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明朝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一位即将退休的锦衣卫官员张爵（1485—1566年），把自己积累半世的心血之作整理定稿，题名曰《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以下或简称为《胡同集》）。张爵在自序末尾提到： 编集克成，用工锓梓，以广其传云。 意思是书编好了，还要请工匠刻版印刷，扩大传播的规模。此书篇幅不长，只有一万字左右，装订成书，也不过是本薄薄的小册子。可惜的是，张爵亲自督印的这批明刻本，很快隐身于历史的迷雾中，至今不曾重现。不过，关于这部书流传的故事，却远没有结束……
01 时隔百年，再现江湖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问世于1560年，84年之后，明朝灭亡。这84年间，陆续有专记北京的书籍面世，其中最重要的几部，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官修的《（万历）顺天府志》、同年由时任宛平知县沈榜纂修的《宛署杂记》、约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蒋一葵撰写的《长安客话》、崇祯八年（1635年）刘侗等合著的《帝京景物略》等，似乎都未提及张爵的《胡同集》。 这一时期的传世文献，只有一部书值得一提：万历二十年（1592年）程大位（1533—1606年）编撰了一部名为《算法统宗》的数学巨著，书末所附《算法源流》记录了北宋以来的各种算学著作，其中有本《正明算法》，题下注云“嘉靖己亥金台张爵作”。己亥指嘉靖十八年（1539年），金台可代指北京，这位《正明算法》的作者“张爵”与《胡同集》的作者“张爵”，所处时代、地域都是吻合的，是同一人还只是同名同姓？由于只找到这一条材料，孤证不立，我们没有把握确定，只能说二者是同一人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是目前在晚明文献中找到的唯一一条涉及张爵的记载；至于《胡同集》，则全然不见踪迹。
进入清代，张爵的《胡同集》犹如一条在历史长河中潜游的小鱼，忽然又浮出水面。大致在康熙二十年前后，《胡同集》分别出现在三部著作中，分别是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和朱彝尊的《日下旧闻》。 黄虞稷（1629—1691），字俞邰，号楮园，晋江人，侨寓南京。黄虞稷及其父黄居中是金陵著名藏书家，两代人累积藏书多达八万卷，黄虞稷根据自己的藏书，以及从其他渠道所见、所闻的图书，编成了《千顷堂书目》。此书具体编撰年代不详，不少学者推测应该成书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之前，因为就在这一年春天，黄虞稷来到北京，加入到纂修《明史》的队伍中，后以《千顷堂书目》为基础，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编成了《明史·艺文志》。这部书目不仅收书数量可观、质量上乘，而且著录了大量明代人的著作，今天我们查考明人著述，仍有赖于这部《千顷堂书目》。 可惜的是，从《千顷堂书目》到官修的《明史·艺文志》，删节了不少内容，特别是史部地理类的文献，只是择要编入了正史中。因此，我们在《明史·艺文志》中没有发现有关张爵或《胡同集》的任何线索，但却在《千顷堂书目》卷六“地理类（上）”看到这样一条记载： 张爵《五城坊巷胡同集》。 《千顷堂书目》中这条书目虽然只有短短九个字，但意义重大，它意味着时隔一百二十来年，张爵的《胡同集》终于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了。 02 绘画为图，迷雾重重 第二部与《胡同集》有关的著作是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成书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卞永誉是镶红旗汉军旗人，官至刑部左侍郎，所编《式古堂书画汇考》共六十卷，书、画各占三十卷，上溯魏晋，下迄元明，著录历代书画之信息，以详博著称于世。（下图为首都博物馆藏《卞永誉赐砚图》局部。）
