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为我国传统的端午节。此时已进入仲夏之初,天气逐渐炎热潮湿,万物至此皆盛长,而疾疫及毒虫(一般指蛇、蜈蚣、壁虎、蟾蜍、蝎子五毒)亦滋生。明清时期的北京民俗中,在端午节期间吃粽子、赛龙舟外,还把端午看成“毒月恶日”, 用采草药、挂艾菖、饮雄黄酒、系采丝、浴兰汤等方式来杀毒辟邪。作为明清皇宫的紫禁城,亦有多种驱病防疫的药俗活动。 一、饮药酒 菖蒲、雄黄、朱砂均为我国传统植物或矿物,且均有药用价值。明清时期的北京地区,在端午节期间有饮菖蒲、雄黄等药酒的民俗。如明人刘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内载“五月一日至五日……渍酒以菖蒲,插门以艾,涂耳鼻以雄黄,曰避虫毒”。又如清人潘荣陛撰《帝京岁时纪胜》, 其中“五月端阳”载:“午前细切蒲根,伴以雄黄,曝而浸酒”。类似的, 宫中的端午,亦有饮用药酒习俗。 明代宦官刘若愚所撰《酌中志》, 其中“饮食好尚纪略”载:“初五日午时,饮朱砂、雄黄、菖蒲酒,吃粽子, 吃加蒜过水面。”即明代紫禁城里的端午节,宫内有饮朱砂、雄黄、菖蒲酒的传统。明初政治家杨荣撰《文敏集》,其中“西江月端午赐观击球射柳五阕”载:“百辟咸沾恩宴……香蒲泛酒艾旗悬”;明万历年间《顺天府志》之《龙舟泛太液歌》,内载“菖蒲酒进紫霞杯,翠幄平临锦缆开”。以上均可反映明代宫廷端午饮菖蒲酒习俗。 清代宫中的端午习俗之一,亦包括饮菖蒲酒。康熙帝在《御定词谱》中,引用了宋人侯置的《杏花天·豫章重午》:“玉杯共饮菖蒲酒,愿耐夏、宜春厮守。”《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载:“初五日,王大臣等赴圆明园叩节毕,(雍正)皇上出宫登龙舟……赐蒲酒”,即雍正帝赐大臣菖蒲酒。清代进士曹尔堪作《午日京邸感怀》,其中有“太液菖蒲汎酒时,赐衣唯有近臣知”。诗中描绘出端午节时,君臣在太液池(今北京市北海公园附近)同乐, 共饮菖蒲酒场景。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曾作诗《菖蒲酒颂》:“名酿溯源肇炎汉,历代曾闻列御膳。琼浆玉液庆延龄,盈帙连牍见经传。”表达了宫廷王室对菖蒲酒的赞赏。此外,有研究表明:清宫皇帝、后妃们在端午节期间, 将雄黄掺入玉泉酒、太平春酒中饮用。 二、浴兰与浴兰轩 《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即端午节是“浴兰汤”的节日。所谓“浴兰汤”,就是兰草泡热水,沐浴身体。兰草又名佩兰、水香,不仅具有香气,而且具有杀虫除菌、化浊解暑之功效。如《本草便读》载兰草“功用相似泽兰(一种香草),而辛香之气过之,故能解郁散结,杀蛊毒,除陈腐,濯垢腻, 辟邪气”。五月已至仲夏时期, 天气炎热潮湿,不仅人体经常出汗,而且毒虫已滋生、瘟疫欲肆虐, 对人体健康安全不利。“浴兰汤” 可达清洁皮肤、预防疾病的效果。端午期间浴兰汤的习俗,较早的记载可见西汉《大戴礼记》之“夏小正”:“(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此后可见历史上多个朝代的相关记载。相应的,“浴兰汤”习俗, 亦为紫禁城里端午药俗之一;而浴兰轩的命名,与之密切。 位于今北京市北海公园的浴兰轩,建造于乾隆年间。乾隆帝曾作诗《题浴兰轩》:“阐福寺之左, 有轩太液傍。翰臣数古典,拟额浴兰汤。怀悃偶怜屈,修灵岂慕梁。漫言春尚早,盆箭簇温长”。此诗说明:浴兰轩位于阐福寺的东边,且依傍水而建;宫中遵循习俗, 在端午节期间沐浴兰汤。乾隆帝还在诗中注解说明:浴兰轩的定名,与梁武帝的用意不同,而与楚国诗人屈原的用意相同。需要说明的是,梁武帝曾撰《和太子忏悔诗》,其中有:“兰汤浴身垢, 忏悔净心灵”。即梁武帝浴兰汤, 目的是“忏悔心灵。”屈原撰《九歌》之“云中君”载:“浴兰汤兮沐芳,华彩衣兮若英”,意即用热水泡兰花浴身,用热水泡芷草洗头,浑身飘香;穿上华丽的衣服, 外表形又犹如鲜花一般绚丽。由上可知,屈原浴兰汤,以表达“怀芳抱洁”的意愿。 乾隆帝的另一首同名诗有:“面临真海沆,背峙假山峨。窗镜画图展,几芸书史罗。循名花叶辨,探节日风和。井渫求明恻, 因之忆九歌。”此诗亦说明:乾隆帝下令建造浴兰轩,与端午节俗有一定关联,且与《九歌》之“浴兰汤”用意相同。乾隆帝还在诗中注解:浴兰轩中的“兰”, 为花叶皆香的兰草,可刈而佩戴;一些画家绘制的“兰”花为建兰, 其花虽香,而叶乃无气,且不可佩。 三、赏锭子药 锭子药是指锭形药物。这种药在制作时,一般将多种药物研磨成细末,然后用糯米、蜂蜜等物进行黏合,再放入模具中压制成金锭、银锭的样子,以便于携带。锭子药一般在端午节前制作,以应对“恶月”出现的毒虫疫疾。