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分校的时代传奇

78级分校大学生的特殊经历，堪称时代传奇

又是一年开学季，2005年出生的学子将结束高中生活，进入向往的心仪大学深造。在这高光的时刻，43年前高考和上大学的经历像一幕又一幕高清电视剧在我的脑中荡漾，我又想起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分校

从1966年至1977年，因“文革”，高考中断了11年。恢复高考时，13个年级累积的考生达到了2000多万人。经过各省的初试筛选，1977年12月10日，570多万不同年龄的人走进考场，参加了共和国唯一一次在冬天举办的高考。最终27.3万人被录取。录取率之低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

遗憾的是，因是应届毕业生，我的高考分数虽髙过录取分数线，但没达到要高于往届生规定线而落榜。在父母的支持下，又通过考试到北京九中高考补习班进行系统复习。1978年7月，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次考试，文科5门课程总分数考了309分，低于文科录取分数线。

偏科害死人呀！在那个知识无用的“文革”年代，凭着兴趣学习，数学的钻劲不足导致拉分，上大学的美梦濒临破裂边缘。

正当我愁容满面之时，以林乎加为书记的北京市委以及市政府做出的创办36所大学分校的重大决策，使我从沮丧到阴转晴。

在1978年10月召开的一次市委常委会上，刚从天津调到北京的林乎加书记就提出：首都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要人才济济，人才短缺的问题要尽快解决。这次高考300分以上的15000人和300分以下的单科成绩优异者，也可以考虑上大学。扩大招生，实行大学办分校，统筹解决300分以上的学子的入学问题。本校和分校，要统一学制，课程和教材要同样标准，要达到本校水平，质量不能降低。这一从当年生源和需求出发的决策不仅一致通过，更受到全社会的好评。

为解决校舍短缺问题，市委、市政府要求全市每个城区腾出至少两所中学，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尽量提供校舍。６个城区、近郊区腾出了15所中、小学，有关业务局为大学分校腾出了工厂、企业10处做校舍，建筑面积达9万平方米。市委、市政府挤出了1200万元作为分校的开办费，200万美元用于购置电教设备，当年大学分校办学经费达到2800多万元。

从1978年11月发出大学分校降分至300分录取的招生通知算起，短短3个月内，分布于北京城区内的36所大学分校迅速建成。我所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就是由西城区教育局所属的第162中学腾出来的。

162中学校址位于西城区中部的丰盛胡同13号。东起西四南大街，西至太平桥大街。明代，因其地有丰城侯第而得名丰城侯胡同。但到了清代确讹为丰盛胡同。

丰盛胡同旧时多为官宦宅第。清人昭连著《啸亭续录》称：“公宏眺宅在丰盛胡同”。这位宏眺，乃康熙皇帝之废太子允之第七子尊称为公爵。即康熙皇帝的孙子，曾被封为辅国公；清咸丰年间，文华殿大学士阿鲁特赛尚阿宅曾位于丰盛胡同东段路北，即今丰盛胡同13号。后成为满蒙学堂址、162中学址及人大二分校校址；162中的前身是1923年成立的北平私立志成中学女生部，由李大钊先生创办。抗战时期，王光美曾转至志成中学就读。新中国成立后，中学更名为北京第九女子学校，“文革”后又更名为北京市丰盛中学。简称162中。离丰盛中学不远的胡同中部马路北侧，是中直礼堂，与人大二分校的校址西邻。礼堂全名中共中央办公厅直属礼堂，其丰厚的文化底蕴，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中国人民大学响应号召，积极支持人大二分校的筹办工作，在建立专业、制定教学计划、开设课程、配备教师等方面提供帮助。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设置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和工业经济等15个专业，计划招生880人。

前后3个月时间，做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决策并迅速实施，要是放在当今，仅仅征地一项便是不可想象的。除了创造教学的硬件条件外，市委组织部门和相关大学总校还迅速为各分校配备了精干的领导班子——校务委员会。

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分校顺利完成筹建和招生工作，首届招收了22个班901人。我也荣幸地成为中共党史系的一名学子，即使实行了扩招，当年的录取比例仅有1：13，也就是13个考生中仅有一人上大学，我所在的石景山中学近300人只有3人考上大学，文科类只有我一人。

