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行陆运辗转400公里，从北京“漂”到山东的“孔庙碑王”

2024-6-12 18:33|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闫霞|来自: 北京纪事

摘要: 山东曲阜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故乡，在圣人故里以“三孔”（孔庙、孔林、孔府）为中心，遍布有多达7000余通历代的碑刻，其中仅孔庙一处就有从唐至民国1400多年的碑刻1000余通，包括御制 ...

山东曲阜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故乡，在圣人故里以“三孔”（孔庙、孔林、孔府）为中心，遍布有多达7000余通历代的碑刻，其中仅孔庙一处就有从唐至民国1400多年的碑刻1000余通，包括御制碑、谒孔碑、修庙碑、祭庙碑、功德碑等。这些“凝固的墨迹”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弥足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

孔庙

在曲阜地区众多的碑刻中，其中一通立于孔庙十三碑亭内康熙御制碑，因其皇家御制、体量庞大、材质精良、雕刻精美，被誉为“孔庙碑王”。这座碑王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当年它先从北京沿大运河运至济宁，再从济宁上岸，由陆路运往曲阜孔庙，一路水行陆运，颠簸辗转400多公里，惊动帝国大小官员之众,耗费人力物力财力之多，影响之广泛深远，在孔庙历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帝都北京到阙下圣人故里‍

康熙御制碑位于奎文阁后、大成门前十三碑亭北面东起第三座碑亭内，立于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此碑是十三碑亭中最大的一通，青白石质地，螭首龟趺，下承海墁，通高5米，方形碑额处用篆书题写“大清皇帝御制阙里至圣先师孔子庙碑”16个字，四周界栏上刻以精美的龙纹图饰。碑文洋洋洒洒472字，记录了康熙帝仰慕先师孔子高山景行，亲幸阙里拜谒孔子之事，表露出康熙帝对孔子的尊崇。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正月，刚过而立之年的康熙帝，在剪除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后正意气风发，以极大的热忱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国内治理上，敕赐御制碑就是他尊孔崇儒的一个重要举措。

康熙不辞辛苦，亲自到北京西山选定上好石料，亲笔御书碑文，令能工巧匠精雕细刻，经过两个月的紧张赶工，终于制成了这通重达65吨的巨碑。二月，把雕刻好的石碑运到通州运河码头，并且赐给衍圣公孔毓圻库银650两，作为运碑时造旱船之用。四月中旬，运送御碑的船只自北京通州出发，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南行。直隶巡抚于成龙令所过之处协助牵挽，山东巡抚张鹏令济宁以北沿河州县各司到运河协助运输。四月二十一日，衍圣公孔毓圻到张秋迎接御碑。三天之后，御碑被运送到了济宁，放置在了济宁城南。五月，御碑由水上起到陆地。

这次运送御碑的过程，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异常艰辛。时年四月中旬，衍圣公孔毓圻根据御制碑的大小和重量，利用朝廷拨款，特制了四辆旱船，并组织人员搭桥、修路。隆冬腊月，天寒地冻，泼水为冰，孔府征调民工600多人，征用500多头牛，让承载石碑的旱船在冰道上缓慢滑行。前面有人打旗、鸣锣开道，后面有车子运输着粮食、牛饲料以及炊具等物品。百余里的路程足足走了半个月，十二月二十日把御碑运送到了曲阜，安放在庙廷内，终于到了这次行程的目的地。接着又拨库银500两建造了碑亭，最后才把御制碑文镌刻于石碑之上。乾隆年间的《兖州府志》记载，“二十五年正月，圣祖于西山亲选碑材命工采运。二月碑成，四月自通州发遵运河而南，五月至济宁，碑登于陆，十二月车运之曲阜，诏立碑于圣庙大成门左。”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一月，康熙帝亲临曲阜孔庙，举行了隆重的拜谒孔子祀典，以天子之尊在孔子塑像前行“三跪九叩”大礼，宣读御制祝文，并赐手书“万世师表”四字匾，悬额殿中，并且下谕“衍圣公孔毓圻，于孔子子弟内选举二人，撰次经书讲义，进呈御览。”

尊孔崇儒，助儒宣教维护时政

儒家思想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自汉代以来，历代统治者都对孔子加以尊隆并优礼其后裔，而且“历年愈久，恩礼愈隆”，至清代，已是“自古帝王重道崇儒，未有盛于今日者也”。孔子被尊奉为万世师表，孔府孔庙成为天下士人心目中的圣地，孔氏一族成为穿越王朝更迭的两千年连绵不断的“天下第一家族”。

清朝作为一个崛起于关外的少数民族政权，乘时利便，定鼎北京，入主中原，以不足百万的人口、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成功统治中国268年之久，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它“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利用历代中原王朝政治制度和吸引大量汉族知识分子为其统治服务。

