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北京的街头市井，有很多现今见不到的情景。 一、街头鼠药谣 旧时的北京街头，常有卖耗子药的。在道旁铺上一块蓝布，将包好的几十包耗子药堆在布上。写上“老鼠之敌”、“耗子克星”什么的。卖药人口中叨咕着：“耗子赛钢枪，隔着皮箱咬衣裳。打了灯台砸了锅，哪个不值三吊多。摔了盆子砸了碗儿，哪件不值三俩板儿(铜子儿)。”卖药人还生拉硬扯历史故事吹嘘：“数耗子闹得凶，当年五鼠闹东京。多亏吃我的耗子药，大宋才得享太平。”有时卖药人托着药让大家看：“一包药有四味仙，一半甜来一半咸，一半辣来一半酸。赵匡胤赐名断肠丹。”卖药人介绍药的效果时说：“夜半子时正三更，没有顾得找医生，耗子何时丧的命？鸡叫三遍快天明。”有人买了药时，卖药人紧跟着说道：“耗子吃了我的药，担保叫他死期到。不拉屎也不撒尿，鲜血从打七窃冒，府上的狸猫能睡觉。” 二、褴衫卖报人 三四十年代，那时每天在北京出版的大报、小报不下二十种。 由于没有正规的发行渠道，一般只靠卖报小贩沿街吆喝叫卖。小贩每天起早儿到报市趸报，那时的报馆在南城居多，因而宣武门外北巷附近便形成了报市。卖报小贩对好卖报就趸上十份十五份，销路差的也许只趸减三两份。那时有的小报，每天印量不过一二千张，委托小印刷厂代印，印刷和纸张粗糙，成本也高。小贩趸来报再卖出去差价不大。小贩喊哑嗓子叫卖一天，不过挣上两个窝窝头。每到傍晚依然可以见到，还有油头垢面破衣褴衫的卖报人，举着一张还没出手的报纸，央求路人把它买了。难怪过去北京人管这些人叫“穷卖报的”。 三、无粒京米粥 早年间，北京人有几样爱吃的早点。和平门外延寿寺街有家粥铺的京米粥别有风味。这种粥喝在嘴里清爽可口，米香四溢。用筷子在碗里搅和，粒米不见，清彻照人，原来，每早四五点钟，粥铺的伙计便用小石磨将少许水浸的京米，磨成稀浆，上锅时加上几倍清水，用温火煮。在似熟未熟时，注入适量碱面，粥的香味便出来了。 粥铺隔壁的绒线铺和油盐店的伙计，一闻到粥香，就知道该是下门板的时间了。在这里喝上一碗京米粥，就着香油焦圈和小螺丝转火烧，特别有滋味。 一、靠绰号享誉京城的店铺 小门儿薑店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四健力宝酒楼东侧，原有一条也能容单人行走的窄巷。进巷很深是家油盐店。附近居民买一大枚的醋，两大枚的黄酱，三大枚的豆腐还得饶点葱薑什么的，无论买多买少店伙计同样热情。由于在巷口搭着有两房高的木牌楼，巷口显得更狭窄了。人们忘却了油盐店的字号，只要一提“小门儿薑店”，附近的人们都知道。 天不亮糕干面 早年间不像现在，给孩子订鲜奶，买奶粉或炼乳什么的。中下层人家往往把小米面窝头泡碎了，熬稀粥或打浆糊喂缺母奶和断了奶的婴儿。再分有点辙的“天不亮糕干面儿”，便是孩子的养命宝了。那时在王府大街路西有一家整天关着门没有招牌的碾房。每早三四点钟将水浸过的大米掺上茯苓碾成面叫做糕干面儿。由于人推碾子产量不多。买糕干面的必须起五更去蹲门排队。天一大亮早就卖完了。于是“天不亮糕干面儿”成了这家碾房的代称。 三只羊 解放前没有国营大牛奶场，专靠私人养牛羊的连家奶作坊卖奶。每天出奶多的不过百八十斤，少的只有十几斤，骑车送到订户家里。朝内有家只养三只羊的杨姓人家，因为杨家正是三口人，又养了三只羊。人们语义双关，管这里叫三只羊。 二、东单洋货市儿 抗战胜利后，居京的日本人急于卖掉家里的家具、衣物等待遣返。当时的救济总署抛出的剩余物资充斥市场。于是在现今东单公园地方出现了洋货市儿。当时那里是个大空场，几百家摊棚挤得挺热闹，市上卖的东西不外是日本家具、和服、自行车、收音机等； 美国的睡包、西服、奶粉、洋酒罐头和绿毛毯等。买主大多出于对洋玩意的好奇心和便宜价儿。有人把本地攒的自行车后饬饬当富士车卖。也有的外国毯子其实是北京粗毛织的。 三、缺角儿银行 老北京年间，买卖房产都通过拉房纤儿的经纪人在买卖双方中间说合把事情办了，他们见到有油水的大生意，便两头儿瞒价从中渔利。