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八十年代后半段社会上有妖气,最典型的就是特异功能和气功热。当时我也很感兴趣。1988年夏,我离开北京才半年,从日本回来过暑假。听说影协有一场气功讲座,是北影厂厂长汪洋推荐过来的,我就去了。讲座在影协的“标准放映室”(现在叫影协剧场,已改为对外售票的公共场所)举办,参加的人很多。我等灯暗下来才悄悄进去,因为当时出国还是件新鲜事,被同事看见了势必围上我问长问短。 气功师是两个小伙子,好像都是工人,一个坐在主席台上,一个在剧场里来回走,观察听众的反应。先放一段录像,是他俩在北影厂发功的实录:那是在一间普通的小会议室,听众有十来人,散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其中有好几个是电影观众都熟悉的演员,女性居多,中老年居多。气功师发功后,只见这些人有的拍大腿,有的摇晃身体,有的哭……用“群魔乱舞”来形容,一点儿不过分。 在录像看到一半时,我感到两条腿从脚上开始发热,一直传到小腿。 录像放完,剧场里灯光调得更暗了,主席台上打了一点光,使大家能看到气功师笼罩在光影里。他闭上眼,把手肘支在讲台上,合掌,慢慢前后摇动手掌,越摇越快……我忽然脑袋使劲往后仰,觉得仰得脖颈很舒服,接着缓缓向左转起头来,转了几圈,又往右转,越转幅度越大。同时心里很高兴,或者叫喜乐,忍不住张开嘴笑,但是不发出声音…… 说不清过了多长时间,我一直转脑袋。灯光渐亮,气功师收了功,我才停下来。全场有多少人有反应?我不知道,似乎并不多。气功师让大家谈谈感受,没人说话。冷场了一会,他忽然指着我说:“那位同志,您谈一谈吧,刚才您转得不错。”忽啦——大家都看向了我,“哎哟!小顾回来啦?”这回我想隐藏也隐藏不了了。不过我一句话也没说。 忽然后排站起来一个人。这个人是我们单位一位四五十岁的男性,因为没打过交道,现在已记不住他的名字和部门了。他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头发总是打着发蜡,向后一背,油光光的,也很讲究穿戴;平时爱说,说话娘娘腔,还爱以手指指人,指人时用的是“兰花指”。所以我早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梅兰芳”。 梅兰芳跨前几步,站在通道上,伸出兰花指指着台上的气功师说:“你们这是骗人的!……摇什么摇?他摇是因为让你们给催眠了!我参加过多少回气功讲座了,全是大师,比你们强多了,我一回也没摇过!什么感觉也没有!不信你们,你们就没戏!你能让我摇吗?休想!还有人说能让我内伤、让我死,你让我死啊!我不是还活得好好儿的嘛!……” 梅兰芳似乎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之前我们单位有两个人因经济问题被抓,他“喜大普奔”,手写了很多份材料(那时候可没有复印机啊!),每个办公室门缝里塞一份,一方面欢呼罪有应得,一方面继续揭发问题,“×××扬言:怎么抓进去的还得怎么放出来。他为什么如此狂妄?”似乎暗示有幕后人物。“×××在里面居然当上了学习组长”,对此愤愤不平。 听众中没有人向梅兰芳抗议,都是笑着看热闹,气功师也说不出话。这场讲座,就这样被梅兰芳砸了场子,散了。 2. 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后,情况有点不妙。价格改革“一步到位”、“闯物价关”,使得物价飞涨,但城市居民的收入并没有增加,搞得人心惶惶。当时经常有某种商品要涨价的谣言,谣言一出,人们疯狂抢购囤积。那还是在“贫困社会”阶段,家庭支出中占大比重的是食物和日用品。这些东西一涨,对社会扰动极大。记得我妈妈曾跟我说:花生油要涨,快去买点儿。可是,等我去到商店时,花生油已经卖断了货,而且不是一家商店,几乎所有商店都空了。什么洗衣粉、肥皂等等,都出现过同样情况。十年后我回北京收拾家里时,还找出了一整纸箱的灯塔牌肥皂。当时民间流行的一句话是:什么都长,就是小平的个儿不长。传说有人在公交车上说了这句话,被抓走了。 那时流行的民间怪话还有:“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跟着跑”等等……都近于写实。 高干子弟经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深为各界所诟病。康华公司本来是一个小公司,设在南小街的一条胡同里,我还去过,破烂的一个二层小楼。没几年,忽然成了正部级单位,经营项目无所不包,在广州、深圳等地开设起分公司,打着康华的旗号招摇撞骗的更是遍地开花。朴方的名声由此败坏了。 图片 (北京南小街) 另外一件事,我印象特深:我们单位同事、《中国电影报》记者梁京生,平时老老实实、不多言不多语。