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北京情缘：一个新文化人的日常生活

▲ 欧阳哲生《胡适的北京情缘：一个新文化人的日常生活史》

内容简介

本书为欧阳哲生教授胡适研究成果的全新结集，意在“着眼其小”，发掘胡适日常的生活细节，以展现胡适作为一个新文化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内容上，涵盖胡适在北京的日常生活史，胡适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胡适与司徒雷登两个跨文化人的命运，胡适及其著作在日本的回响，《胡适留学日记》版本及其文献价值的参考，以及作者胡适研究之路的回顾，史料扎实、论述精当，多有探及前人未及之处，是一部从不同维度研究胡适这一重要人物的力作。

/ 目录 /

胡适的北京情缘——一个新文化人的日常生活史

胡适与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流

胡适与司徒雷登——两个跨文化人的历史命运

新文化的异域回响——胡适及其著作在日本

一部新文化的珍贵文献——《胡适留学日记》版本源流及其文献价值考

我的胡适研究之路

/ 内容分享 /

胡适笔下的北京风光

胡适在北京生活十八年，他喜欢游览北京的风景名胜，所到之处每都在日记、书信中留下相关记载。胡适去过的北京风景区有中央公园、北海、城南公园、西山、长城等处，其中西山为他常去游览之地。胡适曾为美国摄影师赫伯特 • C • 怀特（Herbert C. White）拍摄的《燕京胜迹》撰写引介推荐。从胡适笔下对北京风光的描绘，可以看出他对这座文化古城的挚爱。

▲ 《燕京胜迹》

胡适喜欢游览北京的风景名胜（特别是西山），他所到之处，日记每都留下相关记载。1927年11月21日陈衡哲致信胡适说：“叔永屡举北京的好处，想来打动你的心；但我知道是用不着的，因为在我们的朋友中间，你可以算是最爱北京的一个人了。”[1]陈衡哲说这话的时候，胡适尚在上海。他把任、陈夫妇引诱到了北京，而自己却留在上海不肯北归。这让陈衡哲不解。胡适是在何时何地给陈衡哲留下他热爱北京的印象，我们无法考证。不过，从胡适有关北京的评介文字，可以看出他的确是挚爱这座文化古城，也就是陈信中引用他所称的“最文明的北京城”。

▲ 1923年陈衡哲、胡适等人于海宁观潮

胡适对北京的好感甚至传染到江冬秀身上，1925年12月11日江冬秀给在上海治痔的胡适信中表示：“上海过冬不如北京，什么地方都没有北京好。我们到京住惯了，我想别的地方过夏天也不好是（似）北京，早晚一点不热，都是狠凉的。你天天这样的受痛苦，怎样好呢？”[2]正因为对北京感觉如此之好，在胡适第二年出访欧美时，江冬秀仍留守北京。

胡适没有留存关于北京的长篇大论，只是在他的日记、书信和其它体裁的文字中常见他有观察北京的文字议论，从这些只言片语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的审美情趣、文化品味和对北京的真实情感。

厂甸的庙会是京城正月最热闹的地方。1920年2月20日（大年初一）胡适日记写道：“与梦麟去厂甸，玩了两点多钟，买了一点玩物。”这可能是胡适第一次逛厂甸春节的庙会。

▲ 胡适购于琉璃厂的《水浒传》

北海离胡家不远，尤其是胡适搬到米粮库4号后，相距咫尺。1921年6月27日胡适才首次光临北海。当天他的日记写道：“出门到北京饭店，看昨晚到的Mr & Mrs.H.K.Murply（茂费)，吃一会茶，他们邀我同去玩北海，这是我第一次玩北海。我们三个人都是很忙的；茂费先生是一位建筑工程大家，他只要看一个大概，故我们只到了永安寺一处。我们走上正觉殿的顶上，四望北京的全城都在眼底，西北、东北诸山也极分明。斜日照在宫墙上，那红墙与黄琉璃瓦好看的很！我不曾见过北京像今天这样标致。”胡适陪同的这位茂费（今译墨菲）可是一位了不起的美国建筑家，在中国设计过许多著名的近代建筑，1929年应南京国民政府之请主持制定首都规划。[3] 1922年9月19日下午，胡适与冬秀、胡祖望再游北海。1930年10月7日晚上，胡适在北海仿膳等候任鸿隽夫妇，“看月亮起来，清光逼人，南方只有西湖偶有此种气象”。他在上海生活了三年，从北海联想到杭州的西湖，可谓浮想联翩。

