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这一叫法，真的出自蒙古语吗?

2024-5-16 16:56|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王越|来自: 北京纪事

摘要: 看到一篇对宋朝人林季仲《次韵林楙南见寄》诗“若得封胡同里巷，底须屈宋作衙官”的注释：“胡同，蒙古语。元人呼街巷为胡同，后即为北方街巷的通称。”简直莫名其妙。图片诗里的“封胡”是两个人的名字，系东晋谢氏 ...

看到一篇对宋朝人林季仲《次韵林楙南见寄》诗“若得封胡同里巷，底须屈宋作衙官”的注释：“胡同，蒙古语。元人呼街巷为胡同，后即为北方街巷的通称。”简直莫名其妙。

诗里的“封胡”是两个人的名字，系东晋谢氏诸子中的堂兄弟。封指谢韶，小字封，谢安弟谢万之子，官至车骑司马；胡指谢朗，小名胡儿，谢安之兄谢据的长子，官至东阳太守。“若得封胡同里巷，”意为假若与封胡二人同住一个里巷，屈原、宋玉也只能做他们的下属，全诗与蒙古语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首诗的作者林季仲，北宋宣和三年（1121）进士,南宋绍兴八年（1138），因力阻秦桧和谈被免职，后任婺州知州，加封龙图阁直学士。林季仲在世时，成吉思汗（1162—1227）还没有出生，更谈不上成吉思汗的孙儿忽必烈建立元朝，何来元人呼街巷为胡同？

在胡同文化中，既不注重文献追踪、地图对照、地理考察、语言分析和综合研究，也不考虑语音的历史发展、词义的演变过程，见到胡同便信口拈来妄谈蒙古语，牵强附会地推测词源。“亥豕马焉因而愈误，鲁鱼帝虎久则失真”，把近代个别地区随着内地农民携眷出关垦耕，遂形成失音的蒙古语水井错认为胡同的，包括今人编辑的书刊在重复或刻意制造的这类伪词源，在研究胡同文化时尤其值得警惕。

把胡同说成来自蒙古语，出自上世纪的一篇道听途说的报道。调查显示，报道中所提的村落建于清末民初，与北京明代的胡同没有任何关系。

胡同，是我国北方地区对城市中小巷的俗称。经明清儒师的考证，弄堂与胡同源系古衖（巷）字的南北两音，意为小巷，各占南方吴语区和北方话地区互不干扰。把胡同说成来自蒙古语，并非源于史料或考古发现，而是出自上世纪的一篇道听途说的报道。

1937年，《世界晚报》载文称，前冬余游蒙地，其村落恒名“郝页鲁胡同”“乌兰胡同”。后与土默特总管蒙人谈及，据称：“北平之胡同，亦译蒙语井字而来，元朝势力所及之地，改巷为胡同，蒙人名其聚处为胡同，谓有井也。”这是关于胡同来自蒙古语最早的说法。

1944年，日本人多田贞一在《北京地名志》一书中写到，他听说胡同来源于蒙古语音“浩特”，意为村落、城市。多田贞一没有去过内蒙古，全凭听说，他还说在蒙古地图上能找到乌兰胡同，“据最近从蒙古来的人说，锡林郭勒地方的包，五个六个集在一起，就称为胡同。”

哈业胡同八村的水井

我在内蒙古、东北、新疆等地采访蒙语专家和民众得知，蒙语井的规范发音是忽都格而不是胡同。为此我特意向中央民族大学对汉语颇有研究的蒙族朋友请教，他们说胡同和蒙语水井不是同一事物，也不是同一语素，无论元明时的汉译地名忽都、古都黑，抑或现代的忽都格，蒙语井的发音都不可能变成北京的胡同。可巧的是，我们地理系有八位同学分配到内蒙古从事教育工作，他们在那里与蒙古族同胞共同生活了50多年，有的后来还调到民政部管理地名事宜。我曾经向他们了解，北京的胡同与蒙古语水井有没有关系？他们回答在当地没听过有这种说法。

