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俭胡同庆云寺再考——以北平研究院拓录碑刻材料为中心

2024-6-6 14:13|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王彦嘉|来自: 故宫学刊

摘要: 恭俭胡同庆云寺再考——以北平研究院拓录碑刻材料为中心●王彦嘉 ●摘要：坐落于景山后街和恭俭胡同交汇处的庆云寺又称三圣祠、火神庙。其寺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经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四朝和民国 ...

恭俭胡同庆云寺再考

——以北平研究院拓录碑刻材料为中心

●王彦嘉 ●

摘要：坐落于景山后街和恭俭胡同交汇处的庆云寺又称三圣祠、火神庙。其寺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经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四朝和民国三十一年（1942）五次重修终成今貌。寺院规模虽然狭小，然因居于禁城之畔，其与明清两代的内官具有长期、密切的联系，宫中内官在庆云寺历次重修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襄助人角色，寺北的三官庙作为庆云寺的下院亦是由内官赞襄维护。近年来虽有学者有专文进行研究，但因为对清代宫廷内官制度缺乏了解，导致对碑刻年代产生误读。笔者以北平研究院于20世纪30年代拓录的三通碑刻影印件和国家图书馆藏北京庆云寺碑原始拓片影印件为主要依托，就恭俭胡同庆云寺及其下院三官庙的发展简史及其与宫中内官的关系做一简要论述，从而洞悉这座禁城乾隅小寺的前世今生，也对前人谬误予以校正。

一

研究缘起

2019年，位于景山西北隅的庆云寺和三官庙为配合中轴线申遗完成公房腾退工作。使这座有着四百余年历史的寺庙终于展露新颜。现庆云寺的总体格局基本完整，在重修过程中按老照片重建了山门和南侧墙垣，其后殿和配殿均通过腾退民居、拆除自建、修葺见新古建部分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庆云寺民国三十一年（1942）重修后的状态。庆云寺及其下院三官庙因规模较小，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所重视，传世文献上对其记载甚少。2018年，法国高等实践学院的著名汉学家吕敏（Marianne Bujard）教授曾撰《庆云寺小考》一文，文章收录在其主编的《香火新缘：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寺庙与市民》一书中。其通过对庆云寺所存三通碑刻的细致考察并结合北京市档案馆藏北京市社会局和公安局档案材料详细地论述了庆云寺及其前身三圣祠、火神庙的历史沿革，其对民国时期庆云寺的演变史论述极为详细精确，形成了完整的时间线线索。并结合碑文材料提出了一些关于清宫内各宫内官相互斗争的假设。但实际上通过对《重修三圣祠记》赞助人题名的进一步考证可知，此碑的左右两半部实际不是同一时间所刻，这一发现一则可纠正吕敏教授误读碑文之讹，二则可以为碑阳上半部分所述乾隆朝重修三圣祠之事明确襄助人名单。

二

庆云寺小史

吕敏教授的《庆云寺小考》对庆云寺的历史沿革有着较为完备的叙述，为保证文章完整性，笔者仅就现有材料做部分补充。

关于这座寺院的发展脉络最重要的文献即为现存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三通碑刻拓片和现存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北京庆云寺碑》。由碑刻材料可知，庆云寺为民国三十一年更名后的产物，且在此次庙产被居士文显通收购后，寺庙由主供火德真君的道教宫观彻底转变为汉传佛教寺院。实际上庆云寺的教派属性一直在不稳定状态，在乾隆二十二年的碑刻上已有佛教僧侣“焚修僧湛泰”之题记，其时教派属性已经存疑，且后述嘉庆朝领先捐修人养心殿首领太监白永安有在佛教寺院永安寺学经经历，庆云寺很可能在乾隆、嘉庆两朝就以事实上为佛教僧侣掌握，但主供神像一直未变。民国时期的这次庙产更迭可能最终彻底完成管理者、主供神两个层面的教派更迭。刻于1942年的《北京庆云寺碑》详细地记述了这一改宗过程：