解放前，当时的金城银行，在王府井大街北头路东盖银行楼时，需购买这里原有的若干平房，拉房纤儿的见有利可图，便对卖方压价向买方抬价。其中尽北头儿的两间平房，经过几个月的周折不能成交。银行知道了原因，放弃购买这两间房屋，宁可盖个缺角楼。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都在此设立机构。人们经过这里都感到缺角的银行楼新奇。后来东安市场扩建，这座缺角的银行楼已被拆除。 四、老北京的无烟商店 坐落在王府井大街原五十五号的中华百货售品所，解放前是个无烟商店。该所缘于消除火灾隐患和防止当时猖獗的肺结核病在内部流行。规定了不卖烟、酒、赌具，也不准内部人员吸咽，饮酒、要钱。常来的顾客知道店规，进店自觉把烟掐灭。生疏顾客有在店内吸烟的加以婉言劝止。在全店货场、经理室、宿舍、饭房、仓库等，绝找不见一个烟头、一根火柴棍。当时虽然还没有无烟商店的说法，但他们确实做到了。 拉骆驼 老年间，北京城里住户冬天烧煤，基本上依仗京西门头沟矿区的一些小窑出的煤。当时交通工具落后，主要靠大车载、小车推和骆驼驮到城里。入冬以后，常见从西便门进城的一串串驮煤的骆驼徐徐而过。人们管驼主儿叫“拉骆驼的”。由于骆驼耐饥、耐寒、耐劳，四只肉掌走沙不陷，走冰不滑，而且用着经济，是当时不可少的运载力量，骆驼背上驮的煤，都用粗线织的长口袋装，每只骆驼能驮四百斤左右。用绳子的一头儿系在被穿透的骆驼鼻间骨，另一头拴在前驼的驮物上。拉骆驼的只在最前面拉着头一只，后边的十只、八只被牵着跟着走了。一串骆驼的尾驼，脖子上都系个响声瓮声瓮气的大铁铃铛。拉骆驼的在前面只要听到丁丁当当铃声，就知道没有脱队的，放心大胆地拉着骆驼队走去。 捆货绳的变化 在上世纪20年代或更早些，北京卖鱼的用马蔺草穿透鱼的下唇使顾客拎着，卖油条、焦圈也用马兰穿上拴起来。当时，果局子、饽饽铺一般使用碎麻纺成的单股麻绳儿。把二尺长的大绳轴吊在屋顶上，随抻随捆，捆好用剪刀剪断。店铺一般都准备红、绿、白三种颜色的麻绳儿。送喜事或寿礼的鲜果包儿、点心匣子必须用红麻绳捆扎，送白事的礼物一定用白麻绳，顾客买自用的东西，红、绿绳皆可，一般不用白的。上世纪30年代时，有些店铺开始使用线坯子粘糊轧成的扁绳儿。绳的两边或红或绿，中间一条儿是白的，比起麻绳儿捆扎省事，看着也顺眼多了。这样扁绳体积小而有长度，把绳轴儿放在柜台的轴架上随捆随抻比较方便。与此同时又出现了用牛皮纸搓成的盘绳捆扎货物。解放后，才有了商店普遍使用的各色透明绳儿。 “单袢拱” 老北京时，北京街巷常见独轮木推车。车架中间装着铁瓦木轱辘，在两边车架上载人载物。推车人肩上挎起车把上的背带，抄起车把拱着推，清代早期人们管这叫“单袢拱”。卖瓜、卖菜、卖果子、卖切糕等小贩，常常是推着这种车子沿街叫卖。惹人注意的是推水的水车子。左右车架上各固定一只长圆形木桶，桶下部外侧有直径寸许的放水孔，堵上木塞子。压得车轴在走路时吱吜吱吜不绝于耳。桶里的水沿着木塞子滴沥滴沥洒在地上。冬天常见水车子沿途两溜越冻越厚的冰坨子。在各城门脸儿，也有用这种车推脚儿的。下乡串亲戚或办事，常有人坐这种车。车的两旁各坐一人，实在等不着两个坐主儿,只好一侧坐人,另一侧衬块大石头保持平衡。北派评书艺术家连丽如在“康熙私访”中提到过，当年康熙私访下通州，坐的就是独轮儿的“单袢拱”。虽是演义故事，但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这种交通工具的需要。 北京流行的三国俏皮话 老北京年间，流传着许多有关三国的俏皮话，很有意思，摘录几则如下： 刘备的兄弟，红黑都对；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关公进宫，单刀直入；关公面前耍大刀，自不量力；关云长放屁，不知脸红；孔明张嘴，计上心来；曹营的事，难办；属黄忠的，不服老；周仓摆手，老爷没在家；周瑜进当铺，穷都督（嘟嘟）；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张飞审西瓜，粗中有细。 