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长辛店人的大杂院儿

长辛店大街平面图

在北京西南方向卢沟桥南面有一个古镇唤做长辛店，它有一条五里长街，是一条路两边镶满国槐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街道，千百年来，它历经世事变迁，任凭岁月蹉跎，依然故我。

如果把长辛店比作一片绿叶，大街就是叶子的主脉，那沿街道两旁房舍建筑间许多的胡同就是侧脉，通过侧脉上的一扇扇洞开的大门小户，便是数不清的，面积大小不等，建筑形式不尽相同的院落，院落里生活居住着长辛店人。

千百年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长辛店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至于人员构成，除了长辛店本地及周边土著人外，大都是京城周边省份来到长辛店安家落户的的人。长辛店自古就是外省进京人打尖歇脚的好地方，来来往往流动人口非常多，于是各种为过境路人服务的客栈商业店铺应运而生，精明的商人们看到商机，自然蜂拥而至，带上些本钱，来到长辛店，实现自己发家致富的梦，起店铺，立招牌，大展身手。时间长了赚了钱，他们便选择娶妻生子安居此地，拿出积攒的银两，置办下土地，建院儿盖房，踏踏实实过生活。

这其中不乏清中晚期名扬天下的晋商散户，熟悉长辛店的人都知道，坐落在大街中段路东有座老爷庙，它还有另一个称呼，叫做山西会馆，想必聚散来往最多的自然是来自山西的客帮，山西人的经商实力举国皆知，长辛店自然也少不了山西人的存在。

老爷庙 （山西会馆）

除此之外也有因各种原因流落此地的外省人，有因兄弟分家不和带着些银两，负气出走的伤心人，有立志不混出个人样不回家的年轻人，更有学得一身手艺后，想依靠长辛店九省御道的地理位置，常年形成的繁华街市，日渐旺盛的人气，靠耍手艺赚钱过日子讨生活的手艺人。这大概是长辛店买卖人手艺人多的原因。

也有负面的传说，由于长辛店是路人和财富集散地，自然也是地痞流氓土匪扎堆的地方，据说这里自古就有很重的匪气，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当然，解放后镇压的镇压，逃跑的逃跑，坏人也渐渐没了踪影。

1901年，有了法国人建立的铁工厂（二七机车厂前身）这以后，随着工厂规模逐渐扩大，产业工人也迅速增加，大批河北等地外省民工涌入长辛店，进入工厂做工，但他们大都居住在桥西，九子河及陈庄大街一带工厂周围新建起的建筑房舍内，在长辛店大街上居住的零零散散也有，但绝不是主流。听一位早先在二七厂子弟学校读过书的大姐讲，大街那时候少有同学，这种说法如果为实，上述情况就是真相。

长辛店大街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除了一些政府部门及宗教场所，民间宅院都应该是相对富裕人家的私产，独门独户的大院儿，都知道长辛店大街现今还存有很多用不同姓氏命名的，这家大院那家大院的院落，更有这家胡同那家口的很多地址名称。

1948年12月14日，三个营兵力的解放军分三路开进长辛店地区，其中一个营进驻长辛店大街，长辛店宣告解放。

长辛店在解放初期，与全国一样，在对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同时，对社会人群进行阶级成份划定，当时，拥有大量房屋的房地产主们不愿意因资产多让自己成为人们的公敌，改造的对象，迅速将土地房产易手贱卖变现，一些脑子转的快的人趁机廉价购进，成为政策允许下的新的大院儿主人。来不及变卖的大房产主，政府也给其留出一定数量的自住房，其他按政策财产充公，连带一些作恶多端之徒逃跑后扔下的房产，由房管部门统一代为管理，大房产主们一夜之间与普通百姓在住房上几乎拉平，摇身成了无产。

新的大院儿业主可以在政府政策指导下以三块钱左右一间的价格出租给需要住房的人家。一来二去大院儿里便住下多姓人家，至此，长辛店一座座大院儿杂了一半儿。

什么叫杂了一半儿呀，这不像一句话，那另一半呢？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全国范围内大搞基础建设。全国上下支援边疆，建设祖国，为支援国家工程建设，包括二七厂在内的工矿企业职工，广大技术工作人员及部分群众家属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只身或举家搬离长辛店。60年代中期，以铁中学生蔡立坚为代表的青年人，上山下乡，扎根农村，社会上不在城市吃闲饭成为新时尚，让大批青年人和不少家庭离开家乡，去了祖国需要的地方。与此同时，轰轰烈烈文化革命运动中，各种历史问题被重新提起，许多新的房屋业主因历史问题被单位造反派选中，成为斗争对象，将其全家遣送农村或更遥远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

