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廷画作《胪欢荟景图册》中的“香林千衲”图,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长河北岸的万寿寺,张灯结彩,百官贺拜;南岸的大戏楼,众僧聚集,祈福诵经。这是当年在万寿寺祝贺乾隆生母崇庆太后七十大寿的宏大场面。万寿寺伴长河清流,依紫竹翠林,享有“京西小故宫”的美誉。 沐皇恩香林千衲 万寿寺的兴建,与明万历皇帝亲政有直接关系。明万历五年(1577),距离皇帝成婚并亲政的日子只剩一年了。李太后前思后想,决定通过兴办佛事来树立皇帝的形象,遂发布懿旨,建造一座寺院取代汉经厂藏经,完成先帝遗志。于是,便指示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选址督建,寺院地点就选在了长河岸边。 为表明皇帝勤俭爱民,建寺所需钱款未动用国库,而是用李太后的私房钱和皇亲国戚的捐赠。次年六月,工程竣工,万历皇帝赐名“护国万寿”,令内阁首辅张居正撰写《敕建万寿寺碑文》。 到了清朝,皇帝尊崇佛法,万寿寺依旧享有皇家寺院的待遇。康乾盛世,国力强盛,先后建造了畅春园和清漪园等皇家园林,长河沿线日趋繁盛。万寿寺作为长河的中间节点,其作用愈加凸显。 崇庆太后十分喜爱畅春园,常年居住于此。乾隆皇帝为母后请安,就会沿长河水道乘船前往,万寿寺因此受到青睐。清乾隆十六年(1751),适逢崇庆太后六十寿辰,乾隆皇帝下令重修万寿寺,并把长河沿线建筑装扮一新,增加喜庆气氛。他还亲自陪太后进寺礼佛烧香,并在万寿阁进食茶膳。到了太后七十寿辰,乾隆皇帝想把这一年的寿典搞得更加隆重,决定进行大规模营造活动,把回宫沿途装饰起来。 为了让太后尽兴,乾隆皇帝决定走陆路,从畅春园南门出发,向南沿万寿街行至万寿寺。万寿街本是条寻常买卖街,因太后随皇帝下江南时到过苏州,对苏州建筑情有独钟,皇帝遂下令将其改造成具有苏州特色的街道。 改造后的街道,两侧铺面林立,均仿江南建筑式样,长至数里,喧闹非凡。由于店中人员都是从苏州当地选派而来,江南情调的市井商铺与街道上的吴侬软语,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后来,老百姓称此街为“苏州街”,街名沿用至今。苏州街的华丽令人惊叹。清代魏之琇在《苏州街》一诗中写道:“楼馆青红百货俱,水村山郭似姑苏。小人近市真堪美,翻作人间大隐图。” 长河岸边的万寿寺(郭晓钟 摄) 乾隆皇帝骑马在前,太后乘凤辇于后。出苏州街南关门至长河,接着东转便到了万寿寺。这时,众僧开始齐声诵经。两人先来到山门前,接受寺院住持和官员的朝拜恭贺,再一同进入大雄宝殿拈香礼佛。佛事活动结束,皇帝、太后一行继续东行回宫,次日在皇宫内举行寿典。后来,慈禧太后也在这里举行寿典佛事活动。万寿寺也经历了数次重修。 咸丰十年(1860),万寿寺遭到英法联军的劫掠,苏州街被焚。40年后,万寿寺再次遭到八国联军洗劫。随着溥仪逊位,万寿寺便失去了昔日地位和风采。 浴佛会商贸繁盛 “四月长安道,芳郊乐事偏。乍休浴佛会,更结赛神缘。角抵依人戏,婆娑里社传。汗挥都市雨,香滚禁城烟。”这是明朝诗人黄居中笔下万寿寺一年一度的庙会盛景。 每年四月初一,正值初夏时分,天朗气清,长河两岸柳风麦浪,涤荡着游人的胸襟。在这外出游览的好时节,万寿寺庙会如期而至。作为皇家寺院,这里平日不对百姓开放,只有到了佛祖诞辰日(四月初八)前后,才从当月初一至十五开庙半个月。半个月里,游人可进寺烧香礼佛,观赏浴佛会。红男绿女,成群结队。 万寿寺浴佛会的风俗,从明末一直延续到清末。清嘉庆末年,万寿寺庙会已经允许乡民“自由设市”,由皇家“禁地”变成百姓买卖的场所。 清代庙会期间,寺院外的长河一线又增加了集市,各种摊贩会集于此,茶摊、小吃摊等连成一片。