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里的西药与西药房研究

故宫不仅包含我国古代丰富的科学文化，也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古代西方科学内容，其典型例证之一，即为清代宫廷里的西药与西药房。在清代初期，不少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医学带入中国，并使之有机会进入了宫廷。清朝的历代皇帝中，康熙帝对西方医学最有兴趣，并且鼓励西洋药物在宫廷里的使用，从而有利于西医在清代宫廷中的传播。清代康熙时期（1662-1722）的宫廷中，德里鸦噶、巴尔撒木油等多种西药，被广泛用于皇室成员或军队的医疗服务；红酒曾被康熙用于治疗心悸；而西方美食巧克力，曾被康熙帝误认为是“特效药”。不仅如此，宫中甚至建造了用于西药研制的“皇家医学实验室”，设立了用于存储、制造西洋药露的“西药房”—露房。

一、德里鸦噶：驱寒及化疹

“德里鸦噶”为清代宫廷中的西药。关于其来源及药效，唐《新修本草》将其称为“底野迦”，颜色赤黑，认为其产自“西戎”（今陕西、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评价该西药的味道是辛辣、带苦味、无毒，认为该药物可治疗多种疾病，尤其是头晕、腹胀[1]。另据后晋《旧唐书》之“西戎”记载：“此药称为‘底也伽’，为拂菻国（古东罗马帝国）在乾封二年（667）派使臣进献给唐高宗的。”[2]由上可知，德里鸦噶至少在七世纪就由西方传入我国，具有“主百病”的功效。而在宫中，德里鸦噶主要用于治疗寒热、红疹、腹泻等疾病的重症人员。

“德里鸦噶”在康熙时期的使用，有着较为丰富的史料记载。比如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八阿哥胤祀自八月二十六日以来，头疼腹痛，寒热似疟。在九月初五，他又得了红疹病，皮肤瘙痒，无精打采，体制极其虚弱。御医李德聪、戴君选给八阿哥把脉后，开具了治疗药方，主要用于解毒化诊、消燥除烦，这些药物中就包括德里鸦噶。康熙帝对德里鸦噶治疗寒热病、化红疹的处方，予以了认可，并在朱批中，要求御医“勤加医治”[3]。

又如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六月二十日，员外郎李国屏传御医茹璜，请他给比利时传教士安多看病。茹璜给安多把脉后，认为他“脾胃虚弱，运化失职”，并导致他常常出现打嗝、四肢发冷、食欲差、腹泻等体虚病症。茹璜建议用“圣药”德里鸦噶给安多治病，并辅以“理中加减汤”（以党参、细辛等为原料制作的汤药）进行调理。康熙帝对此药方予以认可。[4]需要说明的是，安多为比利时传教士，在宫中为康熙讲授科学仪器与数学知识。而这段档案中，茹璜用“圣药”来形容德里鸦噶，足以说明其在宫里药物中的地位。

再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入秋以来，正黄旗蓝翎毕亚尔布哈、都统索奈均因腹泻求医。其中，索奈腹泻极其严重，每日达四五次。宫中御医给他开药后，病症并未减轻，索奈于是停药。康熙帝知道此事后，询问御医是否开具了德里鸦噶。[5]可见，康熙帝对德里鸦噶的药效已非常信任，认为它是消炎止泻的重要西药。

在嘉庆年间，德里鸦噶作为西药，仍有在宫中被使用的记载。如清人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记载：“嘉庆帝赏赐部分西洋贡药给大臣使用，其中就有‘德里鸦噶，贮锡盒’”。[6]

二、巴尔撒木油：敷伤与避暑

“巴尔撒木油”为西药，因为发音的原因，又有多种谐音称呼。巴尔撒木油在我国至少唐代就有记载。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称巴尔撒木油为“阿勃参”，认为其产自“拂林国”，其树枝中的液体如油状，该液体涂在皮肤表面，可以治疗各种疥癣。[7]明人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称巴尔撒木油为“拔尔撒摩”，认为其产自勃露（今秘鲁），为树枝里的油脂，气味香烈，具有治疗肌肉损伤的功能，且药效很快。[8]清人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亦称“阿勃参”具有“油涂疥癣即愈”的功效。[9]上述史料说明：巴尔撒木油产自西方，具有较为强烈的香气，能够治愈刀伤、疥癣等伤病。在清代，巴尔撒木油通过来华使团、传教士、商人等人员，由西方传入宫廷[10]。巴尔撒木油在宫中的药用功能，主要为军需（疗伤）药或避暑药。

