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的双面叙事

2024-5-27 14:17|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雨燕说|来自: 燕山阅读

摘要: 作为民国北京两处重要的城市空间与商品交易场所，王府井大街与天桥地区代表不同的商业形态，同时也是城市风貌与社会生活的典型展示。不同的空间内部，分布着类型不同、等级不同的商品经营者以及面目不同、阶层不同的 ...

作为民国北京两处重要的城市空间与商品交易场所，王府井大街与天桥地区代表不同的商业形态，同时也是城市风貌与社会生活的典型展示。不同的空间内部，分布着类型不同、等级不同的商品经营者以及面目不同、阶层不同的各种消费人群。

王府井与天桥既代表着民国北京，又都不是民国北京的全部，如果只关注一点而忽视其余，犹如盲人摸象，只有将双方平等置放在同一个观察平台，兼顾两者的显著区别，才能对民国北京的时代面相有一个更加全面而深刻的体认。

作为都市新景观的王府井

清代前中期的北京内城是一个政治之城、军事之城，政治属性压倒一切。由于受到政治制度、城市布局以及交通条件的限制，呈现出绝对封闭性的特点。内城中形成了诸多禁令，如不准经营商业、不准有娱乐场所等，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只能居住在外城，商业区也多集中于南城，尤其是前三门（即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地区，由于地处北京内外城的连接带，地理位置适中，沟通内外城居民的往来，周边地区聚集大量工匠作坊、茶楼和戏园等，形成专门街市，商贸十分繁盛。

民国时期是近几百年间北京城市政治性色彩相对淡化的阶段，经历了政治性因素不断从中心向边缘退却的过程。从空间维度考察，以往以帝王宫殿为中心的空间结构逐步转向以商业为中心，城市布局的主导因素从权力转向经济。曾经作为帝都象征的帝王宫殿、皇家园林、坛庙，或丧失原有功能而退居幕后，或转换相关用途，成为凭吊或游赏之处。而一些新兴商业场所借助于资本的力量，开始跃居城市的中心位置。

王府井大街作为近代北京一处新式商业空间的兴起，既是一个官方主导、规划的过程，也是一个符合市场规律的自发过程。该街本为旗人驻扎之地，原名王福晋大街，位于紫禁城东华门外，南北走向，南达东长安街，北达东四西大街。清代中期之后，随着旗、民分城而居制度的日渐松弛，京师内城不得经商、娱乐的禁令逐渐名存实亡，东四、西单、地安门、鼓楼、北新桥等地出现了一批地点相对固定、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商品集市。由于地处出入皇城的重要通道，内务府采购物资也多经过于此，至清后期，王府井地区商业属性开始凸显，不仅有流动性摊商，也有一些固定商铺、饭庄出现，一些昔日王府临街房屋开始经营商业。

东安市场的建成是王府井大街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庚子事件之后，清政府开始在京师地区推进近代市政，王府井所处的东安门外区域成为北京最早进行道路建设的地方之一。东安市场是北京城最早的由官方所设的综合性定期集市，采取官商合办的经营模式。在这个固定的商业空间中，商户的经营者不再像以往在街道上随意，开始遵循既定的社会秩序，服从市场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1906年，东安市场北部建立了吉祥茶园，园内每晚有京戏演出，这是北京内城的第一家。内城的人们不用再绕道至前门就可以在此购物、娱乐。随后，东安电影院、会贤球社等娱乐设施在此纷纷开办，进一步增加了王府井地区的客流。宣统年间竹枝词形容：“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东安市场的出现具有开创性意义，预示着北京城市化进程中消费革命的兴起。

东安市场建成之后几次失火，屡次重建，每次规模都有所扩大，商业益见发达。至20世纪 20年代初期，茶楼、酒馆、饭店、戏园、电影、球房以及各种技场、商店无不具备，“比年蒸蒸日上，几为全城之精华所萃矣”。

以东安市场的兴起为发端，王府井逐渐发展成为北京城内最重要的商业中心。1915年，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在豫王府旧址上建起协和医院，1917年，中法实业银行在王府井南口建成七层楼高的北京饭店。20世纪20年代之后，王府井地区开始设立有轨电车车站，1928年，王府井大街修建柏油马路，交通条件进一步改善。

在东安市场的示范作用下，原本繁盛的正阳门外一批店铺纷纷迁入王府井大街。即使在 1928年国都南迁，北平消费市场陷入低迷之时，王府井借助于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仍能保持相当水准。王府井所在的东城已经取代南城，成为北京商贸最为繁盛的区域。

由于地处北京传统的达官显贵聚居地，且靠近东交民巷使馆区与西交民巷银行区，周边富户集中，还有一批外交使节及在京侨民，为王府井的商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目标客户与消费支撑，这一群体的消费品位与消费习惯对王府井的商业业态具有重要影响，呈现出高端、洋气的特点，与北京传统的商业面貌形成了明显差异。

