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林徽因

2024-6-10 08:59|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梁再冰|来自: 建筑史学刊

摘要: 今天是林徽因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建筑史学刊》公众号特别刊发梁再冰女士写于2004年的《我的妈妈林徽因》一文（原载于《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资纪念。我的妈妈是一个不大寻常的母亲。像所 ...

今天是林徽因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建筑史学刊》公众号特别刊发梁再冰女士写于2004年的《我的妈妈林徽因》一文（原载于《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资纪念。

我的妈妈是一个不大寻常的母亲。像所有的妈妈一样，她挚爱自己的女儿，但她给我的爱可能比一个普通的妈妈更多、更深；

她是我的第一个老师，领着我从少不更事走到长大成人，但她以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学识留给我的精神财宝，远比其他任何老师留给我的要丰富、持久；

她也是我的朋友，是我最早和最特殊的朋友，同其他朋友相比，她是一个更能给我以支持、启发和鼓励的朋友。

妈妈今年一百岁了。对于她所热爱的这个又古老、又年轻的国家来说，这确实是天翻地覆的一百年。妈妈只活了五十一岁，却经历了这个国家百年来最动荡、最困难、最艰苦的年代。在她的一生中，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战争一场接着一场，从来没有停止过。她虽然没有上过战场，但却受到各种战争的深刻伤害，并且在抗战时期失去了自己的健康。

她受过与她同时代女性相比更好的教育，有独特的艺术禀赋和才华，却由于时代的、社会的种种限制而无法充分发挥。尽管如此，她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文化建设默默地做着开拓性奉献。

我出生在妈妈生命的中途——她二十五岁时。为了得到一个更加完整的林徽因的面貌，我只能让时光倒流，回到她的幼年和童年时期，从头开始。

童年时代

幼年林徽因

我的妈妈是1904年6月10日在杭州出生的。

她的祖父林孝恂（字伯颖）是福州人，清光绪15年（一说为16年）中进士，入翰林院。

据家人说，当时做“京官”开支大，对外省来的新上任者尤其如此。他们需要许多银两在官场应酬周旋。林孝恂自忖无此财力，便在每年一度的翰林院甄别考试中故意写错一字，以此向考官暗示，他希望“外放”到地方。后来，他便被'外放”到杭州地区做县官，曾任仁和、孝丰、金华、石门等地的知县和海宁知州，最后做到杭州的代理知府。据说这同他精于医道，并曾以此挽救了当时浙江省某高官之子有点关系。但这时已值清朝末年，政治更加衰败，林孝恂便决定辞去官职，到上海定居。我的母亲于1904年出生时，她的祖父还在杭州地区做官。

林孝恂思想比较“开放”，曾先后多次将子侄后辈送往日本留学。他有两个儿子（林长民、林天民）和五个女儿。辛亥革命前，林长民（即我的外祖父）和林天民都曾留学日本。妈妈的姑姑们也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在那个时代的女性中比较罕见。妈妈的大姑母林泽民是教妈妈读书写字的启蒙老师。抗战时期我们在四川后方曾接到大姑婆从北平的来信，那一手工整的王羲之体小楷给我以十分深刻的印象（我的外公林长民是民国初年的著名书法家，以王羲之体小楷见长）。

我的外公林长民（字宗孟）生于1876年，是长子，曾两度赴日本留学。据我的堂舅、建筑学家林宣（林天民之子）2001年来北京时告诉我，我外公是在“三十一岁时”，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法律政治系毕业的；他的父亲林天民同年毕业于东京高工电气系，当时年仅十九岁。

我不知道外公何时同外婆结婚，只知道他们婚后八年我的妈妈才出生。因此，他们应当是在1896年（外公二十岁时）结婚的。

我的外婆名何雪媛，浙江嘉兴人，是一名当地富商最小的女儿。她有江南水乡少女的美，但没有多少文化；由于是家中幼女，从小颇受母亲娇惯，所以也不擅长家务，又比较任性急躁。因此，在嫁入林家后，不为公婆和大小姑所喜爱。特别不幸的是，外公对她没有多少感情。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典型的封建婚姻所造成的悲剧。

妈妈是外曾祖父林孝恂的长孙女，出生后，我的外曾祖母游氏视她为珍宝，立即将这个孙女从儿媳房中迁出到自己的卧室里，亲自照料。但在妈妈约七岁（1911年）时，她的祖母去世了，妈妈重新回到自己母亲身边，但我的外婆此时对这个女儿并不很喜爱。外婆后来又生了一儿一女，可他们都在幼年便去世了。外婆常常怨艾自己“命苦”。

后来，外公又娶了一个妻子名程桂龄，她生下一女四男，这使我的妈妈在自己的同母弟妹夭折后，又有了几个幼小的弟妹。作为长姐，她对这些幼弟幼妹有真挚的手足之情，但两“房”共处于一个家庭的两个相邻院落的局面，特别是外公明显地“厚此薄彼”和外婆对此的非理性对待，常常带来种种家庭纠纷和争吵，使尚未成年的妈妈的稚幼心灵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在我小时候，妈妈每说起她童年这方面的感受时还不免伤心。

幸好那时妈妈的家庭成员很多，是一个大家庭，已成家的兄弟姐妹们都住在一起。其中除了她的祖父母和父母外，还有众多姑母们。因为妈妈的祖母疼爱女儿，舍不得让她们嫁到夫家，所以她们在结婚后，还常常住在娘家。因此，妈妈自幼就同自己的姑姑和表姐们亲密无间，也受到姑姑们特别的疼爱。在这个大家庭（或家族）中，妈妈把表姐们都当成自己的亲姐姐，特别依恋她的大姑林泽民（王氏）和大表姐王孟瑜（即她的“大姐”，我称“大姨”）。

林徽因（左一）9岁时与妹妹、表姐合影

我小时候常随妈妈到北京城西旧帘子胡同的大姑婆家去，大姨一家也住在那里。妈妈在大姑婆的家中总是特别的快乐。在那个并不奢华却非常温馨的小小四合院中，已经年迈、但皮肤仍白皙细腻的大姑婆总是对我们体贴入微，常在纤尘不染、摆设不多但精致美丽的客厅或厢房中，请我们吃福建挂面、卤鸡蛋、肉松、“光饼”等。

妈妈是家中的长孙女和长女，没有兄长。所以，她很早就承担了有点超乎她年龄承受力的半个“长子”的家庭责任。辛亥革命（1911年）爆发时，她年仅七岁。外公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在福州办学教书，辛亥革命后常到南京和北京，而妈妈和她的祖父等一大家人当时都住在上海。八九岁时，妈妈已经能够写信给常不在家的外公，报告一些家中的情况，因而颇受外公的喜爱。

妈妈十二岁时（1916年），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外曾祖父已于1914年去世），第二年又迁到天津。那两年妈妈常同家人在天津，而外公则经常往返于京津两地之间。这一时期，外公颇为倚重年仅十二三岁的妈妈，要妈妈照顾她的娘、二娘和幼小的弟妹们。

有一次，全家人都病倒了，妈妈一面写信给外公报告，一面为生病的幼弟幼妹操心。她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听着当时年仅两三岁的燕玉（我的姨）和林恒（我的三舅）啼哭无常直到深夜，林桓（我的二舅）当时大病初愈，醒来也哭。林桓的乳母粗心不管他，妈妈不忍心听他久哭，就起来抱着他在有月光的廊子上徘徊，一个多小时后他才睡去。这时，这个小姐姐年仅十三岁。

三舅林恒后来在北平上学时曾住在我家，他在1936年报考了空军学校，抗战时期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1941年3月在成都上空迎击日机时牺牲。当时妈妈在四川宜宾李庄的病榻上听到这一噩耗时，伤心欲绝。三年后，妈妈写了《哭三弟恒》这首悼念他的诗，从中可以看出她对这个从小抱着、看着长大的弟弟真挚的爱。

1917—1919年，外公在北京的政治活动十分频繁。这一时期他同我的祖父梁启超有许多共同的活动。1917年，他们曾共同反对张勋复辟。同一年，他们都曾在段祺瑞、汪大燮的内阁中短期任“总长”（梁为财政总长，林为司法总长）。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都认为，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省战前所得的权益，应当归还中国，而不应落到日本人手中；他们都反对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两人曾为“山东问题”合作奔走，他们的活动后来成为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的触媒，这一点至今不太为人所知。

2003年，我的祖父梁启超在天津的故居“饮冰室”（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在经过天津市委和市政府大力修复后，成为纪念馆向公众开放。在此之前，天津古籍出版社于2002年5月出版名为《梁启超和饮冰室》的文集，其中载有《梁启超与林长民》一文，作者为张道梁，现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很多人都了解梁启超，但对和他关系极为密切的林长民却比较陌生……。这里，我想就他俩合作奔走、呼吁中国拒签‘巴黎和约’一段史实，作重点叙述。

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11月11日一战结束。12月1日外交总长陆征祥代表战胜的中国赴巴黎参加和会，因海运困难，他绕道日本转赴法国，不意登上日轮后，竟发现丢失了一只重要的公文箱。消息传到国内，舆情大哗。而此前1915年他又曾代表袁世凯答复日本的最后通牒，承认卖国的‘二十一条’，致使欧坛（疑为“政坛”之误。——梁再冰注）高层对陆征祥颇为不满，认为他没有外交才能。当时林长民已受聘为徐世昌总统府的顾问，就联合梁启超向徐世昌建议，在总统府内另设外交委员会，作为参议外交的机构。徐接受建议，任命外交元老汪大燮为委员长，以孙宝琦、熊希龄、陆宗舆、李盛铎、林长民、王宠惠等为委员，林长民兼任事务长。当时日本串通英美法各国，强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林长民以巴黎和会事关国运，又建议徐世昌请梁启超赴欧，以梁启超的地位与名望，联络各国领导人为中国游说。徐也采纳这建议。梁在启程前和外交委员会各委员讨论中国在和会上的提案，坚决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提案经徐世昌同意后，由国务院致电在巴黎的中国使团。不意提案内容竟被日本探知，经过日方暗中活动以及曹汝霖等亲日派的反对，将提案内容改为‘希望条件’。陆征祥奉电令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事有巧合，5月2日这一更改内容的电报，由国务院电报处拍发时，被该处一位福建籍的工作人员将电报内容潜告同乡林长民。5月3日清晨，汪大燮、林长民愤而辞职。与此同时，林长民一面密电在巴黎的梁启超，嘱他通告巴黎中国留学生起来反对签约，一面又通知国民外交协会发电拒签合约（梁启超、汪大燮、林长民、蔡元培等均为该会理事），汪大燮等听说北大学生有要游行举动，乃于傍晚驱车亲至东堂子胡同蔡宅，将紧急局势告知了蔡元培校长，蔡即电北大学生代表于当晚九时来蔡宅开会，决定将原定5月7日的游行提前三天于5月4日举行。

以上事实均据原外交委员会秘书叶景莘的回忆文章。可知梁启超和林长民在促使中国拒签和约上，所起的作用是很关键的。”

初识梁思成

我的父母是在1918年相识的。他们的“介绍人”就是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我不知道公公和外公最初是怎么商量的，但看来他们都同意让这一对青年男女互相认识。所以，我父母的婚姻不是“父母之命”，但他们之间最初的友谊确实是建立在两位父亲之间友谊的基础上的。可以说，他们后来发展起来的友情是这两位父亲之间友谊的继续。

我的父母是在1928年结婚的，此时距离他们最初相识的时间已有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他们的友谊和爱情不断有新的内容，也经历了风雨波折的考验。

他们首次相识是在我外公在北京的寓所的书房中。当时妈妈年仅14岁，正在培华女子中学学习，爹爹（梁思成）17岁，是清华学堂的学生。爹爹来看外公时，外公请妈妈出来相见。爹爹后来说，他当时对于这次“相亲”颇为忐忑，有点担心会见到一个梳着一条油光光的大辫子、穿着拖地长绸裙（民国初年女子的打扮）的旧式大小姐。但当亭亭玉立却稚气未脱的林徽因走进来时，爹爹见到的却是一个梳着两条垂肩发辫、上身穿着浅色中式短衫、深色裙仅及膝下的小姑娘。她的灵秀之气和神采立刻吸引了他。特别令他心动的是，这小姑娘起身告辞时轻快地将裙子一甩便翩然转身而去的那种飘洒。

他们从这时起开始交往，双方的兄弟姐妹们常常也在场。例如：爹爹当时曾以清华军乐队队长的身份邀请妈妈到清华园看“全身披挂”的军乐队演出，她的表姐们也被邀参加。女孩子们看后觉得这种美式乐队制服颇有喜剧味道。这时爹爹是个还有些青涩的愣小伙子，在他的业余爱好中，除了画画和音乐之外，最喜欢的是爬绳攀高和游泳、撑杆跳高等运动。当时他的身体很棒。

双方家长赞成他们交往以了解彼此，但并不想用婚约把他们早早地束缚住。我祖父反对早婚，主张年轻人要学习有成、有自立能力后再订婚和结婚。

第一次出国

1920年（妈妈十六岁），外公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成员的名义，被派往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欧洲进行访问。当时，他已不再担任官职，但仍同中国外交界人士有较密切的联系。他想在1919年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以后，到欧洲进行考察，以便继续观察各国政治动向（包括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关系和战争对有关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从而进一步思考中国应采取的外交对策。

