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皇帝 1775-1776 年“法国定制”看中法宫廷交流的私人性

“法国定制”是由法国宫廷推动的一种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奢侈品流通模式。本文通过1775年3月和1776年1月之间乾隆皇帝向法国定制珐琅器的三道谕旨，并结合数条中文和法文档案的分析，考察乾隆皇帝对法国的认知。该个案研究首次展现了以德·罗边为代表的法国布列塔尼私人贸易网络在中法宫廷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从乾隆皇帝 1775-1776 年

“法国定制”看中法宫廷交流的私人性

[法] 赵  冰 著  李纬文 译

“中国定制” (Chine de commande)一词常用来指代16至19世纪中国为西方经销商生产的瓷器。这些瓷器是根据订单上所规定的数量、品质、形式、尺寸和一部分或整体装饰纹样专门生产的。“中国定制”一词实际上囊括了不同性质的各种预订，从包买商定制的大批量市场产品到专门为了某一个客户(一个贵族世家、王公或王室)生产的纹章瓷。

“法国定制”是笔者在本文首次提出，特指清高宗乾隆皇帝在1750至1780年代发往法国的一系列订单。根据现有研究，法国是乾隆皇帝订单发往的唯一一个欧洲国家。这种定制操作将生产方和消费方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创造出密集的局部接触场域，具有特殊的历史研究价值。本文将围绕于1775年3月至1776年1月间乾隆皇帝发出的三道事关珐琅器生产的谕旨进行个案研究。王竹平曾对一件金胎画珐琅碗〔故琺000270，图一〕作出过开创性研究。通过多学科研究方法(器物工艺制作和纹饰器形研究、理化分析研究以及对清宫档案梳理)，她认为这件器物应系1777年在法国生产。随后，王翯等学者延续交叉研究思路确认了另外一件1783年生产于法国的金胎画珐琅茶壶〔故116545，图二 〕。学界迄今已确认十件法国制造画珐琅器物均与1776年1月9日乾隆的一道谕旨有关。中国学者们推测粤海关监督德魁因广州作坊所生产的珐琅器质量差而遭受个人经济惩罚，所以擅自决定把定制转给法国商人。

〔图一:1〕康熙金胎内填珐琅花卉碗(故珐270)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一:2〕康熙金胎内填珐琅花卉碗(故珐270)

碗心内为法国巴黎课税标章和符合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巴黎金匠行会验证纯度的年度戳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乾隆款铜胎画珐琅菊花纹壶(故116545)

故宫博物院藏

本文将延续前述探索。其关键线索是1779年1月22日的一封法文书信。这封信由1777至1783年在任的首位法国驻广州领事弗朗

索瓦·德·沃克兰(Pierre-Charles-François de Vauquelin, 1763-1829)撰写。收信人是1777至1783年在任的法国海事大臣安东尼·德·萨尔蒂内(Antoine de Sartine, 1729-1801):

大人，我荣幸地通知您，中国皇帝接连向广东总督下达了三道谕旨，命他向我询问我去年是否曾去函索要皇帝希望用来装饰宫殿的两面法国镜子，如果我尚未去函，即让我今年办理此事。皇帝还转达了他希望尽快收到这两件家具以及金胎、铜胎珐琅壶的急切心情。这些珐琅器由德·罗边先生负责在巴黎成造，宫廷方面为此提供了样器。德·罗边先生在离开中国时携带着样器到法国。中国皇帝非常重视这些珐琅壶，它们是为十八个月前去世的皇太后置办的，皇帝希望将它们奉献给母亲的亡灵。考虑到这样的预订对于收到皇帝订单的国家来说是有利的，我恳求您向东印度公司的长官们或您认为合适的其他有关人员下达指示，使皇帝陛下的需求尽可能迅速地得到满足。

在这封信中，沃克兰请求法国王室负责两组乾隆皇帝向法国定制的两面镜子和一系列珐琅器的花销。沃克兰在此提到的珐琅器制作，直接涉及上述1776年1月9日谕旨。鉴于寄信人与收信人所分别担任的行政职务，这件法国行政档案证实了该次“法国定制”确实被法国驻华广州领事馆和凡尔赛宫廷官方机构收悉。