这样算下来，每一场运动都会产生大量空置房屋，被房管所统一管理，重新安置出租给包括大批转业军人在内的需要住房的人，就这样，房间经过几次易手后，大院儿就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成了大杂院儿。

大杂院儿之所以叫做大杂院儿，不仅是指院子里面住的人家儿多，人员构成复杂也是它的基本属性，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生意人、手艺人、附近农业人口、退伍军人、教师、医生及社会公职人员，自然组合，混居一处。加上文化程度不一，宗教信仰各异，来自不同地域的人讲着不同的方言，您说这大院儿是不是杂的纯粹。

大杂院里人家儿多，孩子自然就多，有数据支持，1950至1957年的八年间，全国就有2232 万个小生命呱呱落地，三年自然灾害，饥饿的人民消停了几年，1961年后的十年里人口又爆发式增长，仅1963年一年全国就出生2900多万人。那年月，每家孩子的数量都在四个上下甚至更多，婆婆和儿媳妇同时大肚子的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手里领着，后头跟着，肚子里怀着孩子出来购物的妇女，电影《甜蜜的事业》里招娣一家的场景真不是开玩笑。

长辛店第一小学

我小时候知道的，长辛店地区建有中小学校不下十几所，星罗棋布坐落在长辛店地区各个角落，长辛店大街上，就有镇中心一小，南头长小（长二小），大寺口三小共三所小学校。什么西后街小学，西峰寺小学，陈庄一小二小，很多。孩子多教室不够用，只能上半天课，有时候孩子们还要带上家里的小板凳临时找地方上课。另半天组织学习小组，家里做作业，有的做完作业就一起玩，同学之间感情深。

我家住北天合永后身儿，老门牌是大街116号，一条胡同里，前后两座大院儿，住着十来户人家儿，简单算算光孩子就有四十多个。那时候的胡同里大街上到处跑的都是小孩子，就像现下满街筒子都是花白头发的老年人一样多。

回头咱再说大杂院儿，听老一辈讲，解放初期，长辛店的院子大部分还是方方正正，亮亮堂堂，整整齐齐的，大院儿里的大户人家儿和一般房东及房客的住房不尽相同。

大户人家院儿门前有不同造型的石墩，墙面一砖到顶，房顶是列列青瓦，煞是气派，正房前有柱子撑起的房廊，堂屋内宽厚的长条案前是八仙桌子及其左右的两把雕花木椅，条案上摆有高大的胆瓶座钟，洪亮的座钟敲响，整个院子都听得见。正中悬挂着字画。一明两暗的房屋结构很显气派。地炉子做饭烧炕两不耽误。如果院子里有富裕的房子，也许会停上一副为家族高龄的长辈预备百年后的棺木。

一般房东的宅院就相对大户人家简单了许多，院儿里面租户住房则更加简陋，大都是屋里极简单的几件家具，一间屋子半间炕，墙上一幅年画，窄背的来上几个人，就会显得屋里站不住，坐不下的，晚上大人孩子挤在一张通铺上休息。但即使这样，孩子再多，屋里再窄背，也没人起过在院子里盖房的念想儿，顶多在屋外做饭的炉子上搭上一块石棉瓦，遮风挡雨。有人说即使房东允许也盖不起，大人孩子填饱肚子就不错了。也许是吧，那时候能拿出银子盖房的人真不多。因此一直保持着大杂院儿的完整空间。

大杂院儿里的老房子大部分都是使用取自邻近上房山山上的石片儿佤顶，好佤匠佤出来的顶子经得起上百年的风吹雨打，下多大的雨不漏。一般人家基本是青砖镶包土坯与大块的河卵石（长辛店人叫它大百石）砌成，屋架基本是柁檩结构，房檐有密密的椽子支起，窗户一般是中间镶有一块玻璃的榫卯步步紧，冬天糊一种柔韧耐用的窗户纸，夏天糊冷布。至于房门是冬天棉帘子挡风，夏天竹帘子透气挡苍蝇蚊子。

