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息在北京南五环外的麋鹿，传奇身世不逊于大熊猫

一些久居北京的人或许不知道，在南五环外南海子湿地，栖息着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麋鹿。

麋鹿的传奇身世不逊于大熊猫。它是神话中姜子牙的“坐骑”，是“指鹿为马”的主角，是赫赫有名的“四不像”。1865年，它以新物种被法国戴维神父发现后，以“戴维鹿”之名蜚声世界。此后，英、法、德等国买通苑吏、明索暗购，一些麋鹿经长途舟车运至本国动物园展示。庚子国难中，麋鹿不堪人类猎杀和洪水、战乱侵扰，在故土绝迹了。

万幸，英国贝德福德公爵家族挽救了这一物种在海外最后的“香火”。1985年以来，在贝德福德公爵家族和中外专家学者的努力下，先后有38只麋鹿重回南海子；1986年，又有39只麋鹿远渡重洋，从英国伦敦等地动物园移居江苏大丰。回归故乡的麋鹿不断开枝散叶，截至目前，我国麋鹿总数已超1.2万只，其中野生数量达5000只。

夏季，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麋鹿们用“泡澡”避暑。本报特约摄影 王希宝

身世沉浮

麋鹿是最容易被人搞混的动物之一。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主任钟震宇说，“如果在网上搜麋鹿的图片，其中有很多都是错的。”

中国是世界上鹿的种类最丰富的国家。麋鹿与马鹿、驼鹿、驯鹿同属鹿科动物，进化史上的亲缘关系比较近，外形又有相似之处，甚至在民间共有一个俗称——“四不像”，尽管各有各的不像。

麋鹿 郭耕摄

马鹿 郭耕摄

驯鹿 视觉中国图

驼鹿 视觉中国图

麋鹿的角似鹿非鹿，尾似驴非驴，蹄似牛非牛，脸似马非马。还有一说是，它的颈似驼非驼。钟震宇解释说，“这是适应湿地环境的结果。200多万年前，麋鹿逐渐从原始鹿分化出来，离开森林，走向湿地。”

在湿地生存的鹿，进化出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头和尾巴。雄麋鹿头上长着一对分叉的角，分支向后，而一般的鹿角，分支向前。钟震宇将其比作麋鹿开道的工具，“如果麋鹿的角分支向前，就像一对‘草叉子’，在芦苇丛生的湿地会寸步难行。”麋鹿的尾巴是驱赶蚊虫的“利器”，有六七十厘米长，在古代一度被作为文人雅士的“拂尘”。

如果不仔细观察，很容易把麋鹿“看走眼”。这种既像又不像的动物，跟讲究分门别类、条线清晰的科学，多少有点“八字不合”。况且，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古代对麋鹿的记载以博物观察为主，没有科学系统的分类。

清乾隆皇帝就曾“傻傻分不清”。1767年冬至，他闲来无事，想起《礼记·月令》中有“孟冬，麋角解”的记载。麋即麋鹿，雄性有角。而据他狩猎观察，马鹿、梅花鹿都是在夏天换角，怎么会有冬天换角的鹿？

怪哉！乾隆想不明白，于是派御前侍卫五福，前往城南二十里的皇家猎苑——南苑，也就是南海子，一探究竟。那里的鹿圈，圈养了一百多头“麈”（音主），跟一般的鹿不太一样，有没有可能正在换角？

果不其然，五福很快捡了一只鹿角回来，并禀报说：“那里的‘麈’正在换角，有的一对角全掉了，有的只掉了一只角。”乾隆接过来一看，“爽然自失”。宋代学者司马光在《名苑》中解释说，“鹿之大者为麈”。他据此草下结论：看来古人是把麈和麋搞混了，“天下知识真是无穷无尽，事物就这样不容易摸透啊！”

接着，乾隆信手一挥，写了一篇《麋角解说》,命人刻在捡回的鹿角上，以记此事。之后，他还让人按照自己最新“考证”结果，把清朝天文历书中的“麋”改为“麈”。

清乾隆皇帝命工匠将《麋角解记》刻于麋鹿角上，这只麋鹿角现藏于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武亦彬摄

乾隆改对了吗？其实并没有。麋鹿是目前发现极少会在冬至前后换角的鹿科动物，南海子圈养的确实是麋鹿。

据动物学家研究，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麋鹿在中国长江、黄河流域沼泽地带，千百成群。随着古代先民大量猎杀和气候变迁，一千多年前麋鹿在野外基本绝迹。后代人很多没见过，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写道：“今猎人多不分别，往往以麋为鹿。”清代以降，中华大地仅剩200多只麋鹿被圈养在南海子。

