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被忽视和被误解的老北京天桥图画 这是《普鲁士特使远东风景记录》中一幅天桥版画,画中有天桥全景和正阳门形象,特别是被毁坏或维修中的天桥图像非常珍贵。时间在咸丰十年(1860年),张次溪在《人民首都的天桥》中引用注明为1861年,其他文献注明同治三年(1864年,出版时间)。
《普鲁士特使远东风景记录:日本·中国·泰国》(Ansichten aus Japan China und Siam: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一书为石版画集。作者艾伯特·伯格(ALBERT BERG)是1860年随同普鲁士王国东亚使团中的一位画家,一路走来记录了普鲁士特使团在远东地区访问的地域风情和风景。待其回国后,于1864年在柏林出版。内容包含版画60幅,其中日本30幅、中国21幅(北京8幅、天津7幅、唐山1幅、香港1幅、广州1幅、澳门3幅)、泰国9幅。
显然,北京版画的时代背景就是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那一年是摄影术发明之后不久,北京第一次被摄影记录下来,第一张照片是通州燃灯塔、第一张桥梁照片是通州八里桥,都是名为费利斯·比托的一名战地摄影记者的功劳。不过因为摄影术刚刚来到北京,还没有普及,画家的作用还是无可替代的。
这一幅北京绘画表现的是近景中的天桥与远景中的正阳门,前门大街至天桥的临街店铺,天坛和先农坛坛墙,可见天桥的中心线正对着正阳门箭楼,桥面为微弧形石拱桥,桥拱不是太高,桥面宽度大于南侧石板路的宽度。永定门内石板路有记载宽为一丈四尺到五尺(4.48-4.8米),近似5米,这可能就是传说天桥宽5米的由来,把御路宽当做桥梁宽了。天桥宽度约为御路的三倍,大约三丈(9.6米)左右。
天桥可能正在维修中,至于是否为英法联军所毁难以断定,因为绘画本身就有所取舍和夸张,难以完全真实,如坛墙就比较夸张为直角,而且离天桥太近了。但当时的天桥处于破败之中则是无疑的,特别是分列天桥东西两侧的乱石,明显呈现出破损或维修中的状态。就是这两处乱石被大多数人严重忽视了,即使引起某些学者注意,可是又被严重误解了,比如就被误认为是天桥南面分列东西两侧的乾隆双碑碑亭的基础。
仔细查看这张天桥版画,发现被人们误解的不仅是天桥的高度,更加重要的是天桥的形制。只要认真观察,完全可以注意到:画中描绘的所谓乾隆双碑碑亭基础,应是看错了,准确地说它们应该是天桥两边的石平梁桥遗迹。 西侧石砌龙须沟沟壁与石平梁桥遗存
东侧石砌龙须沟沟壁与石平梁桥遗存
从画中可以看到天桥两侧向东西延伸的条石砌体是龙须沟沟壁。因为自南向北看,北沟壁比较醒目,龙须沟也很窄。在西侧,南北向跨过龙须沟的是一整块石板;在东侧,则为表面横铺条石的石平桥,其下面推测应有纵向石梁跨接龙须沟的两岸。
此图为版画,建筑形象、比例和尺度不见得很准确,但内容和格局与真实背景相差不会太多,足以成为以前乾隆年间的老天桥原有形制和结构的重要依据。从近年天桥考古勘察对其形制与结构分析,再参考历史地图和有关记录,天桥两侧为石平梁桥当无疑问。同时还可以判定,乾隆双碑的碑亭早就全部消失了,消失的时间在道光年间,比该该幅绘画的时间要早40多年,此幅绘画中根本不会有双碑亭的痕迹了。
这张版画就是天桥中间为石拱桥,两边为石平桥的历史记录,此外还有延续了一百多年的京师地图可作为旁证。但还有一个疑问:版画中天桥两侧石平桥与中间桥梁是相互分离的,与前述历史地图不一样,到底是真的分开的,还是画家有意“安排”的?这还需要考证。而且就石平桥来说,不排除其一侧或两侧可能有过木板梁,或许栏杆可能为木制栏杆,由此还给人以木桥的记忆。
总之,现代人不仅误解了该绘画,这个画家应该说也对真正的天桥进行了“改造”——降低了天桥的高度,可能是为了凸显正阳门的形象吧。因为天桥在那个时代还是很高的(见前一篇北京桥梁微信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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