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地名中的宝藏——张爵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之一）

2024-7-7 13:46|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蔡紫昍|来自: 藏在地名中的宝藏

摘要: 引在流传至今的历代北京古籍中，明人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绝对是一部奇书。表面上看，它只是本“地名录”，仅把当时北京城内外的大街小巷、官衙民宅、寺庙名胜等等地标，以城坊为单位罗列出来而已；可越深入 ...

引

在流传至今的历代北京古籍中，明人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绝对是一部奇书。表面上看，它只是本“地名录”，仅把当时北京城内外的大街小巷、官衙民宅、寺庙名胜等等地标，以城坊为单位罗列出来而已；可越深入研读，越发觉此书作者绝不是一般人，他在用线性的文字勾画出一幅北京地图，所有地标的位置都在他脑子里呐！别看这部书只有区区一万字，可每个字都是“干货”，全无废话，配合书前那幅五城坊巷地图，能读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然而曲高和寡，知音难觅，称道此书者未必真懂此书，真懂此书者又未必形诸笔墨；因此四百余年来，说它有价值的人很多，可到底价值体现在哪儿，却少有人能道其详。本文就从天时、地理和人文这三个角度，试着分析一下这部奇书的妙处。

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从时间上看，《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成书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恰好能展现嘉靖朝对北京城的重大改造。比如嘉靖九年（1530年）将南郊的天地坛改为专门祭天的圜丘（天坛），并分别在东、西、北郊设立朝日坛、夕月坛、方丘（地坛）；嘉靖三十二年又营建了包裹城南关厢的外郭城。这一系列工程奠定了此后四百年北京的城市格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不仅记录了这些新地标，而且无意中透露出作者逐步认识、适应这些新地名的过程。

例如书中提到外城，都称之为“新城”，而将内城称为“都城”。如“南城”题下云：“在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外，新城内外。” 说明关厢和诸坊位置时也常提到“新城”，如“朝阳东直关外”提到“朝阳关外河沿往南，至都城东南角大通桥新城便门”，“阜成西直关外”提到“阜成门外河沿往南，白纸坊至都城西南角新城便门”，“崇北坊”的位置“在新城广渠门东北角里”，具体说是“崇文门外，东河沿往东，至都城东南角外，新城便门东北角内”，“宣南坊”则“在新城右安门里东，宣武门大街南”。说明在作者眼中，新建的郭城与旧有的“都城”之间只是新旧的差别，它们同属新的“五城”体系中，“内”“外”之别并不鲜明。

书中对于天地日月四坛的称呼也值得玩味。作者在南城正南坊后专门介绍了改建后的“天坛”：

天坛即南郊，周十里，内有圜丘、神乐观、天师府、牺牲所，在正阳门外、永定门内东。

可在描述“正南坊”位置时，却说“在新城中门里，天地坛西”，一不留神就把“天地坛”这个旧称带了出来。有趣的是，他将山川坛称为“地坛”，说：

地坛即山川坛，周六里，内有先农坛、藉田，在永定门内街西。

而安定门外的祭地之坛则被称为“北郊方泽”。日坛、月坛也分别被称为“东郊（朝日坛）”“西郊（夕月坛）”，突出了这些祭坛的方位特点。这些叫法也呈现在所附地图中：中轴线两侧分别标画了“天坛”和“地坛”，在城墙边框以外则分别框注出“北郊”“东郊”“西郊”。

其实这样的叫法并不符合官方的规范，早在嘉靖九年十一月，即营建四郊之同年稍晚，嘉靖皇帝就亲自传谕礼部曰：

南郊之东坛名天坛，北郊之坛名地坛，东郊之坛名朝日坛，西郊之坛名夕月坛，南郊之西坛名神祇坛。著载《会典》，勿得混称。

但在张爵的书中，却没有将“南郊之西坛”称为“神祇坛”，而是呼为“地坛”，并说明其旧称“山川坛”，以与“南郊之东坛”天坛东西对应。这体现出他对中轴对称观念的强调与推崇，也反映了嘉靖时期民间对这些新建坛庙的认识和称呼，“神祇坛”这个名字并未深入人心。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方定名与民间叫法之间的错位形成了某种张力，并推动了历史发展，嘉靖皇帝去世不久，他的儿子便于隆庆元年（1567年）罢免了神祇坛祭祀，他的孙子又于万历四年（1576年）将坛名更改为今人更熟悉的“先农坛”。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不仅记录了时代的变迁，也承载着历史的绵延。自明嘉靖大兴土木之后，北京城直到进入民国才迎来又一次城市改建的高峰，因此《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所记录的很多地名，对此后几百年间的读者来说，都是亲切熟悉的，这一条条16世纪的胡同并不遥远，有些地名至今仍能勾起鲜活而美好的回忆。

以“五城”为纲

从空间上看，《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所覆盖的地名既广且细，并且建构起描述北京城市空间的三级框架：五城—里坊—地标（胡同和建筑）。全书先将北京城按大致方位划分为中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城这五城；每城之下再以坊为序，如中城下依次为南熏坊、澄清坊、明照坊、保大坊、仁寿坊、大时雍坊、小时雍坊、安富坊、积庆坊等九坊。各坊之下，罗列街巷胡同、官衙寺院等地标，如“小时雍坊”下罗列有“双塔寺”“皇墙西南角”“龙骧卫胡同”“李阁老胡同”“太仆寺”“衍圣公宅”等地标。这样北京城内每个地标都能通过其所属里坊和五城的位置，大致定位其所在区域。

