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货栈

老北京古街货栈的前世今生

城市的光阴脚步总会带走一些东西，也会在不经意间留下一些，在时机巧合下，会再次勾起你的回忆，重新让曾经的历史因为新的使命，拥有新的意义。正如西单北大街，曾经的古朴被现代商业的霓虹光影所遮盖，经历商业兴衰，见证商街沉浮，如今再次迎来的古朴与怀旧，让不少人重拾曾经记忆。

刚刚被拆下的施工围挡，如幕布的拉起，民国风、追忆调、生活录......这“修旧如旧”“尽量保留”的统一风格，哪是街区的改造，完全是往三老四少的记忆深处丢下了一粒石子，伴随着涟漪的扩散，如今的时光与曾经的光影得以再次相交。

改造后老字号香妃烤鸡的门脸引起了我的注意，曾经的门头与室外装潢被更换拆掉，露出了这座建筑最初的样子，二层古朴的小楼，凸显七八十年代的风格，硕大的六个字“新兴贸易货栈”几乎占据了二层的一整面墙壁，曾经的主人是谁?货栈又为何物?老门脸的重新露面在勾起光影印记的同时，也引出了我的诸多好奇。

人物落脚都舒坦

老丈杆子是西城的根儿，这家货栈在他的印象中却是模糊的，只记得以南的小楼是家诊所，而后成为了“妇幼保健站”。不过，老爷子却抛砖引玉般指出了两条线索:首先，对于这条大街曾经的商铺如数家珍，却对货栈印象不清，或许它的存在与百姓生活并不很近。此外，曾经北京叫货栈的地方很多，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功用，最早的货栈与客栈相仿，而后货栈身份也有了转换，若寻其身份先得刨根儿。

寻着老丈杆子给出的思路，在光绪年间的《朝市丛载》中找到了一些线索，其中记载北京的旅馆曾经达到101家，单就前门一带便有70多家。在1984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旅馆史话》中直接提出，曾经的旅馆并非如今概念中的为旅游出差者提供餐饮住宿的单一作用，而是被分为“客栈”与“货栈”两种，看来“货栈”古已有之。前者类似于如今的酒店，后者则主要面对远途运输的商家。货栈中除了提供住宿服务外，还有宽阔的场地提供货物及运输车辆的存放。

看到这里，会让人想到“大车店”这一营生，笔者在云南、四川甚至西藏等地，曾多次看到类似既可停放车辆，又可供住宿歇脚之用的古迹。马可·波罗也曾记录过相关的记忆，在离着京城不远的地方，建有不少可供骆驼商队休整的大客栈，这里集结着各地方的商人。

打磨厂内的天福店老客栈

其实，“大车店”与马可·波罗记忆中的“大货栈”还是有所区别的，两者最大的差别是面积。前者规模相对较小，只能供小型商队歇脚，为牲口提供相应的给养补充。后者则规模较大，而且为了便于货物运输，聪明的商家引入“多种经营”方式，在提供存放场地的同时，还融入了货物分流运输服务，这类货栈多以“地利”作为优势，离着车站码头较近，联系脚力、力本便利。另一方面，由于外来商客所带商品定是当地市场的俏货，甚至急需物资，所以便会有“下家儿”主动到货栈寻找“上家儿”，于是货栈又兼具了“商务洽谈”的功用。曾经在北京西打磨厂出现过的太古、大丰、大同等货栈均是当时典型例证。

正是由于货栈在商务价值方面的不断提升，于是便迎来了货栈业的2.0版本。有实力的外来商户伴随业务发展，与经营产品的丰富，索性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独立货栈，这些货栈由曾经以人为主，转换为以货为主，由曾经大家共用，转换为自家独立经营。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北京稻香村的诞生。主家曾经以经营南货贸易为主，在当时运输、市场均不发达的时代，南方的腊味、调料、副食、点心等出现在北方市场，可想而知会是多么抢手;就是如今的北京稻香村，咱们也能买到不少典型的南味食品，这或许与它们的老传统有关。其实南味北运的市场热销，也与当时北京的特殊地位有关，各地文人、官员、举子考生汇聚于此。可解思乡之情的方法莫过于舌尖味道，可寻家乡之味的地方也便是那集聚各色南味的货栈，于是货栈化身为“南果铺”，于是南方之情在北方得以有了寄托。

稻香村与南方名人的故事不少，鲁迅先生便是其中一例，在他的日记中不止一次提到过稻香村的名字:1913年5月24日“过稻香村购饼饵、肴馔一元”;11月1日“又至稻香村买香肠、熏鱼”;1915年8月3日“归过稻香村买中山松醪两罂、牛肉半斤”......

