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释方舆纪要——京师篇（12）： 倒马关与飞狐陉

  倒马关， 倒马关位于今河北唐县西北直线距离约47公里、实际路程约60公里的倒马关乡倒马关村。倒马关之名已知最早出自《水经注·滱水》，时间是北魏时期，滱水就是现在的唐河。按《水经注》的说法，因为这里山高路险，曾有诗人咏叹良马行经此地困苦不堪，战栗欲倒，所以得名倒马关。倒马关的前身为《后汉书·张禹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中提到的常山关。顾祖禹认为倒马关还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的鸿之塞（《资治通鉴》卷三、《史记·赵世家》中称为鸱之塞），也即《水经注》引《晋书地道记》中的鸿上关，《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二中的鸿山关，后世的学者也多采纳这种说法。不过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如严耕望即认为倒马关与鸿上关各有其地，并引唐朝李泰等人著《括地志·定州》条，指鸿上关在（唐）唐县东北六十里，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定州》条则指倒马故关在（唐）唐县西北一百一十三里。虽然《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一个成书于唐初，一个成书已近唐末，但是唐朝唐县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二关并不在一处，彼此间有不小的距离。

   战国时期，倒马关附近是赵国与中山国激烈冲突的交界地带。从东汉时起，倒马关的前身常山关开始出现于典籍之中。常山关在东汉初期临近汉与匈奴的边界，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刘秀为回避匈奴频繁入寇对吏民的掳掠，将雁门、代郡、上谷的六万余人迁徙到居庸关和常山关以东的地区进行安置（《后汉书·吴汉传》）。北魏时期，倒马关为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开凿的灵丘道上的重要关隘。金朝末年，蒙古曾出兵倒马关，迫使金真定府举城投降（《新元史·木华黎传》卷一百十九列传第十六）。

   明灭元后，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边境上修筑了绵延万里的长城。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卫，明长城从居庸关向西，一直到山西偏关附近的老营位置被分成了南北两线，北线称为外长城，南线称为内长城。在这两道长城屏障中，有著名的内、外三关。在内长城沿线上，控扼穿越太行山的飞狐陉、蒲阴陉诸孔道的倒马关和紫荆关，与控扼穿越太行山与燕山交界的军都陉孔道的居庸关，合称为“内三关”；而位于外长城沿线上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则称为“外三关”。

  飞狐陉，飞狐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飞狐陉指的是古代从今河北涞源县至蔚县的通道，长度约140里，其中的山路部分长度约80里左右。在这80里的山路中，又有约40里长称为飞狐峪的峡谷路段为飞狐陉的核心，其地势最为险恶，也称“四十里峪”。广义的飞狐陉一般称为飞狐道，指从今河北定州经倒马关、涞源、蔚县到今山西大同的通道，长度约600余里。

   飞狐之名最早出于《史记·骊生陆贾列传》，刘邦与项羽对峙时，因为在荥阳、成皋多次受困，想要放弃成皋以东，退守巩、洛重建防线，郦食其劝诫说：“……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这里的“蜚狐之口”就是飞狐口，其位置在今河北蔚县东南三十里的北口村附近，即飞狐陉的北口处（有时也称今涞源县北二十里的飞狐陉南口为飞狐口）。虽然这段文字记载的飞狐口出现的时间是在汉初，但是郦食其在谈及飞狐口时提到的成皋、太行道均为先秦时期的重要通道，这说明在先秦时期，飞狐口应该就已经是兵家必争的著名隘口了。

   北魏时期，飞狐陉上已设有飞狐关，按《水经注·漯水》引《魏土地记》上的记载，飞狐关在“代城南四十里”，北魏时期的代城位于今河北蔚县东北约二十里处，与飞狐陉北口的距离差不多就是四十里，所以飞狐关就设在飞狐陉北口的飞狐口位置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学者李零认为飞狐口和飞狐关均在蔚县与涞源县交界的黑石岭，也即飞狐陉的中间位置，理由是他走访当地时看到黑石岭上有古代的障塞遗址和残墙。不过这种说法虽然可以证明这里有古代的关隘和城墙，但并没有文献支持它就是北魏时期的飞狐关。查《大清一统志·宣化三·关隘》有黑石岭堡，称黑石岭堡“在蔚州东南黑石岭上，接广昌（今涞源县）界，明正德三年筑堡，周二百四十步。本朝设把总驻此。”显然，黑石岭的障塞很可能是明朝时期建立的堡寨，并非北魏时期的飞狐关。