清代灯节看“火判儿” 清朝年间每逢正月十五灯节，大栅栏、廊房头条、鼓楼前等处的大药铺，大绸缎庄和大洋广杂货庄都在内部展出各样灯彩。人们从正门鱼贯而入，人挨人地沿着灯路从后门出去，热闹有意思。住在北城一带的居民，喜欢去北海后门不远处的旧宛平县署看火判儿。一个丈余高的泥塑判官，一手举抓笔，一手托着生死簿，威严地站在那里。泥判官是空膛的，口、眼、耳、鼻是挖空的，肚子里点燃柴炭，头部便起着拔火作用，于是七窍呼呼冒出烟火，煞是好看，故名“火判儿”。 骑毛驴儿和坐冰排 老北京年间，每年农历新正，北京大寺庙都有庙会。人们愿意赶早趁刚开山门挤进去烧头炷香，讨个一年吉利。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当时交通十分不便，于是从和平门雇毛驴去白云观。雇毛驴的人把钱交了，驴主往往不跟着。毛驴自会将客人送到庙门，自己再顺路回到和平门，从未听说丢驴事情。东直门至朝阳门之间护城河中有冰排子，到了朝阳门离东岳庙就不远了。冰排子是用木方子钉成，底的两侧钉着铁条便于滑行。上乘四五人，由排主牵引滑行，从东直门到朝阳门三里路程，不过只一刻钟。 冰布大臣和汗淋院 老北京只有少量颠、慢、脏、乱的有轨电车，交通非常不便，事故屡见不鲜。随着汽车行马车行应运而生的还有人力车。北京城里有上百家出租人力车的车场子。清早放车灯晚收车，向租车的车夫索取车份儿。晚上收回的车再租给拉夜座儿的车份儿就要一半了。车夫靠卖命养家糊口。冬天汗水溻透衣裳结冰，夏日汗淋如雨，当时有“冰（兵）布（部）大臣和汗（翰）淋（林）院”之说。有的车夫在烈日下拉着座儿，中途中暑撒把而死。数九隆冬常见倒卧车旁饥寒而亡的车夫。杨梅竹斜街常见年迈无力的车夫，萎缩在车簸箕咳血哀叫向路人乞讨。旧社会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可见一斑。 穷得叮当响卖半空儿的 老北京人管炒熟大花生的秕果叫半空儿。有些穷人花上无几钱，从批发人手里买上十斤八斤筛簸出的秕果，再串街论捧零卖。 每到严冬在电线吹哨儿或大雪铺地的晚上，卖半空儿的背个旧布袋子沿街吆喝：半空儿多给！住户人家炉旁闲坐灯下无聊之际，听见吆喝声端上小笸箩，小瓦盆，出去买上几捧半空儿消闲解闷儿。 半空儿壳空仁儿小,摇着哗啷响。剥一大堆皮子吃不到多少果仁儿。好在花钱不多凑个热闹。卖半空的都是穷得叮当响的主儿，做别的生意没本钱。只好在白天背筐捡烂纸，夜晚串巷卖空儿。 五香蚕豆真烂熟 过去常有背着椭圆扁木槽子走街串巷卖烂蚕豆的。槽子上盖着两面白的小布被保温。人们听见烂熟蚕豆的吆喝声，大人小孩拿着盘子、小木碗什么的出来买些吃。烂熟蚕豆是先放上佐料把蚕豆煮熟再上屉蒸烂，不反生变硬。吃在嘴里舌膛一辗成了豆泥，香烂好吃。做这小买卖的都是比较贫苦的回民。木槽上往往嵌着用铜片成的“清真古教”、“西域回回”字样，清真食品人们吃着放心。 袁大头变成窝窝头 老北京年间，人们迷信鬼神，相信巫术。当时，敲着锣算命的；张铁嘴、李铁嘴摆摊相面的；黄鸟叼签算灵卦的；王半仙、杨半仙开命馆断大运、推小运、算流年的比比皆是。 在上世纪70年代，我的八旬老母，跟我说过一件真实事情。民初，就在我家住的院内，有位季姓老太太。她盼孙子盼得中了魔。大媳妇和二媳妇前后脚儿生了两个千金。这不，三媳妇也怀孕了。季老太太不错眼珠地盯住她的一举一动。一回三媳妇出屋门儿先迈出右脚,老太太猛的一惊脱口说:“丧门星。”儿媳妇听在耳中明在心里，尴尬地说：“以后小心点儿是了。”从此，时刻小心在意，可还有偶不留神先迈右脚的时候，就赶紧收回来重迈左脚。 这天，季老太太上街遛弯儿，路旁有个留着八字须的干巴老头儿，眼前铺着张写有“诸葛神课”的纸帖，嘴叨咕：“物失何方，病几时愈，添丁增口是男是女，百算百验。算错了砸我招牌倒找钱，再也不进京师宝地。”一串儿生意话说得老太太心眼活动了。“先生，我老婆子命中可有孙子?儿媳妇怀了孕可添个什么?”“您老气色红润，眼放喜光，千金临门，别无奉告。”一口气差点儿把季老太太憋回去。 干巴老头儿号准了老太太的脉，换了口吻：“在下学就阴阳相克，乾坤扭换之道，稍施小术便会女去男来。