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少年中国”

2024-5-29 13:16|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李宇|来自: 皇史宬

摘要: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 ...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一时间，“救亡图存”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一批青年政治家以胸怀世界、英姿勃发的气度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梁启超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 光绪帝签定《马关条约》的朱谕

少年得志投入康门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其父、祖都曾以士绅身份积极参与乡政，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在儿时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识字读文，而且还听了许多爱国故事，其祖父也经常给他讲诉“亡宋、亡明国难之事”，耳濡目染的爱国教育，让忧国忧民、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扎下了根。

❖ 梁启超像

在当时的中国，“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的“正途”，因此，少年时期的梁启超同当时的读书人一样，将主要精力放在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时文之上，“不知天地间于帖括（科举文字）外更有所谓学也”。光绪十五年（1889年），16岁的梁启超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后官至礼部尚书，设立京师大学堂之首倡者）被其才气所动，将堂妹许配给他，此时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真正的“金光大道”，沿此前行完全可以由学入仕、平步青云。

然而，此时的中国已面临着被帝国主义野蛮蹂躏的严峻局势。转年，梁启超在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晚清名臣徐继畬编撰的介绍世界地理人文的著作《瀛寰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他的眼界。同年秋，梁启超认识了康有为，相谈之下，对其独到见解和曾经布衣上书的大胆举动十分敬佩，“遂执业为弟子”。从此，他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与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政治道路。

变法救亡意气风发

光绪二十一年春，康梁二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的消息传出，各省举人群情愤慨，梁启超跟随康有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

第二年，梁启超赴上海主编《时务报》，写出了《变法通议》等一些列文章，极力主张变法求存，其文笔感情浓厚，有很强的感染力，时人评价“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在办报的同时，梁启超还参与设立译书局，出版记录各国变法的书籍，并发表了中西文明融合的卓识：“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治天下”，这些活动迅速在全国掀起变法以拯救国家与民族的思想浪潮，梁启超的声名随之日重。

光绪二十四年，京师大学堂开始筹办，上谕“京师大学堂指日开办，亦应设立译书局以开风气”，总理衙门上奏“查有广东举人梁启超堪胜此任……责成该举人办理”，梁启超遂入京，以六品衔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拟定译书局的十条章程，推动了戊戌变法的进程，一时间意气风发。

❖ 梁启超所拟译书详细章程

少年中国锐意进取

几个月后，“百日维新”如昙花一现，保守势力重新夺权。梁启超东渡日本，继续宣扬其改良主义思想。1900年，在变法失败、救国无道的失落心态下，在帝国主义制造舆论、蔑视我国为“老大帝国”屈辱环境中，怀着一颗爱国自强之心的梁启超写下了《少年中国说》这篇传世之作。

在当时的语境中，“少年”即为“青年”之义，少年中国也即青年中国。其文开篇即宣称“吾心中有一少年中国在！”篇中提到“玛志尼……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并以意大利独立过程与中国相比较：“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老大国也……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大声为祖国疾呼“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这篇情感激越的文章不仅饱含了梁启超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期望，更是体现了他对与自己同龄的中国“少年”们应承担救国重任的自诩与鞭策。

❖ 梁启超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