巴尔撒木油在军营中备受重视，可见养心殿造办处的相关档案记载。据载，“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初六日，雍正帝谕令内大臣海望，要求造办处多备一些巴尔撒木油发往军营，以满足军中需求，且‘用盛郑宅茶锡瓶盛装，务期坚固包裹，带与额附策凌应用’”；[11]又载：“内大臣海望向大殿要来巴尔撒木油二十斤，清茶房盛郑宅茶锡瓶五十一件”。[12]上述内容说明：巴尔撒木油在军中极受欢迎，喀尔喀副将军策凌请求朝廷大量赏赐巴尔撒木油，并一次性获得20斤。这无疑与巴尔撒木油具有良好的治疗刀伤药效相关。

巴尔撒木油的浓香及消炎功能，使得其成为避暑药的原料之一。如据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清档记载：“雍正七年（1729）三月二十八日，员外郎满毗传旨，做巴尔撒木香小象牙盒十件，避暑用。”[13]又如雍正七年四月，雍正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的赏赐品中，含“叭尔萨吗（巴尔撒木）香牙盒四个”，雍正帝特地说明：“此香能解一切恶浊之气”[14]。再如据《广储司行文附武英殿造办处文移》载：“雍正帝于九年（1731）三月十四日发布谕令，要求造办处制作二十料避暑香珠，其中需用‘巴尔撒木油二两’。”[15]

三、巧克力：康熙误会的“特效药”

巧克力属于国人喜爱的食品，主要成分是可可豆。在清初时期，巧克力由欧洲传入宫廷时，曾被康熙误认为是一种特效药。但康熙知道巧克力的真实用途后，将其拒之宫外。

有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巧克力的起源地，可追溯到四千年前墨西哥南部临太平洋平原地区，当时以食用可可树的果肉为主；在历史进程中，巧克力逐渐被制成食物或饮品；十六世纪，入侵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将巧克力的食用方式改变为：将饮品加热，掺入蔗糖及各种香料，用搅棒搅和后饮用；十七世纪中叶，巧克力己成为西欧主要城市中，上层阶级的首选饮料。而巧克力在欧洲开始流行时，我国正处于清康熙时期。”[16]

康熙帝对巧克力的初始兴趣，很可能与他患疟疾有关。1703年2月15日，法国神父洪若翰给法国神父拉雪兹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及了西药治疗康熙疟疾的事项。[17]他曾向康熙汇报了法国国王用药粉给穷人治病，此时吸引了康熙的兴趣。因为时值康熙三十二年(1693)五月，康熙帝正患有严重的疟疾，高烧不退，国内太医开具的各种药方也无济于事。白晋、张诚把研制的这种药粉给康熙服用。康熙的高烧很快退了，但几天后体温又升高了。在关键时刻，多罗神父从印度给洪若翰和刘应（法国传教士）寄送一斤金鸡纳霜。洪若翰和刘应与其他传教士一起，把此药献给康熙，希望能够让康熙退烧。康熙帝服用金鸡纳霜后，高烧很快就退去了，身体也逐渐恢复。源于南美洲的金鸡纳霜治好了康熙的疟疾，因而康熙对西药的药效非常信任。而部分宫中传教士有吃巧克力的习惯，引起了康熙的好奇，认为它是西方的一种“特效药”。

康熙帝首先传旨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通过他询问罗马特使铎（多）罗索是否有巧克力。据载：“铎罗使团从罗马出发，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六月到达广州，然后北上，预计当年九月二十日左右到达京城拜见康熙帝，而当时的随行人员有内、外科医师各1名，随行物有西方的各种物产。”[18]康熙帝知道此事后，想到铎罗曾经进献过金鸡纳霜，于是下旨赫世亨，命他向多罗咨询是否有巧克力，如果有则索取些，看有何药效。[19]

