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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张开放的湖广会馆,看戏楼10年大修与京城200年风云

2024-2-7 10:17|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孙文晔|来自: 北京日报纪事

摘要: “会馆有戏”在湖广会馆演出湖广会馆刚经历了第五次大修,屋瓦簇新,古雅的装潢配上沉浸式京剧、“剧本杀”《西厢记》,腔调中透着先锋。悠悠二百年,湖广会馆在北京城巨变的浪潮中被各个时代塑造着,多次侥幸得以留 ...

“会馆有戏”在湖广会馆演出

湖广会馆刚经历了第五次大修,屋瓦簇新,古雅的装潢配上沉浸式京剧、“剧本杀”《西厢记》,腔调中透着先锋。

悠悠二百年,湖广会馆在北京城巨变的浪潮中被各个时代塑造着,多次侥幸得以留存。从同乡会、试馆、侵略者司令部,到国民党建党会场,它苦苦挣扎过;从工厂、大戏楼,到博物馆……它又总在铿锵鼓点中,重新拉开大幕。

它绝不是虚有其表的“假古董”,往事如烟,都真切地发生在这里。湖广会馆的故事关乎北京这座城市的更新,也关乎文化与建筑、个体与历史的链接。

霸王别姬

明清时期,北京会馆众多。清光绪年间,大小会馆达400余所,但建有戏楼的寥寥无几,如今保存下来的四大会馆戏楼,分别在:湖广会馆、安徽会馆、阳平会馆和正乙祠(浙江银号会馆)。

这四座戏楼中,湖广会馆不是最古老的,也不是最宏大的,却是运气最好的——不仅早在1996年就被修葺一新,还成了天天有戏的梨园福地。

能够转型成功,自有其不凡之处:首先是位置得天独厚,它在虎坊桥路口西南角,北有书画荟萃的琉璃厂,南有文人雅集之地陶然亭,东连娱乐中心天桥,西接明清时的内外城通道宣武门,是南城的风水宝地。

会馆的主体建筑更是卓尔不群。双卷棚勾连大悬山屋顶,四周出重檐,翼展4米,覆盖住戏楼和三面二层厢座;内部结构件中,屋顶的两条九架大梁,跨度达11.36米,在民间建筑中极为罕见。井字木结构的大厅,拢音好,视听效果好,极适合作为曲艺演出空间。

好地点加上好戏楼,必然招来如云宾客和梨园名角。清末民初,这里的堂会,无论是演出规模、戏码、名角、观众身份,往往超过一般戏园子,制造出轰动效果。

民国时,梅兰芳的新戏《霸王别姬》就曾在这里上演。剧中的虞姬,身着鱼鳞甲,头戴如意冠,手舞“鸳鸯剑”,精彩唱段引来满堂彩。那一声“劝君王饮酒听虞歌,解君忧闷舞婆娑……”,道尽了时代洪流中的无力感。

这出戏,也让湖广会馆“出圈”到了大银幕——陈凯歌在电影《霸王别姬》中就复刻了这个舞台。北影厂美术师杨占家回忆,戏台是他根据湖广会馆一笔一笔手绘出来后,再按图搭建的。

1991年,北影厂和香港汤臣影业合拍电影《霸王别姬》。杨占家一口气在北影厂搭出了五条老北京街巷和戏班子练功的四合院,但重要场景之一,程蝶衣唱戏的戏园子,却迟迟没着落。

布景要逼真,就要找到真正的老戏园。前门大街的“广和楼”虽然还在,但里面都现代化了,完全看不出民国范儿。杨占家正犯愁,听说虎坊桥有个湖广会馆,就骑着自行车误打误撞地去找。

大修前的湖广会馆大戏楼外景

那时,这戏园子混迹于大杂院中,已经荒废多年,破得不成样子。就连北京制本总厂都嫌弃它,把车间变成了仓库,在里面堆满了纸张、本子。但让杨占家兴奋的是,大的骨架还在,戏台还在,虽然光线很暗,但能看出当年辉煌。

