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古刹万寿寺

清宫廷画作《胪欢荟景图册》中的“香林千衲”图，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长河北岸的万寿寺，张灯结彩，百官贺拜；南岸的大戏楼，众僧聚集，祈福诵经。这是当年在万寿寺祝贺乾隆生母崇庆太后七十大寿的宏大场面。万寿寺伴长河清流，依紫竹翠林，享有“京西小故宫”的美誉。

沐皇恩香林千衲

万寿寺的兴建，与明万历皇帝亲政有直接关系。明万历五年（1577），距离皇帝成婚并亲政的日子只剩一年了。李太后前思后想，决定通过兴办佛事来树立皇帝的形象，遂发布懿旨，建造一座寺院取代汉经厂藏经，完成先帝遗志。于是，便指示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选址督建，寺院地点就选在了长河岸边。

为表明皇帝勤俭爱民，建寺所需钱款未动用国库，而是用李太后的私房钱和皇亲国戚的捐赠。次年六月，工程竣工，万历皇帝赐名“护国万寿”，令内阁首辅张居正撰写《敕建万寿寺碑文》。

到了清朝，皇帝尊崇佛法，万寿寺依旧享有皇家寺院的待遇。康乾盛世，国力强盛，先后建造了畅春园和清漪园等皇家园林，长河沿线日趋繁盛。万寿寺作为长河的中间节点，其作用愈加凸显。

崇庆太后十分喜爱畅春园，常年居住于此。乾隆皇帝为母后请安，就会沿长河水道乘船前往，万寿寺因此受到青睐。清乾隆十六年（1751），适逢崇庆太后六十寿辰，乾隆皇帝下令重修万寿寺，并把长河沿线建筑装扮一新，增加喜庆气氛。他还亲自陪太后进寺礼佛烧香，并在万寿阁进食茶膳。到了太后七十寿辰，乾隆皇帝想把这一年的寿典搞得更加隆重，决定进行大规模营造活动，把回宫沿途装饰起来。

为了让太后尽兴，乾隆皇帝决定走陆路，从畅春园南门出发，向南沿万寿街行至万寿寺。万寿街本是条寻常买卖街，因太后随皇帝下江南时到过苏州，对苏州建筑情有独钟，皇帝遂下令将其改造成具有苏州特色的街道。

改造后的街道，两侧铺面林立，均仿江南建筑式样，长至数里，喧闹非凡。由于店中人员都是从苏州当地选派而来，江南情调的市井商铺与街道上的吴侬软语，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后来，老百姓称此街为“苏州街”，街名沿用至今。苏州街的华丽令人惊叹。清代魏之琇在《苏州街》一诗中写道：“楼馆青红百货俱，水村山郭似姑苏。小人近市真堪美，翻作人间大隐图。”

长河岸边的万寿寺（郭晓钟 摄）

乾隆皇帝骑马在前，太后乘凤辇于后。出苏州街南关门至长河，接着东转便到了万寿寺。这时，众僧开始齐声诵经。两人先来到山门前，接受寺院住持和官员的朝拜恭贺，再一同进入大雄宝殿拈香礼佛。佛事活动结束，皇帝、太后一行继续东行回宫，次日在皇宫内举行寿典。后来，慈禧太后也在这里举行寿典佛事活动。万寿寺也经历了数次重修。

咸丰十年（1860），万寿寺遭到英法联军的劫掠，苏州街被焚。40年后，万寿寺再次遭到八国联军洗劫。随着溥仪逊位，万寿寺便失去了昔日地位和风采。

浴佛会商贸繁盛

“四月长安道，芳郊乐事偏。乍休浴佛会，更结赛神缘。角抵依人戏，婆娑里社传。汗挥都市雨，香滚禁城烟。”这是明朝诗人黄居中笔下万寿寺一年一度的庙会盛景。

每年四月初一，正值初夏时分，天朗气清，长河两岸柳风麦浪，涤荡着游人的胸襟。在这外出游览的好时节，万寿寺庙会如期而至。作为皇家寺院，这里平日不对百姓开放，只有到了佛祖诞辰日（四月初八）前后，才从当月初一至十五开庙半个月。半个月里，游人可进寺烧香礼佛，观赏浴佛会。红男绿女，成群结队。