“恢祝融宅，建梵王宫。炉烟虔篆，曲水桥通。佛卷侵氛，化作庆云。法轮三转，象教重新。女师垂范，清风出尘。警彼顽懦，视此贞珉。天运壬午年七月日毂旦。”

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制《重华宫修火神庙碑记》中可知庆云寺在改宗佛寺前称为“火神庙”。此外，根据前述碑刻材料可知，此庙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且在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嘉庆十五年（1810）、道光十年（1830）和光绪三十三年（1907）有过三次较大规模的重修。且在记录这四次重修的碑文中，均称本庙为“三圣祠”。由此可见，庆云寺在四百年间的碑刻材料上共使用过三个正式名称（见附表一）：

表一庆云寺寺名变化一览表

图1 本文所涉庆云寺三通碑刻原始陈列状况 1931-1932年

除此三个见于碑刻的正式名称外，被认为绘制于康熙朝初年的《北京皇城宫殿衙署图》还分别称庆云寺及其下院三官庙为“圣人庙”和“三教庵”。

图2 北京皇城宫殿衙署图（景山西北隅恭俭胡同区域）约1680年

图3 庆云寺正殿中央主供火德真君像（可见两侧王善、关羽神像局部）

庆云寺寺名虽然多次变化，但从《建立三圣神祠碑记》碑文记述并结合20世纪30年代所拍照片（图三）看，从此庙明万历年间创立直至民国三十一年改宗佛寺之前其主供神像应长期为南方荧𤊨火德真君（火德真君）。在其两侧还有赤心忠良隆恩真君（王善）和护国崇宁至德真君（关羽）。这也是早期“三圣祠”寺名的主要来源，及至清代晚期，寺名改为以中央主尊火德真君为主要象征意涵的“火神庙”当也在情理之中。但《北京皇城宫殿衙署图》所称所谓“圣人庙”只能解释为或由“三圣祠”讹化而来，至于其下院“三教庵”之称可能是绘图之人将三官庙主供天、地、水三官误识为儒释道三教教主所致之讹误。

从碑刻材料上看，庆云寺历次重修应均未改变寺院格局，更多地是在前有基础上进行修缮活动，仅进行了“檐构新整，仪象肃穆”的小规模建筑修葺和造像见新工作。在民国三十一年改宗佛寺之前，其应延续了大部分明万历朝始建时期的历史样貌。新中国建立后这里成为西城区政府管理的公有住房分配给了企事业单位职工居住，逐步变为大杂院，直至2019年的这次腾退。

三

明清内官与庆云寺

事实上，自从明代中后期宫内宦官阶层越来越多地获得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后，其年老势衰之后的生活和身后事的处理就成了他们着意思虑的重要方面。根据王雪梅的统计，明代宦官对北京城内寺庙的总计重建、修葺次数至少有295次。内官大多出身贫寒、年幼净身入宫，大多失去和原有家族的联系，在面临养老、后事等问题时并无传统中国的宗族力量支撑，在此情境下，明清内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捐修寺院的风潮，利用自己职业生涯高峰阶段形成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为年老后的生活提前布局。这一传统被清代的内官阶层基本继承下来，明清两代的大量内官在北京城内外大量购置土地、修葺寺院，一时间成为风尚。

由碑文材料可知庆云寺的建设和后续维护都系由内官支持，景山西北的这片区域也一直是明清内官的重要聚集区。所谓“恭俭胡同”之称，系在民国年间地名雅化运动中由“官监胡同”改名而来，景山西北隅、北海东岸这片区域自明代起就是宫内太监活动的重要区域，明代内官监下辖的多座作坊亦坐落于此，恭俭胡同区域与宫中内官关系紧密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直至20世纪50年代依旧有清末太监的后人居住其中。20世纪50年代家住恭俭胡同3号院的著名作家叶君健的夫人苑茵曾在其书《往事重温》中写道：