一路商影润生活

“货栈的雏形”找到了答案，那么问题又来了，西单北大街这家“新兴贸易货栈”会不会也如这些老货栈一样呢？

其实，如今呈现的建筑风格，与老丈杆子对其的回忆模糊程度上看，这家货栈所代表的应该是后期货栈的经营模式——以经贸为主要内容，依托经营者不同优势选择业务内容。这类货栈跳脱了曾经以生活物资为主的经营方向，朝着包括土特产、粮油、建筑、工业等大宗贸易往来业务发展。这样的猜测得到了著名北京商业文化专家袁家方先生的肯定，袁老师回忆:“记得改革开放初期，贸易货栈迎来了发展热潮，不少单位都搞过贸易货栈，他们依托各自力所能及的特长，进行批发类业务。”

寻着袁老师的讲述，笔者也发现，现代货栈的经营模式，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便已经出现，这条货栈发展之路也见证了城市商业发展历程。

当时贸易货栈的经营方式，无外乎包含三种作用，首先是通过代购代销，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其中融入了运输、劳务等服务。其次是在当时的计划经济环境下，业务所涉及的大多为计划外物资，商品来源于各地，品种也十分多样，其目的便是补充市场的物资供应。最后是各地、各区联动，要想涉及此类贸易货栈业务，少不了“天南海北”的同行互相照应，资源共享，互通有无。

正因为贸易货栈的机动性与“调节市场”的优势，由于时代特性与市场管理环境，最早诞生的势必会是带有国营背景的贸易货栈。上个世纪50年代，贸易货栈的主要作用在于促进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物资流通，所以它们当时的名字被称为“合作货栈”，此类货栈最早一批出现在天津、北京、石家庄、张家口等有着长期经济基础的城市。根据物资在市场的流动性与需求量，各货栈进行商品价格调整，而货栈与货栈之间的信息沟通，也促进了商品物资在各地的流通，这样一来推动了商品的购销，满足各地市场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合作”二字也从一侧面表明，其商品的流通是建立在各“合作机构”之间的，主要经营的物品也均是以生活物资、农副产品为主。笔者童年所居住的朝阳芳草地便有着一家被周围居民称之为“合作社”的商业机构，其实当时的合作社与如今的副食商场、百货商场类似，从油盐酱醋到糕点茶酒，从暖瓶脸盆到针头线脑，冬天的大白菜供应也由这里担任。之所以被一直称之为“合作社”，正是因为它为百姓与商品供应之间建立起了桥梁作用，这样的称呼也成为了北京城市商业发展的特殊印记。

1962年，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中，特别提出了供销合作社的概念，这一概念与之前提到的“贸易客栈”非常相似，也标志着国有化“贸易货栈”的脚步开始前行。当时这些机构延续之前的经营模式，从乡下收购农副产品及工业用品，通过运输，进入城市中的供销合作社销售环节。这样的尝试一经推出，便得到了各地效仿，至1962年底，几个月的时间便有20个省、自治区建立县级以上货栈1539个，一张“货栈网”在全国铺开。

不过这样的尝试与当时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政策多少有些出入，而且伴随着国家对农副产品的购销计划逐步加强，原有合作社业务阵地被逐步缩减，所以1965年3月，一则《撤销各地供销合作货栈的通知》宣告贸易货栈行业的终结。

1979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曾经对促进各地物资交流起到积极作用的贸易货栈再次被人们想起。为此，全国供销总社召开货栈工作座谈会，对“重新拾起”货栈行业进行了部署。各地贸易货栈坚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且经营范围更宽，联系面更广，承办供销、商业、工业、社队企业等部门的代办业务，组织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并提供市场行情与信息等多种服务。据统计，到1980年底，已建立县以上贸易货栈1952个;1980年经营总额达25亿元。与之前的“合作社”“合作货栈”相比，此类“贸易货栈”所做的是大宗商品物资的交易，所以前者的货栈是为了生活，后者的货栈则是真正参与到了商业贸易的流程中。

从行业发展步伐与建筑样式分析，西单北大街的这家“新兴贸易货栈”应该就是这一时间段出现的。其实当时，在它的周围也诞生了不少与“贸易货栈”类似的买卖商户。例如缸瓦市附近的自行车行，再如西四家具店等，也都有着贸易属性，将各地俏货集结于此，再加以售卖，只是一个面对消费者，一个面对市场企业分销而已。