有一天我正在他们办公室,他推门进来,皱着眉脸色铁青,我跟他打招呼,他却没头没脑、咬牙切齿地来了一句:“中国不亡,天理难容!”我噗嗤一声乐了,说:“别介哥们儿!遇上什么不顺了,咱慢慢说……”原来,他有个女儿5岁,生了急病,为就医,满北京跑医院,不是这家挂不上号、就是那家不给看……求爷爷告奶奶找了好多关系后,刚刚才把女儿送进医院。具体的原因和细节我现在忘了。他由这一件小事,被碰得鼻青脸肿、也洞悉到人心极端的冷漠和无情。出此恶言,激愤之情可知。 1986年,我在3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文艺界思想界均是死气沉沉。”到了这年年底,合肥、武汉、上海、北京相继闹事,越演越烈。邓讲话说: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是一两年,要长期反……并直接点了几个著名文人的名。后来又把这几个人开除出党了。 那时,老百姓怨声载道、知识分子压抑绝望、社会开始被金钱所糜烂……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惊讶地看到众人在齐声赞美八十年代,把它说成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充满情怀的、纯真和诗意的、自由包容的美好时代。这简直是乌托邦!我此生从未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自然也没经历过如此美好的八十年代。 如果你也是八十年代的过来人,请再好好想想,你现在的记忆中是否遗漏了什么?我们当然会无限怀恋自己的青春,但却不能把度过青春的年代加以美化。历史必须回到事实。 没有什么美好年代,无非就是松一点儿紧一点儿的问题。松的时候别以为你能蹬鼻子上脸,松到有限的程度必然会紧;紧到快勒死你的时候,再松松,让你感恩戴德。 七十年代是勒得过紧了,几乎勒断了脖子,所以稍微一松,就有明显感觉,吸入一口空气,便能体会到幸福和愉悦。但人心是不知足的,欲求会不断提升,空气吸够了,光有空气就不够了,还要吃饱穿暖;饱暖之后,会思淫欲,淫,是过分、泛滥的意思,自由化就是淫。所以“反”是必然逻辑。八十年代初期的解放感,实源于起点太低。 3. 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叫“到北京先看万里长城,再看马德升”。马德升是回民,生得高鼻深目、皮肤细白,他是星星画会的发起人之一,与黄锐、王克平、钟阿城等举办了新中国破天荒的第一次民间美术展,轰动京城。他还经常在西单墙前发表演讲,据说有一次演讲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同胞们!我们的农民弟兄们,他们的肚子里塞满了什么?他们的肚子里塞满了白菜帮子!”听众一片叫好。他幼年患小儿麻痹症,架双拐行走,却堪比“燕子李三”,满城飞。 他家在安定门拐棒胡同,是一个很小的小院,因为家里人口多,他住的西房小屋有好几个兄弟,所以被他戏称为“男生宿舍”。他长发披肩、手大如箕、能说能笑,很有魅力,把老外们迷得团团转。他家门口经常停着各国使馆的黑牌车,有点儿万国来朝的意思。这时,拐棒胡同口就得布上人,监视老马的一举一动。所以,法国、瑞士等国给他发邀请去办个展,他却始拿不到护照。最后是有一次法国总统访华,在会见残联的头头时,特别提到了马德升的事。在朴方的关照下,老马才得以出国。 老马的底儿这么“潮”,走到哪儿都有人盯着。虽然如此,老马家仍是门庭若市,“男生宿舍”里总是挤满了拜访者和崇拜者。他那时就是一个江湖上的明星,全国各地都有人慕名而来。 图片 (中为马德升) 有一次广州一个名人来访他,在餐馆吃完饭,又到我家聊天。“名人”喜欢装神作怪,先给各位看手相算命,他举着老马的手掌,惊呼老马的掌纹人世罕见,乃天降奇才。接着给大伙做性格和心理测验,自称是他自己发明的方法:一张纸上画着十字坐标,另一张纸写满各种选择题。受试者答题,根据答案,在坐标上画出曲线,他根据曲线来解说受试者的性格和命运。他拿着老马的曲线图赞叹:“美呀!真美!你看别人的,到这儿,拐了;到那儿,又拐了。你看老马的,往这里一直下去了!……好美好美!”后来老马告诉我,在他答题时,“名人”附在他耳边不断提示:“选A……选C……选A……”敢情他的曲线图是在“名人”指导下完成的,怪不得那么“美”。 老马也爱给人算命,男的不管,攥着小姑娘的手就不松,滔滔不绝,特别会分析人家的“感情线”。我经常冲他嚷嚷:“嘿!嘿!该撒开了啊!把人手都给攥没血了……” 有一次我和他去人艺的楼里看画展,出展厅时遇到了荷兰电影大师伊文思。伊文思夫妇跟老马很熟,非常热情地打招呼,老马叽里咕噜跟他们说了几句英语。我挺惊讶,问他:你还会英语哪?老马笑而不答。吕丽萍听了几次老马跟外国人讲英语后告诉我:“老马说的英文其实就那一句,是广播电台英语教学里的话:‘请大家翻开第36页。’” 