石片儿佤顶老屋

各家屋檐下放着有扁担水梢，腌菜缸，煤槽子，劈柴筐，夏天做饭用火炉子，炉子上是炉圈儿、火盖、火捅子、煤铲子。时不常儿也会多出用煤沫子摊下的、晾晒着的煤茧。个别人家儿还要搭上个鸡窝。那时候养狗的少，养鸡的多。养鸡为下蛋，鸡蛋除了自己吃，还能换个粮票钢龙盆儿什么的。养兔养猫的多，养猫为的是捉满院子乱跑的老鼠。也有养猪养羊的，但一般是在院子外面，记得小时候曹家口老电影院下来的一个院里，住着一位长者，留着长长的白胡须，一副仙人模样，据说是个习武之人，那时候二中上下学，常走那条胡同的人，一定会会有印象。他手里提着羊鞭，拿一只白蜡杆儿，斜挎着水壶，赶着几只山羊早晚会出现在曹家口。

曹家口

大一点的院子里，多多少少都少不了有些常年生长的树木，小时候记得我家一进院儿是一颗榆树，靠北房左边一颗绒花树，右边一颗大槐树，每到春天，一高一低两棵茂密的树冠枝头上分别开满一粉一白吐露着芬芳的美丽花朵，把整个院子烘熏的香香的让人醉。

那时候大杂院儿里早晚两个时辰最热闹，每天早上，天没亮，最先闹腾的是左邻右舍的鸡，引吭高歌，一唱天下白。接下来就是未梳头洗脸，睡眼惺忪的大人们门前点火生炉子，大杂院儿里升起呛人的浓烟，飘散在大杂院儿上空盘旋着散去。妈妈们喊叫小孩子们起床穿衣，给女孩子梳头，用水舀子到大街上的回民食堂买上端回些豆浆油饼。

等吃过早饭，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院子里归于平静，剩下几个学龄前的小孩子在院子里玩儿，那时候上幼儿园的不多。如果院子里有不出去工作的妇女，会顺理成章的照顾好自己家和邻家托付的孩子，二门子一插，圈养。门栓高，小孩子很难够得到，只能像圈里的小宠物般依着院子玩儿，女人们在屋里钠鞋底补衣服，至于那些走街串巷磨刀师傅、剃头匠、钜盆钜碗钜大缸的，一律胡同里的干活儿，不准进院儿。当然也有不能不进院儿的，谁呀？肩膀上抗扁担，身子围着皮围裙，胳膊上两只套袖，鞋面上系着罩布，手持长把粪勺子，扁担上挂两只沾满粪污的木桶，掏大粪的。每当这时，大人会把孩子赶进屋里，才打开院门儿纳人。

夏天中午，午觉一定是要睡的，困倦的妈妈常常用醒后奖励一根三分小豆冰棍儿做诱饵，搂着或用大腿压着不愿午睡的小孩子完成。为了不让淘气的孩子出去，那时候的家长们也会使用洗脑的方法，常常会讲些拍花子拍小孩儿的事儿吓唬小孩子。总之一句话，为保护好孩子们，家长们使尽了手段，这大概也叫母性本能。

等到太阳西斜，大人孩子全都还了巢，院子里又开始热闹起来。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捅开火做饭，锅碗瓢盆一通忙活，急着填饱一家人咕咕叫的肚子。等大人孩子吃过饭，院子里灯泡点亮，女人们领着孩子出去遛弯，前后院儿，精力旺盛的男人们，呼三喊四，凑在一起拱猪、升级、下象棋。那时候停电是家常便饭，不要紧，等着，什么时候来电什么时候玩儿，那兴致极高，也闹个乐呵。小孩子们会拿上板凳儿，喊着院子里喜欢胡咧咧的叔叔，在院子里、胡同口讲故事，至于故事内容，都是些什么红头发、绿舌头、“给你一张纸”之类的鬼故事，吓唬的小孩子们听后，望着漆黑的胡同不敢回家，壮壮胆喊叫着撒丫子往家跑。

每星期的公休日（那时候只有一天）院子就更热闹了，每家人都不会闲着，各自在自家门前操作起来，打家具的骑在长板凳上推刨子，雪白的刨花纷纷落在脚下，刨出的木板平滑光亮。修自行车的卸轱辘、扒车胎、点油、拿龙。妇女们坐在门前，大盆里按着搓衣板，山下移动用力搓洗衣服。大家手里忙乎着，也不忘你一句我一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互相插科打诨说话。孩子们在院子空地儿上，跳皮筋，抽汉奸，做游戏，真一幅太平祥和、美好人间的生活年画。