顺治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帝王，他保留了前朝对孔府衍圣公所给予的全部特权，入宫朝见时衍圣公的位列也在内阁大臣之上。顺治七年（1650年）授时任衍圣公孔兴燮为太子少保，次年晋为太子太保兼太子少保。康熙七年（1668年），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进京朝见，康熙特许年仅12岁的孔毓圻从皇宫中间的御道上退出，以示优礼。康熙十四年（1675年）又晋升衍圣公为太子少师。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追封孔子上五世先祖为王。乾隆对曲阜孔家的优渥和赏赐较之前代更为隆重。乾隆十三年（1748年）到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曾九次亲临阙里，是中国历史上到曲阜祭拜圣人最多的一位帝王。以后的嘉庆、同治、光绪三位帝王也都对曲阜孔庙进行增修，使得孔庙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在有清一代都得到了良好的保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康熙之前，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历史上共有十位帝王曾亲至阙里，但这些帝王都是派官员代表他们到孔庙孔林跪拜孔子，皇帝本人并不亲自向孔子行礼。而康熙帝在隆重的谒庙礼仪中，不仅亲制祭文，还在孔庙向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随后康熙帝又到孔林，在孔子墓前敬酒，然后又行三叩之礼，充分体现了对这位素王和圣人的尊崇与敬意。康熙帝除了御笔题写“万世师表”四字匾额悬挂殿中，而且还与衍圣公孔毓圻、国子生孔尚任讲论儒学。康熙帝看到曲阜孔庙的建筑年久失修，花费白银9万余两，历时一年多进行了修缮。工程竣工后，康熙帝不仅修碑祝文，还命两位皇子前往曲阜孔庙致祭。

康熙帝对孔子的尊崇，并不是简单地把孔子视为一个崇拜的偶像，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崇儒重道，是顺治和康熙时期制定的基本文化政策，正如康熙皇帝所说：“非师夫子，惟师于道；统天御世，惟道为宝。”其根本目的在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去统一知识界的认识，确立维系封建统治的基本道德模范。康熙执政期间，兴文重教，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使当时的大清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庶、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正是清廷一以贯之的尊孔崇儒文化政策的推行，有效地聚拢起来了包括汉族知识分子在内的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保证了其统治的长久和稳固。

裁弯取直后的京杭大运河

中国利用大江大河运输粮食和物资的历史源远流长。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了船用木桨，说明了当时的先民们已经有了舟楫交通工具。由于中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大多自西向东流，不利于南北水路交通。但先人们很早就学会了开凿运河，来沟通原本互不相连的水道，尤其是加强南北方向的联系。

早在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了运兵运粮，北上中原争霸，先后修通了沟通江淮的邗沟和联通淮济的黄沟。秦汉大一统时期，开凿了著名的灵渠，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汉武帝时期，凿通关中漕渠，连通渭水、淮河。东汉末年，曹操开凿了白沟运河、平虏渠、泉州渠，这对后来隋代永济渠乃至京杭大运河的开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公元589年，隋文帝灭掉南陈，结束了自184年黄巾起义后的四百多年的南北分裂对峙局面。隋炀帝继位后，营建东都洛阳，开凿京杭大运河。历史上指责隋炀帝滥用民力，隋朝二世而亡，诗人皮日休为其抱不平：“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唐朝继承了隋朝的建设成果，继续发展运河交通网。唐代运河连接长安、洛阳，与江淮地区间的漕渠、汴水和淮南官河，这一主干交通构成了“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富以存立”的唐王朝生命线。

随着国家经济重心的迁移，唐以后中国的建都之地从关中向东移动，五代至北宋首都都离不开汴水漕渠。北宋都城汴京正位于漕渠汴河（即隋唐的大运河通济渠）的中心地段，当时有汴、蔡、金水、五丈四条运河贯穿城内，合称“漕运四渠”。北宋的运河系统主要就是以开封的漕运四渠为主干，向四周辐射的漕运体系。

淮安漕运总督府遗址

元、明、清三代均定都北京，政治中心北移的同时，经济上仍然主要依赖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元朝灭掉南宋后，因隋唐大运河曲折绕道，水陆并用，极为不便。因此，将运河裁弯取直，不再经过河南的开封和洛阳，经山东直接将大都和杭州连通，依次经过山东德州、聊城、泰安、济宁和枣庄5市，较之隋唐大运河缩短了一千公里。明清时期，朝廷继续对大运河疏浚整治，主要是在扬州至淮安段沿湖开挖月河，使航船完全摆脱了湖区航道。又在黄河北岸挑开了一道中河，使运河不再经行黄河。至此，大运河全线才真正成了一条人工运河。

随着大运河在山东的开通，临清一度成为山东境内最大的城市之一,济宁成为因河而兴的重要城市，小说《金瓶梅》和《水浒传》中很多故事情节就发生在这里。而大运河经过裁弯取直，才使得康熙御制碑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得以从北京顺利运抵曲阜，不能不令人惊叹。

时光流转，如今的康熙御制碑，历时三百多年依然保存完好，已经成为曲阜孔庙石刻文化的重要遗存。有句俗语叫“漂来的北京城”，意思是北京城的出现与发展，离不开大运河上运输物资的船舶。任何人都是生活和活动在一定物质技术条件下的个体，即使封建时代至高无上的帝王也不例外。试想，如果大运河没有流经山东境内，以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将此碑从千里之外的都城运到孔庙，完全无法想象，亦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