赫世亨根据康熙旨意，向多罗索取了巧克力，并咨询了巧克力配料、食用方法及“药效”。据载，康熙四十五年（1706）五月二十四日，赫世亨在呈报康熙的奏折中，汇报了关于巧克力的如下系列事项[20]：

首先，赫世亨照康熙帝旨意，找到多罗，向其索取巧克力（在当时被称为“绰科拉”）。多罗知道赫世亨来意后，赠给了多罗2盒子、重约4两5钱的德里鸦噶，以及150块巧克力，并告诉多罗，如果还要巧克力，他就从吕宋（菲律宾古国）再进一些。

其次，赫世亨向康熙帝奏报巧克力原产地及配料。他说他问了意大利传教士保忠义，得知巧克力产自阿美利加（美洲地区）、吕宋等地，需加热饮用，味道又甜又苦；其配方包含3种国内食料及5种外来食料。各外来食料满音分别为：噶高、瓦尼利雅、阿尼斯、阿觉特、墨噶举车。当时巧克力的配方组成为：以可可为主，配以牛奶和各种辅料。

接着，赫世亨向康熙帝汇报了巧克力的食用方法。他说只需将巧克力粉末倒入银罐或铜罐，加入水及白糖，一块加热后即可饮用，徐日升（葡萄牙传教士）等人亦知道饮用方法。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的西方，食用巧克力时，将其放入罐中，用热水化开，掺入白糖，然后用搅拌棍搅匀，再饮用。为此，赫世亨令人制作了银罐（煮巧克力用）、黄杨木碾子（搅拌用），从150块巧克力中挑选了50块，准备一并呈送给康熙。

没想到康熙帝看到奏折后，陷入了沉思。他回复赫世亨说，保忠义仅仅介绍了“绰科拉”来的配料及口感，但并没有具体说明能治疗什么病。康熙认为巧克力的药效不明确，因而要求赫世亨先别送巧克力过来，询问清楚具体药效再说。

赫世亨根据康熙帝建议，向保忠义咨询巧克力的药效，并于两天后（五月二十七日）奏报咨询结果。他在奏折里说，经保忠义解释，“绰科拉”并非药物，而是在阿美利加等地流行的一种饮料，类似于我国的茶；这种饮料可以一天喝一次或者两次；对于年长者、体虚者、胃寒者而言，饮用巧克力可以健胃消食，增强体能；而对于患有发烧、腹泻、各种皮肤病、痢疾等病而言，巧克力并没有药效。[21]康熙帝得知后，下令以后亦不必进贡巧克力。

作为巧克力的提供者，多罗来华后对我国儒教文明排斥，引起了康熙的不满。康熙四十六年（1707），多罗因不愿交出罗马教皇给他的使华委托书，因而被康熙帝下令软禁在澳门；三年后，多罗在澳门病逝。[22]由于货源断了，巧克力终究未能敲开皇家的大门，康熙帝之所以对巧克力不感兴趣，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巧克力没有药效，且还有食用忌讳。尽管如此，在清代巧克力仍被进口民用，[23]而到现代已在国内普及。

四、红酒：康熙心悸的医方

康熙帝身为一国之君，深知饮酒过量的弊端，自己平时也不常常喝酒。他说“朕自幼不喜饮酒”，只是在偶尔的膳后或年节的宴会上，喝一小杯。[24]然而，因为西洋酒具有治病“药效”，因而康熙帝曾有一段时间喜欢喝西洋酒。此处的西洋酒，主要是指红酒或葡萄酒。