古街货栈承记忆

北京城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无论它有多时尚，发展脚步多快，却总为历史痕迹留下不少定格的机会。正如上面提到的“新兴贸易货栈”，在其他地方，我们也可以寻到不同时期，以不同角色出现的货栈记忆。

“召民居住,召商居货”，上面已经提到了老北京货栈的雏形与客栈有很多共同点，所以它们的诞生势必与城市发展、民生民计有着直接关系，在这方面前门地区拥有着典型的商业特性。

众所周知，大运河的贯通串起了南北方文化、经济、艺术等多元素交融，也带动了京城商业发展，积水潭码头成为了最重要的大运河商业热地。伴随着不同朝代城市规划的更迭，京城水路也得以调整发展。

明朝因皇城建设，元代所建立位于城北的积水潭码头，其功用转为由南城的东便门外护城河水域代替，于是人流的增加、货运业务的融入也提升了周边商业的发展，其中几里距离的前门一带便在受益之列。此外，著名的前门火车站以及有轨电车线路的开通，正印证了“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而当时对于“戏园子只能在城外开设”的规定，也带动了前门一带娱乐业的兴起，在这样的综合因素带动下，前门商业百年不衰。

不难发现，在这诸多因素中，均与人流有着直接关系，外来的人需要吃饭、娱乐、交流，外来的商需要住宿、物流、交易，这一切需求市场都可解决，于是前门一带便有了不少客栈与货栈，如今在这客流云集的前门商圈，依然可以寻觅到曾经货栈的影子。

曾被作为货栈使用的聚顺和栈

例如当时被誉为“果脯大王”的聚顺和栈，1909年首创者从山西而来，在煤市街落脚，最初这里被作为货栈使用，而后主家进行蜜饯果脯的生产经营，又入干果、百货等，这样的发展之路与“货栈业”的转型发展极为相似。

除了前门一带，邻近北京运煤要道阜成门的张家店也是当时较为著名的大型货栈之一。老板张松山由济南而来，在阜外大街南北均有产业，整个张家店拥有两大院落，十余客房，院内可停放骆驼、骡马、货物。

不难发现，货栈的聚集地大多与城门要道邻近，这与方便物流有极大关系。如德胜门外关厢由于是口外商队入京之所，所运输的货物体量巨大，所以也有不少货栈在此聚集。在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回忆:“每条毛驴身佩鞍子、驮架,驮架两边各系荆条驮筐,负重达二百斤。货物一般驮至城外关厢货栈,然后在当地草料铺买草料给驴喂料、饮水,休息后返回山里。”由此可见门与路与货栈，在当时对于商业的重要，以至于上世纪20年代的宣武门瓮城内，因当时军事价值弱化，所以大片空地被直接改变成货栈之用。

中西结合的京华客栈

距离我们生活最近的货栈记忆还是要提到前门大栅栏，如今回想依然清晰且充满暖意。那是一个充满灿烂阳光的夏天，几个胡同中的孩子从大人们的口中听说在前门大栅栏有一种名为“大碗茶”的东西，所以大家伙一个钢镚儿一个钢镚地凑在一起，从西单走到了大栅栏。骄阳之下的“喝茶小分队”正热得难耐之时，在前门箭楼西南侧终于找到了售卖大碗茶的茶棚，虽然当时的大碗茶只有二分钱一碗，但七八个孩子所有的钱只能买上三碗茶，于是大家你一口我一口伙着喝。那叫解渴，那叫痛快，那叫一个乐儿!

时至今日，当时喝茶的感觉与售卖大碗茶的地方依然记忆犹新——北京大栅栏贸易货栈。

谈起这家货栈的故事，还是长大后才知道的。1979年6月，在大栅栏街道供销组工作的尹盛喜带领25名待业青年首先挂出了“青年茶社”的招牌。在当时，它们用借来的1000元钱，为茶社置办了6把大铜壶、100个大碗，以及桌椅板凳，于是这个30平方米的茶棚便成为了他们梦开始的地方。“茶社”变身为“贸易货栈”是在一年以后，由于大碗茶的火爆超出想象，硬是几分钱几分钱地堆积出了雄厚的运营资本。又因为恰逢改革开放之时，以及前门大栅栏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正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于是它们不断拓宽经营思路，融入更多商品、食品，最终达到囊括全国上千种商品，拥有130多员工的规模，“北京大栅栏贸易货栈”就此诞生。

如今，贸易货栈的身影早已在我们身边远去，被更为自由、繁荣的市场经济模式所取代。但当我们在街边偶遇如“新兴贸易货栈”这样的商业设施身影，重拾有关它们的记忆，或许会感受到此时口中的那粒米、那道菜、那块糖......更为香甜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