《世界晚报》所记的“郝页鲁胡同”和《北京地名志》同样提到的“乌兰胡同”，实为两个以井为专名的村落，即郝页鲁胡同村和乌兰胡洞村。“乌兰胡洞”系蒙古语，意为红井，标准汉译地名应写作“乌兰呼都格”，后因汉人建村失音为乌兰胡同。据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分册》，乌兰胡洞村属老圈沟乡，在乡驻地西南2.5公里。八百多年前，此地属于游牧之地，蒙古族人在此举行祭敖包活动时，常在此圈羊。又因此处四面环山，中间形成天然的羊圈，故名老羊圈。1913年开地建村，当时人们在村中打了一眼井，因属于红土井，故名乌兰胡洞村。显然直到1913年才因打井而名的乌兰胡洞村，起码比北京的胡同晚出500多年，明显构不成北京胡同的语源。

郝页鲁胡同村，“郝页鲁”又做“哈业”即“二”。哈业胡同镇，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地处乌拉山南麓，九原区西部。区域面积214.4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市东、西两城区总面积的两倍。该镇下辖哈业胡同村、新胜村、前进村、柴脑包村、乌兰计一村等12个行政村。我能顺利到哈业胡同镇考察，多亏在包头工作的学友郭慕珍一家的帮助。

他们开车带我去哈业胡同镇那天，正赶上星期日，镇长和干部们依旧在村里忙碌着。当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王永安镇长特意安排杨志强助理接待了我们。杨助理介绍说，包括他在内，现今哈业胡同和周边一些乡村的人，绝大多数是清末民初从晋陕一带走西口人的后代。到解放初期，这里先后形成了46个自然村落，平均每个村约40人。其中有百年历史或近百年历史的自然村43个，多由最早定居的垦荒者的名字或姓氏作为村名。

杨助理还为我们联系了老书记杜永富，并带我们去看了位于哈业胡同的那口水井。说起哈业胡同镇的历史，老书记杜永富和九原区民政局张贵林副局长如数家珍。今哈业胡同镇所在地，早年属乌兰察布盟乌拉特西公旗（今乌拉特前旗）节制，隶属山西省管辖，是为草原牧场的一部分。那时候这一带只有蒙人游牧，没有汉人农耕。光绪年间，实行“蒙疆放垦，移民实边”政策，允许拉家带口投亲靠友的晋陕佃农择地而居，租种或购买土地维持生活。直至民国初年，这一带仍归蒙古王爷放垦收租，养活梅力更寺庙的喇嘛和僧人。

哈业胡同村的那口井在哈业八村正街东边，井侧巨石的正面有古井两字，巨石背面赫然刻着“清朝年间，六、八村各有一眼井。周围风调雨顺，水草肥美。人们饮马牧羊，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哈业胡同蒙语意为‘两眼井’，因此得名”。

世居这里的“哈尔诺氏家族”后人、在包头市民委担任副主任的斯琴扎布，出生在哈业胡同的区税务干部李志厚等人证实，这里过去是蒙古王爷的地盘，在清末才打了两口井，蒙古人来收租的时候称这里叫“海儿胡都格”，意为“有两口水井的地方”，解放初才形成“哈业胡同村”。不过村里最初打的两口井早已干枯不存，现在这口井是后建的，约距原八村的井20多米，算是给村镇上的老人留下一个念想。

和乌兰胡洞村一样，哈业胡同村与北京的胡同也没有任何关系。

蒙古语水井与道路不是同一个词素，既然蒙古人没有把“水井”作为街巷的习惯，汉族人莫名其妙地用“水井”来叫街巷是不可能的事情。

蒙语井的读音，元以前无考。元世祖忽必烈命人编撰《至元译语》，收入《事林广记》(1330-1333)，井曰忽都，村曰信典，城或墙曰八剌合村①。没有街、巷、胡同，也没有与“胡同”相同或音似的对译汉语。直到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编著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辞书《华夷译语》，才增加了国、市、关、口子、圈子、大道、路等词汇。井曰古都黑,城曰巴剌哈孙，市曰把咱儿，村曰申迭延，路曰枺儿，大道曰帖儿格兀儿。②