张爵创立的“五城—里坊—地标”这一立体框架影响至远。清康熙年间朱彝尊编纂《日下旧闻》，其中《城市》门也采取了按五城分卷、以坊为序的思路，且每坊第一条材料往往引自《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列明该坊有哪些地标，之后再围绕各地标逐一汇集相关史料。无论官衙、寺院还是名人故居，只要地理上属于某坊，都是集中在一起的。这种思路强化了不同类型地标的空间分布，淡化了其功能分类，更便于读者了解城市是如何布局的。至乾隆年间在朱彝尊原作基础上官修的《日下旧闻考》，尽管将“官署”单列了出来，但《城市》门整体上仍然沿用了这一框架，只是将五城拆分为“内城五城”和“外城五城”。可见张爵的“五城—里坊—地标”的结构设计是很有生命力的。

值得注意的是，《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空间范围并未局限于“京师五城”，而是向内向外均有所延展。向内，扩展到五城环绕的皇城禁区。在中城后所附“内公署”下，记录了内阁制敕房、六科、尚宝司、光禄寺、司礼监、浣衣局、承运库、鸽子房等几十个位于皇城内的官衙，既有宦官掌管的机构，也有朝官的公署。

向外，则扩展到城外近郊及远郊的重要地标。如东城包括了“朝阳东直关外”，西城包括了“阜成西直关外”，北城包括了“安定德胜关外”，且均和城内诸坊一样注明有多少铺。南城则在地标“黄土坡”下注明“已后俱坐在新城外”。这里的“城外”和“关外”不仅限于城墙周边的关厢地带，远至今五环外的香山、北安河、沙河等地名都被收录进来。

书中大部分地标均仅记地名，却对“京师八景”分别进行了简要的描述，体现出作者对这些名胜的钟爱之情。其中太液晴波、琼岛春云均在皇城之内，金台夕照、卢沟晓月、蓟门烟树尚属近郊，西山霁雪、玉泉飞虹、居庸叠翠等则在较远的山区，特别是居庸关已在“府北一百二十里”之外。此外，皇家的苑囿陵寝，如南郊的南海子、西郊的金山、北郊的天寿山等，《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也都予以记录和说明。

由此可见，张爵此书以“五城”为纲领，却并不以“五城”为边界。这一点在地图中也有鲜明体现：地图的外框并不是北京内外城城墙，而是四周双边子母线，在这圈边框与城墙之间，还有用长方框格标示的“南海子”“东郊”“西郊”“北郊”“大教场”，以及图文并茂的“东岳庙”“居庸关”“西山”“卢沟桥”……

胡同里的百姓故事

从人文角度看，《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的地名还包含了语言民俗、物产民生等方方面面的丰富信息。

举例来说，书中记录了大量含“儿”字的北京地名，初步统计约有90处。像沙窝儿、宽街儿、红桥儿、柳巷儿、小营儿、下庄儿、小屯儿、长巷儿、翟家口儿、木厂儿、深沟儿……其中不少地名至今犹存，尽管路牌上未必标出“儿”字，可老北京人读的时候，必须得带儿化音，才是正味儿！这说明张爵记录这些地名时，遵从了当时百姓的口语发音，为今人了解和研究明代中后期北京话的语音提供了珍贵且丰富的语料库。要知道，那个年代流传至今的文献，除了虚构或讲史的小说戏曲，大部分反映时事的史料都是用文言文书写的，对民间口语的记录十分稀缺，而《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通过记录地名，真实还原了四百多年前北京口语中的儿化读音。

再比如说，通过分析书中含“井”的地名，可以从侧面观察有关北京水资源的情况。全书含“井”字的地名共有28处，除了西城金城坊的“井家胡同”未必与水井有关外，其余27处应均指水井。其中中城7处、东城3处、西城5处、南城10处、北城2处，反映出北京城区西侧、南侧水资源相对更加丰富。细看这些地名，有的以水井之外形命名，如“板井胡同”“红井胡同”“黄井胡同”“小井儿”“高井儿”；有的以井眼之数量命名，如“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有的以井水之特点来命名，如“甜水井”“苦水井胡同”；还有的以人家姓氏来命名，如“冯良井儿”“宣家井胡同”；至于泛称的“井儿胡同”则遍布五城，共有九处之多，分布在九个不同的坊内。这说明，公用的水井对于京城百姓来讲是宝贵的资源，当地居民往往以“井”这一稀缺资源来称呼某条胡同或某片区域。相同地名出现在不同城坊之中，也说明书中地名大多是附近百姓的俗称，并非全城统筹规划下的命名。

在有些地名之下，张爵还用小字注明了其别称、来历或用途。例如南薰坊“会同南馆”下标注“即乌蛮驿”，保大坊“礼仪房”下标注“即奶子府”，阜财坊“铸锅厂”下标注“王恭厂”，教忠坊“文丞相祠”下标注“元杀宋臣丞相文天祥于此处，故名曰教忠”，等等。其中还有几处涉及社会救济的场所，如阜财坊“舍饭蜡烛寺”下标注“日逐给贫人粟米饭，病者有医，死者有棺”（蔡按：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失载此条小注），金城坊“养济院”下标注“住孤老无目人，月给与粮”，这与《明世宗实录》（卷十p377—378，嘉靖元年正月丁卯）所记“朝廷旧设养济院，穷民各有记籍，无籍者收养蜡烛、旛竿二寺，衣布薪米厨料约岁费万金，所存活甚众”可相印证，并有助于今人了解这些救济机构的具体位置及运作方式。

尾

总之，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是部横空出世的奇书，更是今人研究历史的宝库。孟子讲“知人论世”：“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然而对于这部书的作者，我们只能从自序中知道他姓张名爵号竹坡，其余的一无所知。这位张爵究竟是何许人也，他怎么编出这么一部奇书的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