“恭俭胡同，老北京拉三轮的都知道它的老名字叫‘内官监’，即是宫中太监居住较为集中的地方，慈禧太后的大总管、李莲英的后代和最后的太监袁大爷，在我们搬进该胡同时（1953），都还活着。”

明代内官监作为明代实权仅次于司礼监的重要内官机构，明末内官刘若愚在《酌中志》中对其执掌和下辖机构有着详细记述：

“内官监……所管十作，日木作、石作、瓦作、搭材作、土作、东作、西作、油漆作、婚礼作、火药作，并米盐库、营造库、皇坛库、里冰窨、金海等处。凡国家营建之事，董其役；御前所用铜、锡、木、铁之器，日取给焉。”

庆云寺的建立就与内官监下辖的火药作密切相关，火药作掌制造火药、鞭炮等事宜，隶内官监，以宦官管理。在《建立三圣神祠碑记》中云：

“兹内府内监公署所属作分曰火药，职司造作烟火花爆等器供贡上用，托天神之垂光赖神明之黙佑，槩监仰沾，无由报答。斯时本监管理王公辈发心虔诚盖造……于本所吉地建立三圣神祠一座，内供南方荧𤊨火德真君、赤心忠良隆恩真君、护国崇宁至德真君……万历二十九年三月朔日起公监视布画、捐施工料至本年五月网后落成。当今永延万世下保官众咸吉和平……内官监总理太监等官魏宪、王勲、陈寿、田升、张忠、田忠，火药作掌作李朝……司房所官梅应元……”

由碑文可见，始建庆云寺的绝大部分襄助人均是内官监官员和下辖火药作的掌作等官，再加之正殿中央供奉火德真君，故有理由推测其最初是应为火药作防火所建。作为襄助人的内官监太监田升、田忠的名字亦曾出现在云惠寺（即今定慧寺）的捐助人名单之中。可见其时宫内太监对捐助佛道寺庙的强烈热忱。但作为庆云寺后三官庙的兴修情况在明代碑刻材料中并未提及，故尚不清楚这一时期三官庙和庆云寺的关系。

入清以后，虽有过顺治帝的短暂恢复，但在康熙帝亲政之后极力打压宦官的措施之下，内官监系统不复存在。在这一时期庆云寺及其后三官庙的管理情况亦不明晰，现在可知的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庆云寺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重修，《重修三圣祠记》载：

“宸陛者亦必为神所乐佑，火药作所三圣一祠创署旧矣……阅岁祠宇渐损蚀虑，无以栖神而饬敬爰鸠工重葺之。今则檐构新整，仪象肃穆于以拥福圣主以波及群下众善等实窃有厚幸焉，乾隆岁次丁丑八月朔日竣成。”

图4 《重修三圣祠记》碑阴

《重修三圣祠记》碑阳分上下两区，上半区刻写上述乾隆二十二年重修记文，下半区刻写道光十年（1830）捐资人职衔、姓名。碑阴分别以乾清宫和养心殿太监首领起首，刻写捐资人职衔、姓名。吕敏教授的《庆云寺小考》一文中，误以为碑阴左右两半部分题名均对应最左之嘉庆庚午年款，并以此为据得出了三处错误结论：