请留贵府尊址改日登门拜访。” 干巴老头儿果然登门了。季老太太让座献茶。来者点头儿哈腰一笑:“酒合万事，请您老沽酒买菜便了。”喝酒之间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窗外西墙上用花瓦砌的轱辘钱儿，喃喃自语:“难怪呀，难怪。”大妈忙问：“莫非毛病出在这里？” 八字须老头儿顺口答音:“那是十一个金钱眼,一当百金,十抵千金，是‘千金’旺盛之原。在头一个金钱眼里放上九个银元当镇物，立可扭转乾坤。”老太太立马从箱子底儿翻出九枚袁大头，算卦人在老太太沏茶倒水之际，一层一层地包个严实，马上放进第一个金钱眼里，嘱咐一句：“待孙子呱呱落地，取出不迟。” 三媳妇临产了，收生婆抱着用小棉被裹着的新生儿，连忙给外屋的老太太道喜：“是个胖小子。”老太太真地抱上孙子了，高兴得连说：“多亏人家算卦先生有本事。” 孙子呱呱落地了，老太太急忙取金钱眼中的九枚银元镇物。打开一层层的纸一看，当时目瞪口呆，差点瘫在地上，忽然明白了许多：生男生女胎中已定，变不了。袁大头变成了窝窝头倒是真的。老太太一拍大腿狠狠地骂了句：“这个让狼吃狗咬的。” 现在季老太太已然作古，那个宝贝孙子也已去世。可是给人们留下了“袁大头变窝窝头”的故事。 老北京骗人的勾当 老北京年间，有卖“托表”的。过去在北京的前门外大街、东四、西单等繁华地方，曾有过卖“托表”的，卖假人参的，卖“老虎皮袄”的骗人买卖。所谓“托表”就是一个人手中托着一块外观漂亮，而机器老坏的怀表或手表，站在街上卖。另一人（避粘者）装作买表的，在和卖表的讲价钱，以招徕图便宜的行路人。等行路人过来看表时，避粘人就不断地给加价。使行人图便宜，怕别人买去，就出钱买下。拿到家里，才知道上了当。但已后悔莫及了。 卖假人参的是把粗壮的香菜根洗净，用红绒线把香菜根系在精致的锦盒中。他们专门蒙骗老太太和初来京的乡下人。卖假人参的说，这棵人参是我家祖传的，因为来北京投亲不遇，而困在店中。欠下店钱，又没钱买火车票，没办法才把这个传家宝拿出来卖。他用花言巧语，哄人上当。 卖“老虎皮袄”的，是用中药膏药，粘贴的破皮袄。在夜晚，灯光昏暗处叫卖。买皮袄的人，看着皮袄毛白、整齐，但拿到家一穿，就整片地掉毛，无法穿。 旧时商战中的“打听价” 老北京年间，东单、西四、鼓楼前和大栅栏、王府井等繁华地带，绸缎、洋广杂货、鞋帽、器皿等大小商号林立。他们都有自家生存的招数，商战很激烈。特别是必须掌握足够的价格信息，随时调整自家的售价，才能争夺顾客更多地推销货物。于是便出现了明查暗访同行家的商品价格，行话叫“打听价儿”。 当时无论老店和新式店都通过打听价儿，掌握同行店的价格。特别是王府井一带的中华百货售品所、中原公司等新式商店，每晚停业后例有碰头会。全体店员分别汇报抢手货和滞销货；顾客购货趋向；某些货缺和积压等。这些直接与售价有关。业务负责人随时指派各组有关人员乔装冒充顾客去同行家打听各种货物行情，以便及时上涨或下落本店的价格。但是这样打听来的价儿不一定可靠。因为被发觉是个打听价的，不等他回去，这儿的定价又改了。 四恒不如一泰源 在北京的众多店铺中，钱铺是一种特殊的行业。它兼有买卖金、银、铜钱，以及办理存款、放款，印制发行银票、钱票等功能。大的钱铺都由官方为后台，可以垄断整个北京城的银钱业务，堪称金融界的“巨头”。俗谚“四恒不如一泰源”就是说的北京钱铺中的怪现象。 四恒，又称“四大恒”，指的开业于北京东四牌楼附近的恒利、恒和、恒兴和恒源四家联号钱庄。它们先后开业于清代乾隆、嘉庆之际，是北京最早经营银钱业务的金融机构。这四大恒专门结交各大官行和富室，存放的款项也大部分为内务府和各旗籍官员所有，另外，它们向北京各大当铺放款，因而成了为旧京高官显宦以及商贾富户服务的金融机构。官府也就自然成了它们的后台。 泰源是泰源钱铺的简称。这家钱铺资本更加雄厚，据传说：凡是出一张银票，票面上标多少银子，就必须储藏起与银票相同数字的现银。它所存的银两除内务府的一部分外，还有皇宫中流动的银款，数量“有至万金者”，因而有了“四恒不如一泰源”的俗谚。 