他爬上爬下,一寸寸地测量着戏园子的柱高、开间、进深,画出平面图,然后再测出楼梯、栏杆、门窗的尺寸。“真难啊!我的老红旗相机没有闪光灯,不能拍照,全凭画图记录细节,作为下一步设计的依据。”

守仓库的大爷看他认真,就告诉他,珠市口还有一个阳平会馆(今刘老根大舞台)。当时,阳平会馆被用作北京同仁堂药品仓库,堆的药箱更多,更没法看全貌,但杨占家发现包厢设计很有特点,就在影片布景中,用了湖广会馆的戏台,阳平会馆的包厢,算是各取其优。

1993年电影公映,一举在戛纳电影节拿下金棕榈奖。同年,湖广会馆这座埋没已久的戏楼也开始落架大修,走向新生。

大修前的湖广会馆大戏楼内景

不过,给戏楼带来好运的,并不是电影,而是那个风云激荡的1990年代,以及那些对宣南文化情有独钟的人。在施工队进场前,他们为了把这个建筑盘活,已经奋战了7年。

1996年,作为第一个全面修缮并对外开放的会馆,这里集博物馆、戏剧演出、传统风味餐饮于一处。古建研究大家王世仁说:“这种运用市场机制保护文物的做法,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一次创举,很有现实意义。”

创举后的20余年间,湖广会馆一直是“戏楼版京剧的核心打卡地”。如今,湖广会馆又大修重张,颇有再立潮头的架势。

旧瓶新酒

看似顺风顺水的背后,其实也少不了苦痛挣扎。“湖广会馆的抢救、整修历时十年,终以较完善的功能得到重新使用。”王世仁短短一句话背后,多少执着,多少辛劳?再回首,很多当事人已经作古,当年的小年轻也已是高龄人。

王世仁等专家在湖广会馆座谈

创建于1807年的湖广会馆是北京现存唯一的联省会馆。湖南、湖北自元代起就属于同一辖区,名为“湖广省”。到清康熙三年,地虽判为南北,但人仍同气连枝。会馆建成后,两湖人士在此接待考生,公祭乡贤,团拜宴乐。

道光十年(1830年),会馆第一次大修。由湖北人蒋祥墀与湖南人何凌汉倡议,盖起了大戏楼。修缮后的馆舍,成为京城高级别聚会娱乐场所。

1849年,曾国藩在湘军鼎盛时,捐资对会馆进行第二次大修,风雨怀人馆及假山等,都由他亲自布置增建,是他躲清静的地方。1870年,他的六十寿诞也在此举办,文武百官都来庆贺,一时好不热闹。

第三次大修从1892年持续到1896年,耗银最多,湖广会馆的规模及总体格局就是这时确定的。整个建筑分为三路,雕梁画栋,磨砖对缝清水墙,已经颇具王府之风。可惜好景不长,1900年赶上八国联军入京,美军看上这块宝地,以湖广会馆为司令部。不过,这也使得会馆免遭涂炭。

清末民初,虽然民生凋敝,但湖广会馆的生意好得不得了,京官们大凡纳妾生子、父母做寿、同乡升迁,多在此大摆酒席,且请名伶演戏助兴,湖广会馆戏楼成为京城集餐饮与文艺演出于一体的场所。

北洋期间,这里又成了千人集会的会场。1912年,孙中山曾5次到湖广会馆并参加了国民党成立大会。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在此举行追悼大会。章太炎、梁启超、马寅初都曾在此做过讲演。

随着国民政府南迁,日本侵华,湖广会馆逐渐衰落,一度租赁给京华印书局和华北大学。1950年代,南城星罗棋布的会馆被北京市房管部门集体接收,这里也逐渐被工厂和民居占用。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提出重修湖广会馆的,是才女张允和。她曾主持“北京昆曲研习社”,苦于没有舞台,1980年向市领导建议重修湖广会馆,作为昆曲传习之地。她还承诺,将为北京贡献一座世界级剧场。