▲ 北海之堆云积翠坊（《燕京胜迹》）

城南有先农坛和新辟的城南公园。1922年9月3日，胡适与邓芝园找蔡元培谈教育经费事，恰逢蔡先生带儿女去先农坛游玩，胡适借教育部车追踪到先农坛，找到蔡先生。随即“游览一周”，“又到城南公园游一次”，此地自重开以来，胡适未曾来过。

西山是北京西边的风景名胜，胡适在北京的岁月里，去得最多的风景区就是西山。他去西山的日期并不一定，春夏秋冬四季都留下了他游览西山的足迹。不管是什么季节去西山，胡适对之都有一种愉悦的感受。

1918年初秋，胡适打算利用未开学前的空暇，到西山作一休整。9月14日他致信母亲说：“我因今年以来，不有一天休息，故觉得精神有点疲倦。现定明日出京，到京城西边的西山去养息七八天。那边空气很好，风景也好，可以每天上山去玩玩，也不会客，也不办事，也不操心。养了几天回来，定然身体更好了，精神也更好了。”9月17日胡适去香山游玩，住在静宜园。午饭后先看碧云寺。“此寺乃是乾隆时重建的，今虽倒坏，还有很壮大的规模。有一座塔，工程极伟大”。

▲ 碧云寺近景（《燕京胜迹》）

傍晚去游静宜园。“此园很大，一时走不完。我们走到一座很高的茅亭上，月亮刚出来，那时的景致真美”。18日早晨骑驴去游“八大处”。“‘八大处’乃是八个有名的寺院、庙宇，离此地约有三十多里路。我骑驴到山下，独自上山。从上午十点多钟起，爬山过岭，直到下午三点钟，方才回到山下，寻着骑来的驴子，又骑着回来。我十几年不曾骑驴子，今回颇有点痛苦。我们瘦的人骑驴骑马都要吃亏的。山上吃的水颇好，远胜城里的水。”在西山一住就是五天，天天爬山，面色晒黑，精神大好。一个星期后胡适还写信告诉母亲“我从西山回来已有一个礼拜了。身体很好，精神也还好”。可见这次西山之行对他的调养之效。以后，几乎每年都能看到胡适去畅游西山的纪录。《论语》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如以胡适喜欢爬山的这一取向来看，他应属仁者一类。 

1920年3月14日“青年会会门齐，赴西山开讨论会”。正是在这次会上，胡适、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在卧佛寺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1921年6月10日，这天是端午节。蒋梦麟邀胡适、王徵到西山散步，带有排忧解闷之意。胡适当日写道，“梦麟此次处境最难，憔悴也最甚。今天我们同到八大处脚下的西山旅馆坐谈三个多钟头，也可算是偷闲寻快活了”。6月19日胡适与陶孟和、Merz“同游西山，先游颐和园，次至静宜园吃饭，饭后游香山几走遍全国，又参观香山慈幼园。后到八大处脚下第一旅馆少歇”。胡适因去年病后，这天“走路最多，故颇觉疲乏，遂独留在旅馆里看书”。10月9日上午九时，胡适“与文伯、擘黄、叔永、莎菲同坐汽车往西山‘八大处’，上秘魔崖一游，回至西山旅馆吃中饭。饭后，同至香山园。今日为香山慈幼院开周年纪念大会的日子，故往参观。”“游了一些地方，到昭庙时，始知这个破败的庙已在几个月之中变成一个很好的女红十字会的新会所了。此种成绩确可惊异”。胡适与熊希龄关系密切，他是香山慈幼院的评议员。10月29日，胡适与朱经农去西山，在香山住了一晚，与刚刚来京的美国旧金山商会游历团一起参观熊希龄的香山慈幼院，游览碧云寺，“甚乐”。秋天的香山层林尽染，满山枫林，风景迷人。胡适睹此景物，不胜感慨： 

