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关于北京城到底有多大的一篇文章很火爆,生活在帝都的小伙伴们各自调侃生活中因为距离远带来的不便。确实,就城市面积而言,上海的0.634万平方公里尚不及北京(市辖区面积1.68万平方公里)的零头。但是,为什么人口比上海少、面积比上海大出一位数的北京,在交通状况和生活环境上却要比上海要拥堵和拥挤的多呢? 2013年初,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一位撰稿人曾撰文一篇,将问题归结为“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城区与郊区差别的过大,城市功能区域过于集中,北京中心城区的拥挤与拥堵看似是必然的,但除此之外,这也许与这座古老城市的居住习惯也息息相关。 由“东富西贵,南贫北贱”这句民谚开始吧。 以皇城为中心的东西南北,“东”是指的朝阳门、东直门一带,那里是“帝都”的“仓库”,北新仓、南新仓、海运仓、仓夹道等地名如今尚存。要知道,明清两代,无论是海运来的粮食还是河运来的,只要是南来的只能自大运河至通州下船,在户部坐粮厅官员验收漕粮后,方可走陆路进京。电视剧《天下粮仓》有一集讲的是钦差大臣米汝成突击检查粮仓,发现成堆的“粮食”都是沙子,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富新仓。当是时,以现在的平安大道为南北分界,有两处成方连片的仓房,南侧分别为旧太仓、富新仓、兴平仓、南新仓;北侧则是海运仓和北新仓。 粮食安全在是当时,乃至现在一直都是维系国家政治、经济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所以大运河上漕船不断,兵勇巡视,河道更是经常疏浚。也正因如此,南来北往的大商贾也是愿意走相对安全水路,多花点儿钱就多花点儿,反正能靠着运河运输、赚银子的都是贩卖大宗商品的大商贾,拥有诸多仓库的东直门一带也就成为了他们选宅邸的地方,这“东富”的称号也就自然而然了。 而关于“西”,则有两说,民谚嘛,反正就是各种传说都有。一说是指什刹三海(前海、后海、西海)一带,在那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许多王府旧存,有深宅大院儿的、有带花园儿的、有亭台水榭的,都还在。并且新中国以来,老百姓翻身做主人,以前只供显贵赏玩儿游乐的园子多辟为公共公园,只是这二十年,有不少区域老百姓不让进了,变成私人会所儿了,有点儿变味。 而“西”的另一说指的是外城,宣武门外菜市口、南横街一带。因为古时进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刚刚说过的大运河水路,另一条就是从卢沟桥过丰台,由广安门入城。外地就藩的藩王、进京述职的封疆大吏、奉旨入京任职的官员如果不走水路,这个路线是唯一一条进京的路。另外,每年三月,不少殿试的局子们也会从宣南的各地会馆里走出来,走上这条路,开始自己的“鲤鱼跃龙门之旅”。所以在老百姓看来“官贵民轻”,能走上这条打西边儿来的“康庄大道”的,都是显贵。 这个“北”,也有两个说法,一说和“西边儿的贵人”有关,因为早年间北边的人多是从事服务业,比如去玉泉山拉来甜水供给皇家、公家使用,西直门就是专门干这个的,走水的门。再比如前清的时候,现在的亚运村一代是专门的晒粪场,勤劳的北城人民从内城拉粪到北边晒,用以给果树施肥,而结了果子再制作成果脯贩卖回内城。对了,老北京烤鸭讲究果木烤,这个果木,多也是在北城砍伐的。所以在富贵人眼里,北边都是给他们服务的劳动人民,自然就“贱”,这是非常不对的看法。 还有一个说法叫“东城布帛菽粟,西城牛马柴炭,南城禽鱼花鸟,北城衣冠盗贼,中城珠玉锦绣”,这句话里唯一的贬义就是北城,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在这个说法里,北城区域是安定门到德胜门、西直门一带。