乾清宫、养心殿太监的内部斗争。

《重修三圣祠碑》中没有提供捐赠者的身份信息。

焚修僧湛泰和尚住持此庙三十余年。

然经笔者研究，《重修三圣祠记》碑阴内容实际应分左右两区，查阅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可知，作为乾清宫宫殿监督领侍的刘玉和副侍潘凤活动时间应主要在乾隆朝前半期，正侍魏珠更是在康熙末年就已崭露头角且在雍正初年的政治动荡中险些为雍正帝处死。但其作为内官中的三朝元老，在乾隆朝仍备受恩遇，在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之权。故笔者推测碑阴和碑阳一样，亦存在多个时期分别刻写的情况。刘玉领衔的捐修名单对应的应是碑阳乾隆二十二年的重修之事。至于养心殿首领太监白永安，其主要活动时段有充足的档案证据可资证明应在乾隆中期至嘉庆初期之间，且年轻时曾在永安寺学经。故其应对应为嘉庆十五年重修的领衔捐资人。除了这些档案证据外，《国朝宫史》中的《官制》篇亦对清中期宫内太监的品级名称有明确记载，作为养心殿首领太监的白永安的品级仅为内七品执首侍，其与居于宫内太监最高职位的宫殿监督四品领侍刘玉具有巨大的等级鸿沟。清宫内官系统等级森严，如系同一时期刊刻，白永安断然不敢将已名平行刻于刘玉之旁，其只可刻于三位宫殿监督：领侍刘玉、正侍魏珠、副侍潘凤之下，列于同级的执首侍李金之旁。

从本碑阴阳两面记载的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重修庆云寺的捐资人信息看，这一时期庆云寺的主要施主系以养心殿、乾清宫太监为首，兼及奏事处、坤宁宫、弘德殿、敬事房等内廷各殿太监为主。并未见及某宫太监专捐的迹象。

但在刻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重华宫修火神庙碑记》上却明确记载：

“火神庙一所原为吾辈重华宫之所修葺，以享以祀以妥以侑。要使香火绵延不致久而废堕，又址外之北有三官庙一所，亦归此庙管辖，特恐年沿代远久即荒芜，爰集同人共立此石，庶后之仁人君子岁时致祀睹物思情，俾神灵有所凭依亦吾辈之所深幸也谨志。重华宫总管赵得喜、首领骆恒庆、首领王长寿，光绪岁次丁未四月初一日。”

由碑文可知，至迟在光绪朝末期，庆云寺已经成为重华宫太监长期的资助对象，重华宫系乾隆帝潜邸，地位在宫中极为重要。从乾隆三十四年（1769）定稿的《国朝宫史》可知，重华宫内官编制共有首领四名，其中七品执守侍二名 , 八品侍监二名，太监四十五名。其人员编制数量仅次于养心殿内。虽然终清一代，宫内内官数量大部分时间都未达到满编状态，但从碑文上显示的一名总管、两名首领、二十七名太监来看，即便在清末，重华宫内官数量依旧在宫内居于前列，这也为重华宫太监独力捐修庆云寺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可惜的是碑文并未提及从何时开始庆云寺的修缮工作开始专由重华宫太监襄助，这部分历史信息的确实不可谓不是一个重大缺憾。甚至迟至20世纪30年代初北平研究院研究人员在庆云寺调查时，寺庙管理人依旧为逊清太监，名为刘滋修。由此足见庆云寺与宫内内官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外亦由碑文可知至迟在此时与庆云寺仅一路之隔的三官庙已成为庆云寺的下院，在组织结构上归属庆云寺管辖。三官庙正殿保存较为完好，据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彩画专家曹振伟实地勘察情况来看，三官庙正殿彩画的年代应不晚于雍正朝。但三官庙内并无任何辅证材料可资证明其寺沿革历史，文献上仅有其始建于明代、并曾于光绪年间重修的记录。

四

结语

庆云寺及其下院三官庙在建国后长期作为民居使用，其内藏文物和内外檐装修状态遭受了严重的毁坏，除主要建筑格局外，大部分文物信息均已灭失无存，作为本文研究最重要材料的三通明清石碑亦已无踪可寻，今仅余拓片存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档案室。景山西北隅恭俭胡同、米粮库胡同区域现仍尚存大马关帝庙及素云观等与宫内内官紧密相关的宗教场所，希望能在中轴线申遗项目的进一步推动下得到更多重视，使这些与明清宫廷密切相关的宗教建筑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