外公决定带妈妈与他同行。这时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他这个女儿的天赋和学习潜力不太寻常，想让她暂时摆脱家庭琐务，同他一起出国增长见识，开阔视野和心胸，以便受到更好的教育，将来成为一个新型女性。此外，外公在国外活动时，也需要一个“女主人”协助持家。妈妈当时已在有外籍教员的培华女中学会英语，口语已经比较流利，能够给予外公不小的帮助。

外公和妈妈大概是在1920年春夏之间乘船前往欧洲的。关于这次旅行，我只记得妈妈曾说过穿过红海时酷热难当。

解放后我才知道，在他们乘坐的这艘船上，还有不少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外公还向这些中国学生们捐了款。解放初期，我曾听妈妈（或爹爹）说过，陈毅同志（他好像当时也在这艘船上）向他们提起过此事。

外公和妈妈抵达伦敦后，外公曾单独到巴黎参加一些会议，妈妈没有随行。从1920年8月上旬到9月中旬，外公同妈妈一起到欧洲大陆游览，共访问了法国、瑞士、德国和比利时四国，在各国都有一些友人陪同。

现在，我无法找到能反映妈妈本人对此次欧洲之旅有何具体感受的资料，可我保存着一本外公在这次旅行中所记的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他们欧洲四国之行的情况。使我可以较为具体地了解了妈妈这一段难得的早年经历。

他们于1920年8月7日从伦敦的寓所（在Ormonde Gate）出发，渡过海峡后进入法国，在巴黎停留了几天，办理进入瑞士和德国的手续。接着便坐火车到里昂，再从里昂出发，坐火车经过法国东北山区进入瑞士。

他们于8月13日自里昂抵达日内瓦后，立刻被莱蒙湖的湖光山色所吸引。根据外公的日记，他们到旅馆卸装后，便租了一辆马车“绕湖缓辔而行”，晚饭后，又“沿湖畔行，隔岸灯火辉煌，馆舍鳞比……，唤船欲涉，徽女惮涉乃止。”

第二天，即8月14日他们又乘船沿着湖北岸东行，中午上船，下午“五时半抵罗山”（Lausanne，即“洛桑”），在此“登陆少驻”，只见“雨湖烟雾向晚渐消，夕阳还山，岚气万变，其色青绿红蓝，深浅隐现，幻象无穷，积雪峰巅于叠嶂，间时露一二晶莹如玉，赤者又类玛瑙红也”，七时坐船回日内瓦，“晚行较迅，云暗如山，霭绿于水，船窗玻璃染作深碧，天际尚有微明。”

第三天（15 日），他们父女二人和三位外公的老友一起，本拟“沿湖南岸迤北，与昨游成一周”，因未赶上开船时间，便仍然沿着湖的北岸乘船东行，经过许多湖滨小镇，后来到尽东头的Montreux（蒙特勒镇），并在此下榻。下午“四时半，同人出游，盘山而上，山凹处不见湖光，亭馆无数，多富人巨室别墅，行数里复旷然，面水树木森蔚，略有松柏针细而短，……自日内瓦来时船过Nyon（尼翁）、Rolle 之间，有傍湖宏构两所，庭院甚丽，则拿破仑第三与奥废皇之别邸也。”

8月17日，他们又乘电车上山至Glion后改乘火车直达海拔2045米的Rochers de Naye 山峰：“峰峦连接车逶迤而上，若长蛇曲径盘旋而前，时在山阳，时在山阴，时在涧底，时在木末，穿穴入洞长者经四、五分钟”，到达山顶旅馆后，他们又外出登山，这时外公留在北岸，而妈妈则到了“对谷之巅”，“两峰相望人小如豆，崖下白云似海，正凝眺间徽已绕至吾后，忽闻语声，籁动云破。”

8月18日他们离开了蒙特勒，又经洛桑乘火车到Berne（伯尔尼），在伯尔尼停留一天后，于8月20日乘电车抵达伯尔尼南面的Thun（图恩）湖，在图恩湖上，自己划船，“荡桨所过湖堤、水榭处处入画”。8月21日又乘火车到Lucerne（卢塞恩）附近的“四省湖”（Lac.de.Quatre）游览。

他们在瑞士前后共停留两周。

读外公当年日记中这些生动细致的描写时，我发现妈妈对大自然之美的敏感和细致观察能力很像她的父亲。可以想见当年他们父女暂时摆脱国内政治的纷扰和生活的琐事，共享湖光山色时的心情；同时也感受到外公的文化底蕴对后来成为建筑师和诗人的妈妈影响相当深远。

外公此行中，同时也很注意各国的政治法律制度、财政经济状态、交通运输、人民的精神面貌等多方面情况，特别是战争对各国的影响。他们在离开瑞士时，经瑞士巴塞尔（Basel）进入德国境内。

他们和友人于8月28日乘德国卧车抵达法兰克福（Frankfurt），后换乘列车至柏林。尽管“余等无一人能操德语”，“入德境时车中侍者招呼颇为亲切”，只见“从法兰克福至柏林，所经各站时刻不爽，车辆轨道整理亦极有序，不类战败国家气象，山川原隰不如瑞士之美，而麦田方收，耕不失时，沿途千里满地多种松杉，已有二、三十年长成之干，森林种植实有远图，稍稍繁盛之所烟突无数，想见当时工业之发达，而现未停工尚有烟焰者不过十之一二。”

外公和妈妈在德国停留了一个星期，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外公看到战后德国食品严重匮乏，火车中“上等人士妇女乃至手携黑面包、水浆于车中饮啖”，“壮丁经久战缺食营养之色时见于面”，“柏林廛肆售品凡服御奢靡之物远不逮巴黎伦敦”，“街衢负荷驾车之驷多羸小不任重”；但他同时也注意到，“铁路用车尚不甚缺，从前工厂有制造军用品者，如克虏伯之厂，战后工作多制工业机械，尤致力于机关车之制造，……克虏伯工人之数战前四万二千人，现在仍四万六千人，不但无减且有增也，将抵Cologne（科隆）时工厂尤盛，皆无停工……学校教育以及诸试验所自战时以来未尝少缀”。外公由此得出结论：“（德国国民）一时虽受挫折，十年二十年后必将复兴”。

他们于9月4日在科隆换车后进入比利时，经过Liege（列日），当天下午抵达布鲁塞尔。9月6日又到安特卫普访问，在这里参观了钻石展览。外公写道：“三时至钻石展览会。所陈多比属非洲钻矿所产，……初生矿质极粗，毕露晶莹，其小者琢磨已不易，工人先熔铅成一团，趁其未凝嵌其上，入冷水使缩，如是者数次，钻坚然后磨钻。工人挼铅，十指耐热，锻炼以至几无触觉，盖为至苦工作。娇姬妖冶用以自绚丽，却不知其面面晶光皆从水深火热中来也。”

9月8日，他们从比利时回到法国，“十二时车离比京赴法，所过皆当时战地，入法境后，毁于炮火者渐多矣。”

9月11日，外公和友人带着妈妈一起到距离巴黎50英里的Soissons参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处战场。这个战场是德法双方曾进行拉锯苦战的战场之一。

在这个曾经繁华的城市里，他们“乘汽车观诸战迹，周视数十里内不独屋宇无一完瓦，乃至树木田土摧陷匪余”，只见“满地瓦砾杂以炸铁药弹”和“战壕无数”。他们还跳进一个战壕察看。傍晚，他们来到了一个曾遭炮击的咖啡馆。这个咖啡馆“战前为极大一酒楼，窖中藏贮陈酒颇富，德人据之以为战时病院……，咖啡馆侍女燃烛引余等入，指示某处为病室，某处为医室，某处为手术室，某处为停放死体之所。手术施后无生全之望者即纳其窖中。窖中门户重叠，愈入愈深，湿气极重，墙壁多护漆布，观之阴气逼人。”

外公和妈妈在离开法国前还访问了他们在中国就认识的一对法国夫妇的农庄。这对法国夫妇的家离奥尔良（Orleans）不远。外公和妈妈为此曾于9月12日在奥尔良投宿一晚。在这里，尽管不通法语，他们还是想看看整个城市。于是，外公“出门觅一汽车，手作旋绕状，驱车者乃会吾意，环全市一周不过半时，有桥梁、道路、教堂、学校、公园、厅榭，皆极整备，……”

1920年9月15日，父女二人再次渡过英法海峡回到伦敦，结束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欧洲大陆四国之行。

圣玛丽学院

1920年林徽因在伦敦

回到英国后不久，妈妈开始了比较正规的学习生活。1920年9月20日，外公带她到伦敦的圣玛丽（女子）学院入学。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后三时与徽女同到St.Mary' College，徽女考入此校也，晤其校长Miss Powell：七十来岁老寡女，极诚恳且健行。余历观校舍颇称许。徽女应考英文及他答案。校距余寓所约二里有余，乘Buss到Hyde Park（海德公园），步行穿过公园便是。”

两天后，外公又在日记中写道：“二十三日为徽女上学之第一日，早起晨餐后余同徽女赴校，Miss Phillips（妈妈的英语家庭教师）亦送徽女，三人步行至Sloane Court，乘Buss车至Hyde Park门口，复步行穿园径达其北门，出至校，同入礼拜堂祈祷听经毕，入大讲堂，校长Miss Powell报告诸生班次及旧生考试成绩后，演说时许，列席者诸女生外诸生家族，亦皆妇女，惟余例外。”

此前外公还为妈妈延请了菲力普母女二人作为英语家庭教师，并在生活上照应她和陪伴她外出（当时英国青年女子不得单独外出）。外公写道，菲力普小姐（Miss Betty Phillips）来自Northumberland，“其人颇朴直，到此即馆余寓，颇与徽女相得”。

1920年林徽因与父亲林长民在伦敦寓所

这本日记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当时所见的一次大战后欧洲各国的政治情况与社会生活，也反映了外公对当时欧洲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这样的考察、经历和思考，对妈妈这样一个初次踏出国门、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其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从这本日记中，我不仅了解了妈妈当年一路所见所闻，也隐约看到了她后来一生的思想轨迹。

妈妈到英国前主要受中国文化熏染，在英国居留的一年多中，开始接触欧洲文化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某些生活方式上（如英国人普遍爱好的afternoon tea或“下午茶聚”），也涉及更深层次的领域，首先是文学艺术的鉴赏方面。这一时期妈妈的英语口语和阅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通过阅读英国文学作品等，她开始在原有的中国文化根底上吸收西方的影响和理念，成为她此后具有“东西方双重文化”修养的一个基础。

当时外公所来往的各界人士中有不少是像他自己一样的“老”留学生，也有不少青年留学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接受过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妈妈当时年纪还小，在学识上同来到外公寓所的那些牛津、剑桥的中国学子们自不能相比，只能是一个“洗耳恭听”的小女孩，但她的思维敏捷活泼，英语听说能力强，这使她能从外公同中、外文化界人士的交往中获得超出学校教育的“营养”。同时，在各种“午后茶聚”中间接感受牛津、剑桥师生自由辩论、聊天的学风。

在英国的一年中，妈妈在两个方面有所收获，即：

（一）通过接触英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文学作品活跃和解放了思想，初探文学殿堂。当时曾到外公家来的留学生徐志摩在这方面可能对她起到了一定的介绍和引导作用。妈妈始终尊重和感谢这位兄长式的“老师”。徐志摩当时还不是诗人，但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和济慈等人影响，已开始向写诗的方向发展。青年林徽因可能给了他某种灵感。但是，她始终没有对这位当时已娶妻生子却不满自己婚姻的青年的追求作出回应。这可能同她自己童年的生活感受有关，因为她自己的母亲恰好是在一次不幸的封建包办婚姻中在感情上被丈夫遗弃的一方。

（二）妈妈在伦敦时期有不少同她年龄接近的英国女朋友们。这些女友之一是一位学建筑的学生。妈妈从这位女友那里首次得知建筑在西方不仅仅是“盖房子”，而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和艺术。建筑作为一门集美术（包括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等）、工程技术和人文理念于一体的综合学科对她产生了巨大吸引力。观察这位女友作建筑绘图使她尤感兴趣，并且产生了将来要成为一名女建筑师的强烈愿望。

1921年10月妈妈随外公回国时，她的“行李”中已经有了不少新东西，其中包括她对建筑学的新的了解。

回国以后

妈妈回国后继续到培华女中学习。爹爹这时已是清华学堂高等科的学生，毕业后将到美国留学，他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专业。妈妈也在考虑她未来的学业，并且想起了她的学建筑的英国女友。她对爹爹谈了西方的“建筑学”概念以及她想学建筑的愿望。爹爹此时也感到，建筑这门综合各种艺术门类、跨人文与理工的学科非常适合他的特长和爱好。于是，他们都有了将来要学建筑的想法，这也使他们之间的感情有了新的内容。

1922年以后，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1923年5月7日爹爹遇到车祸时，妈妈也十分焦急关切。我的公公（梁启超）在5月8日写给我大姑（思顺）的信中详述了车祸情况后写道：“内中还把一个徽因也急死了，林家全家也跟着我们饿着守了大半天。”在5月17日的信中他还说，爹爹受伤后，我的祖母“每日往看彼两次，徽因亦日日往。”

赴美国留学

林徽因在美国留学时

爹爹本应在1923年赴美留学，因1923年5月在车祸中受伤，只好将赴美留学时间推迟到1924年，妈妈也于当年考取了清华半官费留美。于是，两人便于1924年春夏之交一起乘船赴美。在启程前，他们曾随公公和外公一起参加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期间（1924年4月）的接待活动。

他们抵达美国后，曾于1924年暑期先在伊萨卡（Ithaca）的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补习英语等课程，秋天才到费城（Philadelphia）入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爹爹进了建筑系（School of Architecture），因该校建筑系不收女生，妈妈则进入宾大的美术学院（School of Fine Arts），同时选修建筑系的课程。