   涞源县在西汉时称为广昌县，隋朝时称为飞狐县，涞源盆地是古代太行山东麓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由此出发，东去和南下可进入华北平原，西行可抵达山西高原的大同盆地和忻定盆地，北上可通往蒙古草原。在这些通道中，除紫荆关道、蒲阴陉（五回岭道）、飞狐陉外，还有下面两条主要古道：

   飞狐道：即飞狐陉延长线，东汉建武十三年（37年）开始修建，路线从代县（今蔚县东北）到平城（今山西大同，长度为三百余里（《后汉书·王霸传》）；

   灵丘道：北魏天兴元年（398年）开始修建，路线自望都（今河北望都县西北）经铁关（倒马关）越恒岭至灵丘，再到代郡（今山西大同），长度为五百余里（《魏书·太祖纪》）。

   此外，据严耕望考证，从倒马关往南至定州，自西向东还有三条古道，分别是近200里长的岳岭道（恒岭道）、170里长的八渡关道、约180余里长的鸿上关道。

   由于目的地相同或接近的缘故，上述的这些古代道路并不是各自独立不相关的，它们在部分路段上常常会有所重合，譬如鸿上关道的大部分路段就与灵丘道相重合。

 图  倒马关与飞狐陉及涞源周边通道地势图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上一篇文章中最后谈到的那个问题上：为什么明末清初以来的绝大多数学者，都会误把蒲阴陉附会到紫荆关道上？仔细看一下上面的地图，或许我们就能够进一步理解这一点：首先，飞狐陉和蒲阴陉均为西北—东南走向，一个在涞源之北，一个在涞源之南，二者在涞源的交接，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从定州——蔚县——大同的通道；其次，历史上自从飞狐道开辟以后，就常常把定州——大同的道路笼统地都称为飞狐道，这不仅挤压了蒲阴陉在涞源东南的地位和存在，也造成了蒲阴陉之名的长期埋没；第三，太行八陉的名声决定了蒲阴陉之名不可能从历史上消失，于是在进出涞源的南北向诸道路均被飞狐道的名称占据的情况下，将史载中扑朔迷离的蒲阴陉之名安到名气不亚于飞狐道的东西向的紫荆关道上，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换句话说，这样的张冠李戴，与其说是学者们弄错了蒲阴陉的方位，不如说是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不自觉地为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蒲阴陉，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归宿。

   最后纠一个错：前面的“京师篇（2）太行锁钥”一文中，太行山与太行八陉地势图里的飞狐陉和蒲阴陉的顺序和路线均有错误，应该按上面的地图予以修正。这个错误源于我当时绘图时过于草率、没有细查资料，而是仅仅参考了《中国国家地理》2011年第5期上特别策划的太行山系列文章中关于太行八陉的文图（见下图）。从文中可知，此文作者参考了学者李零的观点，纠正了顾祖禹把蒲阴陉放在紫荆关道上的错误，而李零的观点则来自于严耕望的慎密考证【1】。问题在于《中国国家地理》此文的作者在绘图时没有核对李零观点的原委和引用资料的细节，想当然地直接把蒲阴陉和飞狐陉的顺序颠倒了个个，把本属第七陉的蒲阴陉改成第六陉，把本属第六陉的飞狐陉改成第七陉，然后把蒲阴陉标在了途经倒马关的灵丘道上，把飞狐陉标在了紫荆关道上。这不仅没有达到纠错的目的，而且还制造了新的更大的错误。我当时未经核实即参照其文其图绘图，以讹传讹，实在有愧，谨记于此，以儆效尤。

【1】见李零：“说中国山水——以太行八陉为例”一文，原载《华夏地理》期刊2010年1月号，后结集出版于其四卷本著作“我们的中国”第三编《大地文章》一册中。严耕望的考释见《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篇四三：太行飞狐诸陉道，北京联合出版社，2021年7月。

《中国国家地理》2011年第5期“太行八陉地形及八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