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红线绘出作家地图

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都串联在这一条红线上

北京是一座文化名城，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性地标随处可见。今天，要带大家领略的，是一群活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坛的作家，在这座帝都留下的足迹。在那“十七年”里，活跃在北京文坛上的作家有很多，最具有代表性的，无疑是指截至1963年，正式加入北京文联的13名著名专业作家，现在，我们就通过一根红线，把这13位作家在京的轨迹串联到一起，拼成一幅当年完整的作家地图。通过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这条红线，不仅仅是一条辛勤编织的生活之线，还是一条闪烁金辉的创作之线。

这条红线的起点，我们把它定在京城南郊，右安门大街23号4楼451号，一处砖混楼的房子里，这处房子别看很偏僻，却是叱咤文坛多年、“东北作家群”代表人物之一雷加的家。

雷加，辽宁丹东人，解放前就写出了大量文学作品；解放后，先是来到中国文联，后来在轻工业部任职，右安门这处房子就是轻工业部分给他的宿舍，他在这里住了四十多年之久，直到2008年秋宿舍拆迁，时年已九十三岁的雷老，才依依不舍搬到更远的通州暂住，在搬离的第二年，他就因病不幸去世。因此，可以说，这栋房子陪伴雷加度过了他最精彩，也最坎坷的一生。北京作协原秘书长李青，写过一篇回忆雷老的文章，提到他的住房：“没有厅，进门一个走道，走道顶头是卫生间，向南三间屋，向北一小间，水泥地面，白灰墙，家具很简单。”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雷老这四十多年，挑灯夜读，辛勤耕耘，写下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共计一千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成为产量最丰硕的当代作家之一，践行了自己生命不息、创作不止的一生。至于他住过的右安门大街23号，如今早已无存，已经被鳞次栉比的高档小区、学校、商店所取代。

我们沿着这条线，跨过右安门桥往西，就进入白纸坊地区，来到被称为“南菜园”的一片楼房，在西大楼九单元四层2号，我们必须稍作停留，因为这里诞生过新中国第一位工人诗人：李学鳌。

李学鳌，河北灵寿人，从小参加儿童团，1949年，跟随解放军进入京城，在北京印刷厂当了一名工人。后来，他除了补习文化知识以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听文学讲座，他是老舍培养出的第一批优秀学员。从那以后，他的诗歌才能被极大激发，创作了大量与工厂有关的诗歌，1956年，他将这些诗歌收集成册，出版了处女诗集《印刷工人之歌》。李学鳌因为文学上的成绩，于1954年担任北京市文联理事，1962年，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据史料记载，北京印刷厂原名清印钞厂，位置就在南菜园一带，因此，李学鳌住的也是北京印刷厂宿舍，他从50年代就居住于此，文革前创作出的那些优秀诗歌，也大部分都诞生在西大楼这栋楼房里。

离开白纸坊，一直往东行，就进入北京城核心区。首先，我们来到有名的皇城根胡同，它分成东、西、南、北四条胡同，其中北皇城根胡同61号院，住过“东北作家群”的另一位著名作家：骆宾基。

骆宾基，吉林珲春人，他是1962年调到北京文联的，不久就与雷加一起，担任北京作协筹委会副主席，从那时起，他就在这个小院生活，直到80年代初，他才搬到前门西大街一处临街楼房居住。骆宾基一生也是命运坎坷，但他在这座小院，还是写出了一系列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剧本。其中，《山区收购站》在他写的所有短篇小说里，算得上是上乘之作。他写的剧本《结婚之前》，虽然深受当时“阶级斗争论”的影响，有其局限性，但在当时影响很大；特别是，它还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第一部执导的话剧。当然，北皇城根胡同，现在也早已被宽阔的平安大街所代替。