香山秋色此时最好，山上有红叶，但不甚多。最好的是白果树，树叶嫰黄，其美无比。我想做一首诗，竟不能成。 

10月30日，与朱经农游香山，参观慈幼院图书馆熊氏藏书。胡适感觉“这两天的游玩，于我甚有益，脚上的肿也消了”。 

1922 年3月12日，胡适与张慰慈、黄国聪、颜任光同游香山。这天的日记写道，“久不游山，今日畅游，甚乐。出香山后，又到西山脚下的西山旅馆吃茶”。4月4日，胡适一家与高一涵、江泽涵、章洛声同游西山。第二天，他“与经农、任光同去寻辽皇坟，竟寻不着”。他的游玩还伴随着考古的任务。7月29日下午，王徵（文伯）、严敬斋（庄）、朱继圣这些老朋友邀胡适坐汽车同去游览西山。“先到甘露旅馆，次到西山旅馆，晚九时半始进城。今年雨多，西山无一处不绿，为往年所未有”。 

1923年12月22日，胡适去西山看丁文江、徐新六为他借得刘厚生在秘魔崖的房子，[4]随行的有胡祖望、王徵、张慰慈，傍晚在西山饭店吃饭。晚上胡适独自“步行回山。是夜为阴历十五日，月色佳绝，颇得诗意”。前天他曾收到曹诚英的信，两人这年在杭州烟霞洞过了几个月的“神仙生活”，触景生情，胡适写下了那凄婉的诗句：“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这次出游西山，可能与丁文江的建议有关，1923年10月19日胡适与丁文江在沪会谈，内容涉及《努力周报》与北大事，丁为胡献策：“移家南方，专事著作，为上策。北回后，住西山，专事著书，为中策。北回后回北大，加入漩涡，为下策。”胡适以为，“上策势有所不能，而下策心有所不欲，大概中策能实行已算很侥幸了”。胡适此次西山之行，实为考察在西山租借房子之可行性。 

1930年10月6日（中秋节），胡适与任鸿隽、陈衡哲一家去游西山。“从西山脚下，上到老虎山顶。此山在西山八大处之最西，前后无遮拦，故能望的最远。前面可见北京城及万寿、玉泉诸山，后面可见浑河，十景山，及戒台寺”。胡适一到北平，就作此秋游，旧地重游，沉浸在西山的大好美景之中。当晚他们又作“久谈。月色极好”。胡适留有残诗一首，似是抒发自己当时的情怀： 

许久没有看见星儿这么大， 

也没有觉得他们离我这么近。 

秋风吹过山坡上七八棵白杨， 

在满天星光里做出雨声一阵。[5] 

1931年3月15日，胡适与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再游西山。他的日记写道：“先到玉泉山，刚上山，忽大雨，我们在玉泉傍一个亭子上避雨，雨中景致绝好，在北方春天不可多得。雨后同游秘魔崖。” 

1932年8月，胡适赋诗《读了鹫峰寺的新旧碑记，敬题小诗，呈主人林行规先生》，结合1934年4月15日胡适日记所记：“前年我与丁在君住在秀峰寺，林君嘱题山上新旧各碑拓本册子，我与在君各有诗，皆未脱稿。今日见原题册子，尔纲代抄一份，附在此。”可知，胡适与丁文江1932年有西山之行。胡适同丁文江、翁文灏与新成立的鹫峰地震研究室成员合影可能亦摄于此行。 