康熙帝在四十七年（1708）的九月份，因为两件事而连续受到心里重创。其一是十八阿哥胤祄因病而薨，这是康熙帝最喜欢的皇子；其二是皇太子胤礽因觊觎皇位、不得圣心而被废。此时康熙帝身心憔悴，并患上了严重的心悸病。康熙帝亦因“（四十七年）九月不幸事出多端”形容自己“日增郁结”，并导致自己“形容憔悴”[25]。当时国内的御医开具了各种药方，都未能治好康熙帝的心悸症。在关键时候，有西方传教士考虑用西洋红酒给康熙皇帝治病。据载：“任职于太医院的法国传教士罗德先精通外科，尤善配药；他想办法调配了‘胭脂红酒’，请康熙皇帝饮用；结果康熙皇帝的心悸很快就消除了；罗德先又进一步建议康熙皇帝饮用产自加那利群岛（属于西班牙）的葡萄酒；康熙皇帝照做，很快身体康复。”[26]《正教奉褒》为清人黄伯禄撰写的一本关于中国天主教历史著作。书中载：“康熙帝在四十八年（1709）正月，在养心殿召集南怀仁、安文思、徐日升等传教士，上谕自己身体康复事项，其中提及了葡萄酒的功效。”[27]他说，自己因为事务劳累不慎染病，南怀仁、安文思、徐日升等传教士强烈向他推荐喝西洋葡萄酒，他接受了建议。他在年高之时喝葡萄酒，感觉“如婴童服人乳之力”，于是养成习惯，每日喝几杯此酒，结果精神状态逐渐变好，胃口增强，身体亦逐渐康复。康熙帝重视喝西洋葡萄酒，认为它是治疗心悸的特效药。

而当外国传教士知道康熙帝爱喝洋酒时，纷纷进献。如据《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载：“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初三，养心殿侍卫赵昌向郎文杰（江西巡抚郎廷极之子，当时在京）传达了康熙皇帝对西洋红酒（葡萄酒）的需求。二月二十二日，郎廷极收到郎文杰的来信，立刻召集江西各府的传教士进献西洋红酒。如同年二月二十六日，殷弘绪（饶州府传教士）献‘西洋葡萄酒六十六瓶’；”[28]三月二十六日，马若瑟（建昌府传教士）献“洋酒四瓶”，傅圣泽（临江府传教士）献“洋酒八瓶”，沙守信（抚州府传教士）献“洋酒六瓶”，冯秉正（九江府传教士）献“洋酒六瓶”，毕安（赣州府传教士）献“洋酒二瓶”，穆泰来（南昌府传教士）献“洋酒二瓶”。[29]

五、宫中“医学实验室”

清代宫廷中引入了西药，相应设立了存放西药的“药房”，甚至有配置西药的“医学实验室”。宫中“医学实验室”的主要人员为西方传教士，他们通过采用西方化学制药方法，研制了各种“西药”，用于宫廷皇室成员的疾病治疗。

法国传教士白晋，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来到北京，并很快被召进宫中，为康熙帝讲授西方科学知识，在宫中服务了40余年。他撰写的《康熙皇帝》，于169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书中介绍了康熙时期的“医学实验室”，以及他参与研制药物的经历。书中载：“康熙希望了解自己得过的、以及正在折磨他的疾病，并希望白晋等人从西洋医学角度进行解释病因。相应的，白晋等人首先写撰写了关于内服化学药剂的短文，解释了这些具有恢复或缓解病痛作用，并说明它们不像别的药物那么味苦难服。”[30]于是，康熙帝下令，在宫中指定一间房，让他们研制两三种类似药品。

参加西药研制的白晋和另一名法国传教士张诚，以《王室药典》（一本法国药剂书）中的制药方法为参考，用了大约3个月时间，研制出了干燥剂（用于除去水份）、糖浆制剂（用于止咳）、浸膏（用于止血、生肌）等药剂。[31]白晋等人在制药期间，康熙帝也经常来实验室观察制药过程。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皇家医学实验室”，里面的各种器皿、炉灶、试验工具全部为银制，以体现皇家的高贵身份。这些被研制出来的药物收到了康熙帝的青睐，他把这些药物作为御用药品，随身携带，并在旅途中赏赐随驾的皇子、宫廷王侯及侍从人员。

