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武门：日落日升诉光阴

溥仪暂居宫禁与丁巳复辟‍

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代表年仅六岁的小皇帝溥仪颁布了逊位诏书，可他们并未离开紫禁城。原来，南京临时政府为了争取清皇室和平退位，答应其在退位之后，仍能保有若干优待条件。这便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清室优待条件》。比如：尊号不废，即溥仪仍可保留皇帝称号，政府以外国君主之礼相；每年专款拨给岁用银400万元；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

在众多条款之中，有一条是“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溥仪和他的“小朝廷”，正是依据“暂居宫禁”四个字，才得以在乾清门以北生活了十三年，而乾清门以南，陆续建起了两家博物馆：北平古物陈列所（后并入故宫博物院）以及国立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当然，年幼的溥仪对于一墙之隔的紫禁城外朝建起博物馆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只知道：没有北洋政府的首肯，自己不能进入外朝区域，仅此而已。不过，接下来的一件事，却让这位末代皇帝一度以为自己可以突破政府为他画下的红线。这就是1917年7月初震惊中外的“丁巳复辟”。

彼时，由于北洋政府内部出现矛盾，使仇视共和的逊清遗老和反动军阀们迅速嗅到了可乘之机。在1917年6月，在取得部分军阀和日本方面的支持之下，盘踞徐州的“辫帅”张勋率数千定武军（辫子军）北上进京。各地复辟派更是闻风而动，云集京城。7月1日，在张勋、康有为、梁鼎芬等人的拥戴下，十二岁的溥仪端坐乾清宫，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次登基，又称复辟登基。一时间，京城之内到处是前清遗老，纷纷穿上昔日的朝服，赶着入宫排队朝拜“皇帝”。有些人的辫子早已剪掉，情急之下竟然去戏班购买假辫子，滥竽充数。不过，这幕闹剧并未持续几日。随着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逆，可谓从者如云，张勋的数千定武军很快溃散，就连他自己也逃入东交民巷的荷兰公使馆寻求庇护。

对于溥仪，北洋政府虽为追究其参与复辟之举，但对其看管更加严格。而溥仪侥幸在辛亥革命、丁巳复辟两度逃脱惩处，以为自己可以在紫禁城中继续做“宣统皇帝”之时，一支军队出现在神武门，限令其在两个小时之内离宫。

神武门，溥仪在1924 年由此离宫

冯玉祥派兵驱逐溥仪

段祺瑞平定了“丁巳复辟”的闹剧，声望一度很高，但北洋统治集团实际上是由大小不等的军阀共同组成，绝非一家独大。其中较大的势力有段祺瑞、卢沪祥的皖系，冯国璋、曹锟和吴佩孚的直系，以及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

先是，1920年7月爆发了“直皖战争”，直系的曹锟、吴佩孚联合奉系的张作霖，击败皖系军队，成功入主中枢，取得中央政权。两年后的1922年9月，“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双方在华北各地展开厮杀，最终的结局是奉军不敌，退守东北。军阀之间的无意之战，使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岂料1924年9月，以江浙战争为导火索，直奉军阀之间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第二次战争。

恰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进行的焦灼之际，10月23日，直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毅然宣布将麾下部队改称“国民军”，从前线率部返回北京，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与胡景翼、孙岳联手掌握了北京政权。一方面，冯玉祥将军前往北苑，发出主和通电，提出反战主和，一切政治善后问题请全国贤达共商补救之方，并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另一方面，为防止溥仪或逊清遗老们再次利用政局动荡，阴谋复辟（实际上，当时溥仪已经分别通过庄士敦、郑孝胥与英、日驻华使馆频频联络），冯将军决定釜底抽薪。

在11月4日，国务院代总理黄郛召集了一个临时摄政内阁作出决定：驱逐溥仪出宫。具体事宜，请警卫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执行；同时，延请晚清清流领袖李鸿藻之子李石曾协同办理，点验宫内公私物品。待到溥仪离宫之后，李石曾在政府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中担任委员长；“清室善后委员会”也就是今天故宫博物院的前身，这是后话。次日上午9时，鹿钟麟、张璧以及李石曾等人，率领二十余名手枪队乘坐两辆卡车直抵故宫北门神武门，切断了宫内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线，解除了景山、神武门护军的武装（这批护军是北洋政府为保护、监视溥仪所派，但冯玉祥对其并不放心）。安排妥当之后，鹿钟麟向溥仪小朝廷的总管内务府大臣马佳·绍英、婉容之父郭布罗·荣源出示了大总统指令和《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函文包括永废皇帝称号，每年补助也从400万减为50万元，皇室内一切公产归国民政府所有……其中的第三款明确写明：“清室即日移出禁宫”。