画珐琅是一种发源于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工艺。这种工艺随着器物本身从西向东流传，直到中国。至迟于17、18世纪之交，广州和宫廷作坊已经开始模仿试制画珐琅器物，在1720年以后基本成功掌握技术。五十年以后，乾隆皇帝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向法国发出了这项定制?他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向法兰西王国——一个欧洲国家发起了定制?法国宫廷与官员们对此的反应若何?为什么在法国宫廷尚未知情时，来自清宫的样器已经被带到法国?在法国的生产过程是什么样的?具体是由谁在操办?让我们先从观察法国器物在清宫的输入和功用来分析乾隆皇帝是如何从“被动”赏玩舶来品，过渡到一种更加“主动” 、却是更加繁琐和更具有风险的消费模式，即跨国私人定制的模式。

一  清宫中的法国器物: 无言的使节与“影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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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54年10月14日寄给耶稣会士西蒙·德·拉图尔(Simon de la Tour, 1697-1766)的一封信中，驻华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 Joseph Marie Amiot, 1718-1793)描述了18世纪中叶中国宫廷里的法国产品:

在我看来，最能让中国人了解我国的是皇帝库藏中或者装点宫廷的那些机械、仪器、首饰以及其他珍奇器物。这些器物上大多带有法国王室花卉，有着甚至标识着法国工匠的姓名。

百合花(法国王室花卉)在这里人尽皆知，它们在各处闪耀......它们在君王的宫中数量如此之大。我甚至可以不加夸张地说，在中国皇帝的宫殿里，百合花就像在卢浮宫或者凡尔赛宫中一样多。

钱德明神父抵达北京三年后写了这封信。他已有充足的时间融入清代宫廷并了解宫廷。当然，鉴于寄信人和收信人都是耶稣会士，我们今天可以理解这封信对于法国器物和法国王室花卉在清宫的数量有夸张描绘。新近研究已经确实证实18世纪被引入清宫中的法国产品品种极其丰富:包括教具和度量用具(地球仪、日晷、测绘仪器、数学仪器、气压计和计算器);机械(印刷与雕刻);乐器(拨弦钢琴);书籍;刻版;版画(尤其是着色版画);油画(肖像画和风景画);装饰与日常工艺品(博韦的挂毯;塞夫尔的瓷器;利摩日、巴黎、阿朗松的珐琅;巴黎的镜子与玻璃;奥尔良、鲁昂的玻璃器;水晶;银器;眼镜;玻璃杯;里昂的呢绒与丝绸;毛绒;锦缎与金线;香水，香皂;首饰;可携带的小物件）;餐具(餐叉、茶壶);五金制品(剪刀、刀、锁具);家具;食品(巧克力、糖果、葡萄酒、其他酒精饮料);天然产品(宝石、珊瑚)，假珠子，假宝石，等。

17世纪以来，法国“进步主义”高级行政官员均积极推动发展远洋事业。1723年开始，法国在全球海洋上扮演了关键角色。1730至1780年代，在广州港停泊的法国船舶数量位居第二，仅次于英国。据18世纪文献记载，1720至1770年代销往中国的法国商品只有20%至30%的利润，而从中国运回的货物则能带来80%至140%的利润。18世纪法国输往中国的商品大多数是奢侈品或半奢侈品，这些法国产品基本全部属于船员的私人贸易范围。法国船员正是依靠在个人行装商品的私人贸易来获取高额利益的。船员个人限额行装内容和数量在法国行政档案中完全没有记载，所以我们无法准确估量销往中国市场的法国产品的总量和利润。

