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锦衣卫的北京通——张爵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之二）

2024-7-7 13:53|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蔡紫昍|来自: 藏在地名中的宝藏

摘要: 引1957年的金秋九月，正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华夏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北京永定门外一处不起眼的工地里，发生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施工时发掘出了一方墓志。墓主是明朝嘉靖年间一个叫张爵的三品武官，在历史上应该 ...

引

1957年的金秋九月，正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华夏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北京永定门外一处不起眼的工地里，发生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施工时发掘出了一方墓志。墓主是明朝嘉靖年间一个叫张爵的三品武官，在历史上应该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翻遍《明史》也没找到他的名字。

不过，熟悉北京古籍的学者们一听这个名字，却一下子来了精神——这不就是《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作者吗？明朝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有个叫张爵的人，写了一部关于北京城市布局、街巷胡同的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都城坊巷的完整专著，价值极高。可是这部书的作者张爵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编写这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几百年来几乎无人知晓。直到墓志铭的出土，才终于揭开了张爵其人的神秘面纱。

人生起伏，祸福相倚

张爵墓志铭的原题全称是“皇明诰封昭勇将军锦衣卫管卫事指挥使致仕省庵张公暨配淑人王氏合葬墓志铭”，可简称为《张爵墓志铭》，国家图书馆现藏有铭文及志盖的拓片。墓志铭一般由熟悉传主的文人撰写，正面勾勒出传主的家世和生平。通过《张爵墓志铭》，我们了解到张爵（1485—1566年），字天锡，号省庵，并对他的出身背景、入仕履历和家庭成员都有了全面的掌握。

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正月二十九日，张爵出生于北京一个军籍家庭。张氏祖籍湖广德安府应城县（今湖北孝感应城市），高祖张珍腊于明朝初年“占籍燕山前卫军役”，此后世居北京。张爵的祖父张稳、父亲张安，都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军户。

明孝宗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张爵遇到了改变人生轨迹的第一个转折点：皇上的弟弟兴王朱祐杬即将前往位于安陆州的藩国（在今湖北荆门钟祥市），要选一批亲军子弟从行，张爵的父亲张安恰好在名单上。这是件苦差事，张安本想借年老多病推脱过去，怎奈法不容情，年仅十岁的张爵作为嫡长子，不得不代父补役，远赴楚地。他的命运从此也与兴王府绑在了一起。

如果不是明武宗壮年暴卒，或许张爵将在兴王府度过平淡无奇的一生。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三月，老兴王朱祐杬已薨逝两载，张爵随一班兴府人员入京申请世子袭爵的事宜，碰巧赶上了当朝天子朱厚照驾崩这件震惊朝野的大事。更重要的是，由于武宗既无兄弟又无子嗣，遗诏由他的堂弟、兴王世子朱厚熜“嗣皇帝位”。张爵等人听闻此事，星夜兼程赶回王府，向朱厚熜密报京师动向，之后又跟随他进京登基——这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嘉靖皇帝甫一即位，便大封藩邸旧臣，把兴府武官都安排进了锦衣卫。“从龙入京”的张爵，也因此平步青云，半年内连升三级，从一名王府的基层书办官，由冠带总旗，实授百户（正六品），升至锦衣卫世袭副千户（从五品）。这是张爵人生中第二个重要转折点，他不仅回到了自己出生和成长的京城，而且进入了皇帝的心腹机构锦衣卫，并一直工作到七十六岁（一说七十五岁）致仕。

在锦衣卫任职的四十年间，张爵也经历过宦海浮沉，不过整体上扎实稳健，一步一个脚印地升正千户（正五品）、指挥佥事（正四品）、指挥同知（从三品），直到指挥使（正三品），并担任“堂官”（部门正副长官）长达二十三年。或许跟陆炳等跃升飞快、倍受宠赖的兴府旧臣相比，张爵的晋升之途显得乏善可陈；可在风云诡谲的嘉靖朝，特别是多涉秘闻隐私、极易招怨树敌的锦衣卫，张爵却是极少数能够善始善终、“完名全节”的高层官员。

因老致仕后，张爵悠游地安度晚年，琴棋自娱，儿孙绕膝，四世同堂，直到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八月二十一日寿终正寝，享年八十二岁。

上达天听，下及民情

《张爵墓志铭》的出土，令研究北京史的学者们恍然大悟：原来《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作者，是一位在锦衣卫任职四十年、且掌管“街道房”二十余年的上层武官。难怪他能如此细致、全面地掌握京城内外的地名信息！

锦衣卫是明朝特有的武职机构，相当于皇帝的亲兵，原本主要担任侍卫、扈从的职责，后来也负责侦查缉捕、审讯处决、都城治理等等工作，长官无需经过六部或内阁，直接向皇帝汇报，因此权力极大。从张爵的履历看，他在锦衣卫任职约四十年，涉及的岗位涵盖了锦衣卫“侍驾”“缉捕”“理刑”及“修理街道”“提督象房”等几大职责，有助于他深入、完整地了解京城内外的重要地标。