北京的四大恒，在庚子事变后，先后歇业，泰源钱铺因遭到八国联军的抢劫，也早已停业。 老北京女子爱穿旗袍 北京妇女穿旗袍源于清入关后。人们看到旗人女子穿的高领、宽袖、长身儿的衣裳，穿在身上潇洒、抱身、轻便、好看，纷纷仿效，于是旗袍时兴起来，进入千家万户。直到解放前，除一些洋派儿妇女和女学生改着短装，大多仍以穿旗袍为主。当时的大栅栏、王府井等繁华地区的几家大绸缎庄、大百货店都供料做衣，于是一些手艺好的裁缝,聚集在附近开设门市。当时的裁缝中有“三常”。即常万顺、常万增、常万顿三个本族弟兄，在做衣时肯在领、腰、下摆三个关键处下功夫。领有高低软硬、掐腰尺寸有度,下摆与掐腰呼应。 做旗袍针活吃重，针隔密齐，成活平整如板。上世纪90年代尚有常万顿健在，当时年事已高，非推辞不了的不再做其他人的活儿了。 老北京的报贩子 老北京街头巷尾的报贩子有两种，一种是长期正式以挨门挨户送报为职业的山东人，另一种是没有劳动能力的小孩和老人。卖报的小孩俗称“报童儿”。他们都是因家境贫寒，为衣食计，迫不得已而为之。尤其是小孩到了学龄，不能上学就读，却挟一卷报纸沿街叫卖。 有种报贩子是专门卖“快货”的，人称之为“打快勺子的”。过去，军阀混战，政局不定，诚是风云变幻无常。民生调敝，丑闻层出不穷，于是，有的报社遇有重大新闻，便不等次日见报，抢先来个“号外”，这就给报贩子提供了牟利的好机会。 报贩子的货源大部分是从“二道贩子”、“三道贩子”手里趸来的。原来，那时有一种报纸批发商，大多与各大报馆发行部门有某种瓜葛。当时，在和平门南柳巷永兴寺庙里设立有本市报纸批发站，每天将各报社发行的报纸分发给东、西、南、北城的小批发商，然后，由他们再分给各报贩。有的则是直接到报馆去趸。久之，自然形成一个报纸的批发网点。 旧时，报馆大多开设在南城宣武门一带，例如《时言报》报社等就在宣外铁老鸹庙。远处的报贩子到这里趸了报,归途时,边走边吆喝，为引诱买主，故意渲染内容，如“买报瞧来，买报瞧：瞧瞧闭门屋中坐,祸从天上来的消息!瞧瞧飞机坠毁积水潭,砸死母子二人的奇闻……”不等到家就卖光了。 过去，北京的服务行业都讲究所谓“道”，掏粪的有粪道；倒水的有水道；卖报的也有自己的报“道”。所谓“道”就是自己经营的地方范围，如街巷、公园或娱乐场所门口……这种道本来是天长日久自然形成的，但一经形成就变作私有了，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势力范围”，因此，各有各道，互不侵犯。每个报贩子除了有自己的“道”还有包月订阅的老主顾。当年，闯出一条“道”很不容易，需要地熟人和才成，所以“道”不轻易转让，只有到年老力衰不能继续经营时，才将“道”卖掉。 荷包市 荷包在清代以前，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种类很多，有钱荷包、烟荷包、槟榔荷包等。经营荷包商贩也很多，有摆摊卖荷包的，有店铺经营的。北京全城到处都有卖荷包的。而最有名的是前门东月墙的“荷包巷”。 过去北京的前门有个瓮城，就是前门城楼和箭楼之间有个半月形的城墙，在东的叫“东月墙”，在西的叫“西月墙”。从明朝末年起，一些商人和小贩在东、西月墙外，建起了很多店铺，形成两条商业街，东月墙卖帽子的多，称“帽巷”；西月墙卖荷包的多，称“荷包巷”。也就是帽市和荷包市。因为这里是出入前门必经之地，车马行人众多，商业繁盛。在清道光二十五年刊印的《都门杂咏》上，记“东西巷”“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民国四年(1915年)，为了改善前门车马行人出入城堵塞，拆除了瓮城。荷包巷和帽巷也一起拆除了。从此这个荷包市就不存在了。 迎门冲 迎门冲现在听起来很陌生。它在清末民初时，却是一些店铺掌柜喜爱用的店名。 民国23年(1934年)《最新北平全市详图》外三区，崇文门外三转桥东有“迎门冲”地名。迎门冲原是此处一家油盐店，“迎门”是开店门，“冲”是取生意冲，买卖兴隆，财源茂盛之意。这个迎门冲油盐店，既经营油盐、杂粮，还经营青菜。