爹爹和妈妈留学美国初期，接连两次遭到家庭噩耗的打击。

他们在宾大入学后不久，我的婆婆（祖母）李蕙仙在1924年10月（中秋节）因癌症恶化去世。婆婆同公公是长期患难与共的夫妻，也是爹爹的生母。她病重期间，爹爹和妈妈已远渡重洋求学，未能为公公分忧和为她最后尽孝，所以当噩耗传来时，他们既悲痛又内疚，心情格外沉重。

1925年12月24日，外公林长民在奉系军阀的一场战争中被流弹击中而遇难，对于当时年仅21岁的妈妈来说，这又是一次突如其来的灾难和打击。我过去对于外公遇难的详情不太了解。近年来才从一些有关书籍中得知：外公当时受聘于奉军将领郭松龄，是郭的“幕僚长”，而郭松龄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不愿继续为奉军卖命打内战，并且“倒戈”要求奉系军阀张作霖下台，举兵失败后被张作霖枪毙。

外公遇难的噩耗传到美国已是1926年初。他的遇难使他的整个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眷属（包括我的外婆）不得不全部返回福州老家。妈妈当时想立即回国奔丧和见家人，但被劝阻。我祖父当时曾大力协助林家办理后事，并写长信给爹爹和妈妈，给他们以开解、引导、支持、温暖和生活上的体贴关心。公公在他的信中写道：“徽因怎么样，我前月有很长的信去开解他（她），我盼望他（她）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但对于妈妈来说，这一变故所带来的打击和伤痛实在太大，使她几乎难以承受。她从伦敦回国以后，同外公之间的父女之情已比过去更深沉真挚了。

这时正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国内军阀混战愈演愈烈、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生灵涂炭的年代。作为远离祖国而又有爱国心的海外学子，妈妈和爹爹此时对国愁家难之苦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心情恶劣自不待言。

尽管如此，他们却并未因此而悲观消沉，反而加倍奋发努力学习，在宾大建筑系成为成绩佼佼者。现在想起来，以当时他们的心情，特别是感情比较脆弱的妈妈，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很不容易。

妈妈虽是宾大美术学院的学生，但选修建筑系的课程。她的成绩很好，特别是在建筑设计方面。因此，到1926年春天便被宾大建筑系聘为协助教授建筑设计的非全日制助教。她的建筑设计富有创意，常有独出心裁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具有自己的个人特色。

林徽因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成绩单

当时，在宾州大学建筑系，曾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过的法裔教师Paul P. Cret（1876—1945）影响很大。在他的影响下，爹爹和妈妈在1924—1927年的三年学习生涯中，不仅学习了与建筑设计和建筑工程有关的各种课程，而且深入学习了西方建筑史，还接受了严格的绘图训练。这使他们在回国后能在建筑教学和中国建筑史研究两个方面都做出开拓性贡献。

爹爹在建筑绘画方面以精美细致见长，而妈妈画的图则不如爹爹的干净漂亮。他们两人有时能够合作，相互取长补短，有时则不能。我记得妈妈曾经说过：有一次，他们的作业是设计一张圣诞卡，妈妈有一个比较新颖的“灵感”，爹爹也颇为赞赏，但认为此卡必须由他来画出，才能尽善尽美。妈妈不同意，她说，同学们都认得他俩的画图风格，爹爹如代她画，别人一看就知道“枪手”是谁。但爹爹仍坚持由他来画，为此两人吵了一架。

在宾大学习期间，像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他们常常到附近餐馆去洗碗，以打工来补贴一些日常开支。宾大建筑系当时不收女生的一个理由是，建筑系学生常需要夜间赶图，男女生晚上不宜在一起。但实际上妈妈也常常在夜间和同学们一起赶图。她说，画完图回家时餐馆往往已经关门，回到宿舍饿得受不了就喝自来水“充饥”，这对她的健康显然很不利。

妈妈在美国时常常想家，她说，有时想得“心焦得不得了”，好在当时不仅爹爹也在宾大，他们还有许多共同的好友，包括同在建筑系的陈植、杨廷宝、赵深等。而且，学建筑本是他们自己的志愿，因此学习生活并不单调寂寞。我的三叔（思永）、四叔（思忠）当时也在美国留学，三姑（思庄）和大姑（思顺）在加拿大东海岸，兄弟姐妹离得不远，也不时聚会。

妈妈曾在伦敦上中学，性格活泼大方又擅长英语，这使她能比较自如地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往来穿行”，因而在外国同学中也有不少朋友。她觉得英国女孩子比较拘谨和内敛，而同美国女孩子交往更无拘束一些。

1927年夏天，妈妈从宾大美术学院毕业，在三年中学完了四年的课程，获得学士学位。爹爹在到宾大后便进入建筑系二年级，他在同年2月份和6月份先后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他们两人在1927年夏天毕业后，都被Paul P. Cret聘请到他的建筑事务所当他的助手。

这时，他们不想立即结婚，而决定分别再进修一段时期。

暑假以后，妈妈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进修了将近半年，学习舞台设计。舞台设计是文学、美术和建筑紧密结合的艺术，妈妈对这三个方面都有浓厚兴趣，也具有天赋才华。因此，她选择这一主题显然是为了拓展自己的潜能和进入更广阔的艺术领域所进行的一次尝试。这半年的学习对她的影响颇为深远。但在回国后，她除了帮助曹禺等搞过一两次舞台布景外，并未在这方面有大的发展。

同一时期，爹爹到哈佛大学进修了半年，研究东方建筑和美术史。这时，他已立志回国后要研究中国建筑，同时考虑到，回国后也可能要到大学教书，讲授建筑学，觉得需要阅读更多的有关图书资料。他在哈佛大学还看到这里馆藏的许多中国流失的珍贵文物，如唐昭陵石马等（当他告诉公公他在美国见到昭陵石马时，公公大吃一惊）。

爹爹这时有了撰写一部《中国宫室史》的念头，并且同公公商量了此事。公公当时表示，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业，而且极有成功的可能，但非到各处实地游历不可……”。公公自己这时正计划写一部“中国历史”但认为这“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希望在美国留学的子女（学考古学的三叔思永、学图书馆学的三姑思庄）能成为他的助手。爹爹后来以毕生精力从事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显然与他的父亲在这方面对他的影响分不开。

在分别结束了将近半年的进修以后，爹爹和妈妈于1928年3月21日在加拿大我大姑（思顺）家中结婚（大姑夫周希哲时任驻加拿大总领事）。此时距他们最初相识的时间已有十年。在这十年中，他们共同经受了不少人生风雨。但从后来他们的经历来看，这条人生风雨之路才刚刚开始。

林徽因穿着自己设计的结婚礼服

他们结婚后不久就按照我祖父的建议，途经欧洲返国，以便能在欧洲各国实地考察各种建筑古迹，为今后的研究和教学搜集更丰富的资料。

公公对他们此行寄予很高的期望，要他们到欧洲后“每日有详细日记”，后来并嘱咐：日记不能间断，“日记固然以当日做成为最好，但每日参观时跑路极多，晚间疲倦，难全记，宜记大略而特将注意之点记起（用一种特别记忆术），备他日重现时得以触发。所记范围切不可宽泛，专记你们最有兴味的那几件——美术、建筑、戏剧、音乐便够了，最好能多作‘漫画’。”在游欧路线方面，他曾建议他们除英、法、德等国外，要前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到意大利要“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还提醒他们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游南欧”，包括西班牙和土耳其，在土耳其要“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替我看看土耳其革命后的政治。”

林徽因与梁思成婚后经欧洲回国于罗马考察

后来爹爹妈妈在经欧洲回国时确曾访问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大概未去北欧和土耳其。妈妈对西班牙印象颇深，抗战时期还写过一篇散文《贡那达之夜》，记述当时所见，可惜此文未发表，现在已找不到了。她重访伦敦时发现，尽管时间已过去八年，她当年的许多女友一直未婚也无男友，因为第一次大战中男子死伤太多了。她对此十分感慨。公公在1928年5月14日寄到巴黎给他们的一封信中说：“你们沿途的明信片尚未收到，巴黎寄来的信已到了。那信颇有文学的趣味，令我看着很高兴。”

任教东北大学

在我的父母回国前，我的祖父已经于1928年6月（大约是中旬）接受了东北大学向爹爹发出的聘请书。关于爹爹到东北大学任教一事，公公曾在1928年5月8日写给爹爹的一封信中建议他予以考虑。据说当时东北大学已有建筑专业，是预科（学生50人），秋后要成立本科。公公在信中说：“我虽未得汝同意，已代汝应允矣。惟该系既属创办，汝之聘或即是该系主任，故开学前应有许多准备。”

梁启超1928年5月8日家书

但不久之后，东北政局大变，发生了震动整个东北的“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4日，在有“东北王”之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坐火车从北京回东北途中，控制南满铁路的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用炸药炸毁了他所乘列车。张作霖受重伤，当天回到奉天（沈阳）大帅府后死亡。奉天当局知道这是日本人的阴谋，其目的在于搞乱东北，乘乱出兵。为迷惑日方，奉天方面未立即公布张作霖的死讯，直到张学良6月19日回到沈阳主持全局后，才从6月下旬开始办丧事。因此，外人都不了解这一时期东北的情况。

1928年6月10日，公公在给爹爹的信中谈到他回国后的工作和这一事件时说，“自沈阳炸弹案（指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奉天情形全在浑沌中。此间也不能得确切消息，恐怕奉天不能安然无事的，下学期东北能否开学谁也不敢说。……当此乱世无论何种计划都受政治波动，不由自主。你回来后职业有无着落现在也不敢说了。”可是他在6月19日的一封家信中说：“奉天形势虽极危险，但东北大学决不致受影响，思成聘书已代收下。”

爹爹和妈妈得知已受聘于东北大学，便缩短了在欧洲各国的访问，坐火车途经西伯利亚于1928年8月下旬回到中国。公公在他们结婚后不久曾写信给他们说，“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他们学习四年后终于回国，更使公公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此时公公因肾病反复发作，健康状况正在恶化。他在1926年曾做过一次肾切除手术，但手术后仍不断便血（我在解放后才知道这次手术是一次重大的医疗事故，医生误将健康的肾切除而留下了有病灶的肾）。1929年1月19日，年仅57岁的公公去世了。这时爹爹（不到28岁）和妈妈（不到25岁）回国还不到半年，他们的工作刚刚开始，此时他们的悲伤可想而知。

爹爹和妈妈在公公去世前（1928年9月）就已经到东北大学，开始创办建筑系的工作。最初，这个系只有爹爹和妈妈两人为学生授课。

东北那时已经由“少帅”张学良主政。他为了稳定局势，不仅着手整顿军队、司法、内政和经济，而且大力兴办教育，于1928年9月14日自任东北大学校长。这个大学是张作霖于1923年办起来的，在这方面，他同日本人有过斗争。日本人当初认为，东北不需要办大学，东北人要上大学，可以进日本人在东北设立的大专学校，东北没有的科、系可以去日本读。

张学良主政后不仅投资为东北大学扩建校舍，而且到全国延揽人才，为各科系聘请教师。爹爹和妈妈就是在这一时期到东北大学教书的。陈植、童寯和蔡方荫伯伯后来也都到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他们都是爹爹和妈妈在宾大的老同学，陈植伯伯还是爹爹在清华学堂的同学。在这些伯伯中，我最熟悉的也是陈植伯伯。他一直住在上海，活到一百岁高龄。他去世前一两年，我还同他通过电话，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还告诉我，他清楚地记得我“在东北时”的样子。

妈妈在东北大学开学前曾在1928年8月回福州一次，把自从外公遇难后一直住在福州的外婆接到东北，从那时起，外婆就一直同我们住在一起。妈妈还从福州把她的二弟林桓和堂弟林宣也带到了东北。宣舅比妈妈小8岁，是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的学生，后来也成为建筑学家，解放后曾长期任教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二舅那时还在上中学（后来他回福州去了，以后又去美国定居）。三舅（林恒）、四舅（林暄）和五舅（林垣）当时都在福州，年纪尚小。

我是1929年8月在北京（北平）出生的，当时正是我的父母在东北大学教书时期，所以我出生后不久就随他们到了沈阳（奉天）。不过，我对于这个家已经毫无印象，因为离开时还不到两岁。

林徽因与梁再冰，1929年

关于这个家我所知道的只是，1931年暑假时，我们全家四口人（爹爹、妈妈、外婆和我）都已经回到北京（北平）。当时东北形势已相当紧张，日本人蠢蠢欲动。爹爹已经决定应朱启钤老先生之聘，到他创办的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机关——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但沈阳家中物品却还原封未动，未及搬回北京（北平）。后来很快发生“九一八事变”，爹爹和妈妈没有再回东北，这个家里所有的东西也不知去向，当时沈阳家中除衣物以外，还有许多书籍、字画、佛像等。我估计，其中可能还有不少爹爹和妈妈在美国学习时和在欧洲访问时所作笔记、图画、照片等。

林徽因与梁再冰在东北大学

这是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我们丢掉的第一个家。

北总布胡同三号

在北平，爹爹和妈妈又建立了我们的第二个家——位于北京东城的北总布胡同三号。这是爹爹和妈妈从东北回到北平后租来的一个四合院，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家。