法国物品传入清宫内务府的渠道至少有五种:外交礼品、外省官员——尤其是沿海省份官员们的贡品、宫廷采买、宫廷抄没以及宫廷定制。近年来，欧洲国家的外交礼品得到了充分研究，因为这些礼品通常与能调动大量人、物、资金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外交使团有联系。在19世纪以前，中、法之间并未发生过严格意义上的两国互派使节的行为。绝大部分法国王室的、高级行政官员或者贵族世家寄给中国宫廷的礼品都是以贡品的名义通过法国传教士呈献的。在华法国耶稣会是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决定创建的，它自始至终具有外交、文化、经济与宗教等四重目的。在华法国耶稣会与法国宫廷这种特殊的紧密联系来自于法国王室与其他欧洲天主教国家相比在教皇面前所拥有的相对独立性。

法国传教士在清代宫廷和北京的常驻，使得法国宫廷可以持续呈递礼品。在京法国传教士更是积极谋划创造呈递礼品的机会，比如增加新传教士抵达北京的次数。此外，他们还会注意选择特殊进献礼品，如选择皇帝患病时或特殊节日(如万寿节)，以此来增加礼品被接纳所产生的影响力。除了对中国生活节奏与文化礼节的考量之外，法国传教士还发挥了过滤的作用，即阻止那些不符合中国文化礼节的法国器物进入宫廷。此外，在京就职的法国传教士早在康熙年间就直接参与了宫廷对欧洲货物的采买。同时，通过在华传教士，法国船商能够直接与宫廷挂钩，而其他欧洲国家商人则只能与广州商人和广州地方官员打交道。在中国宫廷就职的法国传教士某种意义上也是法国贸易的信息提供者、顾问、中介者以及经销商。正是由于他们，法国商品便能稳定和持续地输入清宫，在中国扮演“无声使节”或者“沉默的外交官”以及“非人格影响者” 的角色。中国的社会建构极大程度依靠器物这个载体的象征、社会和政治属性来实现。法国产品在清宫不仅仅是具有感官吸引力的“异国风情”器物，它们在进入清宫以后大都经历过修复和再利用，在宫廷作坊和工匠中流动，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参与了清宫艺术风格和技术的更新和发展。

二  “法国精制”画珐琅

这一部分将探讨1775年3月至1776年1月的三道关于成做珐琅器的谕旨。在此，我们将观察乾隆皇帝是如何在一种极为特殊的语境中使用“西洋“一词来明确指代法国，并探讨乾隆皇帝传旨向法国定制珐琅器的认知意义。这场探讨的核心档案如下: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九日行文:员外郎四德、库掌五德、福庆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金胎西洋珐琅碗一件(随楠木匣一件)、铜胎西洋珐琅花篮一件(随楠木匣一件)、铜胎西洋珐琅钵盂一件、铜胎西洋珐琅方卤铫一件 (具是“康熙御制”款)、铜胎西洋珐琅杯盘一分(是“雍正年制”款)、铜胎画珐琅仿成窑花样盖罐一对(随楠木匣)、铜胎画珐琅包袱式盖罐一件(随楠木匣)、铜胎画珐琅壶一件(随楠木匣，具是“雍正年制”款)。传旨:将珐琅钵盂、卤铫、杯盘各配楠木匣盛装，得时并珐琅壶、碗、花篮、盖罐具发往粤海关，交德魁照样各成做一件。不要广珐琅，务要洋珐琅。亦要细致烧“乾隆年制”款。钦此。

谕旨首先记载发往粤海关十件器物。随后，乾隆皇帝下令把这些样器以“洋珐琅”而非“广珐琅”的品质复制。“广珐琅”一词的定义没有任何疑义，即指内务府(通过粤海关)管理下的广州私人作坊生产的画珐琅。而“洋珐琅”一词，在18世纪下半叶的造办处档案中，往往作为“广珐琅”的同义词使用。但我们提出，在1776年1月9日的谕旨中，“洋珐琅”一词明确指法国画珐琅。换言之，1776年1月9日，清高宗传旨将发往粤海关的十件器物在法国照样复制。这一判断的理由有二。