而且售价比其他店铺便宜，当时拿一块铜板在迎门冲买韭菜、香菜两种东西。所以远近居民都喜欢在此店购物。因此，当地人用迎门冲，泛指其店附近之地。后来，虽然迎门冲油盐店关闭了，但“迎门冲”地名一直延用至民国36年(1947年),并入东唐洗泊街中。 人血馒头铁算盘 老北京有关鹤年堂的传说很多，有的颇具神秘色彩。鹤年堂地处菜市口，而菜市口是清代的刑场所在地，因此鹤年堂还担负着设宴招待行刑的刽子手和监斩官员这一奇特职责。每逢官府开刀的头一天，就有人告知鹤年堂：明日有差事，准备酒菜，日后付款。次日监斩官和刽子手们在鹤年堂酒足饭饱之后，才升座行刑，只看监斩官坐进临时搭的席棚，朱笔一点。一分钟后，刽子手的鬼头刀就砍到囚犯的脖子上了，此时死囚家属多以厚礼贿赂刽子手，请他们在人头落地时，用一个大馒头塞进脖腔，以防鲜血外溢喷出，鲁迅先生曾在小说《药)中，提到人血馒头可以治病。 刽子手凡杀一人后，提头来见监斩官。监斩官照例要用笔在死者头上点一点，随后那支笔就会有人出高价买走，据传此笔可驱魔压邪，一般一个囚犯用一支笔，故几个囚犯设几支笔。看来这笔也是刽子手或差役们的发财门路，所以每年秋审过后，正是这帮人走运的时候。 据传当年监斩官坐在鹤年堂的门道里监刑，门道外有一把铁算盘悬挂在木门上，这把算盘由铁铸成，有一张写字台的桌面大小，份量很重，要四个人才摆得动，那时死囚押赴刑场前，每走过商店门前总得要吃喝，掌柜们就派伙计们在门口使劲摇算盘，那囚犯们怒骂声也就被巨大的响声所淹没，监斩大人也照此办理，尽管你鸣冤喊屈或破口大骂，也无济于事。民国年间，刑场改在天桥，这把巨型铁算盘亦销声匿迹了。 还有的传说，在菜市口行刑的当夜，鹤年堂药店就有鬼打门，要买刀伤药。“到西鹤年堂去讨刀伤药”。这是一句常流传在京城的骂人话。言外之意，你这人要杀头的。 昔日鹤年堂已成为历史，所谓“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的弃市，如今已改为街头公园。 八月八走白塔 土地庙、护国寺、白塔寺是昔日北京著名的三大庙会。而早在元代就有“八月八、走白塔”的俗谚和习俗了。 白塔寺是元世祖忽必烈敕令建造的，由于它位于繁华的大都城内因而自元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建成后，就成了皇家进行宗教活动和百官司仪的中心场所。元成宗时，在殿东西设二堂，每月遣官致祭，是白塔寺香火最盛的时期，尤其是到了八月，金风送爽，丹桂飘香，人们都相约到象征吉祥的白塔下欢聚，绕塔漫步乞求万事如意，快乐安康。有清以来白塔寺逐渐形成定期开放庙会,成了终年有人光顾的集市。 在庙会上，人们可以买到筛箩碗筷、刀砧掸帚、擦板盆盂、脂粉碱皂、针织布匹、鞋袜衣帽、还有花鸟鱼虫、古玩玛瑙、新旧书画、纸墨笔砚，另外医卜星相、说书唱戏、杂耍摔跤等，艺人也相聚其间，再加上风味小吃应有尽有、儿童玩具多种多样，而白塔寺庙会上还独有小木碗出售、精巧玲珑，更受人青睐。 老北京历史上养狗成风 北京地区养狗习风，早在元代就已经盛行，据传，元世祖忽必烈出猎时，跟随其后的猎狗竟有五千条之多，养狗不仅能看家护宅，而且还是行猎的得力助手，所以，在北京就出现了很多养狗的场所，如现在的北海公园东侧，现名为“高卧胡同”过去就是养狗地方，当时称做“狗窝”，后来感到名称不雅，改称今名。今天的西单商场东部，有一处“狗尾巴胡同”也是养狗之地，清末民初时改称为“高仪伯胡同”，陈宗蕃著的《燕都丛考》对此曾记载过。 因为养狗的人很多，经常发生凶狗咬伤人的事情，人们就群起打恶狗，以保自身安全，于是便出现“打狗巷”地名，它位于今宣武门外香炉营东，更名为“大沟沿”。另外，北京还曾出现了专门以屠杀狗为职业的“狗屠”行业，并有狗市，供人们素食狗肉。 北京的“前照后靠” 北京地处华北大平原西北隅，“其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势雄伟。古代在选择国都地点时，有一句“前照后靠”的谚语，北京城完全符合这个条件。 