从“九一八事变”（1931年）之后到“七七事变”（1937年）之前，我们全家在北总布胡同三号住了六年。这是我们家生活相对稳定宽裕的一段时间，是夹在两场“大风雨”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在这几年中，妈妈从初为人母变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同时，她和爹爹一起进行的中国古建筑的考察研究工作进展顺利，她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才华也初步展现，在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有不少收获。

北总布胡同三号靠近东城墙根，是一个两进四合院，大大小小一共有四十来间屋子。这所房子有两个虽然不大却很可爱的院子，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常拉着我的手在北面的院子中踱步，院里有两棵高大的马樱花树和开白色或紫色小花的几棵丁香树。夏未秋初，院中蝉鸣不止，许多红色的马樱花落在石板地上。院子中有一个小小的花坛，种着鸡冠花和喇叭花。我就是在这个院子中认得这几种花的。我还记得妈妈教我写字认字，曾教我写“摇曳的树影”这几个字。

妈妈那时很年轻，很美，脸颊有一个酒窝，很爱笑，笑起来时眼睛眯成一条缝。她俯身靠近我时，我觉得她的皮肤很柔和，有淡淡的檀香味。我小时非常依恋她，希望她老在我身边，哪里也不要去。

当时妈妈和爹爹住在这房子里院（北面）的一排北房中，房前有廊子和石阶，客厅在正中央，东头是他们的卧室，卧室同客厅（玄关部分）之间有隔扇。西头是他们的画图室，周围有许多书架。我在这里最早看到他们使用丁字尺和三角板，甚至在他们旁边“玩”过画这房子的“平面图”。

妈妈喜欢在客厅西北角的窗前书桌上静静地写作。那时她总是用毛笔和毛边纸。她的字体有点像外公的字体——王羲之体的秀丽小楷。她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在这里写成。

林徽因于北总布胡同三号家中

客厅的窗户朝南，窗台不高（像所有北方四合院一样），有中式窗棂的玻璃窗使冬天的太阳可以照射到屋里很深的地方，使妈妈喜爱的窗前梅花、泥塑的小动物、沙发和墙上的字画都沐浴在阳光中。夏天，宽大的廊子使房间不太热。

我在这个房子里度过了从两岁到八岁的童年时期，这也是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许多温馨美好的琐事，直到七十年后的今天也还记忆犹新。

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生病时妈妈对我无微不至的体贴和细心照料。那时候，生活条件较好，我和弟弟的卧室在北院的一排西厢房（朝东）中，有保姆照顾日常生活。但每到我生病时，妈妈就把我抱到她的卧室中，自己照料我。我常犯胃病，稍吃油腻就会反胃，有一次呕吐得很厉害，连喝水也吐，最后渴得不行，但越渴，越喝，越吐。妈妈就把我抱到她房里，一点一滴地喂我喝水。晚上她把一小茶壶水放在我床边，告诉我渴时只能“抿一口”。我夜里醒来发现她根本没睡，一直在听着我的动静。

那时我生病时总觉得妈妈既是母亲，又是医生和护士。她很少带我去医院，总是在咨询医生后自己护理我。她兼有医生的观察和判断能力、护士的细心和母亲的体贴。所以每到生病时，只要妈妈在身边就很安心，知道她会想尽一切办法减少我的痛苦，她不在身边就觉得很紧张、很委屈。

那时外婆住在外院的一排南房中，这一排房朝北，但经爹爹妈妈的装修，这排房南面也有窗，因此屋里采光很好，也暖和。外院的东厢房是我的“书房”或游戏室，同外婆靠得比较近。外婆喜欢养蚕，春天我常到她房中看她的蚕从黑色的幼虫到白色的成虫，再到吐丝作茧。我想，生在杭州的妈妈小时候大概也有这样的体验。

在这所房子里，妈妈还给我抱来一只小猫，它是我的第一只猫（从此以后我就同猫有了不解之缘）。我还模糊地记得那天在两个院子之间有垂花门的廊子东头，在一间小屋里，妈妈把这只小猫抱给我，让我给它起名字。我不知从何而来的灵感，随口说：“叫它‘明儿好’吧！”从此这猫就叫“明儿好”了。但后来它身上生了跳蚤，妈妈用樟脑丸涂在猫身上，想消灭这些跳蚤，结果猫舔食后死了。妈妈十分后悔，多年以后还在自责。

爹爹和妈妈还曾送给我一只小白狗，想帮助我克服那时十分怕狗的心理。这只狗非常小，像个玩具，为了强调它是我的狗，他们给它起名“冰狗”。

北总布胡同三号不仅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姑姑、叔叔、舅舅和姨们长住、短住或度周末的家。三舅林恒上中学时一直住在我家，那时他住在里院东厢房（饭厅）北头的一间屋子里，每天骑车去汇文中学。妈妈很爱这个舅，我也很爱他，总到他房间去玩。燕玉姨到北京（北平）来时也住在我们家。

三姑（思庄）结婚时妈妈很是张罗了一番。后来三姑到广东去了，三姑父因病不幸去世后，她带着两岁的荔明回到北京时也住在北总布胡同三号，我就是这时第一次见到我这个非常好玩的小表妹的。

妈妈自小就是家里的“大姐”，又是梁家兄弟姐妹们的“二嫂”（爹爹行二，但伯父早夭），由于对弟妹们真挚、关爱、亲切，所以他们都愿常来我家，而且常常把自己的同学和朋友们也带来。

五姑（思懿）那时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同妈妈很谈得来。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五姑是学生运动骨干，后来上了黑名单。她当晚就跑到我家，向爹爹妈妈宣布“鄙人现已被捕”。妈妈立刻在自己的卫生间里为五姑“化妆”，先用火箝子为她烫发，然后又让她穿上绸旗袍，戴上耳环，把一个从不涂脂抹粉、只穿蓝布大褂的五姑打扮成了一个“少奶奶”。爹爹随即自己开车把五姑送往车站，让她乘火车去上海。后来五姑终于脱险。

妈妈常常能为别人设想。能为别人“设身处地”是她的一个性格特点，这同她的“作家思维方式”可能有点关系，所以她虽然谈吐直率、有锋芒、心情焦躁时控制不住自己的坏脾气，但她的兄弟姐妹们仍觉得她可亲可爱。

那时妈妈和爹爹的朋友很多，大多是清华、北大、南开和燕京大学的教授们，其中尤以清华教授为多。他们都常到北总布胡同三号来作客，往往是周末下午来喝“下午茶”和聊天，晚上一起出去吃饭。

这些来访的朋友们很多都是他们的终身好友，在抗战时期风雨同舟，解放后一起迎接新生活。

他们这些朋友之间的友情十分深厚，历久弥坚。因为尽管他们的学术专业领域各不相同，但有大体相同的文化背景：大多是少年时期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浸染，后来留学欧、美，回国后在大学里教书，或从事其他学术研究，年龄同我父母相仿或稍长（三四十岁），当时都满腔热诚地想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奉献给中国这个虽有古老文化传统却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都正在脚踏实地地做着开拓性的文化建设工作。日本在占领东北后得寸进尺，正在步步逼近华北。国家已临近危急存亡关头。在这种形势下，他们都为中国的前途感到担忧。妈妈后来告诉我，在他们的聚会中，“时局”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主题。

在抗战前常来我家、抗战后同我家关系仍然密切的伯伯和阿姨们中，我比较熟悉的有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周培源、陈岱孙、叶企孙、吴有训、邓以蛰、陶孟和、李济和沈从文等伯伯们以及他们的夫人，包括张姨（张奚若夫人）杨景任、钱姨（钱端升夫人）陈公蕙、周姨（周培源夫人）王蒂澂、陶姨（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和陈姨陈意（陈植的姐姐，当时是燕京大学家政系主任）等。我同他们的一些子女们也是童年时代的朋友，至今大家已七老八十，仍时有来往。

我的三叔梁思永（考古学家）在北平工作时也常来。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在我大约四五岁时，爹爹妈妈常带我到清华参加返校节。印象最深的是，一代一代的清华人带着家眷聚餐。聚餐的高潮是各班级校友按班级先后向校长敬酒。这时，首先总是听到有人喊：“1919敬校长酒！”接着是1920、1921、1922、1923……敬校长酒，开始时离座敬酒的人很少，后来就越来越多。……这时，爹爹妈妈好像又回到了他们的学生时代。

1932年8月，弟弟从诫出生后，妈妈的心情很好，健康状况也好转了。此后她常常同爹爹一起到华北各地农村去进行古建筑考察测绘。当时的农村交通和住宿条件都很差，所以，这些考察活动对于过去生活上未受过多少练的她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和锻炼。这些考察活动不仅使他们的建筑史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而且使妈妈开始对中国农村有了感性认识，思想上的触动是深刻的。从她这一时期写作的《窗子以外》等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她当时的心路历程。

林徽因于陕西考察测绘古建筑

这些农村地区的考察活动实际上也是抗战时期他们从北平到西南后方长途跋涉的一次“预演"。如果他们在战前没有这些在农村地区生活和工作的经验，我想，抗战开始后，他们将更难适应生活的巨大转折和随之而来的艰难困苦。

但是，对于当时十分需要妈妈的我来说，每次她同爹爹一起离开家到外地去考察，也就是我比较寂寞的时候。我上小学以后，每次他们暑假出外考察时，我都要闹点情绪。

卢沟桥事变

1937年的夏天，妈妈同爹爹一起到山西五台山区考察，在“台外”的豆村发现了佛光寺大殿这一当时国内仅存的唐构建筑。

林徽因测量五台山佛光寺唐乾符四年经幢，1937年7月

在离开北平去五台山以前，为了防止我在他们走后闹情绪，妈妈让大姑（思顺）把我带到北戴河同表姐、表哥们一起度假，后来，三姑（思庄）带着我的小表妹吴荔明也到北戴河来了。

这一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打到了北平城郊。当时，爹爹妈妈正在五台山佛光寺考察测绘。由于看不到报纸，他们并不知道这场战事的情况。妈妈在后来写给我的信中叙述了他们当时的情形。从这封信看，他们当时对于这场战事的规模有多大、将会引发一场多大的战争还不清楚，但对日军入侵这一点，思想上已经有一定准备。

当时我还不到八岁，妈妈在信中尽量用小孩能看懂的语言讲述他们的行程。信中还画了一张详细的地图，说明她和爹爹进、出五台山的路线。妈妈在信中写道：她和爹爹从6月26日离开太原到五台山去以后，就没有收到过家信和报纸，所以，日本同中国打仗的事情也就一点不知道。后来，“路上坐火车和骑骡子，走的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七月十二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话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当时他们听说“到北平的火车——平汉路和津浦路——已然不通车，真不知道多着急。好在平绥铁路没有断”，她就同爹爹绕道大同由平绥路回到北平（这封信是他们回到北平后写的）。

妈妈在信中还说，“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你做一个小孩，现在顶要紧的是身体要好，读书要好，别的不用管，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地玩。你知道你妈妈同爹爹都顶平安的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林徽因致梁再冰信，1937年7月

这封1937年7月用钢笔写在毛边纸上的信，奇迹般地保存到了今天。1997年7月，我和老伴沿着60年前爹爹和妈妈当年走过的路线访问了五台山和佛光寺，心情十分激动。同时，我也更深地体会到当年他们千里迢迢、翻山越岭进行野外考察、测绘工作之艰苦，精神之可贵。

他们从山西回到北平时，这座城市还在中国守军手中。宋哲元的部队在北总布胡同我家门口挖了战壕，看样子要同日本人打一仗。爹爹、妈妈和他们的朋友们这时也决心“与城共存亡"。于是，周培源、钱端升、叶公超等教授全家大小都集中到了我家，家里一时集中了十多个大人小孩，买了罐头等物品，准备城里发生战事时用。但是，过了几天，外面听不到什么动静了。原来，中国军队已经撤出城区，日本军队随即开进了城。

北平沦陷后，爹爹和妈妈立即决定离开北平，目的地是当时看起来非常遥远的大后方——昆明。

这时，三姑按妈妈的要求把我从北戴河带回天津，在那里等候爹爹和妈妈，我们是坐火车回天津的。当时三姑还带了她的女儿吴荔明（三岁）和我的八叔梁思礼（13岁）。这趟车沿途上了许多日本兵，车厢里坐满了带枪的日本鬼子。车走得极慢，每站都停车让日本兵上、下。在一天一夜中，我们没吃没喝，又渴又饿，坐在车厢后排的一个角落里。三姑铁青着脸不说一句话。那时，我只盼望有一支威武的中国军队来把这些可恶的强盗都赶走。

我们到天津后，住在“老家”，即我祖父在天津意租界的寓所（饮冰室），公公去世后，我的“天津婆”（王桂荃）和我的五叔（思达）、八叔（思礼）、五姑（思懿）和六姑（思宁）仍住在这里。

大约在1937年8月底或9月初，妈妈、爹爹、外婆、弟弟（从诫）从北平到达天津。他们到天津后不久，我们就开始往西南后方走。

万里关山

这是妈妈和爹爹从东北回到北平后又一次失去自己的家。从北平到昆明是一次前后长达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分为两个阶段：先从天津到长沙；在长沙停留约两个月后，再从长沙到昆明。

我们是坐一艘海轮从天津到青岛的，到青岛后坐火车经济南、徐州、郑州到汉口，过摆渡到武昌（那时没有长江大桥），再坐火车去长沙。记得在徐州倒车时不是在车站，而是在铁轨旁边，周围有许多准备开往前线的中国士兵，我们看到他们非常兴奋。

这时，我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八岁），爹爹和妈妈一路上教我看地图，认出我们走的路线，妈妈还教我记日记。