1865年，在北京传教的法国阿尔芒·戴维神父（中文名为谭卫道）听说，南海子里养着“四不像”的动物，相貌奇异。他听后颇感好奇，会不会是在科学上尚未描述过的物种？

身穿传教士长袍的戴维，也是一名博物学家。年轻时，他曾在意大利萨沃纳学院担任自然科学老师。他来中国前，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博物学家们，曾给他一张写满物种名称的超长名录。在这些博物学家眼中，中国是一个动植物宝库，希望戴维能搜集一些新物种，无论是标本还是活物。

为此，戴维想去探明“四不像”真相。南海子是皇家猎苑，“内爬抓，外爬杀”。据说，他在南海子垣墙外徘徊几天，一次偶然的机会，爬上一处墙头，窥见了“四不像”，不由大吃一惊。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鹿科中极为罕见的一个新种。

要鉴定是否是新种，首先需要搞到标本。戴维花了纹银20两，买通了守卫南海子的军士，弄到两张麋鹿皮及两个头骨。之后，他委托法国驻北京公使馆的一名专员把标本带回法国，送往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

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亨利·米勒-爱德华收到标本后，与巴黎大学自然科学系和科学院的研究员们一起进行了研究。经鉴定，这是世界上从未发现过的新鹿种，而且是鹿科动物中独立的一个属。

按照惯例，麋鹿就被命名为“戴维鹿”或“大卫鹿”，作为对科学发现者的纪念。除了麋鹿，戴维在中国期间，还首次科学发现了58种鸟类物种、100种昆虫物种和63种哺乳动物物种，其中包括著名的大熊猫、金丝猴、中国娃娃鱼等。这是后话。

法国阿尔芒·戴维神父，麋鹿的科学发现者。

戴维在中国发现麋鹿的消息一经传出，在欧洲各国引起轰动。法国政府很快向清政府提出请求，渴望得到这种奇特的动物。英、德、日等国也对麋鹿趋之若鹜，明索暗购，从南海子弄走了几十只麋鹿，经长途舟车漂洋过海送到本国喂养。

1896年，晚清钦差头等大臣李鸿章出访欧美时，在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动物园看到很多中国动物，其中麋鹿成群，鹿鸣呦呦，不像是产自欧洲。他上前一番询问，发现那些麋鹿正是来自中国的皇家猎苑南苑，“不觉愀然矣”。

李鸿章或许难以预料，几年后，麋鹿就在中国绝迹了。

海外遗孤

1902年，一位英国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除了柏林动物园的一头雄鹿和阿姆斯特丹的另一头雄鹿，乌邦寺的麋鹿应该是这个物种在世界上最后的种群了。”

位于伦敦以北的乌邦寺，是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贵族之一——贝德福德公爵家族的宅邸，由英王亨利八世于1547年赏赐。18世纪时，乌邦寺被整修成一座景色秀丽的庄园，园内河湖环绕、绿树成荫，饲养着世界各地的珍稀动物。

英国乌邦寺

写日记的这位英国人，是十一世贝德福德公爵赫尔布兰德。一次，他从为乌邦寺提供动物的哈根贝先生那里听说，麋鹿在它们祖先繁衍生息的中国已经绝迹，只在欧洲的动物园里才能看见。

作为动物学家，赫尔布兰德深知，当一个物种离开原野被圈养在各地动物园里、种群数量不成规模时，就意味着濒临灭绝。为了使麋鹿免遭灭绝之虞，他决定让哈根贝将分散在欧洲各处的麋鹿全部购买。

英国十一世贝德福德公爵

从1894年到1901年，赫尔布兰德分别从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德国柏林动物园等地购买了18只麋鹿，全部集中到乌邦寺喂养。由此，这些麋鹿成为这一物种在地球上仅存的“香火”。

赫尔布兰德像保护风中残烛那样，精心护养着这群麋鹿。到1913年，乌邦寺已经有72只麋鹿。但战火无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乌邦寺饲料匮乏，大约有一半麋鹿死于疾病和饥饿，“麋鹿的拯救行动几乎毁于一旦”。

一战结束后，1940年，哈斯廷继承了父亲赫尔布兰德的爵位，成为十二世贝德福德公爵。“他也同样热爱自然，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空袭频繁，他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乌邦寺的麋鹿们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供给。”

幸运的是，乌邦寺的麋鹿挺了过来。战争让哈斯廷意识到，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是危险的。从1944年开始，他将乌邦寺的麋鹿送往世界各地的动物园，以此降低麋鹿生存的风险。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把麋鹿送回它们的故乡——中国。

