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史事研究综述（上）

2024-5-10 17:34|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颜军|来自: 颐和园微览

摘要: 颐和园史事研究综述（上）颐和园是清朝所建的著名皇家园林，其前身是始建于乾隆时期的清漪园，光绪年间，为了给慈禧太后营造颐养之所，清廷在清漪园旧址上筹款重建，并改名颐和园。作为一座皇家园林，颐和园以其在山 ...

颐和园史事研究综述

（上）

颐和园是清朝所建的著名皇家园林，其前身是始建于乾隆时期的清漪园，光绪年间，为了给慈禧太后营造颐养之所，清廷在清漪园旧址上筹款重建，并改名颐和园。作为一座皇家园林，颐和园以其在山水布局、园林设计、楼阁建设等方面表现的成就，在中国园林史上彰显风范，引领风骚。而作为清朝历史上继圆明园之后，位于北京西郊的又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颐和园则见证了康乾盛世以来清王朝所历经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成为反映清朝兴盛衰亡的一个活舞台。正因为如此，从建园开始，颐和园就吸引了世人广泛的关注，人们从各个角度，对其展开记述和研究，为我们认识这座长期以来笼罩于神秘氛围中的皇家禁苑提供了丰富而精彩的成果。下面，试以颐和园史事类研究论文为中心，对有关研究成果和现状加以介绍，不当缺漏之处，敬祈方家补充指正。

乾隆帝

一、颐和园与近代海军

颐和园最先吸引人们关注的，是其兴建经费的来源、数额及其与近代海军的关系。1899年，梁启超在《瓜分危言》中说：“当海军初兴，未及两年，而颐和园之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此后名为海军捐者，实则皆颐和园工程捐也。吾尝游颐和园，见其门栅内外，皆大张海军衙门告示，同游之人，窃窃焉惊讶之，谓此内务府所管，与海军何与？而岂知其为经费之所从出也。”[1]1903年，邹容在其著名的《革命军》中斥责道：“乾隆之圆明园已化灰烬，不可凭借，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铄，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何如？于颐和园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有丝毫利益于汉人之事，莫不曰无钱矣，无钱矣……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作万寿，则有钱若干。同胞乎！盍思之。”[2]维新派、革命派的宣传干将，将矛头都对准颐和园，使得颐和园的建设经费问题，成为此后研究的一个持续重点和热点。从清末到当代，不断有人利用各种资料，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学者之间彼此交锋，颇为热烈。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即是否挪用了海军经费？挪用了多少经费？

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康有为、梁启超对这两个问题，曾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康有为认为，慈禧修建颐和园，约动用海军和铁路经费各三千万两。[3]梁启超对此也大致认同。[4]1902年，洪全福等人在《讨清檄文》中认为颐和园“初筑八百万”。[5]1924年，池仲祐在《海军大事记》认为“海军款二千余万尽输入颐和园之用”。[6]然而，这些观点大多基于猜测，缺乏材料支持，有的则是为政治斗争需要而加以夸大。

1948年8月，罗尔纲在上海《东南日报》发表《清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考》，该文基于此问题的研究“史家尚付缺如”的现状，引据池仲祐、梁启超、段祺瑞、王世龢、李鸿章、曾国荃等人的有关记述，认为“清廷以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一事，盖系当日一件遮掩不着之事实，而为时人所周知者”，“吾人今日虽无法考出其确数，然必在一千万两以上则可断言也。此项巨款，堂堂乎名为海军经费，然实则皆暗移为修颐和园之用。”[7]

李鸿章

但罗尔纲的观点随后受到吴相湘的质疑，他认为罗尔纲文中不少资料不足为据，并批评其忽视了《李文忠尺牍》、清实录等重要资料，因此“罗君论文内容多可疵议，实未能完全显露当时历史真相（且有不符史实处）。”吴相湘认为，“颐和园大规模的修建工程是在甲午战后，工款的来源是公开买卖鸦片”。但他也不否认颐和园建设挪用了海军经费，只是认为“文献不足证”，“不能遽如罗文谓数近千万巨款已移作颐和园修筑之用了。”[8]

从吴相湘对罗尔纲的质疑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对颐和园建设挪用海军经费一事并无分歧，争议主要在于挪用的数额，而该问题也成为此后学者考察的重点。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70年代日本代表团访华，周总理接见他们时，有人提到：‘听说你们国内普遍认为颐和园重修挪用海军军费二三千万两白银，而据我们的研究表明，只有四五百万。’此事引起总理的高度重视，国内学者遂开始相关研究。”[9]专家们多方挖掘资料，深入考察，提出了各具价值的观点和看法。