首先，“西洋”这个词条在清宫档案中出现近数千次。“西洋”作为形容词和名词可以指代与欧洲相关的事物、人物、艺术或技术。当“西洋”与“掐丝”相对应时, “西洋”是画珐琅这个工艺的代名词。“西洋”最为广泛的用途是作为地域名词。它在康熙时期泛指从广州港西行可达的所有地域;其中包括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小西洋”和印度以西的“大西洋”。雍正朝以后，“西洋”主要泛指欧洲各国。这个词所指地域范围的变化恰恰反映了欧洲商船从1720-1730年代开始发展在非洲和亚洲的地区性航行和贸易。比如，1724年，法国东印度洋公司商船首次往返印度本地治里港和中国广州港。1760年以后，往返印度与中国的法国船只明显增加。由此可见，根据使用时代、涉及事件和前后文，“西洋” 有不同语义功用，其具体内涵有相当大的流动性。仔细破析“西洋”的确切含义就变得极其有必要。

此外，乾隆皇帝将法国认作供应国的认知是有历史背景的。准确的说，它是在《得胜图》铜版画系列在法国制作过程中渐渐生成了。由宫廷欧洲画家——郎世宁(1688-1766)、王致诚(1702-1768)、艾启蒙(1708-1780)、安德义(1727-1781)绘制的展现清高宗于1755年至1759间平定准噶尔战功的十六张画稿在1765至1767年间分两次运往法国。法国王室把这项来自中国皇家的定制当成了一项国家任务，调动了本国行政、商业、艺术与技术的最佳资源以满足乾隆皇帝的需求。铜版与印刷成品分为三批，分别于1722年、1774年和1775年交付中国。这次定制在清宫和法国宫廷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建立了在艺术与技术层面都卓有成效的合作。

选择法国定制这些铜版画，最初并不出自乾隆皇帝本人意旨。这一决定应当是在1765年由颇受法国传教士影响的时任两广总督作出的。1773年(第一批印刷品运到北京后)，乾隆皇帝曾经这样问法国耶稣会神父蒋友仁:“不是你们从这里(北京)指定了你们的国家，还为此去函了吗?”这段对话无可辩驳地说明，至迟于1773年，乾隆皇帝已经非常清楚铜版画正在法国制作。正是在这项长达九年的定制过程中，乾隆皇帝开始对法国有了具体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 正如以下这道谕旨所显示，他开始意识到他可以传旨法国照样制造宫廷所需器物:

乾隆四十年八月十三日热河随围，员外郎四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嵌假金刚石珐琅靶铁炕老鹳翎鞘小刀二把(镶嵌掉)。传旨:小刀上珐琅片并镶嵌做的不结实，此是广东成做，不是洋里做的活计，将小刀交德魁往收拾妥协送来。再传与德魁，嗣后所有传做活计具要洋里成做的。再问德魁，外洋现刻做所有《得胜图》铜板为何不见送到?钦此。

乾隆皇帝不满广东成做的这对镶嵌假金刚石和画珐琅片小刀的品质，下令在“外洋”重新制作。同时，乾隆皇帝询问下一批《得胜图》铜版何时交付。根据乾隆皇帝明确知道这些铜版在法国制作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测，他口中的“洋” 非常准确地代指法国。不过，乾隆皇帝是否下令将这两把由内务府交回的品质不佳的小刀作为样器发往法国，谕旨中所言不甚明确。目前已知最早发样到西洋定制的操作是乾隆十五年定制玻璃灯。

为了探讨将样器发往欧洲的操作，我们再来看另一道谕旨:

乾隆四十年二月初五日行文员外郎四德、库掌五德、笔帖式福庆，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铁钵一件(佛堂)，传旨:着交粤海关监督德魁，交与外西洋照样成做四件，比原样再薄些，亦炕西洋老鹤翎色。再传与德魁，交外西洋时，就说铁器皿，不可说供佛用。钦此。十二月十三日粤海关送到做样铁钵一件交讫。于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员外郎四德、五德将粤海关监督德魁送到铁钵四件持进，交太监如意呈进，另有记载。