让麋鹿回家，更是中国人的夙愿。

早在1918年，时任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动物学教授的薛德焴，就在《博物学会杂志》上发表一篇《四不像之名称及现状》的文章。这是中国第一篇关于“四不像”麋鹿的学术研究论文。

论文中，薛德焴第一次向国人科学介绍了麋鹿及其多舛命途。麋鹿作为“国粹之一”，在历史上分布甚广，后来逐渐稀少成为皇室专有品，被圈养在南海子。清末以降，永定河屡屡泛滥，殃及下游南海子，致垣墙坍塌，麋鹿大窜。“乱民无知，搏而杀之，以膏其吻。”“内乱外患，相继而起。而我国之四不像，亦竟与清室以俱亡。”

念兹在兹。薛德焴对流落海外的麋鹿发出了回家的呼唤：“热心国粹之君子，曷赴欧洲，设法逆输，使其再履旧土。扬我国特产之光华，并为东亚天地留一天然纪念品也可！”

而这声呼唤，直到三十多年后才有回响。

1956年春，中英两国互换代办、确立“半外交关系”后，伦敦动物学会以“动物互赠”的方式，赠给北京动物园一份珍贵的礼物——4只麋鹿。中方回赠了扬子鳄、鲵鱼、鸳鸯等珍稀动物。

颠沛流离半个多世纪，北京动物园对这4只重返故乡的麋鹿宠爱有加。它们住着“大房子”，每天有人投喂，新鲜牧草管饱。但这对它们来说，也是致命的。其中2只雌麋鹿由于过于肥胖，抑或者是胎儿过大，“一共生过4胎，竟有2胎难产，没有成活。”

1956年春，伦敦动物学会送给北京动物园的麋鹿。

麋鹿繁殖不过关，北京动物园的饲养员调整方案，减少精饲料，增加投喂点，让麋鹿多动一动。几年后，麋鹿数量却不增反减，只剩下2只麋鹿：1958年生下的一只雌麋鹿和1956年送来仅存的一只雄麋鹿。

眼看重建麋鹿种群的希望就要落空，1973年，伦敦动物学会又送了2对麋鹿给北京动物园，希望它们能在故土繁衍生息。但情况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接下来的几年间，7胎中有2胎难产。

“北京动物园鹿圈面积并不算小，生活也不算差，但也跟欧洲各园的经验一样，麋鹿难产率高。”时任北京动物园主任的谭邦杰分析，麋鹿是生活在湿地的动物，动物园的环境只适于展览，不适于繁殖。

早在燕京大学读书时，谭邦杰每每读到《戴维日记》中的“戴维鹿”“四不像”时，心里总有种说不上来的滋味。好不容易盼来麋鹿回归，重建种群却屡屡受挫，谭邦杰心急如焚。

如果再这样下去，绝种的危险将再一次缠绕麋鹿。

引回故乡

1979年，谭邦杰给乌邦寺当时的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希望得到侯爵的支持，将麋鹿成规模地重引入中国，恢复它们在中华大地上的野生状态。他还在《光明日报》《大自然》等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呼吁此事。

物种重引入，就是把一个在原分布范围内已经绝迹的野生物种，重新引入其原始栖息地，并恢复它们的野生状态。这是自然保护事业中，保护濒危物种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难度较大的方法。

谭邦杰的呼吁，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中国驻伦敦大使馆也正式联系了塔维斯托克侯爵，表示中国政府重引入麋鹿的殷切期望。塔维斯托克侯爵欣然同意，他说：“对我和我们家族来说，能与中国合作，让麋鹿重返故园，的确是件极为令人振奋的事。”

塔维斯托克侯爵决定赠送一批麋鹿给中国，帮助它们在故国故土重建种群。于是，他委托牛津大学动物学专家玛雅·博伊德前往中国推进这一项目。

玛雅·博伊德是斯洛伐克人。她的丈夫约翰是一位动物学家，也是塔维斯托克侯爵的挚友、哈佛大学同窗。当年，她在“学霸”丈夫的建议下，把麋鹿作为在牛津大学读博的研究对象，一度搬进乌邦寺做学术研究，几乎跑遍了世界上所有饲养这种动物的地方。

当得知自己将参与麋鹿重引入中国的项目时，玛雅异常兴奋。不久前，她陪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崔月犁参观乌邦寺时，表示想去中国保存麋鹿化石的机构访问交流，看看麋鹿在中国最后生活过的地方，并开玩笑说：“为了能得到中国的签证，我可以到中国大使馆科技参赞的办公室里搭个帐篷，天天守在那里。”