1934年1月2日，胡适陪张蜀川、章希吕、胡铁严去游西山。先到西山饭店，上山到灵光寺，游至秘魔崖，下山到饭店中吃午饭。饭后再去游香山，到双清、甘露旅馆、十八盘三处。据胡适日记所载在回程路途他们专门去凭吊了李大钊墓，“路上过万安公墓，我们进去看李守常（大钊）的坟。去年他葬时，我不曾去送。今天是第一次来凭吊。他葬后不久，他的夫人又死了，也葬在此。两坟俱无碑碣。当嘱梦麟补立一碑”。“今日之游甚畅快”。当天随行的章希吕也留有日记，据载，这天九点半他们一行乘了胡适新买的汽车出阜城门，十点二十分到西山，下午六时半回到胡适家。章氏也提到李大钊墓，“香山左近有个万安公墓，规模很大，是三四年前几个开通人士新创，已葬下去的有百余棺，李大钊夫妇亦葬在里面”。此行“计适兄今天约花二十余元，汽车费用尚未算在内。来回约百里以外”。[6]这次西山之行，胡适特意去“凭吊”李守常，足见他对这位牺牲亡友的情感。

4月15日林行规夫妇邀请胡适一家游览西山，罗尔纲、章希吕随行。林行规曾任北大法科学长，与丁文江交谊甚深，胡适与他的结交可能系丁促成。胡适一行先访黑龙潭，次到大觉寺，然后上秀峰寺就餐。“此寺为明朝一个交南和尚智深创立的。林君买得此山，改名为鹫峰山庄，种树造林，修路甚多，山色一新。他又捐地捐款，由地质调查所在山上设地震研究室，成绩甚好。现在山上多花树果树。今天我们来时杏花正开，比大觉寺多的多”。饭后，胡适一行从寺中出发去山顶，“山顶眺望甚远；山下有大村，名白阳河。有河道，无水，远望去只见白沙一带”。四点下山，六点到家。 

1935年5月26日胡适与霍尔考比教授、福斯特教授、蒋梦麟、陈受頣同游西山。先后游览玉泉山、白松林、秘魔崖，中午在西山饭店吃饭，饭后再到香山，游双清，沿十八盘下山，到碧云寺。此次出游西山，胡适感慨，“游山有可谈的伴侣是很可喜的事。玉泉山上的石塔，碧云寺的石塔，雕刻都还工致，但不是很生动的艺术。中国雕塑都是匠人工作，不是士大夫工作，故程度不高”。

▲ 玉泉山之塔（《燕京胜迹》）

胡适最后一次去香山可能是1937年1月31日。当天“与冬秀、小三、郭绛侯夫人、郭丽兰同去游香山，天太冷，游的不舒服，就没有到别处去了”。

胡适实地游览长城的时间较晚。据其1934年5月26日日记：“与丁在君、徐新六、竹垚生、杨珠山同游长城，前年我曾坐飞机游览长城与明陵，但我不曾走上长城过，今天是第一次。火车到青龙桥，有坐轿子的，有步行的，都上八达岭去。”在城上时，恰遇天下冰雹，胡适一行遍体淋湿。“岭上长城，我试用脚步横走，量得七步半。约两丈。工程自是浩大。但我们真有点不解当日何以需用这样笨的防御工作，遇到重要时期，长城始终不曾有大得力处。”从军事防御的角度，胡适并不看好长城的作用。这与他1932年12月6日在长沙参观“要塞”后所发的议论如出一辙：“要塞凡六十八里，共费九十万元。设计者为法国留学生刘运乾，实则德国军事顾问也很参有意见。”“我们今天所看，不过‘要塞’的一部分。此种建筑，用以抵御共产党军及匪军，自然就够了。用于御现代强敌，则丝毫无用”。