在《华夷译语》中，作为道路的“枺儿”和“帖儿格兀儿”，与水井都不是同一个词素。换言之，蒙古人从没有把“水井”作为街巷的习惯。正如北京地方志协会副会长罗保平所说，“胡同”作为蒙古语来说，得有第一个基本前提——蒙古人有用“水井”作为街巷通名的习惯。张清常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找了半天，在整个蒙古地区只找到三个。通过张先生的调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蒙古人没有把“水井”作为街巷通名的习惯。如果蒙古人没有这个习惯，汉族人莫名其妙地用“水井”来叫街巷是不可能的事情。③

清初，内蒙古地区的地名均以蒙古语命名，蒙古语水井的汉译地名为呼都格或呼都克，没有胡洞或胡同这种称谓。

有清一代，蒙古语水井的汉译地名为呼都格或呼都克。土默特左旗编纂的《土默特志》载，“清初，本地区的地名，均以蒙古语命名，如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张鹏翮在《奉使俄罗斯日记》所记本地区地名，有昌河儿托诺、巴尔苏泰、库库河屯、昆都勒必纳、席喃莫洛、乌苏禿等。康熙年间绘制的本地区舆图，地名有虾蟆拜商、察罕虾蟆儿、多尔济拜商、萨尔沁、呼图克图城、喀喇河屯等。”④

土默特右旗

康熙三十二年（1693），营建阿尔泰军台，张家口以下至阿尔泰军台计四十四台站，多取所在地的泉河山石地貌为台站名称，其中用河、泉为台名的11处，以井为台站名称的四处，均以蒙古语命名：

第四台鄂拉呼都克台，汉译“水井很多”，在今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

第十四台乌兰呼都克台，汉译“井有多处”。清代志锐《竹枝词》云：“琥都克与胡都克，译语同为土井名。”在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吉尔嘎郎图苏木阿莫吾素嘎查；

第十五台察哈呼都克台，汉译白井，志锐：“察罕，白也，琥图克，井也。”在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木更、白音敖包和吉尔嘎郎图三个苏木的交界处，称察汗呼都嘎营子；

第十七台鄂兰呼都克台，汉译“井在山上”，志锐记“鄂勒胡图克”，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格少巴嘎阿日奔营子。

另一处第四十台哈沙图台，汉译“石井”。志锐记“哈沙图”，《竹枝词》云：“哈沙日暮客停车，石井甘泉译语夸。”

在阿尔泰军台四十四台站中，没有忽洞、胡同之称。

按蒙地向例，对于汉人贸易耕种，有携带眷属之禁。乾隆年间，一些中原的汉族兵民迁徙到土默特地区，才出现称为“板升”的汉语村名。

《绥远通志稿》载：“按蒙地向例，对于汉人贸易耕种，有携带眷属之禁。外蒙在清时，此例终未或弛。故通商二、三百年，其属境荒阔如故也。内蒙之在元末、清初，情况当亦如是。故当时内地农人，春至秋归，谓之雁行。”清初实行严格的蒙汉分治政策，禁止汉人越过长城进入蒙古地区垦种。少数去蒙古地区贸易耕种的汉人，不能携带家眷。因此蒙地在清初“有客籍之汉族，无土著之汉族焉”。直到清乾隆二年（1737年），才在今包头市东河区一带逐渐形成几处分散的居民点，因那里经常有鹿群出没，蒙古语称鹿为“包克图”，即今包头市的前身“包头村”。

《土默特志》收录有土默特满文档案第75卷132号(已残)，记载乾隆年间，士默特两翼各甲喇（甲喇又写作“札兰”，为满语音译，汉译为“参领”，是八旗制度里的中层组织，其首领为甲喇额真。）所属村庄计有：喀吉拜、大公尼富、小公尼富、齐格齐、萨肯板升、登娄素、固尔本阿尔班、达拉特、宝勒齐老图、达岱、诺木齐太、苏巴尔林、妥博齐克、潮岱、库克板升、苏木沁、呼齐力托亥、和林格尔、古尔半呼都克、哈坦板升、纳克依图、绰尔亥、小里保、王毕斜气、额乐得依、勾子板升、班定营子等200个。在其他档案中散见若干村名，有苏巴尔罕、永硕布、图苏图、大营、五十家子、白庙子、噶尼、喇嘛营子、托辉、毕力卓特亥、海留苏太等35个。以上235个乾隆年间的村庄，绝大多数使用蒙古语名称，也已出现一些汉语村名。

