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让沦陷区民众接受“伪币”，日伪政权费尽了心机

在历史上有一类特殊的政权，它们在外来侵略者卵翼下建立，名义上拥有独立地位，统治国家的部分领土，事实上几乎完全任人摆布。没错，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伪政权”。二战期间的法国维希政府、中国汪伪政府、菲律宾第二共和国政府、塞尔维亚救国政府等，都是典型的伪政权。

伪政权也会发行货币，只是这些“伪币”本身缺乏合法性，要想与原先的合法货币争夺市场，就不能不多加一些特别的设计。

伪齐钱币铸工精良

在古代，伪政权或傀儡政权并不常见。南北朝时期，西魏灭萧梁后，立梁武帝之孙萧詧为帝，史称西梁或后梁。萧詧所辖领土仅江陵一带，且有西魏驻军，完全是个傀儡。西魏统治者为鲜卑族，萧梁皇族则为汉人，因此西梁也能算是一个伪政权。接下来就是金人南下中原，进汴京后立北宋大臣张邦昌为帝，建立了有名的“伪楚”。西梁和伪楚都没有铸币，今天就不多说它们了。

1130年，金人在张邦昌之后，又立原北宋济南知府刘豫为帝，令其替金朝统治中原地区，国号“大齐”，亦即史书上所说的“伪齐”。刘豫建元“阜昌”，其铸币制度与北宋一脉相承，铸阜昌通宝、阜昌元宝和阜昌重宝，有真书、篆书两种字体，精美程度甚至可以比肩宋徽宗时期的大观通宝、崇宁通宝诸钱。当时铜、铅等矿产集中在南方，伪齐境内产铜极少，没办法大量鼓铸钱币。

图：真书、篆书阜昌元宝小平钱（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钱币卷》）

伪齐境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是纸币，其和北宋一样称为“交子”，面值很多，从一贯至百贯都有。刘豫发行的交子上肯定印有“大齐”国号与“阜昌”年号，被南宋官方称之为“伪交钞”。

日伪货币上的如意算盘

由于被唾弃，历来很少有人研究伪楚与伪齐，它们的“价值”到抗战时期才被发现。历史学家朱希祖写下《伪楚录辑补》《伪齐录校补》两书，影射伪满、汪伪，立意“发日寇之奸心，昭二伪之逆迹”。其实，日本在中国扶植的伪政权远不止这两个，细数起来竟有十个以上。

这些伪政权中有不少曾建立银行，发行货币。日本的如意算盘是，利用伪政权滥发的货币兑换占领区内的法币，然后再用法币套取外汇或对外采购物资。为让民众乐于接受，地方性伪币设计得往往十分“本土化”。

比如说伪满洲国货币上用“大同”“康德”年号，以示自成一体；殷汝耕为首的伪冀东自治防共政府所发硬币上铸有一座宝塔，是为唐山最具标志性的古建筑——辽代天宫寺塔；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要突出蒙古属性，货币上除民国纪年外，还以蒙古文标注“成吉思汗纪年”。

以“中央政府”自命的伪政权则让伪币看上去像是能通行全国。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日本在华北地区扶植的傀儡政权，其下设有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他们发行的“联银券”正面一概使用古代名人头像——1元、5元、10元、100元纸币上分别是孔子、岳飞、关羽、黄帝。当然，即便把中国名气最大、名声最好的古人一股脑地“请”上纸币，也洗不掉伪政权身为傀儡的事实。

后来伪临时政府被取消，改为汪伪政权下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其最高首脑王克敏也成了汪精卫的下属。于是有人戏言，这是因为当初“联银券”上人物选得不好，孔子是“孔老二”，关羽在桃园结义中排老二，黄帝又常被列在炎帝之后，预示着王克敏没有当老大的命，连汉奸也只能做二号的。

在江南，日本还扶植梁鸿志成立了一个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该政权通过设在上海的伪华兴商业银行发行货币。伪维新政府存在时间很短，货币发行量不大，主要有一种面值十分的镍币，正面是一个篆书“华”字，背面是“华”“兴”“吉”组成的一个“寿”字，设计得相当巧妙。他们发行的纸币称为“华兴券”，面值有1元、5元、10元等，所用图案也主要为中国古代名人及名胜古迹。

图：伪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的硬币十分（启风藏）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从名义上合并了伪临时政府、伪维新政府、伪蒙疆政府等大小伪政权，同时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银行”——伪中央储备银行。汪精卫向来以孙中山的合法继承者自居，又妄图取代重庆的正牌国民政府，因此其发行的“中储券”模仿法币，正面使用孙中山头像，背面则是中山陵。汪精卫称“中储券”为“新法币”，希望以之取代真正的法币。

图：汪伪发行的面值200元的中储券（摘自铁军编著《纸币图录》，华龄出版社1993年）

伪币的终局落幕

各伪政权下属这些银行开办时的准备金大都不多，它们发行伪币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从政治上宣示自身的“独立”，二是从经济上掠夺沦陷区民众。日伪对于伪币几乎没有发行计划，基本要多少就印多少，以至伪满圆、蒙疆券、联银券、中储券等都是不断贬值。

伪联合准备银行1938年发行联银券2亿元，此后逐年增多，至1941年已累计至9.66亿元。面值500元的联银券上印有孔子和天坛，因为物价上涨，民间有“孔子进天坛，五百当一元”的说法。

图：伪临时政府发行的面值500元联银券，正面左边印天坛，右边印孔子（百度百科图）

中储券面值开始时只有1元、5元、10元，后来不断变大，甚至有了1万元、10万元。1941年6月市面上流通的中储券不过5600多万元，一年之后的1942年6月是10亿元，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时，中储券的总发行量达到了24917亿元。在中储券流通区，1945年8月的物价水平比1942年1月上涨了5000多倍，通货膨胀速度远高于大后方。

起初联银券、中储券都被规定与法币等值，不久伪政权强制法币贬值，只能以面值九折，乃至六折、五折使用。日本利用低价收拢法币，然后以法币套取外汇，或者到沦陷区抢购物资。作为应对，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规定限制日本套取外汇，并严防物资流向沦陷区，中日之间的金融战争愈演愈烈。日本眼见法币的利用价值越来越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干脆禁止法币流通，使中储券等伪币最终充斥了沦陷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启对沦陷区的接收工作，其中就包括以法币取代中储券、联银券等各种伪币。如1945年10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200元中储券可兑换1元法币。1947年10月，92%以上的中储券都被收回。只是中储券价值被过分压低，沦陷区民众财产再次严重受损。

从伪齐到伪满、汪伪，古今伪政权都意图通过货币谋求“正统”地位，让民众接受它们的统治。但是，伪政权在政治、经济上都听命于人，缺乏自主权，使得它们发行的货币注定只能是侵略者的掠夺工具，信誉无法建立，自然不可能获得民众的支持。

参考资料

1.胡文宁：《伪齐政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2.达礼礼：《萧詧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23年。

3.胡业雄、陈述昌：《小议阜昌钱》《中国钱币》1991年第3期。

4.【澳大利亚】克里•罗杰斯：《日伪政权银行货币拾零》《金融博览（财富）》2016年第11期。

5.董啸：《华北沦陷时期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与联银券》《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6.戴建兵：《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及伪中储券》，《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7.陈建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关于作者

杨津涛，笔名启风、隋风等，历史专栏作者、书评人、古钱币爱好者，曾任职于《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腾讯网历史频道，文章散见于《财新周刊》《新周刊》《凤凰周刊》《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刊物。另编有《抗战记忆》，与人合著《短史记》《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