我们到长沙后住了大约两个月。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到我们全家生活已经完全变了样：没有四合院和花草树木了，也没有自己单门独院的住所了。

爹爹和妈妈找到了火车站附近的一所两层楼房，在楼上租了两间屋子，他们俩和我们姐弟两人同住一间，另一间外婆住。楼下是房东，有一个又窄又潮湿的天井。没有厨师了，妈妈必须自己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对于不习惯、也不熟悉家务劳动的妈妈来说，这当然是苦事，但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当时妈妈对此毫无怨言，不仅没有愁眉苦脸，对这种新的、比较艰苦的生活倒还很欢迎。她和爹爹立即开始学习干家务，并且颇以此为乐事和趣事，这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之深。

在长沙时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首次经历日本飞机的轰炸。由于事先没有警报，日本轰炸机到了头顶上，爹爹还跑到阳台上去看，以为是中国飞机，直到炸弹落地爆炸起火才急忙跑回房间把我抱起来。妈妈也立即抱起小弟，搀扶着外婆往楼下跑。当时整个楼房震动，到处都是碎玻璃。在我们跑到楼梯拐角处时，又一批炸弹落下，就落在楼外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事后发现这里有弹坑，还滚着两个路人的头颅）。幸好这楼梯拐角起了保护作用，我们未受伤害，只是抱着孩子的妈妈在霎那间被震到了院子当中。我们跑到大街上以后，听到飞机再次俯冲，那时毫无战争经验，竟然不知道卧倒，全家人都站在那里。但这批炸弹竟然没有爆炸。

后来，妈妈和爹爹把外婆和我们姐弟送到了张奚若伯伯家（他们全家这时已同其他许多教授们一起到了长沙，也租住了两间房，便将其中一间借给我家），自己便匆匆赶回原住处去收拾我们的衣物。许多东西都是从土里挖出来的，直到多年以后，我家的箱子中还发现过碎得像棉花似的玻璃渣。

在这次轰炸以后不久，大约在1937年11月下旬，我们就离开了长沙，前往目的地昆明，当时没有朋友同行。张奚若和金岳霖伯伯曾为我们送行。

从长沙经贵阳到昆明的旅程是我们这次长途跋涉中最艰苦的一段，因为当时是坐破旧的长途公共汽车走山路。湘黔一带都是高山峻岭，汽车盘旋而上，颠簸很厉害，外婆、妈妈、我和弟弟都晕车，特别是外婆，上车就吐，如患重病。晚上车停在小县城路边，下车后旅客纷纷去抢旅馆。这时，爹爹和妈妈就飞奔着去找住宿的地方，让我和弟弟扶着外婆坐在行李卷上看守我们的行李。到了旅馆里床铺不够，就把我们自带的“行军床”支起来（那时的行军床是用木头和帆布做的，比较笨重），第二天早上再收起来。

在这次旅途中印象最深的是爹爹和妈妈在这种紧张困难的旅行中应付自如，十分“专业”。譬如打行李，两人合作，动作敏捷熟练，很快地就能把一大包被褥枕头打成一个结实的铺盖卷、用油布包着的；到小饭馆吃饭时准备好一小铁盒酒精棉，将碗筷消毒后再吃。这显然是过去他们到农村考察古建筑时“练”出来的本事。

我们在这次旅途中曾路过湘西的常德、沅陵一带。妈妈对这里美丽的风景留连忘返，虽然在艰苦的路途中，也要尽可能多看几眼，并曾特意到沈从文伯伯的兄长在沅陵的“山居”中去拜访。我们全家都在这里领略了葱郁的、万山重叠犹如一片海洋的绿色，真是心旷神怡。

在从长沙到昆明的途中，很不幸的是，妈妈在湖南和贵州交界处的晃县（现为新晃侗族自治县）得了肺炎。那时还没有抗生素类药物，肺炎是很难治的病症。幸好同车人中有一位曾在日本行医的女医生兼通中西医药，她为妈妈听诊后开了中药方，妈妈服用后缓慢退烧，两周后烧才退尽。这两个礼拜我们就住在这个木板搭的小旅馆中。我们住在楼上，楼下常有过路司机和其他旅客喧闹，同年轻的女老板吵架。妈妈在病中仍用她的耳朵细心地听着这里发生的一切，用一种作家的心态感受着这小小县城中沸腾的生活。

妈妈退烧后的次日我们就上路了。我们半夜就上车等候启程，妈妈抱着弟弟坐在车的前排，一坐就是一天。没想到这车竟在傍晚时在荒山野岭中抛锚了。最后发现汽油已用尽。但附近既无村，又无店，路过的农民都说至少“要再走五里”才能见到村落。到哪里去找住处呢？当夜色渐渐袭来时，乘客们都绝望了。这时已是1937年12月份，山中极冷，妈妈拉着我和小弟的手来回地走，想暖一暖冻僵的身子。后来一些乘客无意识地推着车往前走，走着走着路边竟突然出现了一个村庄，主人对这一车乘客还颇热情，打来热水给大家洗脚。于是我们又过了一劫。

到贵阳后我们在“中国旅行社”住下，休息了十二天。爹爹想让妈妈病后初愈的身体恢复一下。但这次旅途中的大病对于曾患结核的妈妈终究是十分不利的，并种下了到四川后结核病复发的隐患。

在晃县我们还结交了几个后来全家都终身难忘的空军朋友。

在我们抵达晃县的当晚，爹爹和已开始发烧的妈妈急于找到一间旅馆，但发现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他们正在着急时，忽然听到有一间旅馆的楼上传出优美的小提琴声。他们被这动人的琴声所吸引，忍不住上楼去看。原来是一批广东小伙子住在这里，拉琴者是其中之一。听到广东话，爹爹就用家乡话同他们攀谈起来，才知道他们都是空军航校的学生，也是去昆明的。当他们得知我们全家老小无处安身时，立即表示可以挤出一间房间给我们。于是我们一家五口当晚就住进了这家旅馆。第二天一清早，他们就全走了。临别时，爹爹把我们到昆明后的住址告诉了他们。

我们到昆明后，每到周末或节假日，这些空军航校学生就结伴来我家做客。常来的有七八个人。妈妈总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对待他们（他们都是航校第七期的学生，我三舅林恒是第十期的学生）。

后来，他们从航校毕业时，因为在昆明没有亲人，就请爹爹和妈妈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充当他们的“家长”。

他们毕业后，先后被分配到各处担任空袭警戒任务，大多分到了四川。大约在 1939年，那位拉小提琴的黄栋权在重庆上空被日机击落牺牲。妈妈为失去这个“弟弟”而非常伤心。但这个广东小伙子的牺牲只是开始，在此后的不到两年中，我们在晃县认识的七八个飞行员几乎全部阵亡了。

最后，只剩下一人，林耀。林耀曾在一次迎击日机对重庆的空袭时，被击中左臂，重伤后跳伞降落山区，被老百姓发现抬到医院时，已经过了九天。因他左臂神经萎缩，伤愈后不能再飞战斗机，就暂时当了飞行教练。在此期间他曾到李庄来访问过我们。像其他小伙子一样，他把妈妈看成“大姐”，妈妈也把他当成弟弟（此时我三舅已经牺牲）。后来林耀驻成都，同我家常有来往。他家原在香港，养伤时他家里给他带来的唱机和唱片，后来他全送给了病中的妈妈。经过刻苦锻炼，他使自己手臂的功能恢复到可以飞战斗机后，就又投入了战斗。这个毅力坚强的空军飞行员，最后在日军大举进攻湘桂的战役中，在衡阳上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妈妈和我们全家人后来从未忘记他和他的战友们。

在昆明的三年

当我们终于到达昆明时，已是1938年年初。记得爹爹当时曾计算过，此行我们一共走了四十天。

在昆明的三年是妈妈抗战时期生活中比较愉快的三年。昆明地处高原，空气比较稀薄，因而对有肺病的妈妈不太有利。但妈妈非常喜欢这个美丽的城市，她爱这里的蓝天、白云、灿烂的阳光、繁茂的林木、如茵的草地、多彩的鲜花，这一切常常使她兴奋得不能自己。每当看到秀丽的翠湖、浩瀚的滇池和苍翠如画的西山，她更是如醉如痴，暂时忘却了自己生活中的种种烦恼。

林徽因与友人在昆明

但是，就是在昆明，她开始感受到了抗战生活的艰难和沉重。在我们刚到昆明后不久，爹爹就因背脊椎骨关节硬化症复发病倒了，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背痛不止。因为背脊骨渐渐弯曲，他没法平躺，只能半躺在一张帆布椅上。妈妈此时的身体还能勉强支撑，尽全力维持着这五口之家的正常生活。

物价的不断上涨是一个现实灾难，妈妈每次去买米买菜都会感到口袋里的钞票更不值钱了，而且通货膨胀来得相当猛烈和无情，日甚一日，使人难以应对。

到昆明后住房也一直是个难题。初期，我们曾在一位前市长的一个狭长的“花园洋房”（位于巡津街尽头）中租了三间房子，这三间房子位于大门口和在花园尽头的主人楼房之间，同这两者相对隔绝，有个窄长的中院。但到1938年底，主人便收回了这三间房子，我们必须另找住处。

在被赶出这处房子而所觅得的新房还不能入住之前，妈妈和爹爹通过朋友暂时借到了一个位于昆明西山的别墅栖身。这别墅是一些医生们夏天避暑用的，而当时正值冬天，所以无人使用。它位于半山坡上，面向“五百里滇池”，位置确实极好，可惜“四季如春”的昆明的冬天也很冷，而且没有办法取暖，把我们一家冻得够呛。但妈妈对这里的湖光山色爱得不得了，在有太阳时让我们都到屋前的山坡草地上尽情享受。

我们住的第二个房子位于“巡津街九号"。我的父母同另一对也是清华教授的年轻夫妇在这里合住此房约一年，两家各有三间屋子（互成直角），院中有一棵大树。但不久日本飞机的轰炸越来越频繁。有一次炸弹落下时我们大家都仰面躺在树下，感觉十分恐怖，最后又回到房中趴在床下。

这时，中国营造学社的刘敦桢（士能）伯伯和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先生已先后抵达昆明，爹爹的背痛已渐渐消除（但他的健康从此再没有完全恢复）。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在昆明便又重新开始了（在北平时，在朱启钤社长领导下，营造学社有二十多名员工。此时，只剩下爹爹、刘伯伯和刘、莫、陈先生等五名正式工作人员和妈妈这位无薪给的“社员”了）。

1939年的秋天，学社和我们一家搬到了昆明郊区的龙泉镇（龙头村）附近的麦地村。营造学社的工作就在这里重新开始。1939年秋季至1940年2月，爹爹和刘伯伯以及莫、陈二位共四人曾到四川去考察古建筑，妈妈和刘致平先生“留守”麦地村。

“留守”麦地村

我们在麦地村住在一个尼姑庵中。庵中供着菩萨的大殿就是营造学社的画图室，其侧室是刘致平先生的卧室。我们一家住在同这个大殿成直角的一间半房中。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住较大的一间，另外的半间（约6~7平方米）被一分为二：后半部是外婆的卧室，前半部就是全家活动所在的起居室（刘伯伯、伯母和刘叙杰、叙仪、叙彤三兄妹住在另一个院子的正房中）。

中国营造学社在昆明兴国庵

麦地村房子的条件很差，地上无砖也无地板，撒了一些生石灰防潮，窗子很小，所以通过屋顶上的一块玻璃“亮瓦”采光。尽管如此，妈妈在这里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有声有色。她借助当时来到昆明的基泰建筑公司的一些熟练木工（她的老同学杨廷宝和赵深等主动向她推荐的），把半间起居室和外婆的卧室装修了一下，铺了粗木地板，做了一个比较“正规”的门代替原来的木板加铁扣的门，将窗台从高处下降到很低，装上了玻璃，并在靠窗的墙上部做了一个简单的小书架，在下面的木凳上铺上了一些饰布，使这间小屋立即“焕然一新”。在这间可爱的小小起居室里，妈妈在煤油灯下为我们讲解庄子“解牛篇"和“唐睢不辱使命”等战国策篇章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们的房外有一个较宽的廊子，这里就是我的“书房”，在用一条木板吊起来做成的书架上有不少妈妈买给我们的书。从我开始认字起，她就特别爱给我买书。这时我的主要读物包括一些翻译的外国儿童读物，如加拿大作家写的《绿庐小孤女》（Anne of the Green Gables）、美国儿童名著《小妇人》、德国故事《爱弥儿捕盗记》、法国故事《苦儿努力记》等等，还有老舍以新加坡为背景写的《小坡的生日》、张天翼为儿童写作的《秃秃大王》、赵元任翻译的《爱丽斯漫游奇境记》（Alice in the Wonderland）、从诫此时最喜爱的多卷册的《人猿泰山》等等。

这一时期，《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精忠说岳》也是我和弟弟爱看的书，其中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和刘家三兄妹在附近田野中玩耍时的模仿对象，有时还把爹爹妈妈的衣服翻出来在身上披挂起来“打仗”。总之，当时我们的生活水平虽因通货膨胀而日日下降，生活却很活跃。妈妈爱给我们买书却并不“督促”我们读书，而是任其自然，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读、想、玩耍。

爹爹从四川回来后，妈妈要他教我读《左传》，他教了我好一段时间，因此，我至今还能背诵一两篇《左传》。但后来由于他俩都太忙，我去本地小学上学了，《左传》的学习也就中断了。