之所以有汉语村名出现，系因明末清初有中原汉族兵民迁徙到土默特地区，在那里修筑房舍，开垦荒地，建立村落，当地蒙古族称这些房舍、村落和汉族百姓为“板升”。板升为蒙古语汉语百姓之音译，与“房”构成同位关系，以后这些汉语村名多称为板升，有萨肯板升、库克板升、哈坦板升、勾子板升等29个；没有忽洞或胡同为专名的村庄，只有四个以井为村名，全用蒙古语准确译音记作呼都克，分别是古尔半呼都克、南中呼都克、北中呼都克和果尔班呼都克。没有所谓“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五六个集中在一起的蒙古包也可以称为胡同”的例证。

清末，随着汉族农民不断迁入，遂形成许多以汉语命名的村庄，有些村庄的蒙语名称往往被传讹，使后人不解其意。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提起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泪常流。”这是100多年来，广泛流行于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以及河北省北部等地的一首民歌。当时，晋陕地区灾年频发，十年九旱，正如民谣所说：“河曲府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在无法活下去的情况下，晋陕等地老百姓背井离乡，抛家舍业，经河曲县“西口古渡”或长城杀虎口等地出关，走上了去内蒙古垦荒的艰辛路途。

嘉庆初年，清廷松弛禁令，内地农民携眷出关垦耕汉人由南向北逐渐推移。光绪二十八年初（1902），清廷任命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全面开放招垦土地。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形成“走西口”移民浪潮，汉族人口渐成绝对多数。蒙古族在和汉族的长期互相交往中，吸收了不少汉族文化，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伴随着“走西口”和汉族农民的不断迁入，口外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农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

土默特右旗九峰山

《土默特志》载，随着汉族农民的不断迁来，遂形成许多以汉语命名的村庄，如孔家营、刘家营、董家营、代州营、崞县营、忻州营、陕西营、宁武营、榆次营、祁县营、四美义、福如东、六合店、庆丰社、聚宝庄、丰泰庄、新安庄、万裕庄、太平庄等。以后村庄的名称变化很大，有些虽保留了原来的蒙语名称，但往往被传讹，使后人不解其意，如哈喇乌素讹为哈素或拉素，必力格沁讹为玻璃圪沁，再讹为可沁，阿也格沁讹为瓦窑圪沁等。有的成为蒙汉合璧名称，如毫沁营子、达赖营子、甲兰营子、台吉营子等。有些用汉字记蒙语地名而偏重汉意，如德力波日取谐音写作独立坝，扎达盖板升写作吉泰板升，珠拉气写作祝乐庆，常黑赖记作常合理等。有的则以汉译名取代蒙语名，如古尔板毛独写作三把树，哈登哈少写作石嘴子等。另有一些地名干脆用汉语名称代替蒙语名称，如以南双树代替莽倒图沙拉乌素，以八里庄代替达尔计和圪力更，以瓦房院代替可补勒，以安民代替囊囊，等等。

在内蒙古上万条地名中，蒙古语井绝大部分用规范化译音呼都格，个别呼都格失音的只有23个译音汉字“忽洞”、3个“胡同”，可见胡同与蒙古语的“水井”自始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1991年，照那斯图先生从1976年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录》⑤中查得，井的译音汉字用“忽洞”23个，用“胡同”3个，他和张清常先生认为这与《蓟门防御考》中“井”的译语“忽洞”一致，系蒙古语“井”保留至今的最早译音形式。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录》，共编入内蒙古自治区地名11000多个。在上万条地名中，蒙古语井绝大部分用规范化译音呼都格共见180条，个别呼都格失音的不足30个，所占比例极少，足以说明胡同与蒙古语“水井”没有关系，这一点应以澄清。