在此书《画考》的最后一卷“明·无名氏”一节中，著录了一幅图，名为”北京五城坊巷图“，并附录了一篇序文，题目是“出像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序”，末尾署名是“时嘉靖庚申孟春竹坡张爵序”——是的，这篇序文与今天传世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自序几乎一模一样。 《式古堂书画汇考》中的这条记录非常有趣，包含了三处颇有价值的信息。第一处是所录序文与今传本《胡同集·序》的文字差异。逐字对校，二者文字基本一致，个别用字差异也无伤大雅，如“苑囿”作“苑圃”、“几千”作“数千”之类；但有两点关键异文值得关注： 一是序题，卞永誉所录序文题目中多出“出像”二字。 二是今传本“用工锓梓，以广其传”八字，此本作“绘画为图，以永其传”。 别看只是几个字的差异，但却传递出非常珍贵的信息：张爵在编纂《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并将其付梓印行的同时，竟还相配套地进行了绘图！前者是通过复制传播，力求在空间上扩大其传阅范围，后者则希图以绘画的形式，在时间上流传久远。 那么，此图究竟“长”什么样呢？这就要说到第二处重要信息了。在画题“北京五城坊巷图”之下，有一段双行小字，描述了此图的具体情况： 凡十帙，朱砂大青界画，宫阙、官署、桥梁、街术、市肆、人物、车马，及夜防铺司、栅隘，每幅地分，各署小楷金汁字，末附《昌平山陵图》，自嘉靖止。 根据这段描述，首先可以确认，这组《北京五城坊巷图》的确是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文本相伴相生的，其所描绘的空间、时间都是吻合的，包括“末附《昌平山陵图》”，在《胡同集》的末尾也能找到对应的内容，即对昌平天寿山明皇陵的记述。 更重要的是，这段文字还包含了《北京五城坊巷图》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此图为组图，共有十幅，是按地理区域逐一绘制各城坊的景观，而不是像《清明上河图》那样是一个长卷。不过跟《清明上河图》有点类似，这组《北京五城坊巷图》应该是将界画与风俗画结合起来，运用朱砂、大青等艳丽的颜料，既勾画了宫殿、桥梁、房屋等固定的建筑，也描绘出市井、人物、车马等鲜活的生活场景。由此也可确定，《胡同集》卷前所附黑白版刻的五城图只是一张简图，或按张爵自序中的说法，只是张“总图”而已，若论内容之丰富、色彩之华丽、细节之精致，与这组手绘的组图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北京五城坊巷图》各幅画中题署均用“小楷金汁字”，结合这组图的规模、用色及内容上的细腻程度，可以推断，这是绘图者（或其雇主）不惜重金、倾力打造的传世之作。如果留存下来，不仅是研究北京历史、地理、民俗等无与伦比的珍稀史料，而且其自身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也不容小觑。
遗憾的是，这组绘图是否尚存人间，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我们甚至不知道卞永誉是在哪里见到的这组《北京五城坊巷图》。皇宫大内吗？——如果此图果真深藏内府，或许我们还可存一丝侥幸心理，期待有朝一日它从某个尘封的角落再度现身。可惜此后三百馀年间，这组图似如石沉大海，再无线索可以追寻。唯一可知的线索，就是卞永誉似乎对张爵其人也不甚了了。 何以见得呢？这就涉及最后一处关键信息：卞永誉在全文抄录了《胡同集》序文后，自己用双行小字加了条按语。这条按语只有短短六个字，但信息量却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错的： 按：张爵系宦寺。 宦寺，即宦官，俗称太监。可是根据1957年出土的《张爵墓志铭》，张爵是一位锦衣卫武官，官至正三品指挥使，而且活到八十多岁，儿孙满堂，绝不是“宦寺”之流。（关于张爵生平，可参见《隐藏在锦衣卫的北京通》） 既然这条按语是错误的，为什么又说它信息量很大呢？首先，它恰从侧面证明了，卞永誉所见到的《北京五城坊巷图》，和今传世本《胡同集》一样，都没有明确交代张爵的身份或官职。其次，卞氏显然并不清楚这位张爵是何许人也，可见《北京五城坊巷图》和《胡同集》问世百馀年来，的确是人所罕见，知者寥寥。第三，卞永誉误把张爵当作太监，或许说明图中对宫阙、陵寝、苑囿等皇家领地的描摹十分细致，非亲见者莫能道其详，因此卞氏才推测作者应该是一名熟悉宫苑禁区的宦官。 03 《旧闻》到《考》，只鳞片爪 从晚明到清初，张爵和他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始终籍籍无名，即便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和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有所著录，但也淹没在众多书名、画题之间，难得关注。第一位让世人了解到《胡同集》的“伯乐”，是清初的著名诗人、学者朱彝尊（见下图）。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谪居京城的朱彝尊与其子朱昆田编成了一部关于北京历史的大型资料集，名曰《日下旧闻》。