1983年，张利民通过梳理醇亲王和海军档案，指出“在修建颐和园工程中，究竟动用多少海军的经费，历来众说纷纭。最多者估为八千万两，最少者估为三百万两，而大多认为在二千万至三千万两之间。当今港台学者曾有人写文章推算为一千万两以上，亦有人估计为二百八十万两。以上说法，有些为当时人的传说和估计，有些为近人的推论，多寡相差竟近三十倍，令人难以置信。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缺乏第一手资料。我们曾希图以海军衙门档案来解决此案，但几经查询迄无着落，所发现的却是海军衙门奏请将其各项杂支用款不造册报户部核销的折片，说明这一秘密早已被毁踪灭迹了。”基于这种情况，他根据海军衙门的收支和工程估价测算，认为“海军的各种经费用于颐和园工程不会大于一千万两”“不少于六百余万两。”[10]

负责水操学堂的大臣善庆、奕譞、李鸿章（自左至右）

1984年，邹兆琦通过进一步梳理有关档案资料，对颐和园挪用海军费的名目和数额都作出了更为详尽地探讨，他认为“一、海军衙门开办等经费近三百四十万两，基本上都用作三海工程、开办昆明湖水操学堂及颐和园宣布开工前后（即光绪十二、三、四年）的工程费。三海工程虽不是颐和园工程，但它的建筑费很难与万寿山工程截然划清，而且性质上也同样属于宫廷工程，我也合并估算在内。二、海军常年经费中颐和园工程费连同昆明湖水操学堂常年经费，估计在二百二十五万两至三百二十五万两之间。三、海防捐及海防新捐估计在三百五十万两以上，但其中有一百多万两，可能与户部指拨的开办等经费中的各省海防捐相重复，可以考虑扣除。四、‘万寿山集款’估计利息四十万两，出使经费借款大约有七十七万两未还。五、以海军名义借外债九十七、八万两，并每年支付利息。六、关东铁路因户部‘暂停支放’经费，被挪用筑路费约一百二十万两至二百万两。七、慈禧无偿占有天津制造局等制造之轮船、电灯、小铁路以及船坞等工、料费，估计约四十万两。八、海军衙门扣除‘平余’银两，总计约达八十万两。根据以上几项，估计挪用总数约为一千二百多万两至一千四百万两之多，可能还要大一些”。[11]这是当时有关这一问题较为详尽的研究成果。

1985年，廖宗麟在《学术研究》第3期刊发《建颐和园并未挪用“海军巨款”》一文，认为建颐和园并未挪用“海军巨款”。该文所指的“海军巨款”，特指1888年李鸿章等以海军建设名义为颐和园建设筹集，后存入汇丰和德华银行等处生息的260万两款项。其流向，吴相湘在1955年文中已作考察。廖文于此并无新意，其价值，在于提醒一般泛指的“海军经费”或“海军巨款”，实际上存在各种名目的差别。对此，1986年，姜鸣在《北洋海军经费初探》中就提出，“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其数目大约为750余万两，而“把260万两巨款划入海军经费挪款园工总额是不对的，除了‘海军经费’仅是借口外，这笔经费仅是利息用于园工，本金没有动用”。[12]

1989年，戚其章在《颐和园工程与北洋海军》中，对颐和园建设的具体开支及挪用款项的方式、数目进行了考察，他认为，“迄于甲午战争为止，清政府用于颐和园工程的经费为库平银一千一百多万两，其中挪用的海防经费约为库平银八百六十万两。”针对当时有人以海军经费并非无偿占用，而是挪用；“海军巨款”并未挪用，而是用来生息，进而认为慈禧挪用海军经费对北洋海军并无实质性影响的观点，戚其章也进行了反驳，认为海军经费的大量挪用，使北洋海军的发展错过了难得的机遇。[13]

1993年，针对海军衙门有关经费收支档案缺失的现实，王道成在《颐和园修建经费新探》中认为，“从目前情况看，要想从海军经费的收支弄清颐和园的修建经费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别的途径，求出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数字。却是能够做到的。”他根据所发现的清代主管皇家工程的专门机构“算房”关于颐和园许多工程的《做法钱粮底册》或《工料银两细册》，统计出颐和园建设共有56项工程，共用银三百一十六万六千六百九十九两八钱三分三厘。据此，他认为“颐和园的修建经费在五、六百万两之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14]该文虽然在统计中出现缺失，但经过厘正，则可以反向为颐和园工程经费数目提供一个参照标准。