《蓟门防御考》附录于明末天启元年（1621）茅元仪辑《武备志》载(蒙古)《译语》。⑦明朝末年，在蓟门一带由于蒙汉民族相互通商，个别蒙古语受汉语影响有所失音，如井曰忽洞。编录者特别说明：“茅子(元仪)曰:北虏译语，别类业详。近有《蓟门防御考》所载略异，或今昔之殊，风气之更也。且有此详彼略，故各载之于左。”《蓟门防御考》比忽必烈命人编撰的《至元译语》晚出300多年，可见失音的“忽洞”不是蒙古语“井”最早的译音形式。张清常先生把《蓟门防御考》里失音的“忽洞”说成是蒙语井的早期译法，显然本末倒置。

耙梳1987出版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呼和浩特市分册、乌兰察布盟分册、包头市分册等有关调查资料⑧，发现这类失音的村名，大致出现在清末招垦土地后，由于成千上万的晋、陕农民涌入口外，个别地区由呼都格失音为忽洞。对这类汉译地名失音的个别村落，我按成村年代摘录如下：

呼和浩特市腮忽洞村。康熙（1661-1722）时该地有一眼泉井，蒙古语“赛音胡都格”，意为好井。后山西农民来此耕种成村，转音为腮忽洞村。

察右中旗乌兰忽洞村。“乌兰忽洞”系蒙古语，由“乌兰呼都格”演变而来，意为“红井”。此处有一口井，打井时挖出红胶泥，故名。以前蒙古族牧民曾居此放牧，以后汉族农民来此开荒种地，演变为现名。人口215，均系汉族。以农为主。

包头市腮胡洞村，腮胡洞亦做赛音胡都格，蒙古语好井。一百三十年前，有蒙古族人在此居住，因井水好吃而名。

乌兰察布盟哈拉忽洞村。1880年前后蒙古族牧民在此居住放牧，此地有一眼井，因水深看上去似有黑色之感，名“哈日胡都格”。“哈拉忽洞”系蒙古语“哈日胡都格”之转音。“哈日”意为“黑色”，“胡都格”意为“井”。

乌兰察布市哈彦忽洞村。1882年前后，在村东沙沟边南北相距1公里处各打了一眼井，故名浩尧尔呼都嘎。后转音为哈彦忽洞，意为“两眼井”。

包头市大毛胡洞村、小毛胡洞村。由毛胡都格演变而来，意为不好的水井。百年前有蒙古人居此，因井水不好喝而名。两相邻村井有大小，故名。

原本老乞大

乌兰察布盟当郎忽洞村。1910年前后，名叫格力希、格力玛和苏格计宁布的三户蒙古族牧民迁居此地，挖井七眼，故名道伦呼都格。后音变失真为“当郎忽洞”，系蒙古语，意为“七眼井”。

对于类似汉译地名失音的现象，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内蒙古自治区地名管理规定》，对汉译地名新译的同义地名作了规范化处理。例如,内蒙古的不同盟市有几个同表“水质好的井”这一意义的地名，解放前命名并汉译的,称为“腮忽洞”,解放后新建新译的同义地名为“赛音呼都格”。二者相比,前者读音不准,用字欠佳,随意性很明显;后者读音准确,用字符合人们的心理要求。内蒙古师范大学哈森先生、扬清、英君《论内蒙古蒙古语地名汉译类型》载：“哈业胡同，村名。‘哈业’即‘二’,‘胡同’即‘井’,全称意为‘两眼井’。这一名称同名异写者颇多,如‘哈彦忽洞’‘哈页忽洞’等。比较而言,解放后新译的同义地名‘浩雅日呼都格’的译音较为准确。”⑨

我国著名地名学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孙东虎先生在所著《北京地名发展史》一书中指出，所谓“胡同”借自蒙古语“水井”的音译，未必是一个正确的命题。根源就在“胡同”的缘起与蒙古语中的“水井”自始就是风马牛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