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信仰到工艺美术：兔儿爷的生命史

兔儿爷本身就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再加上其工艺价值、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兔儿爷成功于 2014 年参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如今的兔儿爷主要以文创产品的形式被呈现，其艺术价值得到进一步彰显。相应的，人们逐渐忘却了兔儿爷中秋祭拜传统的一面，而恰是这被遗忘的信仰，才是支撑着兔儿爷走过沧桑历史的关键。

兔儿爷的形制与形象‍

我国古代天地日月历来皆受崇祀，但能够成为大众传统节日的似乎只有源月亮崇拜的中秋节。旧时京城内，除皇家月坛祭月外，民间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官方的祭月习俗。明清之际的北京风俗志中，屡见中秋祭拜兔儿爷的记载，大约北京的兔儿爷正是出现于明末清初。现存的最早的关于兔儿爷的史料， 是明末诗人纪坤（1570-1642）在《花王阁剩稿》中记载的“京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而拜之”。[（明）纪坤：

《花王阁剩稿》，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 18 页。] 这则简短的材料却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首先就兔儿爷的作用来看，是中秋节用来给儿童祭拜；其次兔儿爷的制作材料是为泥制；而其形态则如人状，身着衣冠，让人联想到古代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

如果以明末的记载为准，那么有清一代的兔儿爷在材质和功能上基本仍从旧制，只是在形象上则进化得更为丰富多彩。清代潘荣陛撰《帝京岁时纪胜》一书，其中“彩兔”一节曰“京师以黄沙土作白玉兔，饰以五彩妆颜，千奇百状，集聚天街月下，市而易之”。[（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北京出版社，1961 年，第 27 页。]

兔儿爷的“五彩妆颜”似乎十分热闹，《清类稗钞》中有“面贴金泥，身施彩绘”[（清）徐珂：《清类稗抄》，中华书局，1984 年，第 32 页。] 之语；《燕京岁时记》说有的兔儿爷是“蟾兔之像”；它们的衣冠金碧辉煌，“有衣冠而张盖者，有甲胄而带纛旗者”，通常所见的兔儿爷身着金甲红袍，头戴金盔，背插伞盖或挂旗，异常显眼。

至于兔儿爷的“千奇百状”则更有一番讲究了。明代纪坤所见的兔儿爷是踞坐，所谓踞坐就是两足和臀部着地，两膝上耸，到了清代，兔儿爷的姿势或者形态变得多样。《燕京岁时记》中说兔儿爷“有骑虎者，有默坐者”，实际情况远不如此。根据故宫博物院的展出可知，清代兔儿爷的坐骑还有“芙蓉座、牡丹座、金光洞座、梅花鹿座”[ 殷华叶：《北京泥塑玩具兔儿爷研究》，北京印刷学院 2020 年硕士学位论文。]，可见兔儿爷的坐骑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固定的模式，坐骑也不是兔儿爷的必需品。

清代之后，兔儿爷的形象愈加丰富，从神态到配饰，工匠们赋予兔儿爷更多的细节，民国旧吾《旧京风俗志》中的文字记载得最为详细：

兔儿爷乃泥制，以极细润之黄泥，用砖模刻塑，亦有由手工捏塑者。普通武将形，头戴盔，带狐尾，或半披战袍，惟兔嘴交叉，两耳竖立，背后高插纸旗或纸伞，或坐假山，或坐麒麟吼虎豹，身量有大小，图画有精粗。更有制成兔首人身之商贩，如薙头者，缝鞋者，卖馄饨者，卖茶汤者。制造人多居沙锅门外，在四五月间，即着手制造，七月中旬，在前门外大蒋家胡同之耍货市发售。[（民国）张江载：《北平岁时志》，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刊，第 60 页。]

