坝河传

      你知道吗？侯仁之教授研究结果认为：北京城东郊的坝河原来是一条汉代修建的人工引水灌渠。

      在《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一文的第二节“北京历史地理上第一个大规模的灌溉工事及其水源”中，侯仁之教授讲述到：早在3世纪中叶魏、蜀、吴三国分立的时代，就在今日北京，亦即当时的蓟城附近，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灌溉工事。主持这个工事的是曹魏镇北将军刘靖，他当时负有领导军事防守北部边塞的责任。

      查阅《三国志》卷十五《魏书十五》，刘馥本传附子刘靖事迹，谓靖由大司农卫尉进封广陆亭侯，又迁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历史记载说：“靖以为经常大法，莫善于守防，使民夷有别，遂开拓边守，屯据险要，又修广戾渠陵大遏水，灌溉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这是说，刘靖为了军事目的，屯田守边，因而在蓟城附近，修筑灌溉工事，开辟稻田，很有成效。

      这里应加说明的是刘靖在蓟城屯田守边，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首先，蓟城在防守北边的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北方的游牧部族只有经过这里，才能比较容易地进入华北大平原。因此，对华北大平原上的汉族来说，蓟城也正是必守必防之地。其次，东汉末年，地方势力割据混战的结果，民散田荒，军队乏食，曹操曾在他所统治的区域内，普遍推行屯田制度，收到了极大的效果。刘靖之父刘馥，受操命为扬州刺史，镇合肥，实行屯田，大兴地方水利，很有成绩。当时屯田制度既广被推行，刘靖的父亲又是实行屯田、开发水利卓著成效的人，这也会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他出任镇北将军来到幽州之后，也就在蓟城附近推行起屯田制度来。

      据文献记载，刘靖在这一次的屯田工事中，曾因疏凿渠道，开辟水田，使灌溉面积达到二千顷。其后十多年，又经过后人进一步的发展，灌溉面积竟增加至"万有余顷"。广大灌溉区的存在，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这一广大灌溉区如何取得足够的水源，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关于这一点，有一项极其重要的资料，就是当时详载刘靖及其继承者兴修蓟城水利的石刻碑文（简称刘靖碑），全部被保留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

      "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登梁山以观源流，相㶟水以度形势……乃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所以称戾陵遏（或堰），郦道元有解释曰："水首受㶟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至于车箱渠，其故道屡为后人所沿用，企图从永定河引水，以为北京城之用。今在石景山以东，八宝山以北，有东西方向之旱河一道，即其遗迹。

      这是说刘靖确实是在经过实地勘查之后，才决定分㶟水（今永定河）之流，从而在梁山（今石景山）以南，傍河筑坝，障水东下，名为戾陵遏（堰）。自戾陵遏以下所凿引水渠道，命名为车箱渠。车箱渠下游与高梁河上源相连接，并利用高梁河作为灌溉干渠。

      高梁河原是蓟城郊外的一条小河，水量有限，车箱渠的开凿，分㶟水以入高梁河，并就高梁河沿岸实行灌溉，可说是事半而功倍了。而且戾陵遏的地点与车箱渠的位置，也都选择得十分得当。梁山以上岸高水深，由于当时工程技术的限制，无法分水东下，同时车箱渠的开凿也恰好是沿着古代永定河洪积冲积扇的背脊，自西而东，与地形的自然坡度，正相符合。这都足见当时勘测的精细与设计的周详，绝不是贸然用事的。这是魏齐王曹芳嘉平二年(250）的事，去今已经整整一千七百五十年了。到了魏元帝景元三年（262)，樊晨重修戾陵遏，并广开引水沟渠，扩大灌溉面积，刘靖碑记道：“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径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其下又进一步描写平地开渠引水灌溉的盛况说：“高下孔齐，原隰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口以为涛门，洒泥池以为甘泽，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

      纵使文人的描写有几分夸张，当时水利之溥也是可以想见的。这里所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樊晨重修戾陵遏之后，又如何把河水经过车箱渠引向蓟城西北，以灌溉昌平、渔阳、潞县一带的农田，当时的旧迹至今也已湮废，不可复寻。现在只是根据地形加以推测，或许今日坝河河床，即是当时灌溉干渠的遗迹。