中国政府的期望、侯爵的心愿和玛雅的兴趣，就这样完美契合。1983年年底，玛雅搭乘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先飞往香港，在香港停留十天后，飞抵北京。

这片充满未知的土地，让她有一种“完全不能控制的兴奋”。她马不停蹄地考察了北京、上海、江苏等地，拜访了谭邦杰、北京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宗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汪松和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曹克清等人。

玛雅的挚友、合作伙伴多米尼克至今很难想象，“那时中国的经济正在复苏，大街上都是灰蓝绿的工作服，一个金发碧眼、雷厉风行的外国人要融入这个国家绝对是件新鲜事。更别说，还是一个非常坦率、脾气火暴、对政治没有兴趣，做事直截了当的外国人。”

让麋鹿从英国回到中国，牵扯很多复杂的现实问题，诸如：这一项目由中国哪个部门牵头，哪个单位负责，引回到哪里合适，经费来源，土地问题等。这对人生地不熟的玛雅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今年90岁的汪松记得，有一天，玛雅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找他，一脸愁容地说，乌邦寺麋鹿引回中国项目遇到了困难，有没有哪个部门能推进？

汪松当时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执行委员，在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听了玛雅的难处，他想，“这么好的事，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应该极力促成。”

于是，他拿起电话，给复旦大学生物学系同窗、时任国家环境保护局（今国家生态环境部）副局长的金鉴明说明了情况。“他听了之后非常感兴趣，愿意推进。”汪松说，当晚，三人就在北京饭店咖啡厅见了面，“玛雅和金鉴明谈得很愉快，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汪松告诉记者，关于麋鹿回归中国，他当时给玛雅提了三条建议：“首先，这个项目由国家环境保护局牵头；其次，麋鹿引回后，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及北京自然博物馆（今国家自然博物馆）负责；最后，第一批麋鹿应落户北京南海子。”

如今看来，汪松的这三条建议后来均成为现实。但鲜为人知的是，其中第三条建议，在当时成立的“麋鹿回归中国项目组”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上世纪70年代，麋鹿专家曹克清曾根据考古遗址出土的麋鹿化石及亚化石，摸清了麋鹿在近万年来的地理分布：北起辽宁省康平，南至海南岛；西起陕西渭河流域，东至沿海平原。

曹克清认为，“麋鹿是一种喜爱温暖湿润、喜爱水域沼泽的南方兽类，也许在中国北亚热带，例如长江下游某平原地带，选择半自然或自然放养的地点是十分恰当的。”玛雅和塔维斯托克侯爵，也有类似的想法。

但中外专家到长江三角洲地区踏勘后，发现这一想法不太可行。野放麋鹿至少需要上千公顷的土地，当时的长三角地区，自然环境好的地方剩余空间不多，空间多的地方又太偏僻，交通不便。

只能另选地方。一些专家又把目光聚焦在地大物博的东北地区。例如，辽宁辽阳金宝湾水库附近，人烟稀少，水域广阔。

汪松反对这一方案。“虽然东北和英国的纬度差不多，但英国四周都是海，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暖湿润。东北冬季气温太低，霜冻期比较长”。他说，“刚刚回来的麋鹿，搞到那么冷的地方，风险太大了。”

汪松和谭邦杰等，坚持把麋鹿落户北京南海子。汪松认为，“南海子是麋鹿的历史分布地、科学发现地、最后消失地，从哪儿来的还回哪儿，这是真正的回家。其次，北京研究机构云集，参与这一项目的官方机构和专家大多都在此地。再者，把麋鹿落户北京更具科普意义，能唤醒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

但现实问题是，南海子已非一百多年前的皇家猎苑了。

“明清时期，南海子是北京城最大的一片湿地，比皇城的面积还要大三倍，共有五个海子。清末，国库亏空，清政府就把其中的闲旷地亩招佃垦荒，达官显贵蜂拥而至，建起百余座地主庄园。民国，袁世凯又在这里建南苑机场，开办南苑航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地域变成国营南郊农场，其中部分海子被改建成养鱼池。”南海子文化研究学者张友才，年轻时曾在南郊农场上班，他告诉记者，“当时，北京市场上每4条淡水鱼中，就有1条来自南海子。”

特别巧的是，三海子作为南海子中最大的海子，面积近千亩，一直还保留着湖沼荒泽的郊野风貌，蒲苇摇曳，绿柳成荫。张友才笑着说，“好像早就知道麋鹿要回到这里似的。”他记得，当时南郊农场的领导对麋鹿回归中国一事相当重视，专门开班子会商讨，“把专家们相中的九百多亩地方无偿贡献出来了”。