在这道谕旨中，乾隆皇帝向粤海关监督德魁下令，在“外西洋”复制一件铁钵，并叮嘱他在定制时不要向“外西洋”透露这件样器来自宫中的一处佛堂。这则档案证明乾隆皇帝确实有意将这件铁钵作为样器发往到中国以外的一处作坊仿制。

王竹平曾提出，1760年代开始由广东直接承接珐琅器物生产的谕旨，可能与同时期清宫珐琅作坊出现了工匠短缺有因果关系。在这三道我们认为涉及到乾隆皇帝专门发往法国定制珐琅器的谕旨中，皇帝都对广州画珐琅器品质表示了不满。广州产品与法国产品的质量对比也可以在同时期法文文献中看到:

在广州能找到漂亮的瓷鼻烟盒，但中国人对从法国舶来的鼻烟盒更感兴趣，它们的造型和雅致均更杰出。

由此看来，中国和法国文献都证实，品质优劣是“法国定制”珐琅器的首要原因。学者们一致认为，开发研制和掌握源自欧洲的画珐琅技术对康熙皇帝来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由此可见从康熙皇帝到乾隆皇帝对珐琅器和珐琅技术流通态度的核心变化:从非物质的流动和拥有转向物质的流动和拥有，从对技术的好奇心转向对精美珍奇舶来品的好物心。从物质和消费层面上来说，这个变化与输入中国市场的欧洲珐琅器物的数量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康熙和雍正年间开发本土珐琅器制作技术有填补舶来品供应缺口的用意;而1740年以后，中法贸易货物量逐渐上升，并在1760年以后出现剧增。这是法国远洋业务中私人贸易部分壮大发展的结果。1747年档案显示乾隆皇帝传旨不必烧造广东珐琅器，而直接采买西洋珐琅器呈进。按照宫廷提供的样器向欧洲“定制”纯中国风格的器物，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最高等的消费方式。既然有皇帝的定制谕旨，其执行理应服从内务府造办处的流程。而皇家权力正是通过这些受到规定流程严格管控的生产活动来调动和控制中国广大国土上的人力、技术、物料与自然资源。当这些操作涉及中国境内偏远地区的时候，宫廷对当地的影响会更为显著。既已证实乾隆皇帝明确要求在法国制作珐琅器。那么，是否可以由此推测，“法国定制”揭示了一位站在权力巅峰上的帝王的某种地域雄心?

三  皮埃尔-路易-阿希尔·德·罗边:

完成珐琅器定制任务的隐形人

1766年，两位中国天主教徒 —— 高类思(Aloys Ko, 1732-?)和杨德望(Etienne Yang, 1733-1798?)带着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Henri Bertin, 1720-1792)为乾隆皇帝准备的三箱礼品回到了中国。赠送这些礼品的目的即是促使中国人向法国王家的各个工场定制商品。从现存相关档案来看，礼品中没有画珐琅器。高类思和杨德望于1754-1766年之间旅居法国。1763-1764年，他们得到了由国务大臣亨利·贝尔坦特意安排的艺术和技术培训，参观了多家法国王家作坊，如巴黎卢浮宫的王家印刷厂、巴黎戈布兰王家挂毯工场、塞夫尔王家瓷器工场和巴黎王家制皂工场， 以及卢瓦尔河谷、塞纳河河谷以及连接这两处河谷的布利亚尔运河等三个地区的私人手工业作坊。培训结束后，高类思和杨德望提交了一份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提到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讷维尔的珐琅、玻璃和冶金作坊;以及塞纳河河谷、尤其是科讷、波旁和穆兰的五金和刀具作坊， 并指出这些精巧器物能在中国卖得好价钱。他们以中国人的眼光观察法国工业，并提出哪些法国工业产品在中国有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这份报告预言了乾隆皇帝珐琅器“法国定制”的出现。在1775和1776年发生的三次珐琅器“法国定制”中，高类思和杨德望扮演了什么历史角色?我们如今找不到任何证据。但我们所能确知的是，他们二人回到中国后，在法国定制“得胜图”铜版画中充当了贝尔坦与中国宫廷之间的中介人。