现在,说起安定门内的第一条胡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五道营胡同,这五道营胡同是干嘛的呢?是旧时的军营。基本上,北京带“营”字的地名都是驻军的地方,蓝旗营驻扎镶蓝旗的八旗兵,来广营是正蓝旗,红军营是正红旗,而弓匠营是制作弓箭的地方,五道营的得名也是如此,虽然明代这里就有驻军。到了清代中后期,因为明确规定旗人不能经商,生生不息了许多代的老爷们发现这家产越来越不够分的,每年朝廷给的供奉也有限,生活是越来越贫困。可这提笼架鸟儿的日子过惯了,放下身段儿干点儿别的也不行啊,于是只能贱卖祖产。那祖产也卖光了呢?不少马背上出身、把子力气的旗人子弟就铤而走险,白天衣冠楚楚的茶馆儿喝茶,晚上干些杀人越货之事,老百姓拿“特权阶级”也没办法,就算是抓了现行儿,顶多也是判个充军之罪。到了清朝后期,政府实在觉得养着这么一大群旗人尾大不掉,放宽了限制,允许旗人“出旗为民”,那些出了旗的和普通汉民老百姓也就无二了。他们在正统的权贵眼里也就“下贱”了。 最后再说说“南贫”。迁宣武八年有余,这里用“迁”字多有不敬,毕竟古时候,“迁”多是谪贬的意思,但确实刚搬家到南城的时候觉得比之北边很不方便,从公共交通到基础设施都差一些。而传统意义上的南城是指的是“前三门”地区,也就是正阳门(前门)、宣武门、崇文门以南到南二环的广大地区。但当曾经以宣武、崇文命名的这两个区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以“110104和110103”为开头的身份证号已是绝版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南城文化或者说宣南文化对于北京的重要性,开始频繁访寻待拆的南城胡同之后,我才明白老北京“混不吝”的地域特性是如何形成的。 在大清国定鼎中原之前,大明朝的顺天府就已经变成了大清朝的。早先,满洲权贵在入城的时候大搞圈地运动,明确禁止汉人在内城居住。到了清中后期,汉人也必须遵守“非赐不得居内城”的规定。没办法,为了上朝方便,不少汉官选择在城门外不远处建邸,比较有名的纪晓岚阅微草堂就是这样,甚至权倾一时的李鸿章中堂都只能在城外的西单“置业”。到了清末,洋务一派及其继任者先后掌权,汉官地主阶级逐渐成为政治和文化的主流,所以他们在宣武门、崇文门外的宅邸附近也逐渐成为了聚拢南北同乡的据点儿,成为了南北文化荟萃的宝地,而贩夫走卒,市井泼皮加上被赶出内城的八旗子弟与穷的叮当响的“下九流”的戏子、把式、娼妓等一汇聚,这“南贫”的帽子带上了就再也没摘掉。 不过,也正因为南城不断的包容与并举,不断的内外兼修,才逐渐形成了北京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头百姓都能雅俗共赏的文化形态,京剧如此、昆曲如此,文玩收藏更是如此。可能看着普普通通在天桥下棋的老大爷,上前一盘道,才知道人家往上倒不出十辈儿便是攻破了山海关的大人物,这处变不惊在棋盘上运筹帷幄的劲儿,依旧有祖上的风采,这卧虎藏龙的,哪儿敢称大。再加上南城在清中后期小商品业的繁荣发展,这性格才开始往全北京辐射开来…… 写了这么多,讲了讲我所了解的“东富西贵,南贫北贱”,所知有限,不一定对,欢迎指摘!这是历史的旧谚,也许并不适合当下,但看看现在的北京,这么大,这北京城的建制也早已不再局限于“四九城”的一方地域,可中央商务区建在东三环,中央首长、国务院与中央军委的办公地点还是在中海、南海——西城区那一小片水域,北边借助亚运、奥运的机会建造了大型场馆与公园,但用以配套天通苑、回龙观、清河等大型居住区的基础设施依旧寥寥。而孕育了北京文化的宣武崇文,除了把专属于这里孩子们的名字取消之外,是不是该保护的保护,该规划的规划,该实施的实施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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