这时候，院儿门外忽然一声吆喝：“倒煤的来了”。整个院子的人立马腾出走道，为师傅们行方便。长辛店原第六煤厂坐落在教堂胡同中段路西，现在是北关社区所在地，大杂院儿的人想买煤只需拿上购煤本到煤厂交钱拿张票，留下住址，就可以回家等着，煤厂职工骑上三轮板儿车，穿街走巷，一条围裙，一张笑脸沾满煤灰，把装满煤球一尺来长半尺来宽的小竹筐携倚在腰间，紧走几步，送到您家窗下，哗啦啦倒进煤槽子。当然有人不愿意让送，自己找辆推车，到煤厂拉也可以，不过为的是省几毛钱的运费罢了。

星期天，家家饭菜比平时略有改善，家家桌子往门前一摆，小孩子吃饭不一定在自家饭桌上吃，甚至有时候一张饭桌能坐上几个人家儿的孩子一起吃，这时候，大人们免不了端出自家好吃的，放在桌子上，给自己挣些脸面回来。

每到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院儿里的人也会集中忙上几天，糊窗户、搪炉子，会砸烟筒的，就会在院子里摆下方杠、锤子，木尺、画规之类的工具，把一些从旧货业里，花几毛钱买来的废旧白铁皮、油漆桶变成烟筒，自家的砸完，也不忘了替邻居们砸。经过几天的忙活，大院里家家炉子搬进家，烟筒从捅破了的窗户伸出来。窗下的煤球、劈柴装满槽子，一缸雪里蕻，用石头压着，冬储大白菜上，盖上厚厚的旧棉被，只等着挨过整个冬季。

大杂院儿里的人们过生活，少不了水和电，那时候停电几乎是家常便饭，常常是一天里能停上几起儿，最后一次来电一般已经是后半夜了。那时候一个院儿公用一块电表，按各家各户人头收费，每家儿轮流管理，各家电费收缴整齐后，只等电业局每月定时来人，放下一张单据，换走电费。

1951年6月长辛店大院儿电费单

大杂院儿的人们吃水，那时候要到设置在大街上的取水处，用水桶担回家储在水缸里以备随时用大水舀子或葫芦做的水瓢取用。那时候，取水处一般是傍晚时候人多，再就是停水的时候，大街上取水处前，就会堆满扁担水梢排队等到水来，人多了，也免不了为你先我后的发生不愉快，甚至动手打架。至于水费我印象里，好像是由居民委员会按每家人头代收。

说到居委会，那是长辛店街道上，最具权威接地气的部门，工作人员一般都是人缘好，负责任，大家信得过的热心肠的妇女。不管白天黑夜，东家走、西家串，发通知、送传单，今天卫生球，明天老鼠药的布置任务，检查各家各户任务完成情况。往往是几个人，站在院子中间，扯上大嗓门喊上几句，碰上家里没人的，还要嘱咐听到的转告一下或有时间再跑一趟。谁家里有事都会随叫随到，邻里闹矛盾，夫妻打架都少不了他们出来调解，平息事态。

那时候，大杂院儿里上小学的孩子们一般都是找前后院相邻的孩子，在家长的眼皮底下的院子胡同里玩儿，扎在邻家屋里，打扑克、争上游、捉黑A，下军棋，一玩儿就是大半天，直到隐约听到妈妈站在院门口，扯着嗓子朝着胡同大声喊自己回家吃饭，才屁颠屁颠的往家里跑。中学的孩子做游戏便有更大的同学圈，走更远的地方玩儿，去山坡摘酸枣，东河里游泳。玩儿的内容也高级许多，比如攒个半导体什么的。

要说小时候，大杂院儿里给我印象最深的物件是什么，那一定是那只，一寸来宽，半尺来长的卫生值日牌儿了。我记得我们一条胡同，前后两个大杂院儿，共用一个值日牌儿。每天在前后院儿里，按顺序流动，具体功用就是，值日牌儿传到谁家，谁家给大院儿胡同做卫生，大家默契坚守规则。那时候的胡同，每天被打扫的干干净净。倘若遇见哪家无人或有事不方便，值日牌儿会跳过自动传到下一家儿，大家绝没有怨言，谁都愿意为大家伙儿多做点事儿。

每到下大雪的时候，大院儿胡同会被洁白的雪花所覆盖，每当此时，大杂院儿的大人孩子会主动出来扫雪，没人在乎值日牌儿在谁家，看到的情景是几个大人带着各家各户的孩子们，热火朝天的打扫积雪，然后，再在院子胡同堆上几个雪人供孩子们玩儿，也免不了打打雪仗，孩子们欢笑声充满院落胡同，但也免不了会有小孩子滑倒摔疼或被飞来雪球击痛，哭嚎上几声。