根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彼时的他正在储秀宫内与皇后婉容一边聊天，一边吃着水果，眼看着内务府大臣们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签字……”得知冯玉祥派国民军兵临宫门，勒令其在两个小时内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溥仪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绍英等人还在细枝末节方面讨价还价，提出“约定日期，清室自迁，物件不予点交”。兵临城下，这些遗老遗少们反倒想“自迁”了。因为按照其中“清室优待条件”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禁宫，有选择移居颐和园的权利。只是袁世凯、黎元洪都没有催促过溥仪切实执行。鹿钟麟、张璧与绍英等人磋商了两三个小时，自然不会同意他们“自迁”。但另一方面，认为仓促之间确实难以全部迁出，可以允许暂缓，但逊帝溥仪必须即日出宫！为了给溥仪施加压力，鹿钟麟佯装自己已经在景山之上架好了火炮，故意对警卫喊道：“快去告诉外边，时间到了，先不要开炮，再延长20分钟！”这招果然有效，绍英等人不再继续纠缠，至于溥仪的岳父荣原甚至早早给自己找好一个躲避炮火的藏身之所。

故宫外朝部分，在1914 年成立了古物陈列所

溥仪为何选择从神武门离宫

1924年11月5日下午3时，在鹿钟麟、张璧等人的护送下，溥仪、婉容、文绣乘坐汽车从神武门离宫，驶向什刹海甘水桥的醇亲王府。神武门是紫禁城的北门，明代称玄武门。明清易鼎之后，清朝循其旧名，后因避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之名，改玄武门为神武门，相对于彰显皇室威严的午朝门（午门）而言属于后门，主要供宫内人员日常出入。

那么，为何溥仪被逐出宫，没走“正门”，而是走神武门仓皇辞庙呢？对此，民间有“前门来了后门走”的说法：认为当年清军入关多尔衮是从午门进入皇城，到末代皇帝从神武门出宫是注定的。还有人认为：内廷处于紫禁城后部，离北门神武门比较近，所以，溥仪只能从神武门走出去。其实，这都不准确。

如前文所说，早在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根据《清帝退位诏书》规定：逊帝退位后，暂居宫禁。自此，紫禁城被分为两部分。从前的外朝三大殿等殿宇由政府接收，而乾清门以北的内廷部分暂时归逊帝溥仪居住。纵然末代皇帝想从东华门、西华门或紫禁城的正门午门离宫，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当时的外朝已经属于北洋政府，并在这里先后设立了两家博物馆，而东华门、西华门和午门分别属于这两家博物馆使用。当然，如果说破例之举，还是存在的。比如：1922年12月1日，皇后婉容于凌晨4点左右坐着凤舆由东华门进入紫禁城。属于北洋政府的特别批准。很显然，无论是冯玉祥，还是鹿钟麟，都不会为溥仪开这个口子。

在溥仪出宫的当日，临时执政府摄政内阁便与清室共同组织了临时机构“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随时检查封闭腾出的宫殿。6日晚，保管委员会开始点验出宫人员的物品，分别公私。公者收回保管，私者当即放行。1924年11月7日午夜，摄政内阁正式发布命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善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博物馆等项之用，籍彰文化而垂久远。”当然，善后委员会与清皇室的处境，从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猎手与狐狸。狡猾的狐狸总是想从宫中尽可能多地夹带出一部分古董文物，对此猎手们自然是睁大了眼睛，打起十二分精神。譬如：11月17日清晨，鹿钟麟派往故宫的警卫在拟运出宫殿溥仪铺盖内，发现了一件所谓“三希”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同一卷仇十洲画的《汉宫春晓图》，及时扣留下来，否则将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我们在1924年11月14日的《社会日报》上可以看到当时摄政内阁公布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依据国务会议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议决案，组织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分别清理清室公产、私产及一切善后事宜。清室所管各项财产，先由委员会接收。在保管中之各项财产，由委员会审查其属于公私之性质，以定收回国有或交还清室；如遇必要时，得指定顾问或助理员若干人审查之。委员会办公处设于旧宫内，聘请李煜瀛（李石曾）为委员长。所需办公费，由财政部筹拨。那么，“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进入故宫之后，如何点查清宫旧物呢？点查方法是以宫殿为单位，由入口左侧起逐件编号、依序登录。由于溥仪居住的乾清宫以北存在太多的殿宇，“清室善后委员会”决定把各处宫殿按“千字文”编号，如乾清宫为“天”、坤宁宫为“地”、南书房为“元”、上书房为“黄”等，对殿内文物进行逐一标注。