此地高档洋行众多，经营范围涵盖汽车、钟表、电器、钻石、西装等西洋色彩浓厚的商品，在经营模式上亦不断探索，商铺内外装潢高档，商品陈列炫目、考究。外资金融机构如美国花旗银行、法英东方汇理银行等在此开设代理处。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王府井大街都是北京城内最为知名的商业中心之一，引领时尚消费潮流，承担着古都“摩登代言人”的特殊身份。

作为平民社会缩影的天桥

“天桥”最初确是一座高拱的石桥，建于明代，位于正阳门外北京城市中轴线南段，为明清帝王祭告天坛时的必经之路，故名“天桥”。从其所居地理位置及名称可见，明清时期的天桥是连接紫禁城与天坛、沟通世俗权力与上天权力的特殊通道，普通人被禁止在桥上通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桥也是明清北京城整体空间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的部件，这与后来它被赋予的底层民俗特征大异其趣。

自建成之后，天桥周边一带视野空旷，环境清幽，是京城士大夫重要的郊野游玩之地。清朝定都北京之后，限令内城汉人及商贩迁往城外，正阳门外商业日益繁华，成为全城重要的商业、娱乐中心。受此影响，至道咸年间，天桥地区陆续出现茶馆、鸟市，一些梨园行人士在此喊嗓、练把式，但尚未形成很大规模。

天桥商业的日渐兴起与清末民初北京城市空间结构变动与市场体系的兴衰密切相关。当地安门、东四、崇文门、花市等曾一度繁盛的商业区域相继衰退之时，天桥则借助于靠近正阳门的区位优势，逐渐吸引一批摊贩以及曲艺、杂技卖艺者，“天桥南北，地最宏敞，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

民国建立之后，天桥地区的商业功能更加丰富，除众多摊商之外，新增了戏园、落子馆等娱乐场所。

天桥地区基本可以分为娱乐场和市场两部分，一般以一、二路电车总站为标志。“在东则率多布摊及旧货摊、估衣棚，北连草市，东至金鱼池。善于谋生之经济家，每年多取材于此。至其西面，则较东为繁盛，戏棚、落子馆为多，售卖货物者殊少。”“其北建有天桥市场，内多酒饭店、茶馆之属，其他营业总难持久，颇呈寥落状况。惟此处收买当票及占算星命者异常之多，亦殊为市场中之特色。”“天桥迤西，先农坛以东，近日成为最繁盛之区域，且自电车路兴修以后，天桥之电车站，更为东西两路之汇总，交通便利，游人益繁”，“即现在该处所有戏棚，已有五六处之多，落子馆亦称是，茶肆酒馆尤所在多有”。“由此迤西，沿途均为市肆，茶馆为最多，饭铺次之，杂耍场与售卖货摊亦排列而下，洵为繁多之市廛。”

对于北京城里的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在这里能够欣赏廉价的表演，甚至享受免费的娱乐，购买辗转多手的旧货。与此同时，北平正因国都南迁而伤了元气，市面空虚、百业萧条。天桥地区则因定位低端、消费廉价而迎合了特定的消费群体，不仅未受影响，反而日渐兴旺。

如果说，王府井大街代表了民国北京新兴的商业形态，天桥地区则是另外一种传统模式。此地虽号称繁盛，商家众多，但都为临时性摊贩，设施简陋。民国初年的《天桥临时市场暂行简明章程》规定，天桥市场以维持小本经营为宗旨，“在本市场租地营业者，只准支搭棚屋、板棚，不得建盖房屋”。

天桥是专属中下层社会的消费空间与娱乐空间，“到这里来玩的人，多半是以体力和血汗换得食料的劳苦的人们。他们在每天疲倦以后，因为这里不需要高贵的费用，便可以到这里来，做一个暂时的有闲阶级，听听玩艺儿，看看杂耍，忘却了终日的疲劳，精神上得受了无限的慰藉。”

对于众多卖艺者而言，天桥是他们重要的谋生之所，“三教九流无奇不有，百业杂陈无所不备，凡欲维持临时生活者，苟有一技特长，能博观者之欢乐，亦可借此糊口” 。但是，穷人的消费者仍然是穷人，非常有限的铜板基本上仍在这个封闭的空间中实现着内循环，“自前清以来，京师穷民，生计日艰，游民亦日众，贫人鬻技营业之场，为富人所不至，而贫人鬻技营业以得者，仍皆贫人之财。余既睹惊鸿，复睹哀鸿，然惊鸿皆哀鸿也。余与游者，亦哀鸿也”。