部分“实验室”器具，现仍珍藏在故宫博物院。比如有一个康熙款“银质制药器具盒”，尺寸为39×35×14厘米（长×宽×高），由上下两层组成。盒中装有药具一套22件，含银漏斗4件、银药铲2把、银长铲刀1件、银钩3个、银叉1个、银匙子7把、银镊子3把；另一层中间还缺1件药具。

那么，这个医学实验室在哪里呢？据相关档案记载：“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率兵十万征伐葛尔丹叛军；在四月底的征伐路上，康熙帝发现随身携带的御用药快用完了，于是命令太子胤礽排专人去养心殿，从那里取回‘如勒伯伯喇尔都’（调理肠胃用）十两，外加上等生姜四斤，在五月二日前送至军营。从这段史料不难发现，此‘皇家医学实验室’的地点，很可能位于养心殿内。”[32]另有学者研究表明：“康熙二十八年（1689）养心殿设立，为承造、维修宫中所需各种器用的机构，内设各个作坊。而这些作坊中，就包含了研制西药的“实验室”。这些西药辅助中药使用，治疗宫中皇室成员的疑难杂症。”[33]

史料表明：“该实验室不仅研制西药，还结合中药，研制‘中西医结合’药物，如‘肺胸舒丸’便是其中的一种。康熙四十六年（1707）二月，张诚研制出‘肺胸舒丸’。此药的主要成分包括：硫磺花粉（可治疗虚寒便秘）、金银香花（可疏热散邪）、甘草膏子（可缓急止痛）、冰糖粉（可润肺止咳）、温密德喇噶刚地之花露（西药，用于治疗咳嗽引起的胸肺疾病）等。此药的具体使用方法为：将上述药方混合，一并掺入甘草露中，搅拌、晾干，制成边缘性小药丸。此药对于治疗各种咳嗽引起的咽喉不适、胸肺疾病，均有较好的疗效。需要说明的是，康熙时期的宫廷医生能够采用西方传入的蒸馏法提取药露，并在武英殿旁边设置了露房。”[34]

那么，康熙皇帝为什么要建一座医学实验室？如前所述，康熙患疟疾时（1693），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药物起到了重要作用。[35]康熙帝病愈后，在公开场合称赞了西方传教士，说白晋、张诚等人提供的西药救了他的命，洪若翰、刘应等人提供的金鸡纳霜又让他退了烧。[36]西药对康熙帝身体的康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使得康熙帝对西药的信任度增强，并成为其下令建立“医学实验室”的重要原因。

六、宫中“西药房”

康熙时期，受西洋医学影响，西药成为宫中医药新事务。用于存储、制作药露的“西药房”相应设立，其在清代档案中被为露房。

“药露”一词较早地见熊三拨（1575-1620）编译的《药露说》，为一种精油或纯露，由香料类植物蒸馏而成。[37]清人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38]、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39]，记载了宫中露房位置、人员配备及职能：武英殿的东稍间曾用作露房，存储及制作各种药露、鼻烟、胰子（肥皂）；露房人员共12人，含库掌（掌库之官）1人、拜唐阿（无品级的杂役人员）6人、领催1人、医生4人。

武英殿露房内存储的西洋药露，被称为“油”。清人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记载了若干西洋药露：“‘噶几牙油’、‘容几拉油’、‘郭巴益巴油’、‘白尔噶木德油’等等，并说明这是康熙年间入宫的。”[40]《竹叶亭杂记》中亦有类似记载，并说明这些药露因存放时间长久（康熙时期入宫，嘉庆年间查验），这些油“已成膏”，且“匙匕取之不动”。[41]露房因为存储西洋药物，因而又被称作“西洋堂”；而由于这些药露长时间没用，嘉庆帝于是将部分赐给宫中诸臣，部分交给造办处管理。[42]