清代宫廷里的锭子药主要有紫金锭、蟾酥锭、离宫锭、盐水锭、万应锭、禽(噙)化锭等6 种。根据清宫档案, 这些锭子药为文蛤、大戟、茅茨菇、千金子、雄黄、朱砂、草河车、麝香、蟾酥、蜗牛、血竭、胆矾、火硝、胡连、黄连、熊胆、冰片等中药的若干种选配而成。赏赐锭子药, 为清代宫廷的端午习俗。 清代皇帝赏赐锭子药的史料比较丰富。如《雍正十一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之“锭子作”载:雍正帝十一年(1733)四月十七日, 大臣海望传旨:赏密汗叟尓军营、巴尓库尓军营各种锭子药五大份, 赏扎克张他里克军营、蒙鄂尓花罗海军营、孔郭尓鄂隆军营各种锭子药一大份,每份含“紫金锭十包、蟾酥锭十包、离宫锭十包、盐水锭二十六包、禽化锭四包。” 赏热河军营各种锭子药一中份, 计“紫金锭五包、蟾酥锭五包、离宫锭五包、盐水锭十四包、禽化锭二包”。 又如《乾隆三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之“记事录”载:乾隆帝于三年(1738)四月十二日下旨:赏副将军额驸策令“各色锭子药一大匣”;赏参赞大臣海兰等三员“各色锭子药一大匣”;赏副都统苏尔泰等五员,总兵官衘李如柏,喀尔喀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九员,“各色锭子药三中匣”等。这些锭子药或内服,或外用, 均可产生消肿止痛、杀毒驱虫、清热安神等功效。 但对于不同锭子药而言,其各自有特定功能,如紫金锭可治汤火所伤,蟾酥锭可治疼痛麻木,离宫锭可治各种恶疮,盐水锭可治风热火眼,万应锭可治半身不遂等。它们既能放入荷包或香袋中,又能做成手串、香珠等形式,以便随身携带。 四、挂艾叶 艾又名白蒿、艾蒿、灸草等,为菊科蒿属植物,具有很强的药用功能。明清时期北京民俗中,就有端午节“挂艾叶”的习俗:把艾叶悬挂在门上或佩戴发际,以达到避瘟效果。如明人沈榜撰《宛署杂记》,其中载“五月女儿节, 系端午索,戴艾叶”。又如清人富察敦崇撰《燕京岁时记》,其中载“端午日用菖蒲、艾子插于门旁, 以禳不祥,亦古者艾虎蒲剑之遗意”。类似的,紫禁城内的端午节, 亦有“挂艾叶”宫俗。 明代皇帝在端午节期间,给王公大臣的赏赐礼物中,就包含了艾叶。《大明会典》之“给赐一·在京官员人等”载:“凡端午节,文武百官俱赐扇并五彩寿丝缕;大臣及日讲经筵官,或别赐牙边扇、并彩绦艾虎等物,各以品级为等。” 端午节期间,宫中大门两侧还要摆艾叶。如宦官刘若愚(1584-?) 撰《酌中志》载:“五月初一日起, 至十三日止,宫眷内臣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门两旁安菖蒲、艾盆。” 清代宫俗沿明。如据《乾隆六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之“木作”载,乾隆于六年(1741)五月初七下旨:“奉三无私陈设天师果时一盘,怡情书史陈设艾虎盆景一件,着配匣二个盛装。” 由此可知,怡情书史殿在端午节期间摆放了艾叶。清代官员高士奇在《金鳌退食笔记》中,记载了不同月份向宫内进花卉的情况, 其中,五月“进菖蒲、艾叶、茉莉、黄杨树盆景”。另清乾隆帝诗《端阳日侍皇太后观竞渡》载:“艾虎乍悬沿户绿,霓旌才飏彻波鲜”;另一首诗《午日》载“蒲樽屏弗举, 艾虎例犹排”;均可反映清代宫廷端午节流行挂艾虎。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绘《端阳故事图册》, 其中有“悬艾人”。画中题诗“荆楚风俗以艾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可反映清代宫廷对端午“挂艾叶”民俗的认同。 之所以将艾叶裁剪成虎形, 是因为我国古人认为老虎可以驱恶避邪、保佑安宁。东汉《风俗通义》载:“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艾草具有镇咳、抗菌等功效,悬挂的艾草可以在室内形成空气药分子膜层,其中的杀毒、抗菌成分被人体吸入后, 可汇聚在鼻窦腔、喉头、气管附近, 并阻止空气中的病毒入侵,并产生杀菌效果。 此外,宫中还有抓蟾蜍入药、佩戴驱毒香袋等药俗。不难发现, 紫禁城里的端午药俗活动丰富而有效,集实用性、科学性与文化性于一体,与民间的端午防疫习俗既有相似性,又有着一定的区别。这些宫廷端午药俗活动,不仅是我国古代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我国优秀传统中医文化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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