“清室善后委员会”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满打满算也不足一年。1925年10月10日下午2时，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典礼。作为典礼主席的庄蕴宽宣布开会，由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石曾报告筹备故宫博物院经过情形。此后，清室善后委员会通电各界，宣布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至此，原紫禁城里自北向南依次排列着三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平古物陈列所与国立历史博物馆。

午门，曾经作为国立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址

北平古物陈列所的历史贡献

故宫外朝的主体部分在1914年2月成立了“北平古物陈列所”，是我国第一座以皇家藏品为主的博物馆，首任所长为治格。馆址位于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以及保和殿）和文华殿武英殿等殿阁，其出入口在东华门和西华门。此前，当时的内务部与逊清皇室将盛京（沈阳）故宫、热河（承德）离宫两处所藏宝器二十三万件运至紫禁城，交由古物陈列所保管。

尽管古物陈列所在抗战胜利之后业已并入故宫博物院，但其存在的三十多年间，还是对我国近代文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遗址博物馆的古建保护方面，古物陈列所“对于所辖之殿宇楼阁城台，凡应修理者，每年均加以修葺”，较好地保存了紫禁城外朝的原貌。在文物整理方面，所内科研人员自1917年即着手编写古物总目，至1919年率先完成了书画类目录，到1925年已基本完成了全部馆藏总目。在展览展陈方面，古物陈列所利用自身藏有大量皇室珍品的优势，举办了大量与清宫相关的展览；不仅全年开放，更规定观众在展室内严禁吸烟和摄影。当时，古物陈列所面向市民出售参观券，既有联票，也有单独门票；针对团体观众还有半价优惠。在文物保管方面，古物陈列所于1915年在武英殿以西的原咸安宫官学旧址，建起了宝蕴楼作为文物库房，用来安置自沈阳盛京故宫、热河避暑山庄移入的二十三万件珍贵文物，改善了文物储藏环境；而宝蕴楼也因此成为今天故宫博物院内唯一一座修建在民国时期的建筑。

国立历史博物馆与午门、端门的分合

接下来，咱们再看另一家利用午门、端门和朝房的博物馆，也是民国成立后设立的第一家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1912年7月，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倡导下，教育部在北京国子监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设并直接管理的博物馆。

1918年7月，当时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由国子监迁入午门、端门区域后，可以使用的建筑面积远远不及古物陈列所，更不及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具体而言：以午门城楼暨两翼亭楼作为主要陈列室，而利用午门与端门之间的两廊朝房作为办公室、储藏室。至于端门城楼之上，则主要存放铁炮、铜钟等大型文物。经过八年的筹备期，国立历史博物馆终于在1920年11月成立。但是，如前所述，二十世纪初正是北洋军阀各派之间兵燹不息、战火频仍之期，从直皖战争，到两次直奉战争，再到1924年冯玉祥将军发动“首都革命”，无不围绕着北京展开。彼时国立历史博物馆所面临的财政窘境可想而知：北洋政府甚至连博物馆每月国币一千元的经费都不能按时提供。是故，直到1926年10月10日，国立历史博物馆陈列室方才正式对外开放。

相对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以清宫旧藏为主，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了我国现代考古发掘的早期成果，包括1920年河北巨鹿宋城遗迹，以及河南、陕西、山西等地的出土发掘品。截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馆藏文物已超过21万件，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博物馆的样态。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精心布展，以午门、端门及朝房为馆舍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从最初的以太学礼器为主要展陈，陆续为观众们带来了金石赤玉、明清档案、明器、兵刑器等十个专题展览。

1949年10月，国立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隶属文化部管理。至1959年8月，由著名建筑大师张开济主持设计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天安门东侧竣工，与对面的人民大会堂遥遥相对，并列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新馆舍落成后，历史博物馆在1959年8月由午门迁入新馆；故宫博物院很快就在午门和东燕翅楼分别举办了“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和“北京市美术展览会”。而端门及朝房则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继续使用，直到2011年4月，最终划转故宫博物院。

今天，长安街以北的故宫博物院，与长安街以南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穿越了历史的尘埃，共同构成了北京中轴线上最辉煌、最耀眼的博物馆集群。

2022年9月28日，“和合共生——故宫·国博藏文物联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大众见面，从故宫和国博数以百万计的藏品中精选出四百余件文物进行展示，向游客诉说着祖国一步一步走向富强与复兴的时代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