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史前时期的俯身葬

2024-5-24 21:20|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袁晓李小龙|来自: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摘要: 摘要：中国史前时期的俯身葬在华南、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河流域等史前墓地中多有发现。根据各墓地俯身葬的数量比重和丧葬特点可将史前俯身葬分为四类，并代表了不同的丧葬观念。通过对各类型俯身葬的时空分布和所属考 ...

摘要：中国史前时期的俯身葬在华南、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河流域等史前墓地中多有发现。根据各墓地俯身葬的数量比重和丧葬特点可将史前俯身葬分为四类，并代表了不同的丧葬观念。通过对各类型俯身葬的时空分布和所属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分析，华南和长江中游地区的俯身葬可能关系密切，黄河中下游地区俯身葬或与长江中游地区有关，而长江下游和黄河上游地区的俯身葬相对独立。

俯身葬是指有意识地将死者面部朝下俯卧放置的埋葬方式，有直肢和屈肢两种形式，多为单人一次葬，也有少量合葬墓。20世纪前期，考古学者就在殷墟遗址发现有俯身葬[1]，之后在华南、长江中下游和黄河流域等史前墓地中都有发现。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对俯身葬的内涵展开讨论[2]，而对其时空分布、类型及相互关系等问题关注较少。有鉴于此，本文在全面收集我国史前俯身葬资料的基础上，总结其时空分布特点，根据俯身葬在墓地中的比重和特征等进行分类，并尝试阐释各类型所蕴含的丧葬观念，最后根据俯身葬所属的考古学文化讨论其时空关系[3]。本文主要涉及的时间范围为新石器时代，但由于我国古代区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还兼及西北地区部分青铜时代文化。

一、俯身葬的时空分布

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俯身葬见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华南地区，主要分布于广西北部。在柳州市鲤鱼嘴贝丘遗址[4]下文化层发现至少6具人骨，无明显墓坑，均为屈肢，其中三具可辨认葬式的骨骼中一具为俯身，年代距今11000年左右[5]。

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9000~7000年），华南地区俯身葬从广西北部扩大至西南的邕江流域，广西永宁县的顶蛳山遗址第二、三期遗存[6]、南宁西津遗址[7]、桂林大岩五期文化遗存[8]中都发现有俯身屈肢葬，与仰身屈肢葬、侧身屈肢葬、蹲踞葬及肢解葬共存，只是占比较少。这些墓葬中随葬的陶器与新石器时代早期华南地区所见陶器相同，仍以绳纹圜底釜为主，应是当地早期丧葬习俗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在长江以北淮河流域首次发现了不同于南方的俯身直肢葬，舞阳贾湖遗址第一、二期墓地中发现有8座俯身直肢葬，头向与仰身直肢葬者相同，部分还有丰富的随葬品[9]。

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7000~4700年），俯身葬的分布范围向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扩展，而华南地区俯身葬数量比前期明显减少，仅广东高要蚬壳洲遗址发现一座俯身屈肢葬墓，人骨架双臂被反剪于背后[10]。

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的墓葬大多数骨骼腐朽严重，无法辨认葬式，但在大水田[11]、大溪[12]等遗址发现有少量俯身葬墓，早期多为俯身屈肢葬，晚期转变为俯身直肢葬。在汉水以东的南阳盆地及周边区域也发现少量俯身直肢葬[13]，应是受到了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14]。

这一时期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是俯身直肢葬的主要分布区，但在太湖东、西部俯身葬的比例并不相同（表一）：太湖东部的圩墩[15]、祁头山[16]、吴家埠[17]、草鞋山[18]、马家浜[19]、广福村[20]、吴家浜[21]等墓葬均是以俯身直肢葬为主，仅有极少量仰身直肢葬，只有绰墩遗址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俯身直肢葬比例仅约30%[22]；而太湖西部的神墩[23]、骆驼墩遗址[24]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俯身直肢葬只占少数。宁绍地区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墓葬可辨认葬式的11座墓葬中有4座俯身屈肢葬[25]，在之后的崧泽文化[26]、北阴阳营文化[27]、龙虬庄二期遗存[28]以及良渚文化[29]中，一直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流葬式，俯身直肢虽然存在，但在墓地中的比例极低，头向与仰身葬一致。