天桥既为人烟稠密之地，秩序混乱，往来人员复杂，多有作奸犯科者藏匿其中。此外，天桥还一直被视为“有伤风化”之地，“顾往游者品类不齐，售技者为迎合观众心理，举动亦往往儇佻，益以脂粉为生之游娼，复假此地为勾引浮薄之所。职是之故，天桥乃不见齿于士林”。在众多知识群体的描述中，天桥代表着粗鄙、杂乱、底层，甚至污秽、肮脏，他们普遍表现出高高在上的俯视心态。

摩登与粗鄙：一座城市的两种书写

沈从文对民国北京的印象就是在不断变化，“正把附属于近八百年建都积累的一切，在加速处理过程中”。正是在一段极短的时间内，社会发生剧变，由此在一个有限的城市空间中表现出诸多冲突与对峙，正如诗人钱歌川在20世纪 30年代看到的那样，北平“真是一个怪地方，新的新到裸腿露臂，旧的旧到结幕而居”。

作为长期的国都，北京一直是五方杂处之地，新旧、中西、贫富、高低同时存在，从而也比其他城市能够容纳更多如此对立的事物。民国北京是一个异常纷繁与复杂的城市个体，不同群体并不能够共同分享同一座城市的相同记忆。对于王府井与天桥而言，二者都是外人认知民国北京的重要载体与媒介，如果只以一点观察北京，必然影响人们对城市的基本感知。

1924年，林语堂就提醒那些“凡留美留欧新回国的人，特别那些有高尚理想者，不可不到哈德门外走一走”，因为一出哈德门外便可领略到“土气”。这种“土气”足可以“使他对于他在外国时想到的一切理想计划稍有戒心，不要把在中国做事看得太容易”。

需要指出的是，王府井与天桥的区域环境差异巨大，但并非没有交集，商业场所的开放性与流动性仍然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消费空间中部分存在。在天桥，虽然少见所谓的上等阶级，但并非完全绝迹。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天桥的规模不断扩大，经营环境也有改良。张恨水小说《啼笑因缘》中很会游历的富家子弟樊家树，因为玩遍了北京的名胜古迹，于是“转而到下层人士常去的天桥游玩”，由此还发展出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

同样，在消费主义大潮兴起的过程中，王府井地区经过不断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消费场所，而逐渐演化为外人到京后争相浏览、参观的一处都市标志性新景观。以东安市场为例，虽然其以“高端”为定位，但来此游逛者也包含了其他阶层的人群，“上中下三等俱全，而其中尤以学生为最多，所以一到放假的日子，人便会多得拥挤不动。远道来京的人们，因为震于‘市场’的大名，也一定要去观观光”。作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商业街区，二者并非彼此排斥而是非竞争性并存。

余论

王府井与天桥两种城市景观的生成，实际上也是近代北京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一种历史表现。清代北京内城代表着权力、等级与秩序，外城则容纳了更多民间市井社会的生活内容。

进入民国之后，皇权解体，北京内外城显性的地理边界逐渐被打破，但自明清以来一直存在的隐性的城市空间的等级差异延袭了下来，内外城在社会结构意义上的等级区分仍未有根本性改变，官方的主导、资本的驱动以及财富的聚集效应仍然维持着内城在北京城市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近年来，“民国热”不断升温，“民国范”被不断提及，浓重的怀旧气息与个体化的私人叙述构筑了民国的“黄金时代”。实际上，这种现象主要是当代人对逝去岁月的一种“记忆投射”，是借助历史资源对现实社会诸多现象进行的一种“柔性反抗”。他们通过选择性收集相关史料文字，构建了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想象世界”。

以北京为例，当时大量文人、知识分子借助于文字表达方面的优势，他们的相关记忆与感性描述成为了构建“民国北京”的重要史料来源。但是，这类群体当时无论在经济地位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属中上层群体，不仅在地域文化背景上与传统北京的普通平民有很大隔膜，在日常生活经验上也有诸多差异。他们那些带有浓重个人化色彩的散文性文字往往容易放大民国北京古朴、诗意的一面，对大部分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视而不见”或“选择性失明”，这也反映出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的使用限度，它们还不能代替当时官方以及一些社会学家所开展的各种社会调查数据。

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民国北京”，任何建立在单一史料来源基础上的城市叙事模式如同盲人摸象，都需要进行系统反思。城市史研究有多重内容、多重路径，城市阅读、城市书写是城市史研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方式，因阶级、种族、性别、年龄及文化水准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观察视野，呈现民国北京不同的城市面孔。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真正进入城市内部，将那些被掩盖在统一表面之下的矛盾性与割裂性更多地表现出来，可能更加符合逝去时代的基本特征，亦是城市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正是不同叙述中的差异甚至矛盾构建了民国北京的多维面相，这几乎适用于所有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