▲ 自城阙望长城（《燕京胜迹》）

北戴河虽不属北京，但它是北京人暑假常去渡假的海边浴场。胡适曾两次赴北戴河休整，这都出自他的密友丁文江的安排。第一次是1924年8月他在北戴河度过一月，住在丁文江夫妇寓里，常常与丁结伴游山下海。胡适感叹“这一个月要算是今年最快活的日子”。第二次是从1931年8月6日到17日，胡适后来在《丁文江的传记》里深情地回忆起他与丁文江度过的这段美好时光：“这十天里，我们常赤脚在沙滩上散步，有时也下水去洗海水浴或浮在水上谈天，有时我们坐在沙滩上谈天看孩子们游泳。晚上我们总在海边坐着谈天，有时候老友顾湛然（震）也来加入谈天。这十天是我们最快乐的十天。——一个月之后，就是‘九一八’的日本暴行了！”北戴河作为度假胜地，给胡适带来了极其愉悦的享受。

胡适是南方人，来到北京，对这里的气候自然相当敏感。北京的天气之变幻常常显露在他的笔下。初到北京，胡适并没有太多不适的感觉。1917年10月15日他致信母亲说：“北京虽冷，然与纽约与绮色佳均差不多。儿当自己留意，望吾母勿念也。”北京与纽约、绮色佳的纬度相差无几，这也许足以解释胡适为何能适应北京气候的缘由。胡适写作此语时是在秋季，这是北京一年四季最宜人、最舒适的时节。

北京的冬天气候寒冷，常降大雪，胡适特别欣赏北京的雪景。1933年12月28日他在日记中表现了这一心态：

前夜大雪，昨日又下了大半天的雪，故一路雪景很美。昨夜有大雾，今日树枝皆成玉树，此即崔东壁所谓“雾树”也。此景为北方冬天最美的，古人惟东壁特别注意到它，并说明其理。

今夜到福开森家吃饭。他的女儿Mary谈到雪景，说昨夜大雾，故今天树枝皆成奇景。我心里不禁叹服西洋人的观察力。崔东壁说“雾树”，破旧说而立新说，我们都佩服他的细心。不料西洋人早已认此现状为大雾冰凝的结果了。

▲ 北海白塔雪景（赫达·莫里逊镜头下的中国）

春、夏天的北京可是另一番模样：春天多雨，夏天太热，胡适对此感到特别不爽。“北京有几个月没下雨了，今晚忽然下雨，终夜不歇。”（1918年3月23日《致母亲》） “昨日今日天雨可厌，北京最怕雨。一下雨，路便不可行了，车价贵至一倍多”。（1918年5月11日《致母亲》）“大雨了两天，可厌之至。”（1918年5月17日《致母亲》）下雨给出行带来极大不便。“这时天气已有点热了。此间太寂寞，闷得很，精神也不好。我又不喜欢出门看朋友，故格外无聊。北京的春天，天气真有点讨厌，我从来没过过这种讨厌的春天”。（1918年5月15日《致母亲》）夏天的北京时雨时热，亦让胡适不适。“这几天天气极热，不能做什么事，可厌得很。”（1918年7月13日《致母亲》）“连日北京有大雨，天气骤凉，容易伤风。冬秀近有小伤风，头痛终日，但无他病，想不日可愈也。”（1918年7月21日《致母亲》）“连日大热，今日更甚，什么事都不能做。上午草一函与顾季高，竟汗下遍体”。（1931年7月28日）从胡适这些纪录北京天气的文字里，人们可以发现，那时的北京雨水并不少，夏天的气温也不低。在当时的条件下，胡适确实克服了一定的困难，以适应北京的气候。 

五四时期是民俗研究兴起的时期。胡适极力扶植民间文学，对流行北京的民间歌谣颇为推崇。1919年常惠送他一册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卫太尔男爵（Baron Guido Vitale）搜集的《北京歌唱》(Peking Rhymes),两年后他特别撰文《北京的平民文学》加以推介。“此书收了一百七十首，真是一部宝书。他的注释颇有趣的，如释葫芦为Pumpkin。但他的大功劳是不可没的。中如‘槐树槐’（页37）、‘小小子儿’（页41），都是我家中的老妈子们教给祖儿们唱的，字句几乎完全相同，可见当日搜集时记载的正确”。1922年7月30日北京《益世报》刊载了一篇歌谣，胡适特别以“一篇绝妙的平民文学”为题加以推荐，将之刊登在《努力周报》上。