表一　马家浜文化典型墓地俯身葬数量统计表

注：部分墓地因尸骨保存较差，导致一些墓葬无法辨认葬式，因此这些墓地只统计可辨葬式数量及俯身葬数量。

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墓葬均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但半坡类型时期，在北首岭[30]、半坡[31]、姜寨[32]等墓地中发现一定数量的俯身直肢葬，除半坡遗址以外，其它遗址中俯身葬头向与仰身葬均相同。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王因[33]、大汶口[34]等墓地均发现了少量俯身直肢葬，头向与墓地主流的仰身直肢葬者不同。

半坡晚期类型阶段，黄河中游新发现在灰坑中埋葬俯身葬者的现象，如洛阳王湾遗址有两座灰坑中的俯身葬，死者双手扭向背后捆缚，无任何随葬品[35]。另外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遗址中也发现弃置在窖穴或房址中的死者采用俯身葬的现象[36]。

新石器时代末期即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700~3900年），俯身葬的分布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华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俯身葬渐趋消失，黄河中游在灰坑中埋葬俯身葬的现象更为常见[37]，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突然出现俯身葬，在部分墓地中成为主流葬式，并延续至齐家文化时期（表二）。位于青海共和盆地属于马家窑类型的宗日遗址在第一期就有俯身直肢葬发现，到第二期开始俯身葬成为主流葬式，仰身葬基本消失[38]。半山—马厂时期，共和盆地东部的民和阳山墓地[39]中俯身葬与二次葬同为主要葬式，而在阳山墓地西部不远的乐都柳湾[40]、循化西滩[41]、苏呼撒[42]等墓地中，只发现少量俯身葬，且有俯身葬与其它葬式共见一墓的现象。

表二共和盆地宗日、阳山和尕马台墓地俯身葬统计

注：宗日遗址考古报告暂未发表，葬式统计数据来源于陈洪海的《甘青地区史前墓葬中的葬式分析》。

进入青铜时代的齐家文化时期，黄河上游共和盆地的尕马台墓地[43]，只要葬式可辨者，都是俯身葬。同时期的甘肃地区也发现有俯身葬，但数量极少，也有俯身葬者与其它葬式者的合葬墓，比如在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中[44]，既有一座单人俯身直肢葬，又有一座俯身直肢与侧身屈肢的男女合葬墓。辛店文化时期，则只在青海民和核桃庄山家头[45]、上孙家寨[46]、阿哈特拉山[47]等墓地发现少量俯身直肢葬，这一时期已不见俯身葬占据主流的墓地。

综上所述，新石器时代早期俯身屈肢葬首先出现在华南地区，并延续至新石器时代中期。而北方地区只在淮河中游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发现少量俯身直肢葬，其它区域未见。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俯身葬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几处墓地中都发现有俯身葬，并延伸到汉水流域，但汉水以西俯身屈肢葬较多，汉水以东则以俯身直肢葬常见；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中俯身直肢葬非常流行，尤其是在环太湖地区东部的墓地中成为主流葬式，而其他文化的墓地中只发现极少的俯身葬；黄河中、下游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大汶口文化中也发现少量俯身直肢葬。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俯身葬的分布格局发生明显变化，甘青地区突然出现大量俯身葬，尤其是在青海东部的共和盆地，俯身直肢葬作为主要葬式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一直延续到齐家文化时期。且新石器时代晚、末期，俯身葬的埋葬方式也变得多样化，除单人墓坑埋葬外，还在黄河中游和黄河上游分别出现了灰坑埋葬和俯身葬者与其他葬式者合葬的现象（图一）。

图一我国史前俯身葬分区图

二、俯身葬的分类与丧葬观念

通过俯身葬与同一墓地中其他葬式墓葬在数量、墓葬形制、随葬品、头向、性别、年龄等方面的综合对比，可以大致将中国史前时期的俯身葬归纳为四类（图二）。

图二我国史前各类俯身葬分布图

第一类指俯身葬是墓地中的主流葬式。主要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太湖东部地区的马家浜文化（表一）和黄河上游共和盆地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中（表二），俯身葬在这些墓地中的比例高达60%以上，且男女老少通用，应是丧葬习俗中的正常葬式，而与之共存的其他葬式则可能代表了不同的人群。

第二类指俯身葬在所属墓地中数量较少，所占比例一般不超过10%，除了葬式有别，在分布位置、墓葬形制、随葬品、头向、性别、年龄等方面与主流葬式者大体相同。主要见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华南地区、黄淮河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的大部分遗址中。