1982年,时任宣武区政协副主席、张允和的好友马铁汉组织部分委员视察湖广会馆。他回忆,这里虽然被占用为车间,但古色古香的戏楼规模尚存,一座方形的戏台坐南朝北,深入观众席中。台前左右台柱未倒,场内除“池心”、两廊外,三面环楼,雕花镂刻依稀可辨。楼角有台阶,可拾级而上,楼板为方砖墁成,方形的楼柱上尚有“茶资……”价目招贴的残迹。戏台上除了台板被拆除外,其规模格局、建筑风貌皆完整无缺,保留了典型的清代民间戏楼特征。

经各方呼吁,湖广会馆在1984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但要说大修,仍是没影的事。

从事古建维修的专家曾对会馆做过客观分析:旧会馆的建筑在保温、通风、采光、节能和容纳量上距离现代建筑差距太大,很难加以利用;若重修一平方米古建筑,它的费用是建筑一平方米高级住宅楼的5倍,即使翻修后老百姓也住不起,而政府无偿维修又负担太重。单算经济账,不划算。

另外,北京历史悠久,是元明清三朝古都,有无数历史遗存,如宫殿、衙署、园林、寺观、陵寝、府第等。古建筑每3至5年就要进行一次维护,经费有限,那些国家保护级文物尚有照顾不周之处,论资排辈,也轮不上这旧会馆。

眼见湖广会馆梁柱将朽,著名建筑师张开济在1985年4月的《北京晚报》上为大戏楼抱不平:“为什么国外的旧工厂旧仓库都能被重新利用,而我们国家的珍贵建筑却不能枯木逢春?”

在1987年6月出版的《北京政协》内刊上,张开济说,现在国外普遍的一个建筑趋势,我叫它“旧瓶装新酒”,旧房子不拆,加上新的内容,加以改建,加以利用。他特别点名湖广会馆,希望改作戏剧中心。

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如电光石火般触动了时任宣武区政协副主席黄宗汉。此后,他不仅为大修湖广会馆搭上了8年光阴,还因受到这块宣南活化石的吸引,在66岁拿下硕士学位,73岁拿下博士学位。

京都文丐

黄宗汉

黄宗汉祖上是翰林,家中兄妹多为名人,大哥黄宗江是著名的戏剧家、散文家,二姐黄宗英和三哥黄宗洛都是著名演员。年龄最小的黄宗汉,是兄妹中读书最少,入党最早的。

他17岁加入地下党,后随解放军进城接管北平,一直在宣武区政府和北京市政府工作,虽然酷爱读书,却错过了深造的好时机。

到宣武区政协前,55岁的他刚干了一件中外皆知的大事:“平地扣饼”(北京土话,通俗讲就是白手起家),在宣武区建起了大观园。

1983年,黄宗汉被聘为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顾问兼中国国际合作公司总经理,恰逢中心要筹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

当年的制景费只有75万元,黄宗汉却想建实景,把大观园从书上搬到人间。现在管这叫影视基地、主题公园,但在当时,没有先例,无人理解。为了游说影视中心,黄宗汉算了笔细账,如果剧组的全班人马都去南方实景拍摄,至少八九十万元,必然超预算,还不如把大观园建在北京,用这75万元做启动资金。

钱有了,大观园建在哪儿呢?他谈了好几处都没谈成,却得来全不费工夫。时任宣武区区长的李瀛就住在他家楼下,一次在楼门口偶遇,听他讲了筹建大观园的来龙去脉,沉吟片刻说:“他们不干我干。”园址定在有12.5公顷地的南菜园苗圃。

李瀛还对黄宗汉说:“这块地我本来就是要花钱修公园的,你不是要借75万吗?别借了,我给你加倍,150万,加上广电部的75万,共225万,先用着,把大观园第一期工程的八个景完成。”说罢,李瀛用开玩笑的口吻对黄宗汉说:“把曹雪芹笔下40个景都设计出来,咱这辈子干不完,下辈子接着干!”