举例来说，皇城、苑囿、陵寝均为皇家禁垣，不仅寻常百姓无缘涉足，即使是普通文职官员，如无特殊恩赏，也未必能一窥其貌。但张爵作为锦衣卫“堂官”，却要在皇帝出巡及“殿试、赐宴、监比、考选”等场合，承担护卫、纠仪等使命，时常出入禁廷。嘉靖十七年（1538年），皇帝巡幸昌平天寿山拜谒明皇陵时，张爵不仅“侍驾”左右，还“蒙赐四兽朝麒麟服、銮带绣春刀、银鎁瓢方袋三事”，可谓威风八面。张爵还曾“提督象房”，负责管理驯象所，为朝会、祭祀等隆重场合提供大象，这些大象按不同场合，最多时需要三十匹，有的负责驮宝拉辇，大多数则侍立在奉天门、午门、端门、承天门、长安左右门、大明门、正阳门乃至正阳桥牌楼两侧，以壮声势。可见张爵对于皇城内外中轴线上的诸多建筑都颇为熟悉。

因此，《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能详细罗列皇城内的“内公署”都有哪些，能精妙地描绘太液池、琼花岛（琼华岛）“波光澄澈，烟云缭绕，上有广寒殿，隐然仙府”的风貌，能准确地道出“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其周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丈，乃育养禽兽、种植蔬果之处，中有海子三处”等信息，能逐一说明金山、天寿山诸陵卫的来源及设立时间，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比如说，锦衣卫最为人熟知的职责是缉查和审讯，其中皇帝亲自下旨审理的“诏狱”主要由北镇抚司负责，而“京城内外查访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等京师治安案件则主要由东司房负责。张爵自嘉靖初年即在东司房供职，而且“缉捕”和“理刑”是他的两大强项，几十年来数次升迁都是因为“理刑有功”或“缉捕功”。擅长缉捕查访，就需要对京城地面十分熟稔，上接王侯将相，下通贩夫走卒，必须走街串巷、明察暗访，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就能完成任务指标的。这些经历为张爵编写《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积累了大量经验和素材。

从嘉靖中叶起，张爵掌管锦衣卫的直属部门“街道房”长达二十余年，更加深了他对京城市井坊巷的系统性掌握。根据《大明会典》记载，锦衣卫街道房的职责是“凡京城内外修理街道、疏通沟渠”。——为什么修路通沟这些琐事还要锦衣卫来负责呢？因为明中叶后，京城权贵在宅院里营建园林，常从公有道路上取土，或把建筑废料随便堆放，导致京城道路坑洼，沟渠堵塞，污秽横流；而负责管理京城的五城兵马司官卑职小，只能靠锦衣卫出面约束官宦人家，维护京城的交通和环境卫生。这就需要张爵既能全面掌握城市街道和交通的整体情况，又能了解那些达官显贵的官衙、宅邸及经常出入之地。而这些信息都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有所体现。

张爵的岳父、儿子也都在锦衣卫任职，儿女多与锦衣卫官员联姻，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更有助于他探访官场秘闻、京师异动，深入到城市的边边角角。总之，张爵编写《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与他四十年的锦衣卫履历是密不可分的。

半生锦衣，百世奇书

站在锦衣卫街道房的角度再看《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就会更加理解这部书的编写逻辑。首先，此书颇有创见地设计了“五城—里坊—街巷胡同”三级框架【详见藏在地名中的宝藏——张爵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之一）】，这显然是依托了五城兵马司管理京城的“片区”体系。其次，此书特别注重各官衙的位置，不仅关注了文官系统的公署，而且记录了大量卫营、仓厂等官方用地的地理位置。第三，此书留意“皇亲”、侯伯的宅第，如南薰坊“王皇亲、钱皇亲宅”，明照坊“张皇亲房”之类。这些都有助于读者更快捷地定位重要地标，掌握高官贵戚的位置信息，协调相应的负责官员，并兼顾治安巡逻的重点地带。

更值得留意的是，书中许多地名都是“地标加方位”的形式，更关注坊巷和地标之间的相对位置，而非地标本身归谁管辖。例如全书有十一处用“单牌楼”或“四牌楼”来定位坊巷，以西四牌楼为例，中城安富坊下记有“西四牌楼东南”，积庆坊有“四牌楼东北”，西城咸宜坊有“四牌楼西南”，鸣玉坊有“四牌楼西北”，利用西四牌楼这一重要地标，准确指示出这四个坊的地理位置。又如关于中城台基厂，南薰坊有“台基厂南门”和“台基厂西门”，相邻的澄清坊则有“台基厂北门”，只要知道了台基厂的位置，则这两个坊在此处的分野也就大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