顺着北皇城根胡同往北去，是大名鼎鼎、历史悠久的灵境胡同，这里不仅因盖过一座“灵济宫”而得名，还有许多名人居住于此，如33号的陈宝琛故居，41号的陈赓故居；如今，还要加上一条，灵境胡同11号，还住过另外一名当代作家李方立。李方立，山东菏泽人，现在年轻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人，可在文革前，却是北京文联13名专业作家之一。能在雷加、管桦、浩然、林斤澜、刘厚明这13名著名作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可知他的文学水平不低。延安时期，他就毕业于鲁迅文学院文学系，发表了不少作品；新中国成立，他又陆续写出《第一年》《第一犁》这样很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只是改革开放后，别的老作家都纷纷拿起笔，焕发青春，写下一篇又一篇精彩大作，李方立却没有什么作品问世，导致现在人几乎不知道这个作家的存在，有些可惜。

挨着灵境胡同的是石板房胡同。石板房胡同，也分为头条、二条、三条，因为这里的平房房顶，大都用石板做成的瓦铺盖，故有此称。石板房胡同早已被拆除，但这条胡同的24号小院，在历史上却很出名，不为别的，只因为这里是传出“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歌声的地方，这里也是创作出文学巨著、长篇小说《将军河》的地方；北京作家协会第四任主席，著名作家、诗人、画家管桦，就住在这个小院。

管桦，河北丰润人，很早就参加革命，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就是在1947年完成的。新中国成立，他刚开始是在天津从事歌词创作，后来，于1952年调到北京中央歌舞团，负责为作曲家写词。自此，便在石板房胡同24号住了下来，直到1985年乔迁新居，搬到西坝河一处楼房里。虽然石板房胡同是管桦的家，但他却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住在这里，为响应作家要下去、走出书斋的号召，从1957年起，他和妻子李婉就选择回到家乡，河北丰润县女过庄去体验生活，这一去就是十年。因此，有什么信件，都是先寄到石板房胡同24号，由李婉的家人李才负责转交。当然，作协有什么活动，或者开会学习，管桦也会准时回到北京参加。一次，管桦回京，我父亲还特意去24号看望他，管桦兴致勃勃谈了不少在农村的经历，当他说到，自己经常“下去体验生活，与群众共甘苦，冰雪天上机井架上打井，每月只有12斤定量，吃树皮、棒子芯、野菜”的时候，父亲听完很心疼，回到作协就跟领导反映了情况，领导劝管桦回北京工作，但他“坚决不肯，仍然坚持和群众一起吃苦”。这充分反映出管桦身为一名作家，为了能写出更真实、更优秀的文学作品，自觉地与群众同吃苦，共命运，这不仅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可贵品格。

再接着往下，我们就来到市中心，来到这条红线标志的作家地图中心，什刹海旁边的李广桥西街11号，也就是现在的柳荫街29号。这座大院，原属于涛贝勒府一部分，院外紧邻热闹的恭王府，现在，它已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职工宿舍，可在六十年前，这座大院可是诞生过《青春之歌》的地方，它是女作家杨沫的故居。

杨沫，湖南湘阴人，出生于北京，解放后担任过很多职务，如北京市妇联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电影局编辑、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1962年才调到北京文联，第二年当选北京作协筹委会副主席。这时候，《青春之歌》已经被拍成电影发行，感动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她已经是一名名满天下的大作家。她从1954年起，就在李广桥西街11号居住，一直住了二十六年。这里紧邻后海，漫步在后海岸边，近看，波光潋滟，绿柳成荫；远眺，遥遥西山为黛青色山岚遮覆，若隐若现，是一处风景绝佳的京华胜地。这样的环境，让杨沫心旷神怡，创作出了很多好作品，如她调到文联写的几篇短篇小说，接续《青春之歌》写的《英华之歌》，都是在这座院落内完成的。虽然，杨沫后来搬离了那里，但柳荫街29号，仍然吸引全国各地、喜爱《青春之歌》里林道静的青年男女，每天到这里打卡、参拜。