以往有观点认为俯身葬是氏族内地位低下者使用的葬式，但是根据统计，部分第二类俯身葬的随葬品数量多于墓地平均数。如贾湖遗址中349座墓葬随葬10件以上器物的只有30座，而其中三座俯身葬随葬品数量都在15~20件；青墩遗址上文化层29座墓葬，平均每座随葬5件器物，但俯身葬M92有11件随葬品。可见，第二类俯身葬者并非都是社会地位低下者。高要蚬壳洲遗址发现的俯身葬，人骨架双臂被反剪于背后，明显是对死者非正常的处理，在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有以面朝下表示死者“伏其罪”的记载[48]，因此不排除第二类俯身葬中有一部分是针对氏族内部触犯禁忌者采取的埋葬方式。总之，第二类俯身葬与其他墓葬相比，只是在葬式上以示区别，这很可能与死者的死亡原因或方式有关，而非身份或地位的原因，这类死者或许是本氏族成员中的非正常死亡者。

第三类是指俯身葬者的头向与墓地中主流葬式的头向不同，且基本没有任何随葬品。这类墓葬数量也较少，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汉水以东曹家楼、黄楝树等墓地，以及黄河中游的半坡墓地和黄河下游王因、大汶口墓地等。

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氏族社会的公共墓地中，墓向的选择往往遵循一致的原则，墓葬定向原则不仅是构成埋葬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个族群的重要表征之一[49]。因此，第三类俯身葬者头向不同可能表示死者是外氏族成员，俯身葬是其所在氏族采用的葬式。但从公布墓地布局的曹家楼、大汶口墓地来看，俯身葬位于仰身葬之间，空间分布上未见特殊之处，甚至位于家族墓地之中[50]，这或许表明外氏族成员通过姻亲等关系已经融入了氏族内部中，只是尚未形成身份认同，死后用不同的墓向和葬式以示区别。

第四类是指在灰坑中发现的俯身葬，始见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晚期，龙山时代更为常见。该类俯身葬姿势各异，一般没有随葬品，甚至一些死者有被砍杀或捆绑痕迹，应是随意弃置于灰坑中的乱葬行为，死者可能是战死或被俘虏处死的外部族人群[51]。仰韶晚期和龙山时代正是中国文明形成和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两个时期都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战争[52]，且黄河中游又处在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的中心地位，因此第四类俯身葬应是文明化进程中冲突与斗争的产物。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庙子沟遗址的灰坑俯身葬可能具有特殊性。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鼠洞，研究者认为遗址的废弃与突发的鼠疫有关[53]，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活下来的人在仓促安置死者后选择迁徙。俯身葬很有可能就是在仓促混乱之间将死者弃置于房址或灰坑内时偶然形成的。

以上四类大致囊括了目前所见的大部分俯身葬，但关于其形成原因及内涵的讨论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性，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

三、俯身葬的时空关系

通过对中国史前俯身葬时空分布的梳理，可以发现华南、长江中游、长江下游、黄河中下游、黄河上游是俯身葬较为常见的五个区域（图一），结合俯身葬的类型和考古学文化分布与演变特征，本文认为华南和长江中游两区之间的俯身葬可能关系密切，黄河中下游俯身葬或与长江中游存在一定的联系，而长江下游和黄河上游两区则相对独立。

华南和长江中游都流行俯身屈肢，且都属于第二类俯身葬。长江中游的俯身葬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溪文化中，比华南地区出现的时间要晚，但是早于大溪文化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等发现的墓葬较少，人骨腐朽不存，葬式难辨，因此不排除长江中游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就存在俯身葬的可能性。从文化面貌上看，长江中下游与华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已经形成了“长江中下游—华南文化区”，有着共同的釜—圈足盘—豆文化传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两地文化继续交融发展[54]，而且二者在葬式上同属于屈肢葬的南方传统[55]。因此，长江中游和华南的俯身屈肢葬可能存在密切的联系。

黄河中下游均为俯身直肢葬，但内部情况较为复杂，根据年代和分布特点，该区又可分为淮河、渭河和黄河下游三个小区。其中淮河小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在裴李岗文化的墓地中发现第二类俯身葬；渭河小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半坡类型中发现有俯身葬，除半坡遗址为头向与主流葬式不同的第三类外，其他遗址都属于第二类；黄河下游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墓地中发现有第三类俯身葬。裴李岗文化典型器物卵形双耳罐和长江中游彭头山早期的双耳罐相似[56]，二者可能存在文化交流，淮河小区又是距华南和长江中游最近、最早出现俯身葬的区域，且同属于第二类型，因此或可大胆推测裴李岗文化的俯身葬可能受到了华南和长江中游的影响，只是该区域直肢葬传统根深蒂固，所以在此演变成了俯身直肢的形式。渭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白家文化明确受到了裴李岗文化和彭头山文化的影响，临潼白家遗址甚至发现了南方系统的屈肢葬[57]，而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又是仰韶文化的前身[58]，因此渭河小区半坡类型出现第二类俯身葬或与淮河流域裴李岗文化有关。而半坡类型出现的第三类俯身葬可能是半坡氏族人群对外氏族成员身份的有意区分，至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发现的少量第三类俯身葬可能与仰韶文化有关，也可能是受到长江流域俯身葬的影响并逐渐地方化的产物。