户部右侍郎姚文田为受赠药露的官员之一，其子姚衡撰《寒秀草堂笔记》之“宾退杂识”部分，介绍了露房内120余种药品及每种药品的存量、储存方式及药效。如关于巴尔撒木油，书中载有6玻璃瓶，3斤1两3钱5分，主要用途为“治刀伤”。[43]又如关于德里鸦噶，书中载有43盒、2玻璃瓶、2瓷瓶盛放，重量达106斤15两2钱（清代1斤=16两），主要用途为治疗寒热、腹痛及“脾胃虚弱”。[44]再如关于龙涎香，书中载有2匣子，6斤3两9钱9分，主要用途为“保心”、“补脾胃”、“散闷气”。[45]需要说明的是，巴尔撒米油产自西方，具有较为强烈的香气，能够治愈刀伤、疥癣等伤病。在清代，巴尔撒木油通过来华使团、传教士、商人等人员，由西方传入宫廷。[46]德里雅噶早在公元二世纪就在古希腊出现，至少在唐代已传入我国（见唐《新修本草》之“底野迦”）。[47]在清代宫中，德里雅噶主要用于治疗寒热、红疹、腹泻等疾病的重症者。龙涎香为抹香鲸的“排泄物”，具有清热解毒、美容养颜等功效；有文献称之为“阿末香”，并认为这种香源自“拨拔力国”（今非洲索马里北部地区）。[48]

露房作为“西药房”，其中的西药运用史料较为丰富。

如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初六日，雍正帝下旨，说军中急需巴尔撒木油，要求内务府造办处多备些，且“用盛郑宅茶锡瓶盛装，务期坚固包裹，带与额附策凌应用”[49]。相应的，内大臣海望要来巴尔撒木油20斤，装了51锡瓶。[50]上述内容说明：巴尔撒木油在军中极受欢迎，这无疑与此油具有良好的治疗刀伤药效相关。

又如据史料记载，康熙五十一年（1712）八月二十五日，康熙三子胤祉奏报：本月初一，正黄旗蓝翎毕亚尔布哈泻肚，初五日请求御医治疗；都统索奈自入秋以来一直腹泻，每天四、五次，大夫开具的药物都无济于事。康熙得知此事后，直接问“已命服德里鸦噶乎？”[51]由上可知，康熙对德里鸦噶的药效非常信任，认为它是消炎止泻的重要西药，他对于三子胤祉奏报的关于毕亚尔布哈、索奈腹泻用药事项，推荐的首用药即为德里鸦噶。

露房不仅用于存西药，还用于制作西药。康熙四十六年（1707）二月，一种名为“龙涎香露”的西药，被张诚等人研制出来，其主要配方及调制方法为[52]：将龙涎香、冰糖、麝香按一定比例混合，研磨成粉末，然后倒入玉泉酒中搅拌融合；将上述混合物置入银质瓶中，密封好，然后用炭火（小火）上煮3天3夜；待混合液冷却后，去掉渣子，留下来的液体即为龙涎香露。而关于香露的功效，张诚介绍说可补血益气、提神健脑、健胃消食等[53]。此药的服用方法为：取若干滴（6-12滴）服用，或与治疗心脏疾病的药露一并服用，四季即可服用。[54]

而蒸馏法制作药露的技术源于西方，且至少在后周时期已传入我国。如据北宋《册府元龟》载：“在世宗显德五年（958）的九月份，占城（越南的占族古国）国王派使臣来华，其贡品中就有15瓶蔷薇水。该蔷薇水为蒸馏法制作而成。”[55]在清代，蒸馏法制作药露的技术已较为成熟。如清人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载：“露”是物质的精华，无论使用“甑”还是用“壶”，均可取露，并介绍了20余种用蒸馏法获得的药露。[56]由此不难推断，清代宫中露房内制作药露的技术亦很成熟。

清康熙后，露房的“西药”制作量逐渐减少，其“西药房”功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据载[57]：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因为蒸露事项太少，露房中4名医生被拨回药房；不久，3名医生被“裁员”，仅留1名旗人医生在此处理各项事务。另据《竹叶亭杂记》载[58]：嘉庆于十九年对露房存储的药露处理后，“露房遂空，旧档册悉焚。于是露房之称始改矣。”

结语

综上不难发现，清代紫禁城里的西药于西药房，有着重要的科学及文化意义。它是当时西方先进制药技术传入我国的见证，是我国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典型史料，对医药为主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因而有着重要的文物及文化价值。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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