1979年2月2日，分校首届开学典礼在地质礼堂举行，901名学生和78名教职工参加。领导小组负责人顾炎在讲话中鼓励学生，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大学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克服困难，努力学习。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林均到会并讲话。2月3日，全体学生和教职工参加了北京市36所大学分校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开学典礼，当时主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莅临。那个空前绝后的宏大的场面，我永生难忘

走读

原162中学占地面积3733平方米，校舍总建筑面积近4500平方米，校园内仅有两排平房，一个小操场和一座4层的教学楼。小小的校园却要容纳近千名师生在这儿学习和生活，困难着实不少。

像正式大学一样实行住宿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当时，上下打破常规，考虑到学生几乎都是北京生源，学生户籍在京且有居所，决定1978年招收的第一批分校学生全部采取走读方式。

从此，每天早晨的头班车上，出现了住在远郊区挤公交的戴校徽的分校大学生身影；在往来分校的公路自行车道上，出现了骑自行车就近上大学的分校生。他们在车上背单词、思考问题成为特殊一景。我每天早晚要坐337路和102路公交车来往于石景山和缸瓦市之间，每天路上要花掉两三个小时。特别是冬天一下雪，花的时间就更长了。为了抓住这宝贵时间，大家将公交车做自习室，读书背单词，思考问题。坐过站的情况经常发生。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视力直线下降，开始戴上了近视眼镜。

每天走读，早出晚归，在水泄不通的公交车上挤到学校，放学后又挤回家。现在的大学生无法理解这样囧的生活。但那时的我们，与没有考上大学的人比，虽然累但觉得快乐有奔头。

更有意思的是老师们也是“走教”，人大老师大多住在海淀区，他们大多数是从总校坐校车来我们这里上课。我们从心底里尊重每一位老师。为他们准备好休息的椅子，打好开水，还用班费购买新产品“无尘板擦”，老师们非常感动。许多老师和学生成了朋友，参加学生的班会、联欢会，和学生们一起春游。

2月5日，学生正式上课。政治理论课和公共基础课以广播教学为主，采用人大的教学大纲。分校基本没有专任教师，老师来自四面八方；有正式的、临时的、代课的、实习的，还有从退休教师里聘来的。经历了十年浩劫重回讲台，再加上觉得自己是代表所在学校的教学水平，教师们教学很是热情、投入。

第一学期因开学仓促，没有这么多大学英语教师，学校就组织我们上电大英语，36所分校的学生都跟着闭路电视中的电大英语教师郑培蒂学英语。我因所在中学开的是法语，上大学后，只能从abc开始从头学。家中为了支持我的学业，母亲将攒了一年的积蓄，相当于父亲一个月工资90多元给我买了单卡录音机，刚上班的姐姐花20元给我买了熊猫牌，方便我坐车时强化听说。

尽管条件不尽如人意，但大家都认真极了，没有交头接耳的，没有走神睡觉的，只见手中的笔在迅速地记着、记着……在分校搭建的简易板房中，一百多人挤在一起上大课，冬天在房子中间生起一个大炉子，让人深刻体会到火烤胸前暖的意境。步行半个多小时去月坛体育场上体育课，同样兴奋地打球、跑步。

除了走读的路途之劳外，分校整体的物质条件比较艰苦，就连上课的教室都排得满满的。每到课间休息时，院子里总是挤满了学生；没有食堂，分校在附近的餐馆为学生预订包伙解决中午饭；没有专门的清洁工，学生们自己打扫教室。每天放学后，仅100平方米的小小图书馆门口都会有书包排的队，学生们在等待着进馆读书的快乐。

多学知识，丰富自己，学好本领，为祖国四化多添砖、多加瓦，这是当时很多学生真挚的想法。

年龄

十年停考，数届积存，78级同窗的年龄悬殊为办学史所罕见。40后、50后、60后同窗共读，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普通高等教育景象。