到昆明后，我又有了一只小狸花猫，晚上它常常伴我睡觉。但它身上又有跳蚤，妈妈不许我抱猫睡觉，我就把它藏在脚下，妈妈晚上常到被窝里来把它“掏”走。后来到了乡下，这只小猫咪因为长寄生虫而死去了，我和弟弟都非常伤心。妈妈就教我们用松柏叶做了一个小花圈挂在树上，在一块布条上写着：“纪念我们的小爱猫咪咪——爱你的一家人”，并且为猫举行了一个小小葬礼。这件事多年以后还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我们在麦地村住了半年多（从1939年秋季到1940年5月份），后来因为麦地村的房子不够住，我们从麦地村搬到了两里路外的龙头村（龙泉镇）。这是自己出资盖的一所夯土墙的房子，地是向隔壁的李姓地主借的，条件是我们走后房子就归他了。妈妈和爹爹为此拿出了全部积蓄，连外婆的一些首饰也搭上了。但我们在这所房子中只住了半年（1940年5月至年底）就离开昆明去四川了。当时在这个镇上用这种方法建房解决居住问题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等单位的一些知识分子（傅斯年、李芳桂、李济、梁思永等）以及一两位西南联大的教授。

这所夯土墙房子共有三间，在一个小山脚下，院子不小，但长满了杂草。建房期间，特别是上梁和立柱时，妈妈常要我和弟弟到工地去看看，了解中国房子的建造过程。房子尚未完全完工，工人们就走了，最后，爹爹还自己钉了一块白木头地板。

林徽因（中）和梁从诫（左）在昆明棕皮营村自宅的建筑工地上

这房子虽很平常，但毕竟花了不少心血：当中的一间是妈妈爹爹和我们姐弟的卧室，摆满了床——木床和行军床，没有衣柜；右面的一间是起居室，有桌椅，没有沙发；左面前半间是一个小饭厅，后半间是外婆的卧室，厨房在外面。这屋子的窗格是中式的菱形格子，同农村环境挺协调。我们搬进去后妈妈常在家里的陶质土罐中插大把的野花，反正昆明的花多得很，色彩或鲜艳或素淡，随手都可以摘取许多。全家都很喜欢这所“自己的”新房子，我开始在爹爹的指导下在院子里种了些玉米、扁豆和西红柿，都长得很好。

林徽因和梁再冰在昆明棕皮营村自宅门前

梁再冰和梁从诫在昆明棕皮营村自宅起居室中，1940年

但是，好景不长。

1939年9月希特勒在欧洲发动了“闪电战”，不久便占领了大半个欧洲，1940年6月法国投降前，日本已同德、意结盟、加入“轴心国”阵营。1940年9月，日本占领了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半岛”（今天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北部。越南北部有很长的边界同云南接壤，越南被日本军队占领后，云南立即面临日军直接入侵和破坏的重大威胁。

这时，同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关系密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所）、中央博物院（中博）等单位决定：从云南迁往四川以保护它们的大批善本书和各种中国珍贵文物。营造学社在古建研究工作中常要借用他们的图书，因而也决定随他们一起迁往四川。

世界形势的变化就这样同个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1940年11月下旬，我们全家从昆明迁往四川的准备工作已就绪，只等接我们的卡车一到就要出发了。正在这时发生了想不到的事情：爹爹的脚趾感染了破伤风，必须马上治疗，否则连腿也保不住。全家都十分愁闷，爹爹也急得连声叹气。这时，史语所等单位的一些工作人员和眷属（其中包括我三叔、考古学家梁思永一家）已经出发。我们全家也必须随大队人马一起动身，无法单独行动。结果爹爹妈妈决定：由妈妈带领全家（外婆、我和弟弟）同大队人马一起先走，爹爹留下治病，治愈后再到四川来。

就这样，妈妈带着全家人又一次作长途旅行。这一次我们的目的地是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现为宜宾市李庄镇）——长江边上的一个约两万人口的小镇。

1940年11月29日，在飘着雪花的天气中，我们坐带篷的卡车离开住了将近三年的昆明。

刘敦桢伯伯一家与我们一家同行，也在我们这辆卡车上，还有其他单位的许多人员。

根据我（十一岁）当时所记的一点日记，29日我上车离开昆明后因为晕车，就“倒在妈妈手上睡觉，有很多人都吐了。……后来困极就睡着了，醒来已到曲靖，在'松花江旅馆’住下。”11月30日，我们从曲靖出发，当晚到达宣威，“住在'中国旅行社’。小弟（从诫）发烧至39度多”，“半夜在床上听见小弟说胡话”。12月2日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宣威到威宁，“住在‘官商客寓’是个小店，很脏，老板抽鸦片烟”。

12月3日我们从威宁到达毕节，我至今仍记得沿途风景如画，但人烟稀少，在临近毕节城时竟看到背着狈的狼在离公路不远处奔跑。当时听同车的人说，晚上有狼在离我们的卡车（停在城门附近）不远处嗥叫，使留在车里看守行李的人很害怕。

在毕节，从诫继续发烧，妈妈带我到街上的中药店为他买了药，回来按当地土法在煮药时放进一个鸡蛋，然后用药浸过的鸡蛋为他揉搓额头，使他逐渐退了烧。

买药以后，在回旅馆途中，妈妈看到了一个已改成学校的孔庙，外面有红墙，里面有很大的场地、大殿和石桥等。她对这座建筑物大感兴趣，一定要我同她一起进去看，还指点我看它屋顶的结构，结果引来许多小学生围观。我很不高兴，执意要走，不肯进去。回到旅馆后妈妈训斥了我，对我说：“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如果要参观，一定要看看这地方的县政府、重要机关、学校、孔庙以及街道布置法、城墙的建筑法才对，不是单看铺子卖什么东西就算完事的（我当时在日记上记下了这段话）。”那时我觉得她是在“对牛弹琴”。后来想到，那天如果爹爹也在，她一定会很高兴，他俩一定会说个没完。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大概就是他们到各地考察古建筑和传统市镇规划时的一种调查方法吧。

我们在毕节停留了三天，12月6日离开毕节后，在赫章吃中饭，当天傍晚到达叙永。12月7日中午离开叙永，傍晚到达泸州，住在蓝田坝的“中国旅行社”。

12月9日我们准备坐上水船从泸州去宜宾。同一卡车来的各家先把行李捆好，请挑夫挑到江边，再用小划子将行李运到靠近轮船处，结果发现轮船入口太小，大件东西进不去。于是，刘伯伯和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小姐等人就押着行李绕道而行，刘伯母带着刘家兄妹们，妈妈带着我们坐在囤船上等待他们，直到天黑，我们才上了船。这一天，大家都没吃晚饭，饿着肚子上了床。

12月10日我们在船上醒来时发现已开船，当晚到达宜宾。在船过南溪县时，我们看到岸上有许多境遇悲惨的伤兵。在宜宾停留的两天都有空袭警报。比我们先到的莫宗江和陈明达先生在宜宾同我们“会师”了，大家都很高兴。

“李庄！李庄！”

1940年12月13日上午，我们从宜宾坐小木船（下水船）前往李庄，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当时离宜宾约60华里的李庄。在木船摇到李庄时，我们孩子们高兴得同声大喊：“李庄！李庄！”

我们一家后来在李庄住了五年半，直到1946年夏天才离开这里。妈妈就是在这里失去了健康。

李庄镇在长江南岸。当时是一个树木繁茂、郁郁葱葱的地方。镇南有与长江平行的起伏山脉,不太高的小山上是成片的橘林和茂密的竹林，江边有多人才能合抱的大榕树和宽阔的草场。沙土地上生长着颇有名气的李庄花生。在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这里是一个物产比较丰富、得天时地利的好地方。因此，不仅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和社会所、中央博物院以及营造学社等学术单位迁来了，同济大学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从云南迁来。一时间这个小镇成了后方一个人才荟萃的文化中心。

但是，李庄也是一个气候比较阴冷潮湿的地方，对曾患肺病的人很不利。

我们到达李庄后，立即前往离李庄镇约两华里的上坝村月亮田，中国营造学社的“社址”就在这里。

上坝村在一座小山脚下，山上长满橘树。月亮田是一所宅院，院门朝西（从门口向西北看可以望见奔流不息的江水）。这个门比里面的院子略高，走下几个石阶才是院子，院中长着不少芭蕉树。门口有一大片水田。出大门走几步就可以登上南边的小山。

这所房子并不全归我们使用。我们实际上是同房主合住在一个大的院落中，使用的只是这个院落的西北角。营造学社的办公室（即画图室）和宿舍主要是两排互成直角（L形）的房子。其中较长的一排（南北走向）分为前后（西、东）两部分，分别面向有芭蕉树的前院和一个比较安静的后院。营造学社的办公室（画图室）面向后院。我们一家则住在与学社办公室成直角的“侧翼”中。

妈妈带着我们一家老小住进这房子后大约一个多月，舟车劳顿的辛苦和阴冷的天气终于使她早已在透支的健康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我们到李庄后不久，就是1941年（民国三十年）的元旦。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爹爹到李庄来，经常到江边的囤船上去等船。但爹爹迟迟未来。春节前，妈妈的肺结核症复发了。她的病势来得极为凶猛：连续几个星期高烧到40度不退，夜间盗汗不止。当时爹爹正在重庆请求重庆政府教育部资助营造学社的经费。李庄没有医院，连体检的条件也没有。当时也没有抗生素类药物，更没有肺病特效药。妈妈身边也没有任何医生或护理人员，我（十一岁）和弟弟（八岁）太小，外婆年纪又太大。可怜的妈妈当时只能独自一人苦苦挣扎。我早上起床时时常看到她床边挂着许多被汗湿了的毛巾。看到她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我那时真怕会失去妈妈，但又不能给她以任何实际的帮助。

爹爹到1941年4月间才回到李庄，他又带来了三舅（空军飞行员林恒）在成都上空迎击日机时阵亡的噩耗（爹爹从重庆赶往成都为三舅办了后事），使妈妈在精神上又遭受到一次沉重打击。

到李庄后，我们的生活水平又下降了一大截，营造学社没有固定经费来源，为此，爹爹不得不经常向重庆政府的教育部请求一些资助，但每次所得无几，而且很快地就会被通货膨胀所吞噬。最后，连学社有限人员的工资也几乎发不出了。

居住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房间多用木板和竹篾抹泥为墙，爹爹和妈妈的卧室部分是砖墙，虽装了白木地板，但顶不住川南的潮气。梁柱都被烟熏火燎得漆黑，房顶上有竹制顶篷，老鼠和蛇常常出没其间。木床上臭虫总是成群结队。由于物价不断上涨，柴米油盐都得在拿到钱后立即购买，否则便会“缩水”，甚至化为乌有。肺病病人需要钙质，但那时喝不到牛奶，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当然也没有X光设备。

在熬了好几个月以后，妈妈才慢慢退烧了，但这次打击太重了，她的身体后来始终没有根本好转，病情仍不时发作。她从此失去了健康，只能天天卧床，从卧室的窗户中望望外面的小院。这种很像囚徒的生活使她愁闷极了。

林徽因于李庄家中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使妈妈和爹爹十分伤心的事：存在天津麦加利银行地下室的资料——营造学社战前古建测绘考察所得资料——被大水淹了，也就是说，他们多年的心血和劳动泡了汤。他们为此不禁哭起来了。

在营造学社工作因经费困难而前途茫茫时，刘敦桢伯伯和陈明达先生先后离开了李庄到重庆工作去了。学社原来的工作人员留在李庄的除爹爹妈妈以外，此时只剩下刘致平和莫宗江先生了。

但此时已极度病瘦的妈妈并没有放弃希望，她对自己事业的前途仍保持一种韧性的信心，相信抗战终究会取得胜利，相信她和爹爹为之贡献了半生精力的研究工作会继续下去。

在病情稍微稳定以后，妈妈开始读书。这一时期她所读中、英文书籍涉及范围很广，但其中心还是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有关。

妈妈开始很认真地阅读《史记》和《汉书》并作笔记，想为营造学社研究汉代或更早期的建筑作文献资料方面的准备。经过多年考察证明，汉代建筑物已无法找到地表以上的遗构（少量汉阙除外），但是1939年秋季以后，爹爹等营造学社成员到四川进行古建考察时，发现了东汉时期建造的古墓。这些汉墓以及同时发现的汉阙，为研究那个时代的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汉墓尤为重要，因为其中的石柱和柱础，特别是石头斗栱和石刻装饰都反映了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

爹爹妈妈以及学社其他成员当时对唐代以后的中国建筑比较了解，因为他们已经在北方各地做过脚踏实地的考察和测绘工作。此时，他们便想以汉墓中的石构为实证，进一步上溯到了解汉代的建筑。除了实物以外，他们也需要文献资料，这就是妈妈当时在重病中仍然认真研究汉史的原因。

作为建筑师的妈妈一向重视“人”和建筑物的关系。她的建筑设计思维的一个特点就是，总是认真细致地考虑各种建筑物中人的方便和审美需求。所以，她对住在各种房子（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里的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比较注意。妈妈常常不自觉地用一个作家的眼光观察人生，因此，她对“人”的理解比一般人更深入精神层面。这样，她在读史的同时，就从建筑师和作家两个方面同时切入了古人的生活。爹爹曾开玩笑地说，妈妈那时简直成了一个汉代人的生活习俗细节的专家。

当时，妈妈的病情时有反复，稍微劳累就会发烧。但就在这种状态下，她仍比较认真地阅读了《史记》《汉书》和有关中国建筑的一些其他书籍，而且收获不仅限于建筑方面。

妈妈当时也读了一些英文书籍，如英国著名传记学家斯特拉齐（Lytton Strachey）写作的《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 Victoria）等书。我记得那时妈妈对斯特拉齐的英文颇为欣赏，曾经让我读Queen Victoria中的若干篇章以帮助我提高学英文的兴趣（我那时已经上中学）。