现在，让我们暂且离开市中心，一路向西北行，跨过北二环，就来到当年算是比较偏僻的小西天1号部队大院。在这座大院门口有栋灰色六号楼，住的是总政干部和家属，其中有一对名人，那就是在3门4楼住着的、作家圈里没有人不认识的夫妻作家：杜印和李强。杜印，江苏镇江人，延安鲁迅文学院戏剧系毕业，作为最早一批鲁艺戏剧社成员，演过不少经典话剧，是个很有才气的文学青年。也就在随军到沈阳期间，认识了同样喜欢表演的女青年李强。李强，陕西华县人，14岁为投奔革命就来到延安，也演出过许多舞台剧，他们因为共同爱好而相恋，并于1949年正式结婚。《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1958年，杜印与妻子李强共同写出的剧本，并于次年改编成电影，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后来，夫妻二人又共同创作了《凤凰树下》等话剧，这些都是他们在小西天1号院那个不起眼的小楼完成的，那里也成了他们的福地。

我们顺着这条红线，再次返回北京城内，先来到位于北城和平里二区的20号楼，这栋楼里，当年同样住着一位叱咤风云的著名作家，他叫古立高。

古立高，河北阜平人，是一位有名的军旅作家，后来主攻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他与人合作完成的剧本《千锤百炼》，描写人民解放军的战争题材，曾被拍成电影，公开上映。古立高早在1949年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是《人民文学》杂志创刊者之一，1950年代初，他还兼任中国文联机关党支部书记，就在那时，他分到了这套中国作协宿舍。古立高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屹立的群峰》，和许多作品都是在和平里这间小房子里完成的。1962年，他被调到北京文联，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依然孜孜不倦埋头搞创作，没想到的是，整风运动开始，古立高因为50年代时与丁玲走得比较近，又加之为她说了不少好话，而被当成“丁陈反党集团”分子，在文联挨批，受到不公正待遇。可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他依然创作完成了他的另一部代表作，长篇小说《生活的道路》。好在历史证明了他的冤屈，改革开放后，他以更饱满的姿态和热情，投入到工作和创作当中，他是一位不屈不挠的硬汉。

紧接着这条红线，我们再一次回到南城，这一次是停留在崇文门幸福大街上，这里有个北11楼二层7号，与前面诸多老一辈作家不同，这处房屋的主人，是一位仅有三十多岁的年轻作家，别看他年轻，却才气纵横，佳作颇出，他就是被当时老舍赞誉大有前途、有“短篇圣手”之称的著名作家林斤澜。

林斤澜，浙江温州人，他的一生很丰富，15岁就从家里出走，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到全国各地闯荡。他于1950年到的北京，先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文联工作，大概在那时，就已经在崇文门幸福大街住下了。林斤澜因为出版短篇小说集《春雷》而成名，而后，他就一直在短篇小说这个领域辛勤耕耘，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深受读者喜爱。林斤澜不仅以小说闻名，更为文坛所津津乐道的，是他与妻子谷叶美丽而坚贞的爱情，同样感天动地。1957年，他们的独生女林布谷降生，林斤澜起这个名字，也是为了纪念当年他第一个剧本集《布谷》的出版。原《北京文学》编辑陈世崇，在一篇纪念林斤澜的文章中，曾回忆起他的住处，“两间房面积都不大。一间大点儿的房间也不过十一二平米。小点儿的房间是女儿住的，也就七八平米，摆一张单人床、一架钢琴，就再也没有放下两把椅子的地方了。我们谈话是在厅里，面积大不过五六平米吧，那厅既是过道又是客厅。”2023年，是林斤澜诞辰一百周年，相信那间不大的房屋，林先生的创作室，现在依然还保存完好吧。