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美国摄影师赫伯特 • C • 怀特（Herbert C. White）拍摄的《燕京胜迹》（Peking. The Beautiful）影集。书内收集了作者拍摄的70多张黑白和彩色照片，照片四周配有丝绸刺绣的图案。扉页题词“献给所有热爱中国光辉灿烂的艺术遗产的人们”。

▲ Herbert C.White, Peking the Beautiful

1927年11月10日身在上海的胡适应约为该书引介，这篇文字表现了胡适的审美情趣和对中国建筑艺术的独特见解，因未收入《胡适全集》，屡见人引错，现试译全文如下： 

在她那本极具价值的关于北京的著作中，裴丽珠女士（Juliet Bredon）在序言里有一段非常谦逊的评述：“对北京进行恰到好处的欣赏并不是一个西方人力所能及的。……若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中国的过往有通透的了解；对中国人的特性和宗教具有无限同情；不只要了解文人阶层的精神气质和统治者们的治国之道，还要对中国的至理名言、百姓俚语、街谈巷议都非常亲切和相当熟悉。” 

我完全赞同这段精到的评语，而且还愿为裴丽珠女士的观察做些补充。相比于本地居民，来北京的西方游客常常能更好的欣赏北京的艺术魅力和建筑之美。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人爱北京不如西方人，而是究其心营目注，中国人往往关注的是北京温和的气候，晴朗的天空，或者是她的悠闲自在、浓郁的文化氛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些之上的艺术之美和建筑之富丽堂皇。 

有几点显见的理由可以说明中国人在艺术和建筑方面缺乏欣赏力。中国的帝王宫殿和皇家园囿几百年来都是一般人、甚至高级官员所不能涉足的禁地。到处是连绵的高墙，它给人们带来诸多不便，以至人们不得不走出北门再绕回南门。人们朝夕相望的只不过是一些颓园碎瓦和红墙黄顶，这对他们早已丧失了吸引力。帝制时代的诗人墨客除去在偏僻的城南一座荒寂孤零的凉亭——陶然亭外，在城里没有地方游览和聚会。无怪乎长居北京的人们丧失了对建筑之美的欣赏力，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真正的原因还深藏在这个国家的哲学、艺术背景之中。中国人是一个讲求实用性的民族，过度沉湎于功利主义，看重事物的实用价值而非内在的美学价值。孔子因为崇尚音乐与舞蹈而被墨家大加讥议，然而即使是孔子，也难逃短视的功利主义。在他颂扬伟大、传奇的大禹时，孔子对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的懿行给予了特别的赞颂。由此也生出了很多传说，说尧、舜在“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的宫室中治理国家。每当后世的文人士大夫要反抗专制君主的奢侈时，就会频繁征引这些关于节俭美德的例证。

▲ 胡适《燕京胜迹》引言

自然派的哲学家们（通称道家），也反对发展精致的艺术。老子走得如此之远，以至非难所有文化，认为文化是引导人们背离自然。在这些哲学家眼中，万事万物皆应道法自然，艺术是反自然，就是不善。的确，这种推崇自然，反对艺术的哲学观也产生了其自身的艺术形式。“田园诗人”的产生即受此很大影响，他们歌颂静默的花朵，奔涌的溪流，壮丽的河山以及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这些诗人又引发产生了自然画家，——“山水自然”派画家，——这些画家寄情于泉石松林，通过艺术化地描绘那些不期而遇的自然片断表达他们自己的情感和理想。

正如自然派哲学家时常居住在草蓬柴门的陋室，自然派艺术家也只从乱石、泣柳和苍松当中去吸取灵感。建筑之美并不能唤起他们的兴趣，因此建筑也不置于好的艺术行列。他们认为，建筑只不过是工匠迎合富豪和权贵们穷奢极欲的技艺而已。