1984年春，谭邦杰、玛雅、汪松等十几位专家来到三海子地区考察。彼时，海子湖畔春意正浓，草长莺飞。谭邦杰回忆说：“看到城市化建设中的南郊地区，居然还有这样一块野景，真是令人感到喜出望外。”

几经周折，“麋鹿回归中国项目组”最终商讨决定：首批麋鹿回归中国后，落户南海子。王宗祎代表项目组写了一份可行性报告，并报请有关部门批准施行。玛雅也给塔维斯托克侯爵拍了一份电报，汇报选址方案，“他表示完全同意”。

之后，塔维斯托克侯爵与“麋鹿回归中国项目组”签订了一份麋鹿引进协议书，明确双方应当遵守的承诺。北京市政府责成北京自然博物馆、南郊农场等单位，组成北京麋鹿苑（今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筹建办公室，紧锣密鼓地展开准备工作。

1985年，麋鹿专家玛雅·博伊德在北京麋鹿苑举办的“麋鹿重返家园”仪式上。

次年春天，北京麋鹿苑工程开始动工。据谭邦杰回忆：“由于流经几百亩海子的河水，先流经工厂和居民区，水质污染较严重。为了麋鹿的健康，只能让河流改道，抽出全部湖水，挖掘湖底淤泥，打出几口深水井，以地下水代替河水。由于工程量较大，原定在六月中旬可以完工，结果拖到八月初才完工。”

彼时，万事俱备，只待麋鹿归来。

故园添丁

从伦敦到北京有8000多公里，横跨东西半球，麋鹿该如何回家？当时，中英双方都认为，如果直接将麋鹿从伦敦直接空运到北京，路途遥远，充满未知。

经过反复商讨，大家决定先将麋鹿通过英吉利海峡送到法国，然后通过法航的波音747运输机空运到北京。到达北京后，再用卡车将麋鹿从机场送到南海子。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方案。

为确保运输途中万无一失，在麋鹿启程前两周，玛雅先飞回伦敦，然后乘坐计划运输麋鹿的同一航线、同一航班，从巴黎飞回北京。在此期间，她悉心安排好专员在飞机经停时，为麋鹿提供清洁的饮用水。

运输当天，塔维斯托克侯爵亲自护送22只麋鹿，从英吉利海峡到巴黎，然后再送上飞机。接着，由他的长子安德鲁（现在的十五世贝德福德公爵）与乌邦寺的首席饲养员比尔·阿普比、鹿类专家弗雷德·马歇尔，全程护送麋鹿从巴黎飞往北京。

飞行过程中，大家担心它们会“晕机”，时刻关注它们的状态。令安德鲁惊奇的是，“它们一直非常温顺地待在木箱里，整个飞行期间，这些麋鹿和其他乘客一样，只是简单的吃着干草、喝着水、卧下小憩。当飞机在北京着陆时，麋鹿的状态看起来比我们的状态更好。”

1985年8月24日，一架装载着22只麋鹿的大型法国航空运输机，飞抵首都国际机场。蒙蒙细雨中，装着麋鹿的大木箱被吊车缓缓卸下，其中20只麋鹿被送往北京麋鹿苑，2只麋鹿被转送上海动物园。

1985年8月24日，载有麋鹿的法航波音747货机到达首都国际机场。玛雅·博伊德摄

当大木箱被打开时，有两只麋鹿跑上了飞机跑道，现场一阵惊慌。“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试图抓住它们，但一开始并未成功，后来总算把它们全都安全的装上了卡车，慢慢开往南海子。”玛雅在《我在中国三十年》一书中如是写道。

按照规定，外来的动物必须经过隔离后才能放养。因此，这20只麋鹿一到北京麋鹿苑，就被送进竹篱笆围起来的隔离区，隔离了三个月。

11月11日，麋鹿出栏的日子终于到了。北京麋鹿苑为此精心准备了一场放鹿仪式。“消息很早就传开了，我特意从南郊农场赶到现场观看。”张友才记得，那一天，隔离区外站满了人，有塔维斯托克侯爵，还有“麋鹿回归中国项目组”众多中外专家。

寒风凛冽中，隔离区的竹门被打开，大家不约而同地朝门的方向观望。或许是麋鹿“近乡情怯”，等了几分钟，除了北风的呼啸，没有任何动静。玛雅后来解释说，“是因为围栏里面比较暖和，麋鹿不愿意出来。”

