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民办救火组织——水会

      老北京城区的一些繁华热闹街市，由于商店集中、人烟稠密，又因所有建筑物，都是砖木结构，且外饰一层很厚的油漆彩画，稍有不慎，便容易起火。各个商铺为了确保自身安全，防患于未燃，常由一些大商号发起成立水会，以防万一。过去北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应属正阳门外大街和大栅栏、观音寺一带，内城的东四牌楼、西单牌楼和地安门外鼓楼前等地方。在这些地方，分别都成立有本地面的“水会”。

　　水会的组成，是由当地的一些大商号带头发起的。他们串联附近各个铺户共同协商成立，并选出会首主持会务。随后要制订防火公约，再按铺户大小，分等级出钱，作为筹备经费，以便购置防火器材，雇用消防人员。水会成立后，会首只担一个名义，实际工作都转交给当地“商团”兼管，并在自己所辖地段内，设一水会驻地，驻扎值班消防人员和存放灭火工具。例如：地安门外大街的“同济水会”，就驻在大街偏北路东的一条窄胡同内。当年在这个胡同口，还树立一座雕刻极为精致的木制小牌楼，在横额上刻有“同济水会”四个字。这个水会的会首是：“通兴长”、“乾泰隆”、“聚盛德”等几家殷实大买卖。

　　水会为了便于日常值班和昼夜巡逻，除雇用附近少数闲散人为固定消防员外，另要指派本地段看街的为当然消防员。因为他们对本地面情况极为熟悉，有利于工作。各铺户除先交纳筹备费外，还要按公议每月再交纳一定数目的会费，作为水会的经常费用。

　　水会的灭火工具以水车为主，再配备一些唧筒、挠钩、梯子、水桶、灯笼等。水车的主体是一只长方形大木柜，外包铜皮，内盛清水。水柜的上面安装压水手柄，下装四个铁轮，柜上插一面长方形旗帜，上有本水会名称以为标志，另有四面小旗分插左右。大小旗帜多为红色或杏黄色，上绣黑绒字。

　　驻会的固定人员，遇有火情出现，要迅速发出报警信号，主要是鸣锣，传知各铺户立即出人集合，先奔赴驻地领取灭火工具，再赶往出事地点进行扑救。在出发时会首在前，白天手执小旗，夜晚高举灯笼跑步引路，另有一人边鸣锣边呼喊：“某街某号走水啦——!”后面救火人群各持灭火工具，拉着水车紧跟在后，浩浩荡荡跑步直奔火场。

　　凡是失火现场，均有人员把守，防止坏人趁火打劫，一切闲杂人严禁进入。各水会出入火场，均以本会旗帜或灯笼为凭证，无人阻挡。在进行扑救时，如果是灾情初起，火势不大，经过大家奋力扑救，尚能收到一定效果；如果火势凶猛，再遇大风助威，蔓延迅速，眼看无法接近，在这种情况下，各个会首则是一筹莫展，只有东奔西跑摇旗呐喊。救火人员更是混战一场，你泼一桶水，他泼一桶水，无异于火上浇油，根本无济于事，只好听其自然。

　　各辖区的水会，除负责本地段的消防任务外，还要主动协助辖区以外的消防工作，这也是义不容辞的义举。另外一些大商号庆贺新张营业，或是官宦、富商人家，举行婚丧红白大事，由于灯火通明、宾客云集、人来人往极易出事。为此，主人需要邀请水会前来相助，以防不虞。

　　由于水会是公益组织，一旦遇有灾情出现，必定要惊动四邻八舍，兴师动众前来相助。事过之后，受灾主人为了向大家的辛苦表示谢意，还要设宴招待。如果损失不大，认为是“不幸之中的万幸”，那就更需要大摆筵席进行款待了。以上这些情况，当然是仅指一些大买卖而论，以示其资本雄厚，虽然遭受损失，并不伤其筋骨。至于小买卖，如果惨遭回禄，从根本上伤了元气，无力复苏，更无能力再举行招待致谢，只有挨门挨户进行口头慰劳致意，虽是如此，大家都是同情与谅解的。

　　在民国初年，京师警察厅下属有消防队组织，队址在户部街，即现在的国家博物馆一带。又在珠市口、东四、西四等地建有警钟台。台高约有十五米左右，台下为值班室，台上顶端小阁里，派人登高了望，昼夜轮流值守。总队驻有一批受过训练的消防队员和一些机动消防设备，这在当时来说，算是比较新式的防火组织了。而商办水会，由于设备简陋、行动迟缓，人员又都是临时凑起来的一群老少俱全的“乌合之众”，这些人平时从未受过防火训练，更缺乏科学性的防火知识，既没有统一指挥，也难有统一行动，单凭一股公益热情，早已不能适应需要，因此，约远在上世纪30年代，就逐渐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