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都之始”讨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金中都一说。其说认为：“贞元元年即1153年，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并将其改称中都，由此拉开了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于是在2003年9月，举行了隆重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的活动。 这之后，人们普遍以为，北京的都之始似乎就是金中都了。实际上，金中都一说很值得商榷。关于都之始，还有其他很多说法，各有一定道理。 综合历来的观点，一是以召公奭的燕都为说，二是以战国的燕都为说，三是以某些地方政权的建都为说，四是以辽南京为说，五是以金中都为说，六是以忽必烈迁都元大都为说。 北京的建都史，何以如此言人人殊呢？主要的问题在于，对于“都城”一词界定的标准不同，对“始”的认知不同，其结论自然也就不同。 以上六说涉及的“都城”可以归纳为三大类。一是西周时期的诸侯领地中心或后来西汉等王朝的封国、藩国中心，二是分裂时期的地方政权之都，三是符合“廿五史”范围的都城。 “廿五史”应该作为界定“都城”的标准。“廿五史”中纳入了中华正统谱系的王朝之都，其中既包括了大一统王朝的全国性都城，也包括了分治时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宋、辽、金都城。按照这一标准，黄帝后人的蓟邑、西周或战国的燕都、西汉及以后的封国之都、慕容儁的蓟都、史思明的燕京、刘守光的幽州城等，都不足以视其为北京建都史的开始，只有辽、金、元的都城在讨论范围中。 稍做研究就会发现，辽南京完全可以挑战金中都的“都之始”地位。辽南京也是“廿五史”认可的都城。有人无视辽南京的唯一“理由”是说辽南京属于“陪都”，其实“陪都”也是“都”（本文谈到辽南京时仍按人们习惯说法称其为陪都，实际上称辽南京为陪都并不确切）。不少华夏古都都是由陪都成长为首都的，成为陪都就是它们建都史的开始。典型案例如洛阳，周成王时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成周城，这就是周王朝的陪都。成周不仅是洛阳建都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它对东周以及后来历朝历代在洛阳的建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是洛阳建都史上的重要一环。无论何人说起洛阳的建都史，都会不假思索地把西周成周城归在洛阳的“十三朝古都”中。北京自然也不应例外，其建都史也应当包括所谓“陪都”的辽南京城在内。 在辽、金的都城中判断谁是“都之始”，不仅要从“廿五史”出发，也要摒弃陪都的说法，还要看其实际是否具备都的功能。辽南京不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都城，而且它在很多方面都承担了首都的职能，几乎可以说是辽朝事实上的首都。 辽朝是以一部正史纳入了中华正统谱系的重要王朝，而且它称霸东亚凡二百余年，是公元十到十二世纪的世界强国之一。极盛之时的辽朝幅员广阔，不但是赵宋王朝的两倍，也比后继的金朝为大。以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年间（公元983～1031年）为例，其疆域东濒太平洋，西至俄罗斯的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北至外兴安岭和贝加尔湖，南接河北白沟及甘肃北部，真可谓“幅员万里”。慑于辽的强大，北宋、西夏、高丽或向辽朝缴纳“岁币”以自保，或俯首称臣以为附庸。由于契丹声名远播，以至外部世界误以为当时整个中国都在契丹的统治之下，并以契丹代指中国。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中国，就把整个中国称作了契丹。直到今天，国外不少民族仍称中国为“契丹”，俄语Китай一词便是典型一例。 辽朝建国后实行了多都制，合称五京。最先设立的是上京临潢府，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之处，于神册三年（918年）立为辽的皇都，地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第二个是东京辽阳府，这是原渤海国的故地，于辽太宗天显三年（928年）升为京城，先称南京，后改为东京，地在今辽宁省辽阳市。幽州是第三个京城，立于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因位于辽的南部而称南京，又称燕京。与此同时，辽太宗改辽阳府的南京为东京，改临潢府的皇都为上京，由此合为三京。第四个是中京大定府，这是前奚王牙帐所在地，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升为京城，地在今内蒙古宁城县老哈河北岸。最后设立的是西京大同府，这是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为控制西南边地设立的，地在今山西大同。
上京临潢府原称皇都，地位居首。但是自从有了幽州的南京之后，原来的南京辽阳府不但要把名字让出来，连临潢府的皇都也因此而改称上京。辽人改“皇都”为“上京”的目的，无非是要缩小它与南京之间的差别，否则就没有必要把好端端的“皇都”之名弃之不用了。“皇都”也罢，“上京”也罢，这并非出身“蛮夷”的契丹人在玩文字游戏，而是在他们的主观意识里，以至在客观形势上，南京城都是辽五京中最突出的一个。 《辽史·太宗本纪》载，会同元年（938年）夏四月，辽太宗“如南京”。当时石敬瑭向契丹进献燕云十六州的仪式尚未举行，可是辽太宗已经等不及了，忙不迭地前来燕京巡视。会同三年（940年），辽太宗又亲赴南京，以中原礼节款待了幽州官吏，极尽对汉臣的拉拢。驻跸南京期间，辽太宗连日大摆宫宴，接受回鹘、西域、后晋等国使臣的朝贺，俨然以南京为国都。会同五年（942年）春，辽太宗再次临幸南京，此后又于次年“如南京，议伐晋”，开始了征伐后晋的战争。直到公元947年辞世，辽太宗的最后几年几乎全都是在南京度过的。