我说了半天，全是大杂院儿里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生活，其实大杂院儿里，还有一种十分可贵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信任和支持。那个时候人心向善，民风淳朴，学雷锋做好事深入人心，讲究艰苦朴素，《老三篇》人人都能大篇幅背上几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不是深入人心不知道，反正嘴上是挂着呢。比学赶帮超，比的不是收入是干劲。学的不是吃穿是技术。至于那时候家庭收入，除去有特殊情况的家庭，贫富差距一般不大，官兵一致，我父亲那时候工资是83块，在我们一条胡同里最高，我也丝毫感觉不出有什么优越感。经济情况差不多，人人自然就平等了，各行各业，没有贵贱之分，那时候的人包括当官的，少有戾气，早晨起来一见面必将关照一句，吃了吗您，哪怕是在厕所门口碰见。暖心。

大人们有急事出门，大到孩子，小到钥匙托付给邻居家看管是常事，大街上看见大人推着四咕噜小竹车带几个小孩子玩儿，车里坐的未必就是一家儿的孩子。洗的衣服晾晒在院子里，遇到下雨你不在家别担心，只要院子里有人一定帮你收。大杂院儿晚上插门的一定是院子里睡的最晚的人。万一有人被插在外面不用急，拍拍门，保证有人来开。为什么？信任。

大杂院儿的人真诚、简单，耍心眼子没有市场，成天阴谋家似的，出来进去算计别人的人，没人待见。那时候谁家有事儿，都愿意出手相助，很少计算后果怕惹麻烦，人之初性本善，哪来那么多坏人。我清楚的记得，小时候父母上班，我在院子里玩儿，不小心摔在院子里做木匠活儿的锯子上，小腿处立马献血直流，哭声传到前院画的一手好花鸟的孙大爷耳朵里，他疾步赶来看了看，二话不说，反身回家，端着220（一种据说经过220次实验才成功的红药水，杀菌消毒防腐）回来，咕咚咕咚，整整一瓶儿倒在我的伤口上，血了呼啦的血水药水分不清了，这时大妈与姐姐赶回来，小推车送我过天桥到铁路医院缝了四针。现在想来他那一份热心，仍让我心存感激。这种情况要是放在今天，那些自私的人，一定会认为孙大爷多事，手里端的220应该再加30才对。

每逢大杂院儿里遇有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翻盖新房的，都少不了左右邻居出来帮忙，届时摆上几桌请邻居们吃一顿，收下一只暖壶，两块毛巾，一块布料，两块礼金传递着浓浓情意，满满祝福。过年了，会剪窗花的老人，带着全院孩子们剪窗花，贴满各家门窗，家家蒸豆包馒头糖三角，炸丸子炸排叉做扣肉。大人们熬夜为孩子们缝制新衣服。大年三十大杂院儿挂起红灯笼，通宵点亮所有的灯，丰盛的年夜饭摆满饭桌，一家人美美吃上一顿。孩子们穿着新衣服等不及吃好饭急着往外跑，找到邻居小伙伴，挑着花花绿绿的纸灯笼，三三两两结伴而行，胡同口大街上美滋滋玩上了，此时院里院外胡同口早已是鞭炮齐鸣，响彻天空。大年初一，邻居们你来我往，挨门逐户的相互往来说着吉利话拜年，在寒暄中得到情感的交流，把个胡同和整座大院儿搞的暖意融融，欢乐和谐。

那时候的人们爱憎分明，信仰坚定，嫉恶如仇，崇拜烈士，电影里的人必须分出个好坏，凡事都有黑白香臭，坏人和不良行为就不能让他们有生存的空间。警察叔叔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从火神庙处派出所开出来的卡车上，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流氓犯在大街上被游街示众的人绝对是坏人。连孩子们跳皮筋的歌谣都是“江姐江姐好江姐，你为人民洒献血，叛徒叛徒傅志高，你是一个大草包”。

长辛店派出所（火神庙）

当然，大杂院儿里人家儿多孩子多，免不了有些那勺子碰锅沿儿，磕磕绊绊的事儿发生，自家兄弟之间，邻居孩子之间打架也是常事儿，每当这个时候，家长们都是先把自己孩子当众骂上几句呵斥回家，大人们不在的时候，也很快就会有人出来调解，平息事端，避免闹大了，邻居间伤了和气。至于说大人们有矛盾也是吵上两句，别扭几天，过后各自给对方个台阶下了事。毕竟大家在一个院儿里生活，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和为贵老祖宗的遗训不能忘，得遵守。