万寿寺浴佛会的风俗，从明末一直延续到清末。清嘉庆末年，万寿寺庙会已经允许乡民“自由设市”，由皇家“禁地”变成百姓买卖的场所。

清代庙会期间，寺院外的长河一线又增加了集市，各种摊贩会集于此，茶摊、小吃摊等连成一片。当年有一首单弦叫《穷大奶奶逛万寿寺》，描写了普通百姓游览的情形：“捋顺着拦河沿儿，经过了豆腐闸儿，这才来到了万寿寺呀。哎，见车辆就乱啊乱成了一条线儿。这山门以外，那买卖都成了攒儿。买的是牛头肉与羊头肉哇，馓子、麻花儿，还有熏鸡，哎呀熏那熏鸭蛋儿。这个是豌豆黄儿呀，哎，块块都带个尖儿，那个是豆汁儿咸菜呀，还外带着焦圈儿，麻糕、凉粉儿，哎这多哎这多，多浇醋蒜儿。”

清中晚期，万寿寺西垣外、苏州街内设有走马厂，规模虽不是很大，但也可供赛马之用。所谓赛马，并不是竞赛骑马速度，只是各自驰骋，以马行走平稳为优，骑手获喝彩为乐。赛马前，由开茶棚的人先期平整道路，泼洒清水。大道两侧支搭席棚，出售茶货、酒食。赛马之日，万人空巷，观者如堵。

老北京人流传着一句歇后语：“万寿寺弯腰——顶儿上见。”万寿寺庙会期间，蓝靛厂西顶娘娘庙的庙会也同时举办，人们在万寿寺见面后，互相拱手作揖，然后说：“顶儿上见！”此话本意是西顶娘娘庙再见。后来，两人相争难分高下时，也会说：“咱们万寿寺弯腰——顶儿上见。”言外之意是迟早要分出个高低。

明清两代，万寿寺以佛事祝釐而闻名。庙会的诞生和繁荣，也促进了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交融。

藏佛经奉请钟王

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里，悬挂着一口明永乐年间铸造的巨大佛钟——永乐大钟。它洪亮悠远的声音，因央视春晚零点鸣响而家喻户晓。历史上，它几经搬迁，与万寿寺还有着百余年的渊源。

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前，派太子少师姚广孝到北京主持铸造佛钟事宜。佛钟自明永乐十六年（1418）开铸，到宣德二年（1427）最终铸成。大钟形体巨大，直径3米多，高6米多，重40多吨，钟体内外遍铸汉文及梵文佛经，共计23万余字。佛钟因周身刻有经文，被当作佛经文献收藏在汉经厂（今东城区宽街西南）。

万寿寺兴建后，明代汉经厂的汉文佛经连同佛钟一并迁入。考虑到搬钟事关重大，就按当时的规矩择吉日搬运，时间定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六月十六日午后。永乐大钟迎来卧地存放180年后的首次搬迁。

由于佛钟体量巨大，运输起来颇费周折，由群牛牵拉，数月才到达万寿寺。引得成千上万的京城百姓沿途观看，把道路围得水泄不通，场面十分壮观。明代诗人袁宏道的《万寿寺观文皇旧钟》中这样写道：“十龙不惜出禁林，万牛回首移山麓……道旁观者肩相摩，车骑数月犹驰逐。”

永乐大钟迁至万寿寺后，悬挂于新修的一座方形钟楼里。每天有6名僧人于晨昏时分撞击，声音洪亮，声播京城，名声大振。城中百姓和文人墨客纷至沓来，一睹御钟风采。

明末，由于政治腐败，全国性农民起义爆发。京师西部不适合鸣钟的传言在京城弥漫。明廷将社会动荡的问题归咎于永乐大钟，于是拆毁钟楼。从此，京城百姓再也听不到巨钟的声响，永乐大钟就长年横卧在长河岸边。

清雍正十一年（1733），皇帝决定再选择一座庙宇悬挂永乐大钟。经过臣僚勘察，奏明皇帝：觉生寺在京城的西北方，钟的本体属金，西方也属金，若移动安放到觉生寺最为适宜。但是，随着雍正皇帝故去，移钟之事被搁置。到了乾隆八年（1743），大钟才迁到觉生寺悬挂。由于有了这口大钟，觉生寺这个名字叫的人少了，民间称之为“大钟寺”。

长河流淌，梵音鼎沸，钟鸣悠远。万寿寺作为北京一处地标性建筑，虽然历经沧桑，但它特有的韵律，仍然回荡在人们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