在北京的“都之始”讨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金中都一说。其说认为：“贞元元年即1153年，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并将其改称中都，由此拉开了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于是在2003年9月，举行了隆重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的活动。 这之后，人们普遍以为，北京的都之始似乎就是金中都了。实际上，金中都一说很值得商榷。关于都之始，还有其他很多说法，各有一定道理。 综合历来的观点，一是以召公奭的燕都为说，二是以战国的燕都为说，三是以某些地方政权的建都为说，四是以辽南京为说，五是以金中都为说，六是以忽必烈迁都元大都为说。 北京的建都史，何以如此言人人殊呢？主要的问题在于，对于“都城”一词界定的标准不同，对“始”的认知不同，其结论自然也就不同。 以上六说涉及的“都城”可以归纳为三大类。一是西周时期的诸侯领地中心或后来西汉等王朝的封国、藩国中心，二是分裂时期的地方政权之都，三是符合“廿五史”范围的都城。 “廿五史”应该作为界定“都城”的标准。“廿五史”中纳入了中华正统谱系的王朝之都，其中既包括了大一统王朝的全国性都城，也包括了分治时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宋、辽、金都城。按照这一标准，黄帝后人的蓟邑、西周或战国的燕都、西汉及以后的封国之都、慕容儁的蓟都、史思明的燕京、刘守光的幽州城等，都不足以视其为北京建都史的开始，只有辽、金、元的都城在讨论范围中。 稍做研究就会发现，辽南京完全可以挑战金中都的“都之始”地位。辽南京也是“廿五史”认可的都城。有人无视辽南京的唯一“理由”是说辽南京属于“陪都”，其实“陪都”也是“都”（本文谈到辽南京时仍按人们习惯说法称其为陪都，实际上称辽南京为陪都并不确切）。不少华夏古都都是由陪都成长为首都的，成为陪都就是它们建都史的开始。典型案例如洛阳，周成王时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成周城，这就是周王朝的陪都。成周不仅是洛阳建都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它对东周以及后来历朝历代在洛阳的建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是洛阳建都史上的重要一环。无论何人说起洛阳的建都史，都会不假思索地把西周成周城归在洛阳的“十三朝古都”中。北京自然也不应例外，其建都史也应当包括所谓“陪都”的辽南京城在内。 在辽、金的都城中判断谁是“都之始”，不仅要从“廿五史”出发，也要摒弃陪都的说法，还要看其实际是否具备都的功能。辽南京不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都城，而且它在很多方面都承担了首都的职能，几乎可以说是辽朝事实上的首都。 辽朝是以一部正史纳入了中华正统谱系的重要王朝，而且它称霸东亚凡二百余年，是公元十到十二世纪的世界强国之一。极盛之时的辽朝幅员广阔，不但是赵宋王朝的两倍，也比后继的金朝为大。以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年间（公元983～1031年）为例，其疆域东濒太平洋，西至俄罗斯的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北至外兴安岭和贝加尔湖，南接河北白沟及甘肃北部，真可谓“幅员万里”。慑于辽的强大，北宋、西夏、高丽或向辽朝缴纳“岁币”以自保，或俯首称臣以为附庸。由于契丹声名远播，以至外部世界误以为当时整个中国都在契丹的统治之下，并以契丹代指中国。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中国，就把整个中国称作了契丹。直到今天，国外不少民族仍称中国为“契丹”，俄语Китай一词便是典型一例。 辽朝建国后实行了多都制，合称五京。最先设立的是上京临潢府，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之处，于神册三年（918年）立为辽的皇都，地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第二个是东京辽阳府，这是原渤海国的故地，于辽太宗天显三年（928年）升为京城，先称南京，后改为东京，地在今辽宁省辽阳市。幽州是第三个京城，立于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因位于辽的南部而称南京，又称燕京。与此同时，辽太宗改辽阳府的南京为东京，改临潢府的皇都为上京，由此合为三京。第四个是中京大定府，这是前奚王牙帐所在地，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升为京城，地在今内蒙古宁城县老哈河北岸。最后设立的是西京大同府，这是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为控制西南边地设立的，地在今山西大同。 上京临潢府原称皇都，地位居首。但是自从有了幽州的南京之后，原来的南京辽阳府不但要把名字让出来，连临潢府的皇都也因此而改称上京。辽人改“皇都”为“上京”的目的，无非是要缩小它与南京之间的差别，否则就没有必要把好端端的“皇都”之名弃之不用了。“皇都”也罢，“上京”也罢，这并非出身“蛮夷”的契丹人在玩文字游戏，而是在他们的主观意识里，以至在客观形势上，南京城都是辽五京中最突出的一个。 《辽史·太宗本纪》载，会同元年（938年）夏四月，辽太宗“如南京”。当时石敬瑭向契丹进献燕云十六州的仪式尚未举行，可是辽太宗已经等不及了，忙不迭地前来燕京巡视。会同三年（940年），辽太宗又亲赴南京，以中原礼节款待了幽州官吏，极尽对汉臣的拉拢。驻跸南京期间，辽太宗连日大摆宫宴，接受回鹘、西域、后晋等国使臣的朝贺，俨然以南京为国都。会同五年（942年）春，辽太宗再次临幸南京，此后又于次年“如南京，议伐晋”，开始了征伐后晋的战争。直到公元947年辞世，辽太宗的最后几年几乎全都是在南京度过的。 （作者：王光镐，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教授，北京文化发展中心原主任，北京艺术博物馆原馆长，西城区顾问团文化专委会专家，西城区社科联顾问 未完待续 （作者：王光镐，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教授，北京文化发展中心原主任，北京艺术博物馆原馆长，西城区顾问团文化专委会专家，西城区社科联顾问 阅读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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