谚语中的“照”，是指照水，即像镜子一样的海洋湖泊或河流。“靠”是指以高大雄浑的山脉作依靠。 北京前边的“照”既有茫茫渤海，又有永定河、潮白河、拒马河、洵河以及北运河五大水系。水土丰茂,光彩照人,北京的“靠”是东北和西郊绵延不断的群山。东北的军都山属于燕山山脉，西部的西山属太行山脉，最高的山峰是位于西北部边缘的海坨山（海拔2334米)，其次是西部的灵山（海拔2303米），虎踞龙盘，天然形胜。 在北京、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这我国的六大古都中，只有北京符合“前要照后要靠”的要求。西安是前有秦岭、后有渭水，属于“前靠后照”，而洛阳、开封、杭州、南京都是位于平原地区，虽有奔流的黄河、长江、甚或涛涛的东海，但都缺乏作为依靠的连绵高山，属于“有照而无靠”，从整体地理形势上，都不如北京。 老北京占这四样方显尊贵 老北京人喜爱老字号店铺，“老字号”也以很高的信誉为北京人和五湖四海的客人服务。“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陞，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这句旧京俗谚中，就提到了经营鞋帽、绸缎布匹等的三家有名的老字号店铺和四家钱庄。在老北京，如果具备了以上四项，也就起码是小康之家了。 先说“头顶马聚源”。头顶就是头上戴的意思，“马聚源”是马聚源帽店。在老北京前门外鲜鱼口内开有震寰、五洲、天聚斋、马聚源等9家帽店，马聚源帽店开业于清朝嘉庆年间，是开设于鲜鱼口路南的百年老店，初以经营朝帽缎靴闻名，所制缎、布、纱等瓜皮小帽，更是适合各个阶层，后来增加了缎子风雪帽，三块瓦皮帽等，均以样式好，质量精享誉京城，因之在老北京一提起帽子必提到马聚源。解放以后，马聚源帽店迁至大栅栏路北并与东升帽店合并，改为以经营销售绸制小帽和少数民族鞋帽为主。 再说“脚踩内联陞”。脚踩，就是脚上穿的鞋子。“内联陞”是内联陞鞋店。开业于清朝咸丰年间，原址在东交民巷，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毁于大火，后来迁至前门外廊坊头条，以经营朝靴而闻名京师。店掌柜挖空心思搜集了当朝王公贵族以及知名的京官，外官的靴鞋尺寸，样式和这些特殊人的爱好，编了一册《履中备载》专门为高官显宦服务。辛亥革命以后，转向为市民阶层服务，以加工精细，造型美观，穿着舒适的千层底缎鞋、布鞋闻名，解放以后，迁至大栅栏中，曾为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友人制作千层底布鞋，后来又增加了为特殊顾客定做特型鞋，畸型鞋等。 “身穿瑞蚨祥”是说身上穿的衣料购自瑞蚨祥绸布店。瑞蚨祥为北京前门外售卖绸布的“八大祥”之首，开业于清光绪年间，位于前外大栅栏路北，经营的特点是商品齐全，服务热情。1900年曾毁于八国联军的洗劫，后来重新开业。解放后并兼营绸缎、呢绒、皮货、服装等。 “腰缠四大恒”，过去以“腰缠万贯”形容富有，“四大恒”是恒利、恒和、恒兴和恒源四家钱庄，都有“炉房”溶铸银锭。开业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位于前外珠宝市及东四牌楼。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载：四恒号创办人及内部人员“皆浙东商人”，主要业务是兑换金、银、制钱，办理存款、放款、汇款，兼出银票、钱票。资本雄厚，信誉素著，操纵着当时北京金融市场。庚子事变时市面混乱，“四大恒”也先后歇业。 宴客风俗来自“头脑酒” 今天，人们大都有个习惯，如果来了亲朋好友，或者遇上什么喜事，邀请几位关系密切的人，大都炒上几道菜，以酒招待，表示对客人的情谊和尊敬。岂知这一风俗也由来已久，在古代名之谓“头脑酒”。 明代朱国祯的《涌幢小品》一书里，有这么一段：“凡冬月客到，以肉及杂味置大碗中，注热酒递客，名曰头脑酒，盖以避寒风也。