几名饲养员进入隔离区，温柔地将它们赶了出来。虽然有些被动，但麋鹿们跑出来后，开始撒欢狂奔，哒哒哒的声响，回荡在南海子上空。站在篱笆门外的塔维斯托克侯爵激动地说：“我的曾祖父从20世纪初就开始致力于麋鹿的保护，能将他的保护事业延续至今并成功画上一个阶段性句号，我感到非常欣慰和满足。”

1985年11月11日，第一批回归北京麋鹿苑的20只麋鹿，隔离3个月后终于出栏，塔维斯托克侯爵和中外专家在篱笆门外观望。玛雅·博伊德摄

麋鹿苑的工作人员就像“新手爸妈”，看着万里迢迢归来的“孩子”开始担心：养尊处优的麋鹿能不能安全过冬？会不会适应它们祖先栖息的地方？

未来仍是一个未知数。

北京的冬天，寒冷干燥。大家担心麋鹿受冻，早早给它们搭建了几处窝棚，以避风雪。但遗憾的是，没有一只领情的。据北京麋鹿苑原主任张林源回忆，“无论刮风还是下雪，它们宁可挨冻也不进棚。”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大家才发现，麋鹿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已经拥有适应环境的生理机能和本领。它们为应对夏天的酷暑和冬天的严寒，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换毛。夏毛薄而稀疏，冬毛就像一件厚毛衣，再大的风也难吹透。

“不是麋鹿不知冷暖，而是我们当时不了解麋鹿罢了”。张林源意识到，“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一定要尊重它，尊重自然。我们一厢情愿地给它们创造条件，未必是一件好事。”

“新手爸妈”们让麋鹿在散养区自由生长、自由恋爱。夏季，麋鹿开始进入发情期。威风凛凛的雄鹿给鹿角上挂满长草，身上涂满带有自己粪尿的淤泥。钟震宇解释说，“这是它们在显示自己的强壮，从而吸引更多的异性。”

按照自然法则，雄麋鹿在交配前，会展开一场激烈的角逐，强者为王。一旦当上麋鹿王，就有机会与雌麋鹿们交配，可谓“一夫多妻”之典型。而其他雄麋鹿只能打光棍，或者趁麋鹿王精力不足时，再次挑战王位。

第一批回归南海子的麋鹿，按照1∶3的性别比例，有5只雄麋鹿、15只雌麋鹿。其中一只体格健壮的雄麋鹿，被大家称之为“135号”。135号正值壮年，实力雄厚，在繁殖季的角逐中，把其他4只雄麋鹿逐出鹿群，统治了整个雌鹿群并与之交配。

当年，15只雌麋鹿中，除一只因检疫没有被放出外，其余14只雌麋鹿全部受孕。经过长达10个月的孕期，1987年3月，第一批雌麋鹿开始分娩。

“在英国它们是三月份产仔，到了北京也是三月份产仔。”张林源估计，这批麋鹿还没倒过来“时差”，“最早3月2日就开始产仔了，那时候北京还很冷，不时飘雪花，它们有的在夜间生、凌晨生。”

尽管“时差”没倒过来，但第一批10只小麋鹿平安降生，为麋鹿苑增添了新的“居民”，也给麋鹿苑的工作人员打了一针兴奋剂。从英国归来的麋鹿适应了南海子湿地。毕竟，这里是它们的故园，是它们祖先栖息的地方。

1987年，乌邦寺又给北京麋鹿苑送了18只麋鹿。此外，1986年，国家林业部（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从英国伦敦7家动物园引进39只麋鹿，落户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国的麋鹿基础种群开始壮大。

危机再起

1992年春的一天，张林源正在食堂吃午饭，一位饲养员风风火火地跑到来报告说：“不好了！散养区东侧的柳树下，躺着一只麋鹿，浑身哆嗦，站不起来。”

张林源听后，赶紧放下碗筷，和兽医一起带上听诊器、氧气发生器等简单的医疗器械，一路跑向麋鹿散养区。那头麋鹿正躺在树下，头贴着腹部，非常痛苦的样子。大家凑上去仔细一看，原来是135号。

135号一直是大家眼中的英雄。它连续多年勇当麋鹿王，妻妾成群，儿孙满堂，麋鹿苑中很多小麋鹿都是它的后代，可以说是“英雄爸爸”。而彼时的135号躺在地上，呼吸急促，看得大家很是着急。

兽医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检查。135号的肚子鼓胀，兽医听诊后，初步判断是消化系统问题，需要马上做手术，随即跑回去拿手术器械。但让人心痛的是，还没等兽医回来，135号就停止了呼吸，永远闭上了眼睛。

