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进出紫禁城有多严

      清代等级制度是非常分明的，就连进出紫禁城各门也都有极严格规定，不论是宗室王公、文武大臣或执事人员等都有很多明文限制，如规定宗室王公只准从午门右门出入，各文武官员进出左门。而大臣、侍卫、内务府等官员及“内廷”有执事官与内务府各执役人等如准进宫，都需在规定所经之门，将姓名及所属旗分佐领和内管领造册咨送登记后，才可放行。在紫禁城内不论经过哪个门都是如此。到宫里服役的工匠等人，每人由所管机构发一个随身所系木牌，写清姓名、工作、差役等作为出入凭证，俗称“腰牌”。由护军中识字的人在城门核对底册。没有登记或不带腰牌者不准放行。每个城门都设有二根红杖，由护军更番轮执，坐在城门下守卫。凡亲王以下经过时都不用起立。有不报姓名想擅自进宫者，则用木杖杖之。凡无故混入或随便携入未经准许入宫者，要分别处置。

　　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一月十三日起，在紫禁城内每夜都要有领班的王公及领班侍卫内大臣、部院大臣、都统等五人巡察各所属侍卫亲军、章京和护军，以及周围各种情况。由他们从二更到五更分为六班轮流进行巡察。皇帝不时派身边的侍卫暗中巡察，倘有旷班或任意睡懒觉，不坐更者，一经查出即会同领侍卫内大臣，参奏治罪。

　　紫禁城重地为防止有人闯入等意外情况，规定值班官兵都必须佩带腰刀，应急所用。并不是为了“徒壮观瞻”。但天长日久，一些官兵就不按要求去做，把腰刀当成儿戏，懒得佩带，看见王公大臣经过时,才匆忙拿起腰刀佩带,有时措手不及。但各门值班侍卫并不以为然。嘉庆十年(1805年)四月九日神武门章京护军等摘拿“逆犯”萨弥文时，有好几人就是在夺他兵器时被其砍伤。显然在这时，这些章京护军也没佩带腰刀。本应将这些人拿去问罪，但看在其擒拿“逆犯”时都很奋勇,才没有过深追究，还将那些被砍伤的章京、护军校、护军等分别提升和奖赏。自这件事发生后，紫禁城内各门就都排设各种枪刀兵器。在嘉庆十年(1805年)四月十日，依据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奏书，嘉庆皇帝下令：普遍清理各门堆放的兵器，如有稍旧或损坏，拿到武备院修理。太旧的登记注册，一律陆续抽换。库存兵器如有损坏，令在一年内必须修两次，五年更换一次，并提到：兵器可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不备，务使兵器都锐利适用。值班侍卫、章京、护军等都需时刻佩带及保管好自己的随身腰刀。凡违反者要加以严厉处治，并要通报各王公大臣等。在经过城门时，如发现兵器摆放不齐或值班侍卫等有不佩带腰刀的，立刻查问。并让管此事的大臣等去严肃处理。要是章京大臣在巡察时发现这些情况，没有罚办当事人，就将其一起从重治罪。决不轻贷。并将处治告示贴在各门值班房内，随时引起大家注意。

　　故宫这个在清代禁地森严的地方，即使是宗室王公、蒙古王公等这样一些受宠的人，在进紫禁城时，所带随员人数也都分别有极严格的等级规定，并绘图贴说，不准超越。规定：亲王、郡王准带十人。王以下贝勒、贝子、公、一品文武大员准带八人。二品文武大员及三品京堂官准带六人。四五品京堂官准带四人。文职五、六、七品、武职三、四、五、六品官员准带二人。文职八品、武职七品以下官员准带一人。除护卫官员照旧随带进宫行走外，其余随仆等自王以下，文职三品、武职二品以上大官员及“内廷”办事各官，所带的随仆只准随到景运门、隆宗门外，在台阶下二十步以外停留等候。其他随员只能到左翼门和右翼门台阶下为止，并由管门章京率领护军检查。要是经神武门出入的，都只允许从东西夹道行走，经东华门出入的由西夹道南北行，至左翼门或景运门外。

　　造办处及内务府等宫内服务机构的人员，每天都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派人检查，不得到隆宗门外等处站立或停留。而左翼、右翼、协和、熙和、阙左、阙右等门都各有官校，分别检查。严禁任何人到不该去的地方，违者按规定罚处。就是蒙古王公、贝勒、贝子、台吉及回部、番部之王公、伯克、土司等所带仆人、随从人数也都按品级分别规定均不得逾越。若他们向宫内进贡等，也按指令在东华门三座门内至三座门外、石桥以南排列，听候交纳。由理藩院派笔帖式、领催等带进东华门。

　　总之，清代的门卫制度及宫规禁令是极为严格的。就连宗室王公、文武大臣也都望而生畏，小心行事不敢冒犯。皇帝还亲自告诫，严格核实，责罚不贷，以确保紫禁城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