老马到我家来聚会,每次都会带东西:水果、酒、自己写的字等等,而且会声明是“给老太太的”。所以我妈妈特别喜欢老马。老马在别的地方喝了酒咬人,经常发生战斗,有一次咬在芒克肩膀上,芒克是个身经百战的北京老玩主,扛得住打不怕疼,他咬他的,芒克照常吃喝谈笑,他咬了半小时,嘴巴没劲儿了,才松开。但在我家,没发过一次酒疯。当然他的嘴也不会闲着,有一次有几个跳舞的漂亮姑娘在,他整整侃了一个通宵,我在旁边坐着,愣插不上话。 老马曾与一个朋友合作,拍摄北京的胡同,用的是彩色反转片。他恐怕是最早的有意识地以胡同为拍摄对象的艺术家。他们花了大概一年时间,走街串巷,跑遍了北京城。以老马的身体状况,真是一个壮举。完成后,在我家放过幻灯片,老马坐在人群后面,手拿一个塑料袋,不断有节奏地揉搓发声,疾徐相间、高低错落,用来作为背景音乐……老马现在住在巴黎,一定会保存着这些照片,几十年过去了,它们不仅是精美的艺术作品,也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4. 1987年1月,最上边发生人事变动。社会普遍引起震动,很多人心理受到巨大打击。 我的同事妮妮的父亲是陕西人、老干部。他是从电视新闻里得知了消息。惊讶良久之后,他很不高兴地说了一句:“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 按照惯例,这么大的变动,应该先在上面搞搞“吹风会”、“打招呼”,做好了大家的工作,再一级一级往下传达,最后才上新闻。这次完全不讲这一套了。 一天早晨,我还没起床,我妈妈突然推门闯入,情绪激动地说:“你能去日本吗?你走吧!别在这儿待着了,赶快走!……你要是因为我(无人照顾)不走,我就上吊!”她从未说过这么狠的话,我感到震惊。此前我的确因为妈妈年纪大了,并没认真考虑过要出国。我感到,妈妈彻底失望了。 北岛说他气得直上火,嘴角都烂了。我说他:“人家那儿换掌柜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生什么气呀?” 这当然是玩笑话。实际上跟所有人都有关系,而且关系很大。它点燃了两年后惊天动地大事变的火药捻子。 第一波出国潮由此涌上高峰。我们单位的年轻人人人都在谈论出国,朋友间四处传播着与出国有关的各种消息……我把这称之为“胜利大逃亡”,当时正在上映一部史泰龙主演的同名电影,讲的是纳粹时期盟军战俘策划逃亡的故事。 在我们编辑部,小夏捷足先登,走得最快。记得他到美国后给我们来的第一封信中,这样描述他刚到美国的所见:“(北京)首都机场比起肯尼迪机场来,小得就像在首都机场上停着的一架飞机……在肯尼迪机场,每一分钟就有××架飞机起降。”当时,首都机场只有现在的1号航站楼那一小块。他说的这些令我们惊叹,却无从想象。 接着是我,人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我,那时没人认为出国是不爱国。之后两年中,小田、妮妮、出版社的刘林、小张等都先后走了,这还只是我认识的。影协机关300多人,不知道走了多少。我周围的朋友那就更多了。 友谊商店是不让普通中国人进的。有了护照,才可以进。但在友谊商店售货员的眼里,洋人才是人,中国人不是。我想买一条领带,一位中年女售货员就在柜台里闲着,我叫她,她连头也不抬,叫了三四声,她才从柜台里拿出领带,向我跟前一扔,又走了,那付鄙夷的样子,叫你感觉自己狗都不如。我心里想:世界上还有哪里的人能比友谊商店售货员更看不起中国人呢? 图片 “友谊商店不友谊” 我去过秀水街的美丽国大使馆看热闹,景象真是壮观。在签证处入口,是蜿蜒的长蛇阵,排队的人个个心惊肉跳,就像直接面对着“命运”,不知自己排到窗口时,是祸是福。对面站满了人,比签证的多出好多倍,人们围成一团一团的,互相交流着信息。有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20多岁,无所不知,问什么答什么。“你这是护士学校的录取通知,绝对拒签,美国最缺护士了,毕业就能找着工作。你肯定不回来呀!”“你这个有移民倾向,悬,可以试试。今天不行,你最好找个美国的节日之后……什么节?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签证官刚过完节,心情好,容易通过。”人们围着他,视若神明。有人问他:“那你是签什么的?”小伙子说:“我什么也不签!我是陪朋友来的。” 那时候,很像是一群一群的耗子突然从自己的窝里冲了出来,四散奔逃。这是大地震的前兆!老鼠们凭本能感知到了灾难的逼近。 八十年代的大幕从这时起徐徐落下。它本来是金色的,在垂到舞台地板的那一刻,幕布溅上了青年的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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