我们党史2班既有36岁，1946年的老大学生，也有刚刚毕业于高中的应届毕业生，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13岁。年龄大的有插过队、进工厂、当兵等经历，还有到北大荒插过场的、从市公安局当干部、博物馆当讲解员的，他们都带资深造。像我这样年龄小应届生还不满20岁，班中仅有6名，属于少数。岁数大的学哥学姐亲切地称呼我们为小弟弟、小妹妹。从各个方面关爱关照我们。

让人感动的是有个大哥城里有空房就免费让住远郊区县的岁数小的同学借住。囿于走读，大家多无宿舍日常生活之经历，但家在京城之便利则提供了同窗互进家门、深度交流之机会，恰补无同舍共处之缺憾。大二的大年初三，我们组的一位家住史家胡同的大姐就邀请全组到她家聚会包饺子，同学情浓于水。

为了考出好成绩，大家组成了几个“互助组”，组长是学习好、有见解、善于言辞的好学生，围着听的是理解能力差些，学习劲头小点的学生。组长一番深入浅出的讲解，把枯燥的哲学、逻辑学讲得出神入化。经过“互助组”帮助后，期末成绩往往一下子能从“中”“差”水平，一跃取得“良”“好”成绩。

当时分校学生最在乎和最关心的，不是物质条件怎么样，而是教学安排上分校学生与总校学生有没有享受到“同等待遇”。总校在安排教学时，非常注重分校的教师安排，生怕出现怠慢分校学生的情况，在本校开什么课的教师，也安排到分校开什么课。比如，我们人大二分校党史专业与总校党史专业学生基本没有课程安排、教师安排上的差别，像系主任胡华、副主任何新、何东等著名教授，都来分校给我们上专业课。

更让我们难忘的是在大三、大四组织的外出赴井冈山和白洋淀实习，让我们开阔了眼界，面对老区和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更增强了我们发愤学习，用知识让祖国繁荣富强的信心和决心。

分校学生这种学习场景，印证了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那句话：“大学也，非高楼大厦也，大师也。”

硕果

当时学生中流行两句口号，一句是“找回被耽误了的青春”；另一句叫做“为中华崛起而学习”。拼命读书、恶补知识是我们当时的常态。尤其是我们78级分校的学生，更是觉得上学机会来之不易，在简陋、狭小的教学环境中，在自行车和公交车上，勤勉攻读，克服困难，倍加努力，最终完成了4年的学业。

1983年1月，在大学分校即将迎来首届毕业生之际，市委市政府召开了首届大学分校优秀毕业生座谈会，市委常委、副市长白介夫强调，首届分校毕业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并勉励大家立志为祖国、为人民、为现代化建设奉献才能。

创办大学分校不仅弥补了“十年浩劫”造成的北京市人才短缺问题，为首都经济恢复和建设发展输送了大批合格人才，而且给众多年轻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北京地区大学分校在办学过程中培养了大批合格的本科毕业生，其中仅1978、1979年两届学生毕业人数就达到了1.8万人，除向中央部门输送2000人外，在北京市分配了1.6万人，超过市属院校1966年以前和1977年以来培养的总人数。北京市各条战线原有大学生约10万人，分校两届培养所补充的人数，相当于原有人数的15％以上。这些毕业生工作在北京市社会建设的各行各业，很快就涌现出了一批毕业于大学分校的杰出人才，分校走出了众多的翘楚才俊。

78级毕业的分校大学生好多都成了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单位的骨干。从人大二分校就走出了一位国务院副总理，80来人的党史专业两个班就有部级干部2位，司局级10位以上，大学教授、北京报社社长、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校长等星光璀璨，还有一些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走出国门讲学。

1985年，在36所大学分校的基础上，北京联合大学应运而生，京城大学分校的举办成就了北京市一所综合大学的诞生，促进了北京市高等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大学录取率。而起名联大的初衷，就是继承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西南联合大学“刚毅坚卓”的精神，提高办学质量，提升大学生的思想和文化素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人物。78级分校大学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特殊年代的奇特经历，相对于现在的大学生们，他们的命运与经历颇有几分传奇的色彩。但作为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78级分校大学生的经历和道路不可复制，但其经验和精神却值得现代大学生们传承。

在新时代，愿新入学的大学生们，像77级、78级老大学生那样，上演出为中华之崛起而发奋、为民族复兴而奋发的精彩活剧，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