当年有一首单弦叫《穷大奶奶逛万寿寺》,描写了普通百姓游览的情形:“捋顺着拦河沿儿,经过了豆腐闸儿,这才来到了万寿寺呀。哎,见车辆就乱啊乱成了一条线儿。这山门以外,那买卖都成了攒儿。买的是牛头肉与羊头肉哇,馓子、麻花儿,还有熏鸡,哎呀熏那熏鸭蛋儿。这个是豌豆黄儿呀,哎,块块都带个尖儿,那个是豆汁儿咸菜呀,还外带着焦圈儿,麻糕、凉粉儿,哎这多哎这多,多浇醋蒜儿。” 清中晚期,万寿寺西垣外、苏州街内设有走马厂,规模虽不是很大,但也可供赛马之用。所谓赛马,并不是竞赛骑马速度,只是各自驰骋,以马行走平稳为优,骑手获喝彩为乐。赛马前,由开茶棚的人先期平整道路,泼洒清水。大道两侧支搭席棚,出售茶货、酒食。赛马之日,万人空巷,观者如堵。 老北京人流传着一句歇后语:“万寿寺弯腰——顶儿上见。”万寿寺庙会期间,蓝靛厂西顶娘娘庙的庙会也同时举办,人们在万寿寺见面后,互相拱手作揖,然后说:“顶儿上见!”此话本意是西顶娘娘庙再见。后来,两人相争难分高下时,也会说:“咱们万寿寺弯腰——顶儿上见。”言外之意是迟早要分出个高低。 明清两代,万寿寺以佛事祝釐而闻名。庙会的诞生和繁荣,也促进了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交融。 藏佛经奉请钟王 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里,悬挂着一口明永乐年间铸造的巨大佛钟——永乐大钟。它洪亮悠远的声音,因央视春晚零点鸣响而家喻户晓。历史上,它几经搬迁,与万寿寺还有着百余年的渊源。 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前,派太子少师姚广孝到北京主持铸造佛钟事宜。佛钟自明永乐十六年(1418)开铸,到宣德二年(1427)最终铸成。大钟形体巨大,直径3米多,高6米多,重40多吨,钟体内外遍铸汉文及梵文佛经,共计23万余字。佛钟因周身刻有经文,被当作佛经文献收藏在汉经厂(今东城区宽街西南)。 万寿寺兴建后,明代汉经厂的汉文佛经连同佛钟一并迁入。考虑到搬钟事关重大,就按当时的规矩择吉日搬运,时间定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六月十六日午后。永乐大钟迎来卧地存放180年后的首次搬迁。 由于佛钟体量巨大,运输起来颇费周折,由群牛牵拉,数月才到达万寿寺。引得成千上万的京城百姓沿途观看,把道路围得水泄不通,场面十分壮观。明代诗人袁宏道的《万寿寺观文皇旧钟》中这样写道:“十龙不惜出禁林,万牛回首移山麓……道旁观者肩相摩,车骑数月犹驰逐。” 永乐大钟迁至万寿寺后,悬挂于新修的一座方形钟楼里。每天有6名僧人于晨昏时分撞击,声音洪亮,声播京城,名声大振。城中百姓和文人墨客纷至沓来,一睹御钟风采。 明末,由于政治腐败,全国性农民起义爆发。京师西部不适合鸣钟的传言在京城弥漫。明廷将社会动荡的问题归咎于永乐大钟,于是拆毁钟楼。从此,京城百姓再也听不到巨钟的声响,永乐大钟就长年横卧在长河岸边。 清雍正十一年(1733),皇帝决定再选择一座庙宇悬挂永乐大钟。经过臣僚勘察,奏明皇帝:觉生寺在京城的西北方,钟的本体属金,西方也属金,若移动安放到觉生寺最为适宜。但是,随着雍正皇帝故去,移钟之事被搁置。到了乾隆八年(1743),大钟才迁到觉生寺悬挂。由于有了这口大钟,觉生寺这个名字叫的人少了,民间称之为“大钟寺”。 长河流淌,梵音鼎沸,钟鸣悠远。万寿寺作为北京一处地标性建筑,虽然历经沧桑,但它特有的韵律,仍然回荡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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