虽说只是影视基地,但大观园精雕细琢,梁思成的学生杨乃济出设计方案,北京的古建筑队施工,用的是大兴安岭的木材……连山石队的工匠,都是明末清初“山子张”的传人。

一期工程,怡红院、潇湘馆等8处景点,如期在1986年7月1日《红楼梦》剧组入园拍戏前建成。此后,随着电视剧热播,数以百万计的“刘姥姥”涌进大观园,这样不但还清了起步时的借款,还相继积累了续建工程资金2300万元,大观园的40个景点在8年里全部建成。

“雅梦”已圆,1987年,黄宗汉回到宣武区当政协副主席。当了书记的李瀛又说,你再做个“俗梦”吧,恢复重建老天桥,张罗一下。

领导说“用大观园的经营方式来开发经营天桥”,潜台词就是,区里没钱。黄宗汉只好拿出自己的稿费,收集、复制了大量与天桥文化相关的档案、资料、历史照片,编辑出版了《天桥往事录》和画册《北京老天桥》。接着,又拍摄了反映天桥民俗文化的30集电视剧《天桥梦》,最后才弄出仿古茶园“天桥乐”。

那茶园是礼堂改的,演的是行将失传了的十样杂耍,摆的是热气腾腾的北京小吃,就连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来了,也要去乐一下。

用现在的说法,这是先打造了个大IP。不过,黄宗汉的野心可不止于此,茶园站住脚后,他又趁热打铁,端出以天桥为中心、整片修复民俗文化区的想法,湖广会馆等古建都在这个范围里。1992年,天桥改建的总体规划付诸实施,宣武区为此成立了天桥投资开发公司。

这边“天桥梦”刚开头,那边他看到张开济的文章,又做起了“宣南梦”。张开济写道,应该把湖广会馆腾退出来,黄宗汉摘下老花镜,一拍大腿,自言自语地高声叫道,这事好哇!

去了现场,他有点心凉。当时湖广会馆不仅戏楼被占用,后面的风雨怀人馆、文昌阁也成了机关单位,周围小院成了十家街道商店,里边成了大杂院,胡同窄得两人对面就得侧身才能过去。修湖广会馆,等于搬迁了一个工厂,3个机关单位,33户居民,10间商店。

为了争取支持,宣武区政协先组织史学家郑孝燮、文物专家单士元等视察、呼吁,又于1990年11月提交了筹建北京戏剧博物馆的政协提案。北京市政府批准后,副市长何鲁丽正式任命黄宗汉为北京戏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

1997年北京戏曲博物馆在湖广会馆成立

不过,钱从哪来?拆迁怎么办?到具体事上,还得“平地扣饼”。

黄宗汉多管齐下:北京要建8个小剧场,他就给领导写信,“为什么花钱建新的,现成的四大戏楼岂不是更好”;平时见海外华人(他还在对外友协兼职),他把介绍湖广会馆的中英文小册子,四处分发;北京史专家王灿炽也被他请来撰写馆志。

这件事还真有了点眉目:梅兰芳义女、美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卢燕来信表示,要在美国组织海外后援会,筹措资金支持修复湖广会馆;白崇禧之子、著名作家白先勇也致信黄宗汉,表示会与巴黎大学中国戏曲博物馆联系,争取其与北京戏曲博物馆合作。

表演艺术家于是之曾给黄宗汉写过一副中堂:“京都文丐,艺坛怪杰”。黄宗汉把“京都文丐”印在名片上,当记者夸他是“中国第一代文化商人”时,他就说:“在文化界我只是个武训式的人物,武训是文盲办教育,我是艺盲办文化艺术。叫‘京都文丐’倒更合适!”更通俗的说法,还是天桥卖艺那句撂地的老话:“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

宣南鸿雪

搞拆迁这5年,文字的、口头的,不知打了多少罗圈架,其中的酸甜苦辣,黄宗汉一言难尽。不过,新任区长给了他信心,让他觉得“这事准成”。这位区长,就是后来为奥运奔走的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

刘敬民到宣武的时候,西城和宣武还没合并,宣武区的面积仅19.6平方公里,在这弹丸之地,却容纳了50多万人口,居住密度北京居首。

大杂院多,小工厂多,宣武区如何破局,如何找到新的增长点?刘敬民试图从街巷和历史中去找答案。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穿着军大衣,骑着自行车,把胡同都钻了个遍。”当时在宣武区文化文物局工作的许立仁记得,这位领导非常重视深藏在胡同里边的名人故居、会馆,周末还常窝在机关里翻旧书。