出于科学研究，麋鹿苑规定，每只麋鹿去世后都要进行解剖。解剖时，兽医发现了杀死135号的罪魁祸首是一堆塑料袋。据张林源回忆，“各种颜色的塑料袋，约有2斤重。塑料袋阻碍了食物向下的通道，使食物长时间停留在胃里发酵，产生气体，憋死了麋鹿。”

塑料袋怎么会跑到麋鹿的胃里？这得从南海子地区的变迁说起。

上世纪90年代初，永定河上游断水，南海子地区失去了水产养殖的条件，很多养鱼场被迫关闭。与此同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三海子以东的亦庄地区，建设得如火如荼，到处是塔吊林立的建设工地。

张友才告诉记者，由于沙子是不可缺少的建筑材料，而南海子地区是古永定河由北往南冲积摆动几千年留下的故道，地下积沙层厚达十几米。由此，这里成为天然采沙场，一些建材商人纷纷在此承包沙坑，将一车车沙子销往建筑工地。

不到几年时间，麋鹿苑周边，一个个养鱼场迅速变成一个个大沙坑。麋鹿苑宛如一座孤岛。

紧接着，大沙坑又被承包出去，用来消纳建筑渣土和生活垃圾。距离麋鹿苑不到百米的地方，就是两个巨大的垃圾场。每次起风，各种颜色的垃圾袋像幽灵一样飞舞在麋鹿苑的树枝间、草地上、河面上。

麋鹿把塑料袋囫囵吞下，在胃中形成团，阻碍消化，轻则日渐消瘦，重则走向死亡。更严重的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引起了连锁反应。

“水往低处流，愈挖愈深的沙坑使麋鹿苑中的地表水流失，从而使麋鹿赖以生存的湿地在短短几年后就几近干涸了。”张林源记得，当时，麋鹿几乎完全靠人工补充饲料和饲草生活。

周围遍地的垃圾，也严重污染了地下水。浅层的地下水已不能给麋鹿饮用，麋鹿苑为此打了一口300多米深的井，以解决麋鹿的饮水问题。尽管如此，麋鹿还是时常“闹肚子”。1996年，麋鹿苑连续死亡多只麋鹿，样本送到中国农业大学兽医站化验，结论是：它们喝了受污染的脏水。

麋鹿苑的工作人员，三番五次与当地交涉。当时的大兴县政府也下文，明令禁止在麋鹿苑外挖沙和在沙坑中回填垃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也纷纷对此进行连续报道，引起全社会关注。

然而，明目张胆的挖沙者依然存在。他们不仅反问：“如果不许挖沙，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谁负责？”甚至上书北京市政府，要求麋鹿搬家。

“我们人类真的太霸道了。”1998年，郭耕调到北京麋鹿苑工作时，麋鹿的生存环境依然没有改善。作为北京市政协常委、大兴区政协副主席，每到北京市“两会”期间，他就积极书写提案，向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建议，对麋鹿苑周边环境污染进行彻底治理。

他在提案中写道：“如此独特的濒危动物，现在却面临着周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威胁。由于填埋垃圾、污染地下水和大量搭建临时建筑物，使这里的自然环境正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有非常急迫的治理和制止的必要。”他干脆提议：“让麋鹿先回英国躲躲吧。”

郭耕的提案连续写了好几年，相关专家也不断奔走呼吁，最终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2007年，北京市启动麋鹿苑恢复自然生态工程，将小红门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引入麋鹿苑；2009年，北京市以麋鹿苑为中心，在亦庄、旧宫、瀛海三镇相交的三海子地区，建设、恢复1.2万亩湿地，建设三海子郊野公园（今南海子郊野公园）……

从此，麋鹿苑再现碧波荡漾、芦苇丛生，鸿雁、苍鹭、黑天鹅等野生动物也纷纷在此落户，与麋鹿做伴。

放归自然

几经劫难后，麋鹿种群不断壮大。但追根求源，都是清代南海子皇家猎苑麋鹿的海外遗孤——乌邦寺18只麋鹿的后代。

从保护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如果种群高度近亲繁殖，可能会使麋鹿产生严重的衰退现象。一旦外界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它们很难应对，最终走向灭亡。

为此，从1989年起，中外专家就开始对麋鹿的迁移地址进行研究，并为它们寻找最接近其原始栖息地的自然环境。对麋鹿来说，在地球上长期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回到荒野，自己去面对大自然的选择。

