俯拍照片中(图5),都可以看到“蚕池口教堂”依然存在,绝不是网上广传的“拆除老北堂新建西什库教堂”。 蚕池口教堂1901年还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该教堂什么时候被拆除的呢? 一种广泛的说法: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1908年12月2日),光绪帝驾崩,溥仪登基。宣统帝为父亲载沣建“摄政王府”,选址在“集灵囿”旧址,即:蚕池口教堂拆于1908年年底或1909年。 也有一种说法:建“摄政王府”时,蚕池口教堂已不存在(如“水流雲在时_曲澗浮花处”先生的博文 )。 也就是说:蚕池口教堂拆除的时间在1901年至1908年之间。 时间跨度在七年之间,作为历史研究说短也短,说长也长。 能否能把蚕池口教堂拆除的时间再精准一些。 法国国家博物馆图片社馆藏照片中在“中国”分档里有一张标注为“不知名建筑废墟”的老照片,摄影者Tignol Lucien (1868年 - 1945年)。该照片为原玻璃底板“翻印”(图6)。 该照片(图7)初看可以分辨出“西苑琼岛白塔”和“景山万春亭”,可以肯定是北京,白塔前南边是彩色琉璃墙顶的“善因殿”,说明该照片方位正确,无需“左右镜像”。从方位可以推断出拍摄的机位在西安门内路南的某个地势较高的位置,向东北方向拍摄。根据图中植被状况,拍摄时间在9月左右。图中近景中废墟处无高大乔木,有小灌木,和小树,生长的时间在三、四年左右。 图中不难找出西安门内大街通往北海“金鳌玉蝀桥”的大道,以及“京城中轴”,由此可以推断出图中的建筑:图右可见“神武门”,“宫墙西北角楼”,“集灵囿东围墙”。由以上因素可以推断机位应该在“大光明殿”的主殿“三层台基”上(图8)。 图7近景中的废墟应该是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对曾作为义和拳“拳坛”的“大光明寺”彻底摧毁的结果。 从取景的位置和角度看,可以摄入镜头内的建筑有“时应宫”,“团城”,“大高玄殿”“蚕池口教堂”,排除树木遮挡因素,可以确认“蚕池口教堂”已不存在。即1905年9月前蚕池口教堂还有可能存在。 为什么1905年9月时蚕池口教堂已不存在? 是什么原因加速了蚕池口教堂的拆除? 1905年西苑三海附近并无大型工程。要想拆除“集灵囿内的北堂”必须有慈禧太后的认可,如果之前慈禧无法容忍“教堂钟楼窥视”,最终买下整座教堂建筑,外人不得入内,多少有点自我宽慰,里面收藏的“西洋玩意”也是很好的消遣处,蚕池口北堂未及时拆除肯定得到慈禧太后的认可。而慈禧同意拆除说明“北堂的存在触犯了慈禧的底线”。 此时我想起清末发生在京城的一件“严重外交事件”。 事件发生在1904年9月19日的北京皇城内。法国公使馆兵营武官拉里贝(Firmin LARIBE 1855年-1942年) 带领一位随同,着军装策马来到蚕池口,将马栓至僻静处,带着照相器材俏销潜入蚕池口教堂内,登入钟楼顶企图拍照时,被巡街的巡警发现,在驱赶过程中两位法国军人被巡警用长警棍打伤,仓皇逃跑时,慌不择路,弃马而逃,直奔西什库教堂躲起来。在西什库教堂内见到法国公使,公使带他们回到现场,领走他们的马。事件发生后清廷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派出一位“将军”代表“外务部”去法国公使馆向公使表示正式道歉,并向两位被打法国军人表示歉意和慰问。并提出对五名执行巡警的处罚措施:主犯死刑,其它四名“从犯”处以比死刑低一级的处罚。法国国内的新闻报道均为通稿,隐瞒了一些事实(图9)。比如“处罚定罪是法方提出的”,了解真相后民众哗然。此事发生后在京的外交使团内也出现争议,一些主要国家的外交使团提出“量刑过重,罪不当死”。两个月后最后改判“重罪者罚四百鞭挞” ,“由姜将军监刑”(图10),这位姜将军就是人们熟悉的“时任驻守古北口武卫左军总统官姜桂禵 ”。 至于“四百鞭挞”后的结果如何,未见报道。之前曾见过一位研究中国刑罚的法国公使馆医生“马丁荣”提到中国的“杖刑”和“鞭刑”给犯人造成的伤害,不能从“数量”衡量,有杖刑百棍者杖毕提裤走人,有鞭四十者皮开肉绽,骨折内伤,须门板抬出,生死未卜…… 既然有洋人想窥探“蚕池口教堂”,私闯皇家禁苑,惹出这么一件不可思议的“外交事故”,加之蚕池口教堂长期无人居住,维护管理较差,出现大面积破损垮塌现象,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拆除。 依照正常工程施工习惯:拆除大型建筑的时间一般把不宜施工的“冬季初春”排除在外,“外交事件”处理完已是十一月,所以把蚕池口教堂拆除的时间推定在1905年是合适的,如果再精确一点可以在定在4月-8月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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