兔儿爷山，《亚细亚大观》

晚清民国的兔儿爷既保存了正襟危坐的武将形 制，又衍生出了更为贴近日常生活的样 态。旧吾的笔下就记载了“薙（剃）头”“缝鞋”“卖馄饨”“卖茶汤”的四种极其拟人化的兔儿爷。除此之外，诸如“卖油的，卖菜的，锔缸的，锔碗的，卖破烂的”[鲍 家虎，施邦华：《兔神考》，《民俗研究》1986 年 第 2 期。] 等社会群相应有尽有。随着社会的进步，“坐汽车坐飞机”的“摩登”[ 子冈：《故都之秋》，《申报》1934 年 10 月 3 日，第 15 版。] 兔儿爷相继推出。制造者或以自身为镜，或从日常生活汲取材料，将兔儿爷制成各式各样的商品款式，市井形象的兔儿爷于中秋佳节进入各户厅堂，真实的市井生活就这样穿梭于“不同的身份阶层与空间场域”。[何 家萱：《论北京兔儿爷的形象及变迁——以童玩、祭祀与性别角色为范围》，《奇莱论衡》2022年第 11 期。]

每逢中秋，北京的兔儿爷市场销量颇为乐观，清代杨静亭有诗《都门纪略·中秋》曰：“莫题旧债万愁删，忘却时光心自闲。瞥眼忽惊佳节近，满街争摆兔儿山。”市场上兔儿爷堆积成山，然而工匠并不满于此，在外观样貌上拟人还远远不够，他们又别出心裁地设计出兔儿奶奶作为兔儿爷的配偶，此举与给西王母配东王公有异曲同工之处。兔儿奶奶甫一问世，市场上自然不缺少拟人化的兔儿奶奶。小贩们或在兔首上塑起“平三套”“元宝头”“苏州撅”“两把头”等各种发型；或是模仿一些具有妇女象征意义的行为，如“抱小孩”“洗衣服”“撑伞闲游”“纳鞋底”[ 鲍家虎，施邦华：《兔神考》，《民俗研究》1986 年第 2 期。]，通过外貌和行为以表现出有别于兔儿爷的兔儿奶奶。结成夫妻就要有家庭，于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兔儿爷家族，1935 年的一则《兔儿爷上市》的新闻中说：“现距中秋节，不过半月，在十余日前，市上即已发现兔儿爷上市。如茶食店、鲜果局所制之兔子，商场玩意儿摊及街上小贩所卖之泥兔子、蜡皮兔子、纸糊兔子。卧者、立者、单个者、成双者、两兔作捣状者、群兔争食月饼者，五颜六色，充斥市面。”[ 转引自施爱东：《兔儿爷与兔儿奶奶》，《随笔》2023年第 3 期。] 如此说来，百年前的兔儿爷市场远比当下的兔儿爷 IP丰富多样，且更为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

兔儿爷的文化功能

月儿弯弯照九州，中秋赏月、祭月之俗遍布我国，北京亦然，但北京中秋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兔儿爷崇祀。兔儿爷是孩童的保护神，纪坤说“儿女祀而拜之”，清代的材料也印证了这一现象，《都门杂咏》中记载的是“儿女先时争礼拜，担边买得兔儿爷”；《天咫偶语》谓“十五晚祀月，儿童祀兔王爷”；《燕京岁时杂咏》曰“别又无知小儿女，烧香罗拜兔儿神”，儿童是兔儿爷的主要信众。

中秋祭兔爷有着相对固定的流程，按《北平岁时志》，中秋前家家户户需要准备一些祭品，宫廷内由“内膳坊”筹办；王公府第由“家务处”操办；士大夫则“令家人开单购买”。中秋当天多通过敬祀“月光码儿”来进行祭月仪式。“月光码儿”又叫“月光码”，是纸质的月神像，上绘太阴星君，下绘立于树下捣药的玉兔，兔儿爷与月光码同享供奉，供品的主角是“大月饼一个或一套”，一套的月饼一般是五、七或者九个，按照宝塔的形状搭建；另有“西瓜、枣、栗、花生、苹果、沙果、石榴、柿子、藕、鸡冠花、大萝服、毛豆、烧酒、清茶”。不过这些供品并不全是兔儿爷享用，旧吾曾指出，专门用以祀兔的是藕、毛豆和鸡冠花。就寻常百姓而言，在院中的八仙桌上摆好祭品之后，全家人集合在院中，因为旧时北京有着“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习俗，所以主要由女性负责祭拜。行跪拜礼之后，将香插入香炉中，待香燃尽，再行跪拜礼，后撤下贡品，开