斯特拉齐是一个传记学者和作家，他写的传记注重人物的个性，能够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利用史料，在叙述某些历史事件时，把人物的性格特点勾勒出来。他的这种写作方法可能为既是建筑史学家，又是文学爱好者的妈妈带来了某种灵感。

有一天，妈妈忽然在灵感的驱使下，说她想用英文写一部《汉武帝传》，并开始了有声有色的构思。但这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后来写作并未成为现实。她以后也没有认真地研究汉武帝其人。这一“宏伟设想”也就变成了她一生中诸多“未完成交响曲”之一。但这反映了妈妈读书时仍有创作冲动。

妈妈在李庄的病床上也读了不少俄罗斯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高尔基的《我的大学》等。那时我在同济大学附属高中上学，同学中常常传看这些作品，妈妈也很爱看。她此前比较熟悉英美作家的作品，这时开始接触相当数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战争与和平》这本书当时我看的是中文版，她看的是英文版。我们常常就这些书交换看法。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开阔了妈妈的文学视野。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谈到，她觉得1805—1812年的沙俄时代同她自己经历过的（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我记得她曾同我讨论过《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安德烈和皮埃尔等人物的性格等。

妈妈喜欢同身边的人沟通和交流思想，也喜欢同别人分享她的读书体会。抗战后期，爹爹和从诫都到重庆去了（爹爹临时到“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工作，从诫上了南开中学），家里就只剩下了外婆、妈妈和我。因此，我这时从妈妈的女儿和学生，变成了妈妈的朋友。妈妈在同朋友相处时，无论对方为何人，都是平等相待的。于是，我就在不知不觉中追随着她的阅读范围和思索路线，同她一起进入了一个比我的日常生活广阔得多的世界。她带着我在一片涉及古今中外的文化田野上漫游。这种漫游使她因被“囚居”于斗室养病所带来的寂寞心情开朗了许多，也使我受益匪浅，其对我影响之深远，是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的。

妈妈对于各种中文和英文作品中精彩的文字表达方法反应敏锐，琢磨得非常细致。她非常喜爱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中译本）中关于美丽的俄罗斯自然景色的描写，我至今还能记得她阅读和谈论这些作品时的喜悦之情和炯炯目光。妈妈酷爱大自然之美，因此，她对一切关于自然景色精彩描写的感受就特别真切。

因为病痛折磨，妈妈这时已经极为瘦弱，很难再把她看成是一个“美女”。但她仍然非常美丽，内在精神的美丽有时会使她“容光焕发”。来看她的朋友不太多，但我们家还是有一些客人喜欢听她侃侃而谈。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小姐（也曾留学国外，是学历史的）就常来看她。当她们俩在阴冷的李庄的黄昏时刻漫谈时，我常常是一个忠实的听众。

在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妈妈那时特别喜欢读杜甫的诗，尤其是杜甫在战乱年代写的诗。她曾为我比较详细地讲解过《北征》。其中“况我坠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这一段由于她的讲解，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这些充满对家人真挚感情的诗句因此而变得更加生动和难忘了。“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首诗也是妈妈指点我读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和爹爹的美国朋友费正清（John Fairbank）到重庆工作，常寄美新处的英文新闻稿给她。虽然这些新闻稿寄到李庄时往往已经是十天半个月以后，但在消息闭塞的李庄，仍可算新闻。妈妈很关心当时世界各地的战局，总是很认真地读这些新闻，有时也让我读（作为一种英文学习）。我还记得她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42—1943年）和太平洋战争中的日美“瓜岛”争夺战（1942年下半年）都特别注意，还曾向我详细讲解这些战役的来龙去脉。

20世纪80年代，当我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到澳大利亚工作时，有一次在一个外交场合遇到了一些当年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澳大利亚老兵，同他们谈起“瓜岛”之战时，当年妈妈在李庄向我介绍这一战役的情景立即浮上心头。

到达李庄的头两年，妈妈的身体所经受的打击使她从此失去了健康，成为一个长年卧床的病人。同时，缺乏经费来源和人员的流失使营造学社的古代建筑的研究工作也几乎难以为继了。

1943年以后，尽管妈妈的身体并无根本好转，但病情恶化的势头已经相对平缓下来。爹爹的背脊骨因脊椎关节硬化症已完全僵硬，加重了他整个身体的负担，但疼痛不十分剧烈。

这时，爹爹和妈妈开始重新考虑营造学社今后的工作。他们决心把他们手头仍保存着的学社多年的古建考察、测绘和拍摄所得资料整理出来，加以补充，将之付印。由于当时国内的印刷条件很差，而他们这批图片资料要求的印刷精度又很高，他们决定请求美国朋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给予帮助，将一部分图片先拍成缩微胶卷，然后送到美国付印。这些图片附有中英两种文字说明，有关文章也将用两种文字写作。另一方面，他们准备在李庄用石印技术和当地纸张重新出版《营造学社汇刊》（抗战后已停刊），把学社抗战时期的研究报告发表出来。

对于爹爹和妈妈来说，在当时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条件下，把营造学社的工作坚持下去确实很不容易，但他们还是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事业特有的责任感和执着精神，用很大的毅力，为坚持、恢复和发展学社的古建研究工作付出了自己的体力和心血。

那时，爹爹自己和莫宗江先生承担了大量的绘图工作，而妈妈则协助作英文文字解说的写作以及编撰工作。由于工作量大，常常需要在晚上继续赶图、赶稿。那时李庄没有电灯，平常我们晚上点菜油灯，即使用较粗的灯芯，也只能得到如豆的灯光。全家惟有的一盏煤油“马灯”（可提着走）就是爹爹妈妈赶活时最高级的照明设备了。就在这盏煤油灯下，他们完成了后来成为英文版和中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图、文资料。不过，这本书是在他们都已逝世多年以后，经过许多曲折才终于出版的。现在重看这本书中的精美绘图和文字解说，我不禁想起了爹爹妈妈和我们在李庄的日子，觉得那真是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换来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们不坚持的话，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工作即使不完全中断，也必定会受到重大挫折。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简称《汇刊》）的恢复出版也是一件大事。《汇刊》是抗战前学社定期出版的高水平的学术刊物，抗战开始后停止了出版。抗战后期在李庄出版了两期。当时，李庄和宜宾都没有现代化的印刷设备，纸张的质量也比较差。我记得这两期《汇刊》是手写、手画后刻蜡版再石印的，文字部分还比较容易处理，绘图部分就相当困难了。当时学社的人员已有所增加，罗哲文先生就是这一时期参加营造学社的工作的（那时他的名字叫“罗自富”，因为同美国总统的名字罗斯福谐音，爹爹常常开玩笑叫他“总统”）。

这两期《汇刊》从刻蜡版到装订成册完全是手工操作的。我还记得装订时连外婆都参加了。妈妈为恢复出版《汇刊》花了大量心血，新出版的《汇刊》里还有她关于现代住宅设计的文章。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封面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刊登林徽因著《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

抗战开始以后，妈妈就没有继续她的文学创作活动了，但她有时还写一点诗。她卧病李庄时也没有完全停止写诗。我就是在她的病榻旁最初接触到她的诗和其他作品的。她有时也将自己的旧作翻出来看看、改改。就在这一时期，我在她床边读了她的已发表的几个短篇小说（《钟绿》《吉公》《文珍》和《绣绣》）以及刊登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年级课本上的散文《窗子以外》。我很喜欢她的诗，特别是那些情绪开朗、欢快、浪漫、画面生动、韵律整齐、有音乐感的小诗。我曾将她的一些诗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妈妈不反对我做她的一个小读者。但她当时只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刚刚开始或远未完成的一项活动，认为自己的作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还没有达到她自己满意的水平。她自己比较满意的短篇小说是《在九十九度中》，抗战前曾登在《学文》杂志上。这本杂志（据说一共出版了三期）的封面是妈妈设计的，是两条鱼抱着一支笔，鱼是弯弯的，笔是直的，每期封面的颜色不一样，鱼和笔的颜色也不一样（我还依稀记得她在北平设计这一封面的情景）。

在李庄时，妈妈曾推荐我读公公（梁启超）写的《情圣杜甫》和王国维写的《人间词话》（也登在西南联大中文系的课本上）。还向我介绍了沈从文的小说《边城》，非常赞赏他对湘西风土人情的描写。

在李庄时，妈妈身体稍好时也曾外出一两次探亲访友。她曾坐滑竿到李庄镇西面的板栗坳探望我的三叔——考古学家梁思永，并会见傅斯年、董作宾等考古界的朋友。语言学家李芳桂一家也曾在这里住过。

板栗坳那时是一个美丽的山坳，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在地，史语所的善本书籍图书馆就在这里的中式庭院中。院中有大棵的茶花树，山坳入口处有大棵的腊梅，都使妈妈看得入迷。

三叔是史语所的研究员，他曾参加20世纪30年代中期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工作，有重大发现，成绩卓著。但他到李庄后也因肺病复发卧床，病状与妈妈的病状很相似。

抗战胜利以后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在1945年8月10日传来时，爹爹和从诫在重庆，妈妈、外婆和我在李庄。我们一家人在两地分别庆祝了这等待了八年的胜利。

不久以后，爹爹回来把妈妈带到重庆去进行身体检查。检查的结果是结核菌可能已从两个肺叶扩展到肾脏（那时她常常感到膀胱疼痛）。医生的预言是：她也许只能再活“五年”。不过，除了爹爹以外，妈妈和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可怕的“预言”。

当时重庆和李庄之间的水道由于正在治理一些急流险滩而暂不通船，妈妈滞留在重庆无法回到李庄。在她的朋友们（包括在昆明的老朋友们和那时正在重庆工作的美国朋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的共同倡议下，爹爹和她决定，她将暂时离开气候潮湿阴冷的重庆，到气候温和的昆明去休养一段时间。因此，妈妈就在1945年的秋冬之交从重庆飞到了昆明。这时，爹爹曾回李庄住了一段时间，我那时在李庄同济大学附中，已读到高中三年级，将在1946年夏天毕业。

妈妈到昆明后，最初住在张奚若伯伯家，后来曾搬到“唐继尧花园”住了一小段时间。她对于能同许多老朋友们重聚，互相“报告”分别后的几年中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感到十分畅快，说她这时才体会到，唐朝诗人们在其诗作中曾表达过的多年未见的老友彼此偶然相遇时的喜悦。但当她沉醉在昆明的绿树、鲜花、飞鸟、云天和夕阳的同时，却又因为高原缺氧而时时喘不过气来。

妈妈在昆明市正好赶上了“一二·一”学生运动，她曾写信给我向我“报道”此事。

我们全家五人最终在1946年7月份又集中到重庆，并在7月底乘一架运输机在几个小时内飞回阔别九年的北平。

这时，爹爹已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将在清华新创办的建筑系中担任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成员也将到清华任教。

我们回到北平后，最初住在宣武门内国会街的西南联大复员教职员工的接待处（这里后来是北大“四院”，解放后是新华总社），等待搬进清华的新林院。新林院在沦陷时期是日本军队养马的地方，树木和房屋都被破坏得很厉害，此时正在修葺。在等待期间，我有时和妈妈去逛宣武门内的旧家具铺，看能否买几件我们可用的家具。后来在这里买了一套颜色还比较好看的旧沙发。

再次回到儿时生活过的北平，我觉得这座古城有点衰败，但有两件事印象特别鲜明。

有一次妈妈和我分乘两辆三轮车经过北海前的团城，当我们从西向东过“金鳌玉蝀桥”时，在我后面的妈妈突然向我大声喊道：“梁再冰回头看！”我回头一看，霎那间恍若置身于仙境：阳光下五彩缤纷的“金鳌玉蝀桥”同半圆的团城城墙高低错落，美丽极了。只可惜当时没有一架摄相机将这一画面留下。后来这桥因“妨碍交通”被另一桥所取代，至今我每到此处总感觉若有所失，好像到了一个亲人失踪的地点。

还有一件事常常想起：在我们刚搬到清华时，妈妈说我应当去颐和园看看，但她自己因身体状况无法和我同去，因此要给我找一个能引导我“正确地”游览颐和园的人。后来她就请清华哲学系的美学教授、邓以蜇伯伯的女儿邓三姐带我去。三姐是一个修养极好的国画家，人也长得很美，她带我游览颐和园的“路线”是：从东宫门进入后先到昆明湖边，从正面看万寿山和排云殿，然后便掉转身上山，经谐趣园进入后山，而不走长廊。妈妈对三姐的“路线”十分赞许（邓三姐是核能物理学家邓稼先的姐姐，五十年代初期因煤气中毒不幸去逝）。

为清华建筑系付出心血

我们回到北平后不久，在还没有搬进清华新林院8号以前，爹爹就离开北平经上海去美国讲学了。当时耶鲁大学邀请他作为客座教授，在1946—1947学年讲授中国建筑和美术，普林斯顿大学请他参加为纪念该校建校两百周年而举行的“远东文化与社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47年4月），作有关中国建筑的讲演。同一时期，爹爹还作为代表中国的建筑师参加了纽约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

爹爹很重视这次访问美国的机会。他想利用这次访问尽可能多地了解当时西方建筑教学方面的情况，以使新建立的清华建筑系的教学能跟上时代，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他也对战后各国重视都市规划的思潮极感兴趣，想为清华建筑系引进有关理念和知识。但为此他必须在清华建筑系开办之初离开中国约一年之久。