这种本土的哲学和艺术传统，似乎在有意抹杀建筑艺术的辉煌和伟大。正是因为艺术和知识阶层（不包括山水画派）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使得中国的建筑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工艺和式样。《营造法式》初版于1103年，是一本讲述建筑方法和设计的书籍，研究这部书就会发现，中国的建筑几百年来没有任何改进，没有超越工匠的经验传统而有所突破。艺术家们轻视建筑，功利主义的儒学家更认为这种靡费就是虚耗民脂民膏。今日北京的伟大建筑，不正是承受着这种传统观念的裁判吗？

举例来说，提起颐和园，许多人就会想起昏庸的西太后曾经挪用了本来用于兴建新海军的240万两白银。真正壮观的班禅喇嘛纪念碑，被裴丽珠女士认为是北京周边最具代表性的现代石刻艺术典范（本书第49页），而在中国人眼中则认为这不过是外族建筑中一件最豪侈的碑碣，用以纪念一个粗俗宗教的野蛮领袖而已。

▲ 黄寺石塔（《燕京胜迹》）

中国的长城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而在中国多少年来还不是产生了千百支哀怨反抗的民歌，哀痛那些无数无名奴隶劳工的悲惨命运；或是用来谴责统治者的黩武和领土野心，他们因此为长城的建造和重建寻找理由。 

对于西方旅行者而言，因为没有这种艺术和道德的成见，他一踏入北京就会立刻爱上这里。他会为北京城的红墙、斑驳的匾额、秀美的荷池、耸立的松柏，尤其是建筑的雄伟壮丽而欣悦不已。他会迫不及待地向本国使馆申请去访问寺庙和宫殿，这些地方直到最近几年还不曾向公众开放。他会马上去探访北海和颐和园、狩猎园、西山内外的寺庙，然后他踏上去长城和明陵的路上。他寻找一处可以栖居的住所，他已在北京逛够，因此沉醉北京之美而不能自拔。他必须深入研究这些宏伟建筑所具的宗教、权力和富贵的意含。 

这本《燕京胜迹》影集的作者赫伯特C.怀特就是这样一位北京的狂热爱好者，他是上海时代出版社的景观艺术负责人，1922年来到这个城市，很快就跟随他在北京的哥哥学习语言。兄弟俩都承认他们从到北京的第一天起就深深地热爱北京。在他们一年的语言学习期间，他们花费了每一个假日和每一个空余时间去探究宏伟的纪念碑和艺术、建筑胜地。那一年，他们拍摄了七百张北京及其风景照片。 

在上海做完工作后，怀特先生每年夏天都会返回北京。他拍摄的照片已累积到三千张，从这一巨大的积累中选择了七十张照片编入此影集。1925年他有两张照片被哈德逊摄影竞赛（Henderson photographic competition）授予一等奖，这两张照片收入本书的首页和最后一页。 

从使用Graflex相机起，怀特先生就不断地研究普通相机在拍摄物体时面对光线不足、距离太远或场景太宽时的难题。通过对艺术的刻苦钻研，他逐渐使自己能够处理所遇到的各种紧急的状况。杰出的美丽照片是在第87页，它显示宫殿与大理石如果不借助一个特别镜头的帮助，将不可能拍出来。

▲ 太和殿之御河桥

从高耸的白塔拍摄鼓楼景象（第41页），几乎是奇迹般的效果，只有使用特殊的器材才有可能。

▲ 钟楼与鼓楼（《燕京胜迹》）

在这本影集里有些景观已经变成历史的记录。例如，圆明园里保留蒋友仁(Benoist)描绘的喷泉大理石展示在第33页，现在已经从他们照相的景点消失了。圆明园——耶稣会士蒋友仁神父在1767年写道：“没有能与这座花园媲美，它确实是一座地上的天堂。”——在1860年被消毁。它的荣耀现在只是存在蒋友仁、王致诚（Attiret）和其他访问过她的人们遗留给我们的记录之中。这是多么遗憾啊！它是最早的东西建筑结合纪念碑。如此小的一块历史残垣被一幅现代艺术照片记录下来。