祭兔儿爷是祭月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在妇女祭月的同时，女性身旁的儿童模仿着他们的长辈也对兔儿爷行礼，少女似乎对兔儿爷更为虔诚，《兔儿爷的赞》回忆道“少女最喜欢，携回殷勤待；瓜果列供前，盈盈躬下拜，一拜为祈福，再拜为求爱；三拜何索求，红颜驻常在”。[佚 名：《兔儿爷的赞》，《图画周刊》第九卷第 15 期，1933 年 10 月，第 4 页。] 通过诗句中的“携回殷勤待”可以看到，仪式结束之后，兔儿爷就失去了其信仰作用，转而发挥其娱乐功能，成为儿童爱不释手的玩具，最能体现兔儿爷玩具属性的是后来衍生出的“刮打嘴兔儿爷”的种类，“其制空腔，活安上唇，中系以线。下扯其线，则唇乱捣。”[ 李佳瑞：《北平风俗类征》，北京出版社，2010 年，第 95 页。] 即体内空膛，嘴巴上唇中系有线，通过牵扯线使上下唇活动乱捣，同时发出“吧嗒吧嗒”一类的声音，故民间又俗称“叭叭嘴”[ 郭军宁：《中秋节拜兔儿爷》，《百科知识》2007 年第 18 期。]，相较于传统的形制，此类兔儿爷可玩性和趣味性更高，也更受市场欢迎。

兔儿爷并不能靠其可爱的外表俘获所有人的芳心，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信仰，它在知识阶层招来非议。论者以为，兔子没有资格能够成为神明，是故栎翁在《燕台新咏·兔儿爷》说“药窃羿妻偏称寡，金塗狡兔竟呼爷”[转 引自杨吉成主编：《中国生肖诗歌大典 卯兔辰龙巳蛇卷》，巴蜀书社，2013 年，第 53 页。]，蒋煜也是带着批判的眼光谈道“居然人身兔斯首，士农工商无不有……漫营三窟逞雄狡，终见一朝成粉碎”。[ 蒋士铨著，吴长庚选注：《蒋士铨诗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86-87 页。]

在文人看来，这种拟人化的兔爷非人非兽，应当归为淫祀的范畴。直到民国，一些知识分子仍然指出，“披了毛的畜类，却又要毕恭毕敬地拿香花贡品来供奉它，岂非极矛盾可笑的一件事吗？”[ 薑公：《兔儿爷与兔儿奶奶》，《五云日昇楼》1939 年第 10 卷第 28 期。] 在高倡科学，启发民智，打倒迷信的时代思潮下，祭祀兔儿爷之举成为了众矢之的。早在 1902 年，《大公报》就曾刊载过一篇《戒拜兔儿爷》的文章，作者用“下贱”来形容兔儿爷，认为人们不必给“万人笑骂的兔子跪拜磕头”[《戒拜兔说》，《大公报》1902 年 9月19 日，第3 版。]。

时隔两年，《大公报》再次刊登《拜月的妇女们请听》一文，作者站在科学的角度明确指出月亮上“没有草木和人物”，所以广寒宫里的兔子为兔儿爷的说法是“瞎编的”[《拜月的妇女们请听》，《大公报》1904年9月 20 日，第3 版。]。种种声讨之下，1929 年北平政府下令“严禁小贩售卖，并布告商民，嗣后不准再行制造”[《兔爷供不应求 一篇禁令新货甚鲜 迷信未除购者仍旧》，《大公报》1930 年9月 19 日，第5 版。]，禁令在当时仅仅维持了一年，次年（1930）中秋，兔儿爷供不应求，迷信未除，购者仍旧。百姓们争相购买兔儿爷的情况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了改变，作为“未被制度化的民间宗教活动的一部分，兔儿爷因为‘迷信’而成为被铲除的对象，兔儿爷和那些被新的意识形态所不容许的东西一起消失了”[ 于萌：《兔儿爷：从兔神和儿童玩具到民间艺术品》，《民俗研究》]。