位于长江下游太湖周边的马家浜文化突然出现俯身葬并成为墓地中的主流葬式，而且太湖东侧的比例明显高于西侧，有观点认为马家浜文化的俯身葬是以太湖西部为策源地逐级向太湖北、东、南方向扩散[59]，但细究各墓地的年代关系，可能并非如此。太湖东侧圩墩、草鞋山、广福村、马家浜、吴家浜等遗址都以俯身葬为主流葬式，头向统一朝北，相对年代属于马家浜文化中期偏晚至晚期；大致同时期太湖西部偏东的吴家埠和祁头山遗址也以俯身直肢为主流葬式，吴家埠墓葬头向朝北，祁头山墓葬头向朝东北；而太湖西部的神墩、骆驼墩遗址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俯身直肢葬仅占少数，且头向朝东，年代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由此可见，太湖东侧的俯身葬出现年代较早，而且数量更多，并逐渐扩展至太湖北侧和南侧，进而到马家浜文化晚期深入太湖西侧以及更广阔的区域。葬式表现的太湖东西文化格局与陶器方面体现的基本一致，赵宾福认为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早期，太湖东西存在分别以圜底釜和平底釜为代表的文化对峙局面，到中期对峙仍然存在，但东部文化更为主动且向西扩张，晚期东部文化已将势力范围扩大至太湖西北部、茅山以东地区[60]。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发现的零星墓葬大致也是屈肢葬系统，暂未见到俯身葬式，因此马家浜文化的俯身葬突然大量出现，且都是直肢葬，其中的源流颇耐人寻味，需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来揭示。继马家浜文化之后而起的长江下游考古学文化均是以仰身葬为主，俯身葬的消失或许与距今6100年之后发生在江浙、江淮地区的“崧泽化”过程有关[61]，使该地区文化面貌和丧葬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

陈洪海对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的葬式分布、演变及所代表的人群迁徙有过系统论述[62]，他认为俯身葬是共和盆地的传统葬式，在马家窑类型时期共和盆地接受了来自东部仰身葬的移民，因此呈现出俯身葬与仰身葬并重的局面；进入半山—马厂时期，甘青文化圈的地方特征凸显，葬式上的表现为俯身葬此时在宗日遗址占绝大多数，并且向外扩散；随着齐家文化形成后由东向西发展，东部仰身直肢葬群体取得了优势，征服并占领了甘青最东面的以屈肢葬为表征的族体，但并未影响到更远的共和盆地俯身葬人群；直到青铜时代气候变化引起大规模的人群迁徙，俯身葬区的经济类型也转化为畜牧业，相同的经济方式使得俯身葬人群与湟水流域的仰身直肢葬人群迅速融合，形成卡约文化，俯身葬的优势地位消失。

四、结语

新石器时代早期，俯身屈肢葬最早出现在华南地区，并一直延续至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游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俯身屈肢葬可能与华南地区关系密切。淮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的俯身直肢葬，或许与南方俯身葬有关，也不排除独立起源的可能性。这一时期俯身葬类型以第二类为主，可能是针对氏族内部非正常死亡者的特殊埋葬方式。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俯身葬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晚期可能受到北方直肢葬系统的影响新出现了俯身直肢葬，长江下游和黄河中、下游以俯身直肢葬为主。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以俯身葬为主流葬式，并从太湖东侧向西侧扩散，最终伴随着“崧泽化”过程而消失。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分布区新出现或用以表明外氏族成员身份的第三类俯身葬，并随着仰韶文化的扩张，该类俯身葬所代表的丧葬观念可能进入黄河下游。

新石器时代末期，南方大部分地区的俯身葬近乎消失，黄河中游出现较多弃置在灰坑中或双臂背敷的第四类俯身葬，应该与文明化进程中频繁的战争有关。与此同时，俯身葬在甘青地区的共和盆地作为主流葬式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持续到齐家文化时期，直到青铜时代随着与直肢葬人群的迁徙和融合逐渐消失。