在历史书中,宣武地区熠熠生辉,是北京古代城市的发祥地。西周的蓟城、唐代的幽州、辽代的南京、金代的中都,皆盘根于此。直到元代,才在宣武东北另立新城。

明清时期,宣武被包到外城里,清政府把汉人赶出内城后,这里发展起商业、娱乐业、餐饮业、旧书业等。因此,历史上北京有“东富西贵,南城禽鱼花鸟,中城珠玉锦绣”的说法,不知怎么,后来却传成了“东富西贵,南贫北贱”。

北京3000年建城史,宣武全程参与,故事多得说不尽,但刘敬民最关注的,是宣武的“士人文化”和士大夫们聚集的会馆。

清代汉族官员和士大夫大多住在宣武门以南,有的还自称“宣南寓客”。因为外城空地多,房价不贵,这里也成为各地会馆聚集地。光绪时期的《顺天府志》记载有445个会馆,以后陆续又有修建达500多个,其中300多个在宣武区。

进京赶考的举人和一些京官,借会馆暂居,在嘉庆、道光年间,发展出著名的“宣南诗社”;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也发轫于宣南会馆。到了民国,会馆又住进了写《狂人日记》的鲁迅、等待出国选拔的胡适、没考上大学的沈从文等一众文化人。

黄宗汉自诩对宣南和会馆有点研究,没想到这个新区长能给他挑错。

一次,他说起安徽会馆:“这是我们家的(他的外祖父是大书法家孙诒泽)。”谁想到,刘敬民给他递了个小条:“安徽会馆是孙承泽的故宅,不是孙诒泽的故宅,你搞错了”。黄宗汉摸不着头脑,问刘敬民,这孙承泽是谁啊?“他就讲起了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还说,这本书就摆在我办公室,你看看吧。”

《春明梦余录》是一部记载北京情况的明代古书,似政书,又似方志,刘敬民能顺手拈来,黄宗汉不由得刮目相看。当时王世仁是北京文物局的古建研究所所长,正帮湖广会馆做修复方案,也被请去给宣武出谋划策。刘敬民还曾登门拜访,请北京史大家侯仁之写《北京建城记》。

专家们联络到一起,一聊,就聊出个概念:宣南文化是北京历史文化的起源、缩影和精华,平民文化、士人文化都有。

刘敬民由此提炼出“宣南文化”这一地区定位,还提出要把所有的名人故居和会馆都测绘了,以备将来重点恢复。他说,这才是宣武的特色。

后来举全区之力,果然有了《宣南鸿雪图志》这部大书,堪称宣南古建的“纸上博物馆”,连窗户的尺寸都是齐全的。“鸿雪”的名字是王世仁起的,意思是,城市还要更新,不可能全部保留,我们首先要把它们像“雪泥鸿爪”一样记录下来进行鉴别,然后采取保护措施。

1990年代初,鲁迅住过7年半的绍兴会馆,住着70多户居民;孙中山住过的中山会馆,需要搬迁90多户,这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腾退任务。虎坊桥可以说是会馆一条街,但有些历史建筑没留下来,只能以数据形式活在书里。湖广会馆却是极其幸运的,它从大杂院中杀出重围,得到了特别的偏爱和重视。

宣武区向文化转轨后,与文化相关的事业越来越得到重视。许立仁也从文化文物局调入天桥投资开发公司,迈入“文化产业试验田”。那时有一句口号“北京吃文化饭,文化吃产业饭”,但具体怎么实施,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风云际会

1991年,搬迁腾退还在胶着状态,一个偶然的发现,让湖广会馆成了新闻焦点。

马铁汉在筹备《英烈足迹在宣南》展时,意外发现《黄兴年谱》中的一段记载:“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假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莅会致词。”

他问黄宗汉:“这上面说的湖广会馆,是不是您张罗修的这个会馆啊?”确认属实后,黄宗汉就开始“拿国民党成立这个事儿吆喝开来了”,因为“戏楼没有孙中山影响这么大”。

湖广会馆为国民党成立之地这一史实,确实长期不为人所知,这次挖掘出来,连台湾国民党也重视起来。台湾著名导演胡金铨捎来时任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的问候:“听说黄先生在修湖广会馆,有什么困难吗?”