要之，20 世纪 30 年代一位名为 “冷”的作者看得很清楚，他认为，“让它（指兔儿爷）永远存在，也足以点缀出一些特殊的民俗来。若是愣拿破处迷信的大招牌来取缔，未免大煞风景。更何况一般人自己都打不破那牢不可拔的偶像观念。”[《灯下闲话》，《大公报》1930 年 9 月 20 日，第 7 版。]改革开放之后，兔儿爷摆脱了封建迷信的罪名，开始在工艺美术和文化遗产的领域中重现生机。

兔儿爷的新生

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适逢民间工艺美术的复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浪潮，兔儿爷摇身一变，成为象征着北京传统文化的卓越工艺制品。

兔儿爷的重生离不开北京的著名手艺人双起翔。1931 年 2 月，双起翔出生在花市二条一家以做纸花为业的手艺人家庭，父母皆是绢花艺人，但他并没有对纸花感兴趣，反而对泥人有着天生的偏爱。双起翔的舅舅李荣山是当时京城内有名的泥人圣手，13 岁时，双起翔就从师其舅父学彩塑，17 岁学满离师自制自销。解放后先后在模具厂、彩塑厂、金属工艺品厂从事一些工作，直到 1983年退休。在没有制作兔儿爷之前，双起翔就已经是工艺美术业内有名的“脸谱双”，以制作大脸谱名冠京城。

1983 年，时任中国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主任的李寸松找到双起翔，想通过他精湛的彩塑工艺恢复兔儿爷，双起翔做了一些尝试，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他曾谈到“做第一个兔儿爷，请老人们看，有人说，像是像，但是脑袋小了一点儿。我又改，把脑袋加大了”。[《双氏兔儿爷》，第 38 页。] 真正让双起翔手中的兔儿爷大放异彩的，要从中央美院薄松年教授的一篇文章说起。

1986 年，薄松年的《红袍金甲兔儿爷》一文刊于《紫禁城》第五期，编辑部同期配发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张光绪年间兔儿爷的照片。得知双起翔正在尝试恢复兔儿爷泥塑，薄松年旋即将第五期的《紫禁城》赠予双起翔，通过参照清代的实物图片，双起翔制作出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第一只兔儿爷。获得新生后的兔儿爷很快风靡北京，兔儿爷的身影出现在了春节庙会上。

1999 年，北京民俗博物馆举办“老北京民俗风物展”，泥彩塑兔儿爷是民俗博物馆开馆的重要展品。同年，首都博物馆将双起翔制作的兔儿爷正式收藏。紧接着，兔儿爷成为了奥运会吉祥物的备选方案；2009 年，泥彩塑兔儿爷制作被列入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 年，吴冠英新设计后的兔儿爷又有了“北京中秋形象大使”的身份；2014年，彩塑兔儿爷被评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至此，兔儿爷已经彻底完成了从年年更换的玩具到不可亵玩的艺术品之间的身份转变，其文化功能也从原来的信仰对象，变成如今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

近年来，市场掀起了一场非遗 IP 的文创热潮，兔儿爷制作手艺人胡鹏飞紧紧抓住这次机遇，再一次将兔儿爷推向公众的视野中。2007 年，在政府相关文化部门的支持下，胡鹏飞在通州宋庄创建了“吉兔坊”艺术工作室。在保护、传承、宣传兔儿爷上，工作室一方面坚守以原汁原味的手法来传承技艺；另一方面则注意结合市场需求，进行文创开发。胡鹏飞团队开发出越来越多的兔儿爷衍生品，包括手账本、金属书签、冰箱贴等，同时结合各类形象，设计出钢铁侠兔儿爷、蜘蛛侠兔儿爷、孙悟空兔儿爷等多种颠覆传统造型的新式兔儿爷。

与百年前的“士农工商无不有”“摩登”一样，在各位手艺人和设计师的奇思妙想中，兔儿爷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丰富，社会热点事件也成为兔儿爷文创设计的重要来源。如冬奥吉祥物冰墩墩参考兔儿爷的形象，变成了“兔墩墩”；2023 兔年春节，为了纪念北京白塔寺 1279 年己卯兔年落成，白塔寺管理处特别设计了“白塔寺兔儿爷套装”文创新品；为了配合宣传端午的驱除辟疫，传承人张忠强参与设计出“药神兔儿爷”……

从明末至今，兔儿爷的生命浮浮沉沉，但壮大的兔儿爷家族在昭示着其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