      总结以上讨论，绘制三世纪中叶蓟城附近《戾陵遏﹣车箱渠灌溉干渠臆想图》，如果这幅臆想图去事实还不远，那么我们可以说早在3世纪中叶，人为的沟渠，就已经穿行蓟城附近，把东西相去约有40公里的两条大河，㶟水（永定河）与潞水（潮白河）连接起来了，这一事实对于后来解决北京水源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不过，这次大规模的灌溉工事，并未能维持很久，除去社会历史的原因而外，从引水工事本身来说，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永定河流量极不稳定，每逢夏季，洪水暴涨，拦水大坝，常为所毁。同时车箱渠坡度过陡，也很容易导致水灾，例如刘靖碑就有如下的记载：“晋元康四年（公元294年),（戾陵）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坏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余丈，上车箱渠，所在漫溢。”此后又要经过一番维修治理，车厢渠才能继续使用。

      一直到金朝初年在蓟城建都为止，前后九百年间，蓟城附近， 有两次较大规模的灌溉见于记载，一次是北魏肃宗（孝明帝）熙平（公元516-518年）初年，幽州刺史裴延俊又一度修复了戾陵诸堰；再一次是北齐后主天统元年（公元565年）幽州刺史斛律羨，曾导高梁水北合易京，东汇于潞，因以灌田，也很有成效 。

      戾陵遏车厢渠农田灌溉工程的创立，也成为以后北京地区解决城市用水和漕运用水的方案之一。九百年后，在公元1153年建立金中都时，曾利用车厢渠故道，在永定河金口引水，修建了金口河济漕运。到元代又两次重开金口河，或者漕运西山木石，或者通济金口新河漕运用水。

      根据蔡蕃先生《元代的坝河-大都运河研究》中指出：大都城的创建，兴工于公元1267年，值得注意的是在尚未动工之前，中都旧城东北郊外的车厢渠下游水道，已被利用起来，进行漕粮运输。蔡蕃先生的根据是：(1）早在公元1260年以前已建成千斯坝旁的千斯仓，以存储由通州经坝河转运而来的漕粮。千斯仓的位置，应在日后兴建的大都城光熙门南1-2里处。(2）公元1263年郭守敬上言，可以利用"中都旧漕河，权以玉泉水引入行舟"。这"中都旧漕河"并非旧闸河，而是坝河。(3）郭守敬的建议，由宁玉执行完成，事在公元1266年之前。沿河一线上建有大坝和船闸数座，以节制水位，从此得名为坝河。

蔡蕃先生文又进一步指出，利用坝河行漕，就是在大都建成之后，仍在进行，并且还曾有大规模的开浚工程。不仅如此，即使在利用金闸河浚治了通惠河之后，坝河漕运也未放弃。在元代，坝河漕运与通惠河漕运是同时并行的。

      1952年，在安定门东侧，发现了砌在城墙内的元大都"京畿都漕运使王君去思碑"。张宁《关于京畿都漕运使王君去思碑》一文，登载在《首都博物馆丛刊》1983年第2期：“碑石发现于雍和宫西北侧明初所筑城墙之内，记述元朝末年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在职期间的政绩及大都漕运情况。所记时京城漕运统辖54仓，共165人，岁出纳粮以百万计”。该碑当建立在京畿都漕运使的衙署之内，其地必去元代漕渠不远，这也可以作为佐证之一，说明此碑北侧的旧水道，本系坝河上游的漕渠。明初改建北城墙，即是有计划地利用这段漕渠，作为北墙外的护城河。因此这段坝河水道的性质就又完全改变了，从漕河变成为了护城河。

明代还放弃了从白浮泉水源，只依赖玉泉山等西山诸泉作为宫廷用水和漕运用水，不足以同时开通两条运河，即坝河与通惠河的漕运，从此坝河漕运就被停止了。经历了一个轮回，坝河成为了一条普通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