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天桥两座建筑物是酒楼还是雁翅楼？

  图1 这是《普鲁士特使远东风景记录》中一幅天桥版画，画中有天桥全景和正阳门形象，特别请注意天桥和天桥两侧的酒楼。时间在咸丰十年（1860年）。

据写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天咫偶闻》记载：

“天桥南北，地最宏敞。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孙文定公（尔准）有《小寒食》：‘宿雨初霁，踏青至天桥。登酒楼小饮，稚柳清波，漪空皱绿。渺渺余怀，如在江南村店矣。顾其檐额曰‘杏花天’，因倚声书壁云：榖纹学得青帘飐，人倚槛，初明望眼。濛濛新柳馀寒浅，一夜雨丝绿糁。休负了、玉尊春满，但回首、三千程远。杏花也带江南怨，慵傅晨脂浅淡。’公诗集中又有《偕书农小孟饮天桥酒楼》诗。又武虚谷与黄仲则、洪稚存饮于天桥酒楼，轰然甚乐，忽顾盼哭失声曰：‘我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则寥落不偶。一动念，不觉涕泣随之耳。’今日天桥左近亦无酒楼，但有玩百戏者，如唱书、走索之属耳。”

又有《新世说》记：武亿，“遂客京师。遇洪稚存、黄仲则于天桥酒楼，酒半酣，公忽左右顾，哭声大作，楼中客骇散去。其振奇类此。”

此酒楼极有可能就是上图1中天桥东西两座临桥二层小楼之一，或许两座建筑可能都是酒楼。考孙文定公即孙嘉淦(1683-1753)，而武亿客于（去世）京师在嘉庆四年（1799）前，显然天桥酒楼自乾隆年间至咸丰十年（1860）一直存在，超过一百多年。《天咫偶闻》作者震钧（唐晏）生于1857年，殁于1920年。在其40余岁之时，“感于自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北京，迄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北京等四次侵扰，京师大变，遂遍搜遗迹，条记见闻，以叙京城旧貌故事，而成此书。”他说到：“今日天桥左近亦无酒楼”，按其语气似乎天桥酒楼消失有许多年了，具体何时消失尚难确指，肯定毁于1900年之前。

两座天桥酒楼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呢？（见下图2和图3）

图2 北京老天桥的最早照片（两张），拍摄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见《从阿穆尔到北京到紫禁城》。

图3（上为原图，下为局部放大） 1909年永定门内大街（刘阳《北京中轴百年影像》），南向北拍摄，图中路面拱起且较石板路为宽处应为天桥。

观察这几张照片，可以看出天桥两侧、龙须沟北岸的两座天桥酒楼，变化为以天桥中轴线相互对称的几乎完全一样的两座屋宇建筑。正房同为高大的带蝎子尾的硬山正脊屋顶，两边似为卷棚顶耳房，正屋前正中为卷棚顶街门，两侧推测有院墙。按规制是很讲究的宅院，但不像是民宅，而最大可能是庙宇。

查询清末民初北京地图，东侧有可能是红庙，西侧有可能是斗母宫。不过看照片，两座寺庙离天桥很近，地图上则忽远忽近，所以是一种可能性的推测，需要深入考证。直到1934年的照片中，还可以从街边搭的架子后面隐隐约约看到东侧的这座建筑。（图4）

  图4 天桥照片，荷兰驻华公使夫人于1931-1934年间拍摄。天桥已经改为平桥，尚有一点坡度，栏杆也还保留着，但即将被拆除。

至于是否能够确认为两座庙宇，还需要考证。但最让人感兴趣的是，无论以前的酒楼，还是后来的庙宇，为什么它们之间如此对称、如此相像呢？是民间行为还是官方行为呢？由此想到了地安门两侧的雁翅楼，设想一下，是否天桥两侧也曾经存在过雁翅楼？或者与南岸曾经存在的乾隆双碑碑亭有关，是乾隆当年一体策划的不成？

从1860年，直到1909年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出天桥及龙须沟北岸临街商铺建筑比较密集，招幌也多，南岸则比较空旷。这种空旷让人怀疑还是天桥吗？其实，即使早在“光绪初年（1875年），桥南旷无屋舍，官道旁，惟有树木荷塘。桥北大街两侧，亦仅有广大空场各一。”一直到了1909年，照片显示天桥以南刚刚繁荣起来，但石板御路两侧都是临时性的棚子，没有任何建筑物，也没有碎石路面。图中桥拱的高度与1901、1902年的照片很接近，均不是三梁四栏形制，且已经允许百姓和车辆上桥行走了。

所以，些许文章中说到天桥两侧自明清以来繁华无比是错误的，很长时间只是前门大街延伸到天桥北侧很是热闹，天桥以南只是踏青时节或有集会、庙会才热闹一时而已，平时是很空荡的。历史记载但凡所谓有头有脸有身份的，都忌讳到天桥以南工作或居住，甚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也尽量避免住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