附记：李小龙为本文通讯作者。本文为西北大学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孵化项目”（项目编号22XNFH019）、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陇东—陕北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时期的聚落演变与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1CKG00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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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济：《俯身葬》，《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薛观涛：《试论我国古代土葬葬式的共同性和俯身葬的特殊性——兼评郑若葵〈商代的俯身葬〉》，《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2期；赵江运：《长江下游地区史前俯身葬葬俗初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3]部分墓葬虽然被描述为俯身葬，但仅头部向下，肢骨仍是侧身，可能是侧身埋葬时受填土压迫所致，因此本文不将此类墓葬视为俯身葬，如宁夏菜园、切刀把等墓地中的俯身葬。另外，象山县塔山遗址中层墓葬M4在1997年出版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收录的《象山县塔山遗址第一、二期发掘》一文中记录为俯身葬，“表三中层墓葬统计表”中也统计为俯身葬，在2014年出版的报告《象山塔山》93页概述部分也描述“M4为俯身葬”，但是在“表九塔山遗址1990、1993年发掘区新石器中层墓葬统计表”中M4的葬式为仰身葬，在95页的“墓葬介绍”部分M4的文字描述和平剖面图均为仰身葬，因此该墓也不作为俯身葬探讨。

[4]柳州市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第9期。

[5]刘文等：《柳州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人骨》，《广西民族研究》1994年第3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博物馆：《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

[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

[8]傅宪国等：《桂林地区史前文化面貌轮廓初现》，《中国文物报》2001年4月4日第1版。

[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10]广东省博物馆、肇庆地区文化局、高要县博物馆：《高要县龙一乡蚬壳洲贝丘遗址》，《文物》1991年第11期。

[11]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巫山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巫山县大水田遗址大溪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1期。

[12]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文物》1961年第11期；四川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1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冈》，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科学出版社，2006年；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馆、宜城县博物馆：《湖北宜城曹家楼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3期。原报告对屈家岭文化阶段墓葬的描述为“葬式除一墓为仰身屈肢外，其余诸墓均为仰身直肢葬”，但核查“附表三：黄楝树新石器时代墓葬统计表”葬式一栏除一座仰身屈肢外，还有M10为俯身直肢外，余均为仰身直肢。

[14]韩建业：《中国古代屈肢葬谱系梳理》，《文物》2006年第1期。

[15]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74年第2期；吴苏：《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常州市博物馆：《常州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常州市博物馆：《1985年江苏常州圩墩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江苏省圩墩遗址考古发掘队：《常州圩墩遗址第五次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95年第4期；陈丽华、彭辉：《圩墩遗址发掘四十周年的回顾与思索》，《东南文化》2012年第5期；[日]久保田慎二：《马家浜文化的地域性——以墓葬的分析为主》，《江南文化之源——纪念马家浜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图文集》（上卷），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

[16]南京博物院、无锡市博物馆、江阴博物馆：《祁头山——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7年。

[1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

[18]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19]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1年第7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嘉兴博物馆：《马家浜》，文物出版社，2019年。

[20]苏州博物馆、吴江市文物陈列室：《江苏吴江广福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3期。

[2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嘉兴市博物馆：《浙江嘉兴吴家浜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

[22]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昆山绰墩遗址》，文物出版社，2011年。

[23]南京博物院、常州博物馆、溧阳市文化广电体育局：《溧阳神墩》，文物出版社，2016年。

[24]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江苏宜兴市骆驼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7期；南京博物院、宜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宜兴骆驼墩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

[2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26]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27]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

[28]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

[29]广富林考古队：《2012年上海广富林遗址考古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3年6月21日第8版。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

[3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32]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34]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35]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6]魏坚：《庙子沟与大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

[37]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38]陈洪海：《宗日遗存研究中的几点思考》，《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

[39]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民和阳山》，文物出版社，1990年。

[40]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文物出版社，1984年。

[41]卢耀光：《循化西滩半山类型墓葬清理简报》，《青海考古学会会刊》第5期，1983年。

[42]青海省考古研究所：《青海循化苏呼撒墓地》，《考古学报》1994年第4期。

[43]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贵南尕马台》，科学出版社，2016年。

[4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45]青海省文物管理处：《青海民和核桃庄山家头墓地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12期。

[46]李国林、卢耀光：《卡约文化葬式》，《青海考古学会会刊》第3期，1981年。

[47]许新国、格桑本：《卡约文化阿哈特拉类型初探》，《青海考古学会会刊》第3期，1981年。

[48]辛战军：《子犯释梦与俯身葬》，《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增刊。

[49]王仁湘：《我国新石器时代墓葬方向研究》，《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