考旧制，自冬至后至立春，殿前将军甲士皆赐头脑酒。祖宗之体恤人情如此，想宫中进膳后出视朝，遍用之近侍，推已及人，无内外贵贱一也。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罢之，而百官及民间用之不改。” 谈到这儿，还有一件关于头脑酒的故事：明代的瑞州（今江西高安县)，有一名士名叫敖铣，他有一位好朋友又是邻居名叫吴山姻。一天，吴山姻到敖铣家串门，两人对饮作乐。吴突出一上联：暖日宜看胸背花。要敖对下联。敖略加思索，应声说：寒朝最爱头脑酒。说罢两人大笑。 头脑酒这一习俗，在古时候，是在冬季为御寒之意。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分春夏秋冬，成为礼仪性质的活动了。更何况今天有了啤酒和各种饮料，人们可以因时因人选择不同的饮料。这大概是这一民俗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结果吧。 老北京眼中的“城隍爷” 在老北京人儿的生活里，有不少的神灵和他们作伴儿，其中常露面儿或是常挂在人们嘴边儿的有土地爷、灶王爷、财神爷、门神爷这么几位。什么东西一多了，就要分出个三、六、九等儿来，就拿这些神灵来说吧，在人们的心里头，份量是决不一样的，土地爷和门神爷地位比较低，灶王爷和财神爷就高一些。对啦，还有一种比灶王爷和财神爷更让人敬畏的，这就是城隍爷。那位要问了，城隍爷到底是什么神，这么牛气。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说。 在很久以前，咱们的老祖宗就琢磨出来了，把住的地方儿用墙围起来，安全。于是，就开始修筑城墙、城门。后来又发展一步，在城墙四周再挖一圈儿壕沟，这就更安全了。这一圈儿壕沟就叫隍。 城是为了保卫人，隍是为了保卫城。城隍加在一块儿，就有了“城市居民保卫者”的含义。 古时候的人总有这么种感觉，事事都会有神来管，城和隍自然也不能例外，于是乎城隍爷就被捧了出来。 听说最早的城隍爷只管守护城池，保卫安全，不知为什么，大概是因为能干吧，它管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什么年成的好坏啦，什么吉凶祸福啦，什么惩治邪恶啦，都是它的职责范围，而且职务也比早先高得多，成了城市阴司的行政长官。既然管的事儿这么多，地位也高，老百姓对它多几分敬意，也是自然的事儿。当然啦，主要还是信得过它，要不怎么有事儿就找它们帮忙呢。 老百姓都求城隍办什么事呢？说起来面儿可就大了，比如雨下多了，求它换晴天儿；太干旱了，求它下雨；受了冤屈，求它申冤；丢了东西，求它帮着找；媳妇不贤惠，求它给教训教训；没有儿子，求它送一个。至于灵不灵呢，只有事主儿心里明白。 春天的清明节，秋天的七月十五，冬天的十月初一，在民间叫作“鬼节”，每逢这些日子，城隍都要“出巡”。“城隍出巡”主要是处理这么几件事儿，一是求雨，二是驱灾惩鬼，三是百姓还愿。“城隍出巡”的场面很大，府一级的要坐十六抬大轿，县一级的坐八抬大轿，跟随的队伍排得长长的，那个隆重劲儿，甭提了。 城隍到底姓甚名谁，这要看它是哪个地界儿的。据说老北京的城隍叫杨椒山，生前是明朝人，是个忠臣，死后被尊为城隍。 关于城隍的记载，三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唐宋年间，已经颇受重视。到了明太祖朱元璋那阵子，城隍的地位更加显赫，不仅许多地方增建了城隍庙，不少城隍还被封了王，这些事儿都是朱元璋亲自下令办的。 您别看朱元璋对城隍这么大加封赏，可他自己却并不相信那玩艺儿。他曾经私下说过，我封城隍神，是为了吓唬底下的人，人们有的怕，就不敢乱说乱动了。您说，他够多损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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