当时有人不理解:“你怎么老吆喝国民党啊?”黄宗汉理直气壮:“我吆喝的是孙中山的国民党,不是蒋介石的国民党!”

为了弄清楚这段历史,黄宗汉在1995年当选全国劳模后,提了个特别的要求:破格参加硕士考试。从他66岁时的硕士论文《孙中山民初在北京的政治活动》,可以一窥国民党成立的情形:

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北上。他向媒体表达自己的初衷:“予此次北来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

这是孙中山辞任大总统后的首次北京之行。从8月24日到9月17日,他出席各界欢迎会和集会26次,其中有5次是在湖广会馆。8月25日,孙中山两次莅临湖广会馆,分别参加北京同盟会本部对他的欢迎会及国民党成立大会。

那天,19岁的《民国报》记者梁漱溟一大早就赶去采访。上午的欢迎会被报纸描述为:“男女各界皆欢欣鼓舞,争以一瞻伟人颜色为快,故到会者三千人,为从来未有。”

孙中山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发表演讲:“中国值此危难之时,只宜万众一心,和衷共济,今五党合并,望其成一伟大政党。”

下午,谢绝了袁世凯沿途戒严的高规格接待,他再次来到湖广会馆,参加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成立国民党的仪式。当时的报纸为之欢呼:“政党史亦必为之新面目矣。”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会场秩序大乱,发生了一起女权风波。

筹划五党合并的宋教仁,在草拟国民党党纲时,为了与多党妥协,删掉了作为同盟会宗旨的“男女平等”。这可触怒了一众同盟会女将,唐群英、沈佩贞和伍崇敏等,冲上台去严词诘问,其中一人更是抓住宋教仁的头发,左右开弓,打了他几个嘴巴,整个会场一片哗然。

为了稳住场面,短暂离开的孙中山回到会场,作《解决民生问题》的报告。为保证选举数票圆满完成,主持人张继在孙中山每次准备结束演讲时,都揪揪他的衣服,暗示他继续讲下去。这多少有些滑稽的情形,被梁漱溟看在眼里。

最后,孙中山在超长演讲后,以1130票全票当选为理事长。不过,他因为着力铁路建设,而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

宋教仁一心通过政党政治制约军阀,却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党首,北上组阁时,遭袁世凯暗杀。此时距建党仅6个月,他的追悼会,也是在湖广会馆举行的。

海峡两岸对孙中山的共同关注,让拆迁明显提速。1992年3月,何鲁丽副市长主持召开专门会,责成占用湖广会馆的各个单位限期迁出。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北京市文物局、宣武区人民政府则先后拨款176万元,用于馆内的居民搬迁及戏楼的修缮。1993年5月,北京市房建公司古建园林分公司进驻现场开始施工,大戏楼终于看到了的曙光。

这一时空交汇,也使修复后的湖广会馆常年作为孙中山在北京的研究基地。台湾国民党主席的吴伯雄、曾任台湾国民党中常委的马鹤凌(马英九之父)来北京访问时,都专程拜访湖广会馆。

让黄宗汉遗憾的是,两次受邀赴台参加研讨会,都没找到国民党成立的照片。唯一一张油画,背景还是西洋建筑,与湖广会馆相去甚远。

大功告成

“我是从1993年年底开始主持修缮的,刚来时,这里的屋顶上荒草萋萋,大戏楼内黄鼠狼出没,因为有四大凶宅的名声在外,一到晚上尤其瘆人。”许立仁说,1993年全市文物修缮预算只有480万元,湖广会馆经多方筹措,得到176万元经费,非常难得,但对整个工程而言,仍是杯水车薪。因此,开工一阵子,就停摆了。

