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上元节刚过,京西通往福田公墓的土道上,出现了一个近年来已经绝迹的“大殡”——由32名身穿绿驾衣,头戴青毡荷叶帽,上插鹅的大杠,抬着一付黄绳拴的红杠,上面扣了一卷黄彩扎成的官罩,就像一座一殿一卷的古典宫殿——躺龛式的简易官罩。杠后还跟着32名身穿蓝驾衣,头戴青毡帽,上插鹅黄雉翎的杠夫。这分明是两班大换班的形式。 杠后还有几辆汽车,里面坐满了身穿旗孝的男男女女。殡仪并不规范,但可以说是个皇杠的变种。沿途的老乡民们都好奇地互相探问:“这是谁家的大殡?”有些上了岁数的便猜测说:“大概是前清有爵位的人死啦。不然怎么能用黄罩呢?”乡民们议论纷纷,但谁也猜不透死者是谁,即便是懂得清代典制的“老古懂”也无法判断。他们万想不到,这是大名鼎鼎的清末摄政王载沣的殡。 载沣,爱新觉罗氏,满族。光绪皇帝之弟,宣统皇帝之父,荣禄之女婿。清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十二日(阴历正月初五)生于北京西城太平湖醇王府内。光绪十七年(1891年)袭爵为醇贤亲王。二十七年,曾亲赴德国为克林德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八旗兵所杀表示谢罪。三十四年,慈禧死前,立其3岁儿子溥仪为帝位继承人,封他为摄政王。他主张集权于满洲皇族,计划杀死掌握军政大权的袁世凯,结果未成。 后罢免袁的一切职务,亲自统帅禁卫军,代理海、陆军大元帅。宣统二年(1910年),成立资政院。三年春,组成“皇族内阁”,又实行铁路国有化,大借外债,增加捐税。同年秋,武昌起义爆发,不得已,重新起用袁世凯,并自请退位。翌年清亡。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来,先后在天津美、日租界隐居,直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七月,天津发生水灾,才回到北京什刹海醇亲王府居住。次年又将此住宅售与政务院,七月迁至东城交道口利溥营11号闲居。 载沣的一生,身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经过两次翻天覆地的变化,终于在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刻——1952年1月23日(阴历辛卯年腊月二十七日)病故。享年68岁。当时,他的长子溥仪,次子溥杰均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三子溥淇早殇。故由四子溥任料理丧事。 溥任的七叔载涛(涛贝勒)是位礼仪通,尤其对清制皇家、王府的典制更为精通;对于北京市面“红白口”上的各行各业都有一面之交,伪满帝宫谭玉龄的葬礼就是他一手承办的。所以,溥任不能不请他出面,全权料理治丧事务。但是,这次治丧却有几个难点。首先是正逢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从旧从新,颇费斟酌。原来他的侧福晋邓佳氏民国三十一 年(1942年)六月死时,都是按照清制,用扣了红寸蟒加了黄走水官罩的64人大杠抬出去的,难道对王爷本身的发送还能低于这个规格吗?但从新的形势上看,不要说清典旧制,就是民间的一切旧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婚丧礼俗,都在迅速土崩瓦解,对于历史上既已形成的王府礼俗,确难保全。 其次则是经济上的问题,虽然家族中还有残余的“硬货”,但是,手头上的现钱却不多,不是一两天就能筹措出来的。于是找到了地安门外西皇城根原信成杠房的老掌柜的狄琴荪、少掌柜的狄恒业父子二人,共同倾心计议。狄家都建议治丧的总方针,总宜“务实”,不宜“浮费”,即有钱也要花在棺椁、墓穴等实处。而不要花在纯礼仪性的排场上,也免造成社会影响。至于现钱的问题,则由地安门外大街平易银号经理徐子才作为后盾。 这时的信成杠房已倒闭三年之久了。但凭老掌柜、少掌柜父子两人的旧日交往,与“红白口”上的各行各业始终也没断弦。所以,仍由狄家承办这棚丧事。于是,首先由狄恒业陪着载涛一同去选材讲杠,先在东城宽街(中医院对面)恒茂材厂看了一口金丝楠的重材;然后又去王府大街仁顺材厂看了一口水楠的重材。经狄恒业鉴定,认为以前者为上品。当时北京的各大棺材铺桅厂只有这么两口上等材了,已没有再选择的余地。狄说:“这已是绝无仅有的了,就是打着灯笼也无处找去。”所以,载涛毅然决定用这口金丝楠四独板的重材。但材厂索价甚昂,竟然要旧币1.8亿元(合新币1.8万元)之多。 因为棺材份量过重,故以32人杠“转空”(抬运空棺)到交道口利溥营丧居。成殓之后,只在家停放一天,次日仍以大亮盘的形式,移灵于西黄城根嘉兴寺殡仪馆(今改建为北海宾馆等单位)。停柩于二院的第三层大殿正中,是为“正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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