斗转星移，时间来到6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发展，大杂院也开始改变，特别是政治气候变化，对大杂院儿的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影响很大。看的见的变化首先应该是大杂院儿房屋所有权归属，房管部门将长辛店大街的大院儿胡同重新排列编号，我家大院儿门前牌号也从大街116号变成了154号。由原来的蓝牌变为红牌，我模糊的记得，夏日的某一天，有两个公家人提着一只油漆桶，来到我家大院儿，把一张漏字的牛皮纸依次按在每个租户的房柱子上，用沾有红油漆的刷子刷上“公用”两字，从此，房子的用户就不再把房租交与房东，而是上交房管所了。具体租金数目少了很多，租户们心里自然高兴。

房管所有了钱，一些破旧的大杂院儿被拆除，改建为联排房，重新出租。大杂院儿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悄悄发生了改变，房东不再挺着腰板出来进去，住房的也不用看房东脸色，开始变的理所当然，理直气壮。

这以后的变化还有，大杂院儿里家家升起来红太阳，宝书台前摆下毛主席像，房屋上方有了能播放最高指示的小喇叭。大院里种上向阳花，显眼处多出来一面小黑板，那是用来写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的。

在那个特殊时期，大家愿意划清界限，不愿意招惹是非，彼此开始疏远，保持距离。少了人的交往，大杂院儿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哗，街坊邻居见面，彼此也变的少言寡语。大杂院儿里的值日牌儿早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居委会大妈又多了一个任务，代收卫生费。

70年代后期，打倒四人帮，纠正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知青返城，不少人被平反，举家回迁。大杂院儿有些文革房归属权重新回到私人手里，其间，房的主人为早日收回自家房产，与住房的开始明争暗斗，软硬驱离，大杂院儿里住了多年的邻居撕破脸皮，横眉冷对，真让人心痛不已。

时光荏苒，随着大杂院儿里的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家家房间开始变得更加窄小，多数人手里有了点积蓄，便开始动起在大杂院儿自家门前建房的念头，特别是挖防空洞和盖地震棚子让私搭乱建公开合理化，开始是厨房，后来是住房，越盖越大，把个好好的四合院弄的七零八落，面目全非。直接的后果就是，大杂院儿不复存在，替代大杂院儿的是，随之而来的由私搭乱盖的房屋挤压掉大院儿空间形成的更加窄小，勉强可以过人的胡同。路窄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也跟着窄了，这期间，因拼命圈地盖房，免不了生出许多是是非非，多年的老邻居恶语相向，争吵打斗，甚至打官司告状，而后关起门来，老死不相往来。至此，大杂院成了大砸院，从形式到内容都被砸了个粉碎，行将就木，只待消亡了。

不开心的事不多说，免得给大家添堵，引起不悦。

21世纪前后4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如今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人们吃的山珍海鲜，美味佳肴。穿的是时尚名牌，华丽衣裳，身上着金戴银，珠光宝气。住的是高楼大厦，楼台亭榭。外出乘的是飞机高铁，私家銮驾。游玩享受着名山大川，冰雪海滩。城市更是灯红酒绿，歌舞飞扬，人欲横流，纸醉金迷。人们生活从极简到极奢的改变，远远超出儿时的想象。

大杂院儿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段历史时期的产物，自然有他产生、存在、消亡的理由，轨迹与规律，我们不妨称他为大杂院儿文化。如今，随着长辛店改造深入进行，人们从大杂院儿陆续迁出，搬进干净整洁的高楼大厦。

从大杂院儿的脚踏实地，到小屋安逸的空中度步，过来人一定会常常记起往日大杂院儿的美好生活，回味老邻居们之间你来我往，卿卿我我，和谐共生的生活氛围。大概、也许、可能、那才是人们追求的，充满幸福味道的真生活，不然为什么总是那么让人难以忘怀，割舍不下呢？当时常隐隐约约在脑海里浮现的，大杂院儿的欢笑、和谐的往事，与今天舒适、孤寂的生活掺合在一起后，是不是也会沉淀出许多的失落惆怅与不如意呢？

在少了大杂院儿喧嚣的同时，也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这里的人间冷暖，事态取舍，长短得失，恐怕一时半会儿没人能说的清楚。但不管怎样，这一页历史只能回望，终将翻过。

最后送几句歌词给大家，祝你不忘少年样，也无惧那白发苍苍，一生向阳，在这片土壤，随万物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