此外，1775和1776年的三次珐琅器“法国定制”发生在十分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即教皇克莱芒十四世于1773年7月21日颁布敕书取缔法国耶稣会。法王路易十六从1774年5月10日登基后下令由凡尔赛宫廷资金援助来维持在华法国耶稣会。虽然在华法国耶稣会与法国宫廷的关系倍加密切，但由于耶稣会本会内部诸多问题，对与广东口岸的各种事务力不从心，不再有能力关照。沃克兰的那封信指引我们找到了一位可靠的线索人物——皮埃尔-路易-阿希尔·德·罗边(Pierre-Louis-Achille de Robien, 1736-1792)。德·罗边骑士出身于布列塔尼德一个佩剑贵族与穿袍贵族世家的庶系分支。1766年12月，他以“大班” 这个特权职务搭乘杜拉斯公爵号(Le Duc de Duras)抵达广州。与所有梦想在广东赚取财富的欧洲人一样，他抵达时携带着专门用于以私人名义投资的资金。

1768年，他得到了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管理委员会秘书一职。1769年8月13日，法国国王颁布法令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就此开启了一段自由贸易的时代，直到1785年4月14日，法国国务委员会决议创立新东印度公司。正是在这段与中国的私人贸易繁荣的时期，德·罗边得以发展他在广州的活动。这有可能得益于他与布列塔尼船商、经销商们的特权关系，因为罗边家族早在18世纪初就参与了东印度公司在洛里昂、南特和圣马洛等港口船只的装备工作。而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被取消之后，在法国和中国之间往来航行的实际上还是同一批船商和经销商。在国家垄断被废止之后，他们的活动极为可观地增长起来。在1769至1777年间，共有39艘法国船只在广州港停泊并登记。

1771年，德·罗边入主1770年法国创立的广州管理委员会，作为委员会的长官管理在广州和澳门居住的法国人以及法国船只的经停业务。1772年，他自行签署了法国“工坊”的场地租约。1773年，他与德·威格尼(Charles Henry de Vigny)和杜·蒂莫(André de Montigny du Timeur)一起，推动将广州管理委员会转变为一个私人贸易协会。从1775年1月直到1776年12月，他是唯一的“法王驻广州商务代表。上文中提到的三次珐琅器定制(1775年3月、9月;1776年1月)正是在德·罗边在广州的行政与经商权力达到顶峰这段时间发生的。

1775年12月20日，阿希尔·德·罗边向萨尔蒂内递交了辞呈。在1776年2月25日写下的一封信中，萨尔蒂内告知德·罗边，路易十六已经准许他在沃克兰到任首位法国驻广州领事之后回到法国。此前不久，1776年2月3日的一道国王敕令刚刚宣布成立驻广州领事馆。1776年10月20日，弗朗索瓦·德·沃克兰被任命为领事，但他直到1777年秋季才抵达广州。在沃克兰到香港之前，德·罗边已经自行决定离开广州，并于1776年12月登上了德·博格利元帅号。他随身携带着巨量的个人行装与货物，其中包括北京宫廷方面根据1776年1月9日的谕旨所提供的十件样器的部分或全部。1777年7月，德·罗边甫一抵达洛里昂，就向萨尔蒂内去信申请由王室来承担他的回国交通费用。在这封信以及他和海事大臣之间其他关于报销返法旅费的信件往来中，他都没有提到过中国皇帝的珐琅器订单，更没有提到他带回法国的样器。

学者们对被认定为1776年谕旨所定制的法国器物中的两件进行了理化分析。分析显示，这些器物在法国经历了相当长的生产周期。一件画珐琅碗的金胎上有两个印记，其中一个是巴黎税务局的印记 另一个是黄金纯度认证印记，这两个印记都可以确定戳印于1777年和1783年〔参见图一:2〕。德·罗边于1777年7月回到法国之后就可能立即开始安排生产。在1779至1782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与中国的贸易曾经中断过。此后，1783年2月2日法国国务委员会的一道法令意图重新发起与中国的官方贸易。经销商迈斯雷·德·格朗克洛(Malois Pierre-Jacques Meslé de Grandclos, 1728-1806)被任命为1783至1784年远赴中国航行的长官，这次通商意在振兴法国沿海地区大港口的活力。正是在这次通商中，1779年完成的乾隆皇帝定制的那两面镜子，于1783年12月在广州交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德·罗边于1783年重启了之前中断的几件珐琅器的制作。