爹爹离开北平赴美时（1946年夏天），清华建筑系还处于“从无到有”的阶段，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爹爹这时却远在美国，无法分身。清华建筑系必须在1946年9月份新学年开始前做好授课的准备工作，这时已接受爹爹的请求到清华建筑系任教的吴良镛先生从南方来到北平，在病床上的妈妈的支持下，开始为建筑系的诞生做非常具体的准备工作。他们的紧密合作涉及从桌椅板凳等琐碎的行政事务到专业性很强的为初学者讲授建筑课程这样的学术问题。妈妈为此贡献出了她的全部学识、经验和热情。她对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给建筑系早期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林徽因与清华大学营建系首届毕业生合影，1950年

梁再冰与清华大学营建系首届毕业生合影，2000年

新林院8号

我在1946年夏天参加了在北平举行的大学入学考试后，在这一年秋天进入北大西语系。入学后便住到了沙滩的北大女生宿舍——灰楼（这座建筑是爹爹在抗战前设计的，最初的设计是个方正整齐的三层建筑物，妈妈看后认为有点呆板，便在三层之上加了半层，我恰巧就住在这半层中——面向民主广场的“天字楼”）。我平时在城里住北大，只有周末和假日才回清华。

北京大学女生宿舍（梁思成、林徽因设计）

妈妈此时的身体更坏了，精神却并不因此稍减。我每周回到新林院8号时都发现，这里是一个各种活动——学术的和生活的——中心。来到这里的主要是各种年龄的、清华一些不同系的教授、教员和学生们。其中不仅有妈妈和爹爹的老朋友们，如当时也住在清华新林院的张奚若、金岳霖和周培源教授以及他们的家人，还有建筑系的教师和学生们。外语系的教员王佐良和周珏良先生等也是常客。他们非常喜欢同妈妈就中外文学著作交流看法，妈妈也希望从他们那里得知当时文学思潮方面的一些新动向。我就是在他们的谈话中最初听到T.S.Eliot 这个名字的。

朋友们的访问使妈妈疲劳，也使她高兴。妈妈是一个无法停止学术上的探讨、艺术上的感受和对亲友的关心的人，因此她几乎无法休息。

1947年夏天，爹爹结束讲学从美国回来了。他看到清华建筑系已初具规模，教学也走上轨道，感到非常欣慰。他从美国带回的关于都市规划方面的书籍立即引起了妈妈的高度兴趣。我记得爹爹和妈妈曾一起兴奋地阅读和热烈讨论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著作。有时金岳霖、张奚若伯伯也参加他们兴高采烈的讨论。

在爹爹回国前，蒋介石政府在解放战争中终将失败的形势已经显现，爹爹的美国朋友们问他今后是否将留在国内，爹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他们在战后会进行建设，他愿意为此尽力。

爹爹回国后，妈妈于1947年底在西四的人民医院动了一次大手术，切除了被结核菌感染的一个肾。这次手术后伤口略有感染，但用药物控制住了。伤口愈合后，妈妈的健康恶化趋势得到遏制，但两肺的功能仍然很差，所以仍然必须卧床静养而不能多活动。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妈妈有时翻出她的一些未发表过的诗作进行修改，也曾写过一些诗，让我送给当时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沈从文伯伯，把这些诗刊登在当时的《益世报》副刊上。那时沈伯伯一家住在离沙滩北大西门不远的松公府夹道，我常常在吃完中饭后去他家。他总是兴致勃勃地让我看他收集的各种美丽、精致的小盘儿小碗儿。

解放战争时期蒋管区的物价上涨得比抗战时期还厉害。因此尽管我们回到北平后住房条件大有改善，经济情况仍然十分拮据。“金元券”出笼以后，物价上涨如脱缰之马，简直无法忍受。购物时需要带着成捆如废纸的钞票，有时只好换点银元保值。我那时在北大吃学生食堂，每月有相当于二十多斤面粉市价的“公费”，交给食堂后可以吃饭，妈妈还给我一点零钱。清华家里的伙食常常是馒头、窝头、红薯、大白菜、萝卜之类，油水不多。

1948年夏天以后，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特务常在清华、北大校园中横行霸道，逮捕进步人士，搜查教授住宅，我家也未能幸免。此时，人人都感到蒋政权“气数已尽”，日子没法过下去了，中国即将大变。

1948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北大“民主广场”西侧的食堂吃完饭之后，看到广场上有许多牌子向大家通报面粉的“行情”。原来面粉的价格每个小时都在上涨。当时我立即想到了清华的家里已快见底的面缸，琢磨着是否应该赶快去买面粉，以防断粮。我知道爹爹妈妈肯定还没有想到这一点。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听到从西北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而且越来越近，开始时还不甚在意，忽然一个念头闪过：“该不会是从清华那边传出的吧?”我赶快跑到灰楼楼下去打电话，却发现电话已经不通了！天呀！

我像疯了似的立即骑车到骑河楼的清华校车站去赶当天的班车（那时每天只有一班），幸好校车还未开走，就随此车在西直门城门关闭前出了城，在城门口看到许多傅作义的部队正在往城里撤。

那天我到家时天已经快黑了。我在“清华园”下车后小跑经过旧南院回到了新林院8号。快到家时只听见家里人声嘈杂，全家人都在。特别令我高兴的是，在城里上辅仁中学的从诫也骑车赶回来了，此外还有建筑系的许多老师和学生们。记得人们欢迎我的第一句话是：“你现在已经到了解放区了！”

那时情况还不稳定，又传言说特务们要来“血洗”清华园，周培源伯伯正扛着枪和同学们一起在校园里巡逻。建筑系的老师和同学们建议把妈妈抬到大图书馆去以便保卫，但后来听说特务们已经跑了。爹爹高兴地说：“我们真是解放了！”

第二天有敌机来扔炸弹，我们都在新林院8号的门厅处卧倒，重温抗战时期空袭时的“功课”。后来发现扔下了两颗炸弹，一颗就落在新林院西面的空地上，一颗落在“工字厅”前。此后，我们就等待解放军来“接管”清华，但等了许久都没有任何军队进清华园，这时爹爹妈妈和许多教授伯伯们才首次体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含义，同时听到了许多关于解放军“不拿人民一针一线”的小故事。从此，他们开始对这支军队有了亲切感。

后来终于来了一些解放军，原来是一个部队文工团来为大家演出《杨勇立功》等剧目。妈妈也满有兴致地同我们年轻人一起去看，并且对演员们的表演、简单而不庸俗的布景和服装等颇为赞赏。

送女儿参军

1949年3月，我离开北大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最初妈妈不同意我去参军，要求我至少等到大学毕业后再参加工作。那时我才读到西语系三年级，我不愿等待，坚持要走。妈妈很伤心，爹爹也劝我别走（他可能考虑到了医生在1945年所说妈妈最多再活“五年”的话）。当时这场辩论使我很痛苦，因为我确实也舍不得离开他们，但我们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我答应在“一年以后”回到北大，把大学读完。

我离开北大和清华时思想斗争很激烈，新生活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我担心我会和爹爹妈妈在思想上产生隔阂。我预感到参军以后我的思想会发生变化，担心他们不会像年青人那样容易地接受新的思想和生活。

我参加南工团后住在东四“华文学校”，同许多学员们一起睡在地板上。不久后被调到新华社新闻工作队，准备南下汉口，临走前不久，妈妈带着毛巾等小东西来看我，坐在我的铺盖上，呆了很久。

国旗、国歌、国徽

我到部队后和妈妈经常通信。有一次她来信说，她和爹爹都“参加了工作”，已经“穿上制服”，使我十分惊喜。

1949年9月29日，在第一个国庆节前两天，爹爹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告诉我他参加了第一届政协会议。爹爹写道：“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再也想不到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在一次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的会中，我得以进一步认识了毛主席。”在叙述了这次讨论中的民主气氛以及他自己在选国旗图案中所发挥的作用后，爹爹又说：“关于国歌之选定，张（奚若）伯同我可以自夸有不小的功劳。那是我首先提出的，同时也有许多人有那意思。那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制成，而在抗日期间极有功劳的一首歌。……有人主张改词，我认为不必。我说法国马赛曲就是一首军歌，也有‘打倒昏君暴主’之词，是历史性的歌词。……我们虽已过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不是‘做奴隶的人’，但那是历史性的。……于是我的主张得以胜利的通过。当晚散会之前，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声同唱第一次的‘国歌’，高兴兴奋无比。”

爹爹的信中又说，“我这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在机构的组织和人事方面着忙。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疼、又不过意，但是工作一步步的逼迫着向前走，紧张兴奋热烈之极，同时当然也遭遇许多人事和技术的困难，……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我从爹爹的来信中感受到了他和妈妈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欢欣鼓舞、奋发昂扬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这封信我至今仍保留着。

1950年6月底我从汉口新华社四野总分社调回北京新华总社工作。回到清华园的家里后，客厅的情景使我大吃一惊：到处都是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摆满了国徽，好像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徽“作坊”。妈妈正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其他一切似乎都暂时忘记了。

从这时开始，我觉得妈妈已经完全忘记了她自己是一个身患重病的病人，因此她周围的人往往也不太把她当病人看待。

新林院8号客厅中的气氛也变了。这里成了一个巨大的“工作间”，建筑系的师生们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我那时住在城里，不一定每周回家，但每次回去都感受到家中浓厚的“国徽气氛”。

图

林徽因与梁思成讨论国徽方案

国徽的设计是清华建筑系（营建系）师生集体智慧和个人艺术才能的完美结合，凝聚着参加设计的每一个人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爱。当我们的国徽终于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个红色中也有妈妈的一小滴血，那个金色中也有妈妈心中的辉煌。这是妈妈在历经劫难又迈步从头跨越的时候，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做出的又一次默默奉献。

在完成了国徽设计后，妈妈又同爹爹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妈妈负责纪念碑底座上花纹图案的设计，但她未及见到这个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上建立起来就辞世了。她逝世后，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她亲手设计的一块汉白玉花圈刻样放在她自己的墓前。我很感激当年碑建会的这一决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由莫宗江先生书写的“建筑师林徽因之墓”这几个字被粗暴地破坏后，我仍可以凭着这方汉白玉刻样在八宝山公墓中找到长眠在那里的妈妈。

林徽因墓

最后的时刻

无论妈妈病得多么重，我从来没有想到她会离开我们。虽然我知道她的身体已经越来越成为她的一个负担，但她是这样一个“活跳跳”的人，我无法将她同“死”联系起来，……直到1955年的春天。

我已在 1953年夏天结婚，1955年，我的大孩子（儿子）即将出生时，妈妈因病住进了同仁医院。爹爹此时也住在这个医院，两人的病房相邻。妈妈住院前一再说服我产后要到清华胜因院12号（我们家这时已搬到这里）去度产假。那时她还在为我张罗婴儿用的衣被等。

我在孩子满月后立即赶到医院去看她。一个多月未见，我一见到妈妈立即从她的脸色上感到，她快要离开我们远行了。

这种感觉使我战栗。深深的自责与后悔情绪顿时笼罩在我的心头：为什么我没有早点注意她的病情？事情怎么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为什么我这么晚才意识到这一点？

医生向我详细介绍了妈妈的病情后，我的这种想法更强烈了。

但妈妈见到生产后的我却是一副极为欣慰的样子，她高兴地对周围的护士说“你们快看我的女儿，她的身体和脸色多好啊！”这时，她似乎忘了自己的病痛。

1955年3月31日晚上，同仁医院打电话到新华社通知我：妈妈病危。我立即赶往医院，但她此时已经昏迷不醒。

我来到她的病床前时，护士问我要不要叫住在隔壁病室的爹爹过来。我像疯了似地喊道：“要，要啊！快叫他过来呀！”护士把爹爹搀过来时，他坐在妈妈床前，拉着妈妈的手放声痛哭。我一生从没有见过爹爹流泪，此时见到他一边哭一边喃喃不断地说：“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我此时觉得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在他们生离死别的此刻，任何“外人”（哪怕是我）也不能打扰他们的诀别。

实际上，妈妈走得很安详。

当时，关于对爹爹“复古主义"和“鼓吹大屋顶”等等的批判虽然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妈妈对此也并非全无感觉和担忧，但她毕竟不知道那将是怎样的一场批判。

此时离去也许还是她的福分。

在感觉到妈妈终将离开我们时，我曾将两个多月的儿子抱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想让她看看自己的外孙，但当照片洗印出来时，妈妈已经走了。她留给我的三件婴儿被子却一直用到我的第三个孩子出生。

妈妈去世后四个多月，在我生日那一天，我收到爹爹这样一封信：

“宝宝，今天我又这样叫你，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特别是今年，我没有忘记今天。二十六年前的今天二时一分，我初次认识了你，初次听见你的声音，虽然很久了，记忆还不太模糊。由医院回家后（爹爹指他自己出院后），在旧照片里我还发现了一张你还是大约二十几天的时候，妈咪抱着你照的照片，背面还有她写的一首诗，‘滴溜溜圆的脸’……”

“我记得去年今天，你打了一个电话回家，妈咪接的，当时她忘记了，后来她想起，心里懊悔，难过了半天。”

我知道这是爹爹在极度思念妈妈时写的信。

如今这两个曾经给我以生命的人都已经去世多年，我的年龄已经超过爹爹在世时的年龄，但回顾往事，心情仍不能平静。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安息吧，我最亲爱的妈妈，我最亲爱的爹爹。

2004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