1994年底,北京市政府在湖广会馆的文昌阁里召开现场办公会,一口气解决了8大问题,天桥投资开发公司又独家投资了3300万元,这才让整个工程走上正轨。这笔投资,也是当时企业投在严肃文化事业上数额最大的一笔。

“既然是投资就要考虑回报,考虑到将来要自主经营,因此在改造时,就对停车、后台、餐饮等都做了通盘考虑。”许立仁说。

王世仁设计方案时,也充分考虑了保护与建设,投入与产出的矛盾,最后的实施方案兼顾保护、改造,利用:保护中路,用作剧场及戏曲文物展陈;完善东路,用作剧场、博物馆的管理服务部分;开发西路,改造为可容纳三百人的大饭庄;展开北面,用作博物馆和饭庄入口。

施工过程中,虽然进展比较顺利,但也遇到一些难题。比如,大戏楼四周板墙上的彩绘已剥蚀殆尽,无法辨认,究竟原来是什么图案,谁也琢磨不透。直到摘下了悬挂多年,在舞台对面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和左右的语录板时,才意外发现,画像后是一幅清晰的彩绘博古图。

大戏楼四周厢座外长期被遮挡的彩绘

湖广会馆的建筑面积、建筑布局又如何?文档显示,民国时期曾请专家为湖广会馆画过一张图,叫做《北京湖广会馆全图》。要恢复和保持会馆的历史原貌,找到这张图非常关键,但古建部门怎么找也找不到,幸亏由王灿炽在善本库里偶然发现了。

纪晓岚《阅微草堂》中曾记述会馆有一奇井“子午井”,但岁月沧桑,早已不能觅见。在此次修复施工中,挖地探查,终又找到井眼,重新修复。

1996年5月8日,戏楼、文昌阁、乡贤祠、楚畹堂集体亮相,湖广会馆终于再次得到合理利用。从此,在“霓裳同咏”匾额下,在“依然白雪阳春”的对联旁,一出出《霸王别姬》继续上演。

而黄宗汉,早撇下湖广会馆不管,接茬儿折腾去了。“黄宗汉呐,狗熊掰棒子!”正像哥哥黄宗洛说的那样,他一看大功告成,立即转换战场,在1998年考取博士,做了清史专家戴逸、王汝丰的“白发门生”。

2004年5月,73岁的黄宗汉在做了6次化疗后,参加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其专著《北京宣南历史文化》既是填补空白的经典之作,又是对宣南这片文化沃土的真诚回报。

北京市委原副书记李志坚曾说过:“希望北京多出几个黄宗汉。”老师戴逸评价他,是一个“扎扎实实的理想主义者”。

赓续发扬

作为湖广会馆的首任总经理和北京第100家博物馆的馆长,能否自负盈亏?许立仁是有危机感的。

这危机不是危言耸听,在湖广会馆旁边,刚刚修复开业的正乙祠正经历着。正乙祠是北京最古老的戏楼,比湖广会馆开业还早一年,可经营就是搞不起来,以至于行内人开玩笑说,“那里风水不好”。

接手正乙祠的浙江商人,走高端路线,号称“穿皮尔卡丹才能进”,湖广会馆则另辟蹊径,先把一批草根请进了彩灯高悬的大堂。

开业第十天,出身梨园世家的许立仁就在大戏楼恢复了百年老票房“赓扬集”。这些京剧戏迷们过去自娱自乐,因为是公益性质,三年换了七个地方。为了让他们的活动能办下去,湖广会馆最初只收500元场租,还包茶水,票友们花小钱办个年票月票,周末就可以来亮嗓,哪怕是拎着豆浆、油条过来听戏,也不会遇着冷脸。

京剧票友举办赓扬集第200场活动

每周一次的“赓扬集”,从1996年延续至2022年大修前,是北京人气最旺的票房,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票友。这些票友也成了湖广会馆的粉丝,大小活动都来捧场。很多青年京剧演员,也把这里作为实践平台,一边练功一边与票友互动。女青衣张火丁当年就是“几乎是长在这儿”,然后才成名立万的。