在写于1785年6月14日的一封信中，他提到了三艘法国船只，射手座号(le Sagittaire)、人鱼号(le Triton)和本地治里市号(le Pondichéry)，它们于1784年11月14日至12月4日期间在广州停泊。这封信中并没有提及1776年1月9日“法国定制”珐琅器的交付情况。而在1785年1月24日，清宫造办处方面则记录十件法国画珐琅器以及他们的样器都已经送到宫廷。将这两则法中双方的档案相互对照，使我们推测这些成品和样器就是搭乘这三艘船抵达中国的。1784年的通商与1783年的目的类似，法国王室提供王家海军四艘舰船供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的法国经销商们使用。这次航行从法国各地贸易重镇的经销商们那里总共募集了六百万利弗尔的资金，845925利弗尔被用来采买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包括布料、呢绒、珊瑚、玻璃和玻璃器皿。需要注意的是，这次航行的帐目中，并没有出现1776年定制珐琅器的成品以及样器的费用。我们可以推测，这些器物在船员个人行装的限额里。也就是说，德·罗边有可能依靠他个人的船商关系网来完成这次交付。我们推断德·罗边是以私人名义从粤海关直接接手珐琅器物定制，并自行完成了这笔订单的所有步骤。 

至于1775年3月6日的谕旨所定制的那四件铁胎白珐琅碗以及它们的样器，于1777年12月12日或1778年1月11日交付给了宫廷。理论上，它们的样器应该是在1775-1776那个冬季离开广州，并于翌年夏季抵达洛里昂。成品则应于1777年春季从洛里昂出发，并于1777年秋冬之际抵达中国。在1777年秋冬时节，本地治里市2号(le Pondichéry 2)是唯一一艘从洛里昂驶来的船只，它于1778年2月12日离开广州。如果这批定制器物就是搭乘本地治里市2号交付的，那么它们在法国的制作周期不超过五个月。这次定制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就得以完成，它证明了在法国存在一个私人、安全、高效的关系网络，确保了与中国宫廷“法国定制”相关的生产与运输。

四  结语: 18世纪中法宫廷之间交流推动者的多元化

与17、18世纪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法国宫廷与中国往来的目的之一是拥有中国市场。1760至1780年间，法国成功在中国推动了“法国定制”策略。这个策略主要目的是推销法国王家作坊产品(如王家印刷厂的版画、塞夫尔工坊的瓷器、博韦工坊的挂毯、巴黎王家工坊的玻璃，以及马赛王家工坊的珊瑚)。而珐琅器定制个案研究显示中国宫廷也对法国私人珐琅加工工业(奢侈品与半奢侈品)感兴趣。《得胜图》定制虽然是一次中法宫廷间极其成功的合作，但是款项的支付极其繁琐，演变成为法国王室的一个重要外交事务。昂特卡斯托骑士(chevalier d’Entrecasteaux, 1737-1793)于1783至1784年来华期间，还对这笔订单的支付问题进行了调查。所以，在随后的珐琅器定制和玻璃镜定制中，法国凡尔赛行政高官(国务大臣贝尔坦)推动将这些订单交由个体商人。接手珐琅器定制的德·罗边是法国布列塔尼私人船主和经销商活力的代表，他们是一群有经验的、身兼个人与国家使命的冒险者，无论是在法属东印度公司时期还是自由贸易时期，法国的海洋贸易都倚重于他们。这组珐琅器物的“法国定制”即展示了两国宫廷交流中法国方面的私人参与。

[作者单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东亚文明研究院]

[译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博士后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