湖北省环保厅和一些地方政府，为麋鹿提供了几处选址，并积极邀请玛雅、王宗祎、汪松等到长江中下游考察。《墨子》曰：“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远古以来，在荆楚大地，“云梦泽”这个地方，麋鹿、大象和犀牛等野生动物遍地都是。

湖北石首是古云梦泽的一部分，中外专家来到这里，惊喜地发现，在长江新旧河道的夹角处，自然形成一片月牙状的泛洪沼泽湿地——天鹅洲，洲滩纵横，非常适合麋鹿生息繁衍。随后，中外专家一行，对天鹅洲进行了可行性调查与研究，一致推荐湖北石首作为麋鹿自然保护区的选址，并向相关部门提交了一份可行性报告。

报告很快被批准。1991年，湖北省政府批准石首天鹅洲建立2.3万亩的湿地麋鹿自然保护区。从1993年起，64只麋鹿先后分两批从北京“坐着大解放”，来到一千多公里以外的天鹅洲湿地。

“一开始，它们并没有自由放养在保护区，而是被圈养在围栏里，适应了一段时间。”钟震宇介绍说，直到1995年1月，64只麋鹿被完全散放在天鹅洲湿地。这是世界上第一批实现回归自然、被野生放养的麋鹿。

起初，它们不敢踏出临时圈舍的大门，直到夜深人静，才“偷偷”进入保护区。当晚，天鹅洲下了一场十年不遇的大雪，白茫茫一片，麋鹿的食物全被白雪覆盖。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十分忧心，又冷又饿它们承受得住吗？

第二天，令人欣慰的一幕出现了——几只麋鹿嗅到了“美味”，用蹄子刨开雪地，啃食雪下的枯草。这意味着，麋鹿的野性逐渐恢复，能自己在野外找食物了。

更让人欣喜的是，次年，这群麋鹿就在野生状态下顺利产下世界上首批自然繁衍的10只小麋鹿。钟震宇称，“它们是一群可自我繁殖的麋鹿群，是当时世界上最接近野生的种群。”到1996年底，天鹅洲麋鹿自然保护区已有109只麋鹿。

天有不测风云。

1998年夏，长江流域普发大洪水。洪水一泻千里，天鹅洲麋鹿自然保护区的围栏被冲垮，昔日茂盛的水草、芦苇也全部没入水中，麋鹿失去家园，食物断绝。

据天鹅洲麋鹿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李鹏飞回忆，当时保护区内有一段200多米长的残堤尚未被水淹没，于是他和几位同事驾驶着木船，将90多只麋鹿赶到这段残堤上，并与解放军官兵一道为它们运送草料，直到60多天后洪水退去。

1998年，湖北石首麋鹿自然保护区的几十只麋鹿被洪水围困。

除了被洪水围困的麋鹿，数十只麋鹿慌乱中失散，泅水自保，“偷渡”到长江南岸。这些外逃者在距保护区不远的三合垸和杨坡坦的芦苇荡中，安了新家，建立了两个自然扩散的麋鹿种群。

随着江水的涨落，它们沿着长江南岸走廊，翻越桃花山，抵达洞庭湖，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迁徙长廊。而洞庭湖的烟波浩渺也让它们流连忘返，陆续在此繁衍生息，建立一支新的野生种群。

1998年，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只麋鹿也走出围栏回归大自然。此后，2002年、2003年、2006年又进行了3次野生放养试验，共计有53只麋鹿放归自然，并成功自然繁殖。

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畔，也出现了麋鹿的身影。2013年，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与江西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合作，成立鄱阳湖麋鹿重引入项目组，从北京输出10只麋鹿至鄱阳湖，开展野外放归前训练。2018年，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再次输出30只麋鹿，并于同年4月开展麋鹿野放活动。

前不久，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研究员程志斌，对鄱阳湖流域野生麋鹿进行调查监测时发现，8只麋鹿中有2只是今年新生的仔鹿。“这标志着北京野放至江西鄱阳湖的麋鹿，已经连续6年在当地产仔。”程志斌说。

截至目前，我国麋鹿总数已超12000只，其中野生数量超过5000只，分布于江苏大丰、湖北石首、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和内蒙古大青山等地。

从零到万，麋鹿在中国涅槃重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物种引进指南》认为，中国麋鹿重引入项目是全世界138个物种重引入项目中最成功的15个之一。

尽管如此，中国麋鹿种群的重建仍任重道远。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主任白加德说，“未来，需要加强对麋鹿种群生态监测，建立麋鹿共享数据库；采用技术手段增加遗传多样性，建立麋鹿种质资源库。”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多米尼克先生及刘娜女士为本文提供了相关资料，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