▲ 圆明园遗址（《燕京胜迹》）

我确信，像这样呈现在这册影集里所收集的北京照片将不仅是为了向西方的朋友介绍或深入的玩味北京。而且也是帮助和教育中国人将他们的传统偏见放在一边，学习欣赏北京作为他们最有价值的艺术遗产的纪念品。

让我们忘记隐藏在这些宫殿里的罪恶，让我们忘记那些杖死在锦衣卫的棍棒之下的明朝大臣和御史大夫们，让我们忘记慈禧太后为了营建度假胜地而挪用的海军军费，庆幸在海军战败，清朝归为历史陈迹之后，还能有些美景得以留存；让我们以平静的心情登上白塔，让思绪超越密宗宗教的魔力，追忆鞑靼皇帝（即辽道宗耶律洪基——译者注）为萧皇后（亦或李夫人？）在琼华岛之上建筑妆洗楼的美丽动人传说。让我们忘记，至少在此刻，所有环绕我们周围的人们的苦痛和哭泣，沉浸在欣赏《燕京胜迹》的遐想之中！

北京——美丽的北京，这个题材没想到也能勾起胡适一连串哲学的、历史的、艺术的思考。胡适对中国传统排斥宏大建筑和精致艺术的批评，作为一家之言，有其深刻的一面。

1936年5月胡适作诗《题北京皇城全景》，诗曰：

殿宇崔嵬一望中，依然金碧映晴空，

才人秀笔描摹得，六百年来大国风。

赫威史女士为克罗希夫人作此皇城全景，笔意壮丽细密，作此题之。

可惜胡适所言这幅“皇城全景”不得而见，可能已不存于世。赫威史女士为何许人也，亦不得而知。仅从“壮丽细密”四字可以揣摸，这应是一幅金碧辉煌、气势壮丽的北京画卷。

胡适在北京的游览空间，城里主要是中央公园、北海，城外则是西山，北京的风景名胜分布内外城和京郊各处，胡适在北京十八年，光顾的景点并不太多。以胡适的才性和考据僻，本应有机会撰写《西山游记》一类的游记。令人惋惜的是，他没有留下类似《庐山游记》、《南游杂忆》那样的有关北京风景名胜的长篇游记散文。究其原因，胡适虽多次在中央公园、北海“闲庭散步”，或攀登西山游览，大多为健身消遣之用。他偶有乘游兴赋诗抒发胸臆之作，但终无心铺陈长篇游记散文，毕竟他可能是为教学、研究所困，这是胡适的遗憾!也是北京的遗憾！

/ 注释 /

[1]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178页。 

[2] 陈漱渝、李致编：《一对小兔子——胡适夫妇两地书》，第56页。 

[3] 有关墨菲在华建筑事业，参见Jeffrey W. Cody, Building in China: Henry K. Morphy’s “Adaptive Architecture”,1914-1935,Hong Kong: The Chines University Press,2001. 

[4] 丁文江为胡适在西山借房子之事，在1923年11月1日丁文江致胡适信中有说明：“西山的房子，仍旧是秘魔岩刘宅最为合宜，因为不但房间较多、较大，于带书、带家眷方便，而且离黄村车站很近，来往不必定要汽车。梦麟说碧云寺李石贞（曾）的房子可以借，文伯说房子不好，不如刘宅。等你回来自己决定罢。”收入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七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5页。此事为鲁迅闻知。1923年12月31日鲁迅致信胡适：“闻先生已看定西山某处的养息之地，不知现在何处？我现搬在‘西四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明年春天还要搬。”此信收入《胡适全集》第30册，第141页。 

[5] 《十月九夜在西山》，收入《胡适文集》第9册，第258页。此诗将日期系于“十月九夜”，疑有误。 

[6] 参见《章希吕日记》（摘录），收入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第249—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