2012年，吴琛、张龙、王其亨通过进一步整理颐和园相关《做法钱粮底册》和《工料银两细册》，发现王道成开列的“56项”工程中有3项遗漏。他们随后利用与颐和园合作对全园古建筑进行数字化测绘的机会，准确获取了园内各单体的建筑面积。通过对相关清宫档案的系统梳理，对王文已列出和未开列的工程经费项目进行了经费估算，认为“颐和园重修工程未开列工程经费项目总造价应不少于3316657.401两白银，加上已开列的3720546.901两白银，颐和园重修工程总经费应不少于7037204.302两白银。”[15]

2013年，陈先松在《历史研究》发表《修建颐和园挪用“海防经费”史料解读》，认为既有研究在史料解读上存在误读问题，不少研究者混淆了海防经费、海防专款、海军衙门经费、海军经费之间的区别，“将海军衙门经费混同于海防经费，忽略海防专款挪用数额的辨析”。通过梳理辨析，他认为：“颐和园工程经费约为8145148两，出自海军衙门经费7375148两、总理衙门经费770000两。除本为颐和园工程而筹的‘海军巨款’息银321183两外，属于‘挪用’性质的海军衙门经费数额约7053965两，而‘挪用’的海防专款数额不会超过668265两。”[16]该文是截至目前为止，有关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名目、数额最新也最为具体的研究成果之一。

除了海军经费外，2006年秦雷发表的《京师昆明湖水操学堂史论》，则考察了颐和园与近代海军关系所涉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昆明湖水操学堂。作者通过对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的梳理解读，对昆明湖水操学堂的创设背景、过程、实质、影响等都作了全面考察，认为“昆明湖水操学堂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建置的兴废及其毕业生仕途命运的浮沉皆与当时的历史大势相关联”，在中国早期海军史上留下了不容忽视的印记和影响。[17]该文史料扎实，考察全面，是探讨该问题的代表性文章。

清代昆明湖水军炮船合操阵图

二、颐和园与戊戌变法

颐和园所历经和见证的事件，最重大的莫过于发生于晚清的戊戌变法了。1889年光绪亲政后，慈禧在形式上退居颐和园。然而对重大事项，仍掌握最终决定权。在紫禁城施政的光绪帝，仍然要频繁地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和请示。甲午战后，面对内外危局，光绪帝力图痛除积弊，励精图治。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鼓动下，光绪发动了戊戌变法，自此至9月21日，光绪等人以西方为效法对象，废除八股，兴办学堂，创办报刊，发展工商，训练新军，裁撤冗员，启用新人，开放言论，对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制度进行了改革，然而改革开始百余日，便在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打击下宣告失败。在整个变法过程中，颐和园始终是这场改革的一个焦点所在，慈禧及保守势力在此来往会商，蓄势待发，维新力量则视其为反动堡垒，随之图谋策划一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18]的政变，使得颐和园成为戊戌变法中一个重要的政治舞台。

康有为

然而，和许多其他政治事变一样，戊戌变法虽然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但其内幕往往隐晦不清，语焉不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史料缺失，颐和园虽然是戊戌变法研究中一个无法或缺的关联词，但始终无法成为主题词。

1985年9月，杨天石在《光明日报》发表《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利用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的毕永年的《诡谋直纪》，通过与官方文告以及袁世凯、王照、李提摩太等人的记述相对照，披露了维新党人“围园杀后”的计划内容。1986年4月，他在《文汇报》再次发表《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根据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一通密札中称“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等内容，不但为揭秘“围园杀后”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也使维新党人为了政治需要，长期掩盖戊戌密谋真相的图谋也浮出水面。

梁启超

此后，关于《诡谋直纪》的价值和真伪，便成为戊戌变法研究中讨论的热点。汤志钧在《关于戊戌变法的一项重要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纪》一文中，对其所发现的《诡谋直纪》的情况和价值进行了介绍和肯定，认为该件是毕永年在1898年9月12日至21日期间所记日记，“来源是有根据的，资料是可信的”，“多为一般史籍所未载，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戊戌变法史有着重要史料价值”。[19]2001年，房德邻在《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一文中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诡谋直纪》并非毕永年日记，“内容可靠与否尚需推敲”，“至于日记所记康有为等密谋围园这一中心事件，也不可径直作为信史。”“从《诡谋直纪》的内容看，它可能写于戊戌政变后毕永年与康有为等发生分歧之时”，“就决定了《诡谋直纪》通篇对康有为持贬斥态度，全无好感，并将兵围颐和园的计划作为其草率行事的典型事例予以揭露”，因此，《诡谋直纪》中有关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情节，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2002年，汤志钧在《清史研究》发表《关于<诡谋直记>》回应，认为“房同志的结论是很有见地的”，但仍强调“《诡谋直记》来源有据，记有‘围园’的具体事迹，是具有史料价值的”。[21]2008年，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在《广东社会科学》发表《对毕永年<诡谋直纪>疑点的考察——兼论小田切与张之洞之关系及其进呈<诡谋直纪>的动机》，呼应了房德邻的观点，对《诡谋直纪》的真实程度再次质疑，他们通过笔迹核对等方式，认为《诡谋直记》实为毕永年为达到打击康有为的目的而编排的事后追述，不可一概视为信史。[22]