离开崇文门，往西过不了几站，是另一处充满老北京味道的地方：虎坊桥。如果说前面介绍的林斤澜，代表的是年轻一代作家，那么，在虎坊路1号楼1单元住着的端木蕻良，应该算是老一辈作家的代表。端木蕻良，辽宁昌图人，早在1934年，就以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草原》，成为“东北群作家”的代表性作家之一。解放后，他积极参与北京文联的组建工作，担任了文联副秘书长、出版部部长；没想到，在随之而来的批判“胡风反党集团”运动中，端木蕻良无端受到牵连，所有职务被一抹到底，只保留北京专业作家这个称号。粉碎“四人帮”，他的冤案被昭雪，端木蕻良重新焕发出青春，创作出另一部代表作，长篇小说《曹雪芹》第一卷、第二卷，只可惜这部鸿篇巨制没能写完。

最后，我们要把这条红线，落在北京最繁华的前门大街，这里顺着大栅栏往东有一个鲜鱼口街，沿鲜鱼口街再往东，可以找到一个叫青云胡同的地方。钻进胡同，几乎是到达终点有一处29号大院。说起这个29号院，历史上可不简单，它是梅兰芳来到北京最早落脚的地方，过去青云胡同叫庆云巷，这个大院门牌还是9号，据梅兰芳自己回忆：它分为前后两个院落，共有房屋二十间，是他花二千多银子买下来的，他从1916年一直住到1922年离开。没想到的是，解放以后，又有一位名人住进这个大院，这就是北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剧作家刘厚明。

刘厚明，北京人，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师范第二附小、北京工读学校担任教师，后被吸收进《儿童读物》杂志，成为一名编辑。他自1954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主要是写童话、儿童诗和关于孩子的短篇小说，二十多岁就已经出版了《常河叔叔》《朝霞》《星星火炬》《蜗牛姑娘》等作品，是北京非常年轻、非常有前途的一名作家。我们不晓得刘厚明是何时搬到青云胡同29号院的，只知道，他在60年代初就已住在这里了。刘厚明住的这座大院，对门是“颜料会馆”，往西走不远，则是过去梅兰芳和许多京剧名家，经常在那里登上舞台表演的“天乐园大剧院”；在这种环境的长期浸染下，刘厚明无疑也对舞台剧表现出强烈兴趣。1963年，就在这座大院里，他先后创作出话剧《箭杆河边》《山村姊妹》，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从此，奠定他杰出剧作家的地位。同样，让人值得庆幸的是，刘厚明住过的青云胡同29号，在历史的动荡颠簸中难得没有拆毁，给保存了下来，只是现在它已搬空，无人居住，前院改造成了饭馆，后院也变成了茶社。

至此，这张60年代作家地图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它还缺少一块，还有一位北京作家白刃的地址仍有空缺，我们如今只知道他住在一栋楼房的一层，具体什么地方，还有待知情者来填充。

白刃，是另一位很有声望的老作家，他是福建石狮人，14岁就随叔父到菲律宾打工，抗战爆发回国参加了八路军，经历过无数次战役，是我国少有的著名华裔军旅作家，他最有名的作品，是在1957年创作、到现在许多人都记得的话剧《兵临城下》。1962年，父亲刚调到北京文联创研部，第一个拜访的就是白刃的家。当时，他正忙着要把《兵临城下》改编成剧本，准备拍成电影，急需一个安静环境，可偏偏周围条件不允许，这也就难怪老作家向父亲抱怨了。父亲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他的房子是那样不适合于创作，一是周围环境的吵闹，一是理发馆烟囱中的煤屑，再是家中女儿的练琴。”他只能向领导反映，能否想办法解决。但就是在这样嘈杂的环境里，白刃还是把《兵临城下》改编成电影，并于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发行，成为“十七年”里最经典的影片之一。

到了这里，活跃于北京五六十年代的13名专业作家的地图，就算是绘制完成。这些为我们奉献过大量精神食粮的大家们，解放后，为了更好地创作这个共同目标，陆陆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