为了接待外宾团,北京京剧院青年京剧团,简称“猴团”,常年在这里上演武戏《三岔口》和《闹天宫》。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夫人、20多国元首政要访华时,都把这里作为京剧打卡地。来访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还特地把1926年梅兰芳设家宴招待他祖父的照片,送了过来。

培育市场时,许立仁嘱咐在此驻场的北京京剧院“先熬着”,哪怕只卖出两张票,也坚持演。后来一票难求,北京风雷京剧团更是只有大年夜才“封箱”一天。

小众的戏曲,如越剧、昆曲等,都在这里找到了舞台,许立仁不仅减免场租,还找名角帮他们搭戏。季羡林、张中行、周汝昌等老先生,在这里听昆曲,过生日,谈笑有鸿儒。

从左至右,季羡林、吴祖光、张中行

郭德纲成名前,初到北京,就曾多次登上湖广会馆的舞台。2009年,他成名后重回湖广会馆,签了一周八场的演出协议,还用“凶宅”这个子虚乌有的梗,抖了无数次包袱。

虽然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面向市场时面临着许多局限,可湖广会馆一直在“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前提下,支撑起经营和各类公益支出。

2024年1月,湖广会馆第五次大修后再重张,又引入展览、研学、美食、茶饮等多种新业态,经理王学伟说“我们就是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湖广会馆”。

重张当晚,一场沉浸式京剧“开台”,在《湖光洄梦》中,观众需要提一盏灯笼,跟着小花旦“随灯而行”。窗棂、过道、连廊、户外院子、文昌阁、老戏楼、后台等,都成为表演舞台,最后还有三位虞姬在三个方向同时甩出几米长的水袖,将整个环境舞得刀光剑影……

如果觉得不过瘾,还可以稍微脑补一下,“闪回”到二百年岁月中,把宏大的事件变成令人击节扼腕的细节:

在门房,曾家老太太嘱咐儿子烧掉了戊戌变法期间所有的会客记录,但她的一个孙子曾广何,还是在谭嗣同就义后自杀了。烧去登记簿是为了防止官府日后株连,但曾广何曾劝谭嗣同不要逃走,他逃不过后悔这个心魔。

戏台上,大轴戏由谭鑫培、田桂凤合演《坐楼杀惜》。不知道为什么,谭鑫培灵光一现,临时改词,然后蹙额皱眉,双手相搓,归座。唱词变了,态势语言也随之改变,却更符合宋江的身份和性格,此后成了经典唱段。

在大幕前,警察总监王治馨称“杀宋教仁的绝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自有人负责”。此段话将矛头引向了袁世凯,袁世凯阅报后,震怒,王治馨不久便因贪赃被处死罪。

围绕戏台,曾经“金匾众多”,直隶总督曾国藩的进士匾却被老乡们摘下来,砸了。原来,他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得罪了灭洋派,被骂为“卖国贼”,为这事,曾国藩第二年便郁郁而终,崛起的,是李鸿章和安徽会馆。

楼梯上,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正为仕途烦心,下楼时,包厢里一个妇人抱着孩子撒尿,把他淋个正着。曾国荃一怒之下命人拆掉了部分建筑,曾国藩为了弥补,这才有了第二次大修。

茶座里,周汝昌的视力已极度下降,舞台上的演员扮相以及面部化装都很难看清楚,但老人家并没有按俗套坐在第一排或是包厢,只是坐在第三排中部的八仙桌后,身上还是那份矜持的书生气质。为了“红楼第一人”的80大寿,已经绝迹40多年的昆曲堂会戏复活了。

乡贤祠前的子午井,据纪晓岚记载,在子午二时井水是甜的,被视为神井。现在这眼井还在,只是黑洞洞的井里已经没有水,北京的地下水变化太大了。

舞台上的门帘,依然是一边写着“出将”,一边写着“入相”,你方唱罢我登场,湖广会馆的故事也说不尽、道不完……

这个率先“蝶变”,完成活化利用的文物,如今又紧跟潮流求新求变,重拾起老会馆“五方杂处、精英荟萃”的荣光。它的故事,或许能让北京百余座正在腾退,以及腾退后暂时空置的会馆,看到命运的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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