以上关于《诡谋直纪》的讨论，虽然质疑其可信度，但并没有否认戊戌变法期间存在“围园”这一政变图谋，随之而起另一个问题就是，光绪帝有没有参与其中？1986年，杨天石在《历史教学》第12期发表《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的“戊戌密谋”》，认为“光绪是了解并同意康有为杀荣、围园、废后密谋的，并曾命令袁世凯实施。诚然，光绪是懦弱的。但是他和西太后长期矛盾，在他处于‘朕位几不保’的时候，突然勇敢起来，铤而走险，这也是不悖于常情的。”但他的观点，遭到房德邻的质疑，在《光绪皇帝与“戊戌密谋”无关》一文中，他认为杨文援引资料均得自传闻，不足为据。没有材料能证明光绪皇帝了解康有为“密谋”，光绪也绝不可能向袁世凯发布实施“围园、废后密谋”，因为杨文“显然是没有注意到慈禧已于初四日回宫这一重要史实。”[23]此外，关于袁世凯告密问题也成为学界讨论热点，以往的观点是，袁世凯假意承诺实施“围园”计划，但返回天津后，即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导致“围园”计划破产和戊戌变法的失败。1999年，戴逸在《清史研究》第1期发表《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他在呼应既有观点和史料的基础上，对袁世凯告密的真相、过程、影响作了细致梳理，认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与闻和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事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冒险举动。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袁世凯的告密真相及他和维新派的关系即是如此。”以上围绕戊戌期间“围园”政变所展开的一系列人物、史料、事件的讨论和辨析，使得颐和园在其间的角色和影响日渐清晰丰满。

荣禄

袁世凯

2002年，茅海建在《近代史研究》第4-6期刊发长篇系列论文《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该文在充分检讨回应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利用档案资料，对戊戌变法的时间、过程、原委等进行了详细地叙事性辨析和回溯。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长篇论文中，颐和园成为作者的一个叙事主题，是其回溯戊戌变法过程的重要窗口，通过介绍慈禧、光绪这两个保守、改革代表人物在颐和园的所作所为，以及两人在颐和园、紫禁城之间的往来方式、频度等，将颐和园在戊戌变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分析得淋漓尽致。如作者为确定戊戌变法前光绪如何实施事前请示制度，查阅了大量《起居注册》等各类档案，认为“自光绪二十年起，慈禧太后常住颐和园，而光绪帝常住宫中，两者之间的地理距离在15公里以上。从当时的交通来看，光绪帝的行程是乘轿出神武门，经西安门出西直门，在倚虹堂少坐，然后乘轿由石路至颐和园东宫门。回程恰好相反。单程的时间约3小时。慈禧太后则乘船从颐和园至广源闸西码头，至万寿寺拈香，在御座房少坐进膳后，再乘船至倚虹堂少坐，乘轿入西直门、西安门，直抵西苑仪鸾殿。回程也恰好相反。其单程的时间约在5小时以上。从《清代起居注册》来看，光绪帝经常去颐和园，慈禧太后也时常回西苑。两人同住一处的时间比分开的时间长得多。”如为确定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前往颐和园的次数，作者通过查阅档案，认为从四月下旬到七月下旬，光绪帝共去了10次颐和园，并发布了一系列谕旨，进而得出“百日维新的重大决策及高级官吏的人事任免，基本上是在光绪帝住园期间决定的”。通过细致的史料梳理分析，戊戌变法叙述中的“颐和园”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个有着具体人、事、物、活动、结果，并随着政治时间轴的移动而发挥不同影响的“政治空间”，为人们认识颐和园在戊戌变法以及近代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精彩而详实的研究成果。

[1]《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40—41页。

[2]《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52页。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14页。

[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88—289页。

[5]《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78年，第143页。

[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483页。

[7]罗尔纲：《清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考》，《大陆杂志》，1952年第4卷第10期。

[8]吴相湘：《清季园苑建筑与海军经费》，《学术季刊》，1955年第3卷第2期。

[9]吴琛、张龙、王其亨：《光绪朝颐和园重修经费探析》，《建筑学报》，2012年第7期。

[10]张利民：《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考》，《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

[11]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费造颐和园史实考证》，《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

[12]姜鸣：《北洋海军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