这部书共有四十二卷，煌煌百馀万字，将历代史料分为十三个门类，徵引文献多达一千六百馀种，内容丰富全面，体例扎实严谨，因此广受学界好评。 在《日下旧闻》中，朱彝尊《日下旧闻》多次援引张爵《胡同集》的内容。其《城市》门的设计干脆就依托《胡同集》的思路，继承了张爵“五城—里坊—地标”的三级框架，先按五城分卷，每城之下再按“坊”排序，各“坊”的次序与《胡同集》完全一致，而且每一坊的首条必然是摘引《胡同集》的内容，之后再分述各个重要地标的情况。举例来说，《日下旧闻》卷十二《城市·东城》第1条（“明时坊”首条）、第74条（“思城坊”首条）分别是： 明时坊，西四牌十六铺，东四牌二十六铺，有羽林右卫、武功左卫、武功右卫、武功中卫。（《五城坊巷胡同集》） 思城坊，五牌二十一铺，有忠义前卫、燕山右卫、蕃牧所、东城兵马司、百万仓，老君堂、延福宫、水月寺。（《五城坊巷胡同集》） 一般来说，朱彝尊会从《胡同集》中抄录各坊位置、牌铺等信息，并择要摘抄一些地标，主要是卫所、仓库、寺观等，像胡同、街巷的名字则没有保留。全书引自《胡同集》的条目多达41条，除了3条在《郊坰》门外，其馀均在《城市》门，且分布在中城、东城、西城、北城、南城各卷中，构成了《日下旧闻·城市》的骨架。在此后几百年的时间里，《日下旧闻》中摘录的这些内容，几乎是唯一一窥《胡同集》“真容”的窗口。 转眼又过了一百来年，在乾隆后期朝廷官修的《日下旧闻考》中，《胡同集》又悄然现身。《日下旧闻考》相当于“《日下旧闻》的增订本”，由乾隆皇帝亲自下令并监工，于敏中、窦光鼐等大学者任总裁、总纂，耗时约二十年，先后参与者四十馀人，对朱彝尊原书进行了大量增补、考订和修改的工作，成书后遂取代《日下旧闻》，成为研究北京史地最权威、利用率最高的资料集。
对于《日下旧闻》徵引《胡同集》的条目，《日下旧闻考》依据内府所藏张爵原书进行了校勘，并将不同之处以按语的形式予以校订。除了朱彝尊的引录，《日下旧闻考》还利用《胡同集》原书的内容，在按语中考辨地名、方位，完善了相关记载。 只可惜，《日下旧闻考》并未把《胡同集》全书内容补录进来。我们今天读《日下旧闻考》，仍只能看到朱彝尊所摘录的只鳞片爪，以及按语里的零星补充。至于《胡同集》的全貌，还要再等一百多年，才能正式亮相。 04 抢救遗珍，广传世间 从乾隆末年（1790年前后）至清朝灭亡（1911年），《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再度隐秘行藏，即便有人引录，也是从《日下旧闻》或《日下旧闻考》中转载的，并非亲见原书。直到清末民初，《胡同集》的流传才开启崭新的一页。关于这段史实，前辈学者已考证翔实，故事还得从《（光绪）顺天府志》说起。
《（光绪）顺天府志》由张之洞、缪荃孙先后担任总纂，成书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共计一百三十卷，体量恢弘，类目清晰，论述有据，可谓集北京古代文献之大成者。其中《艺文志·纪录顺天事之书》虽然明载“张爵《五城坊巷胡同集》□卷：存（刊本）”，但《引用书目》中并未列出此书，书中所录《胡同集》的文字似皆见于《日下旧闻考》，当为转引。不过，这部书中的《坊巷》一节，却无意间成为了《胡同集》传播的“功臣”。 《（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坊巷》由朱一新负责编纂。朱一新也是晚清著名学者，他参与编成《顺天府志》后，继续留心考证北京城市街巷的信息，并以自己所纂的《坊巷》底稿为基础，不断完善，形成了独立的《京师坊巷志稿》。 朱氏身故后，这部《京师坊巷志稿》归于刘承幹收藏。刘承幹是近代著名藏书家，他于清末民初得到《京师坊巷志稿》后，对追访北京街巷地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四处寻书查考。恰好友人梁鼎芬于1913—1917年间在逊清小朝廷做溥仪的老师，得以出入故宫，发现了内府所藏《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故将之誊抄“录副”，转送给了刘承幹，并嘱咐他刊印此书。刘承幹果然不负所托，不仅将朱一新的《志稿》加以整理删补，勒为《京师坊巷志》十卷，并自撰《考正》一卷，于1917年（丁巳）作序刊印，而且于1922年（壬戌）将《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也印行出来，均收入《求恕斋丛书》中。
至此，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第一次正式走出深宫内苑，完整呈现在世人面前。时至今日，浙江省图书馆还珍藏着一册《胡同集》手抄本，用清末流行的馆阁体小楷精心誊录，字迹工整，页面整洁，很可能就是梁鼎芬送给刘承幹的“录副”本。而《求恕斋丛书》所刻《胡同集》及其影印本，虽然罕见，但也不难寻觅。 遗憾的是，梁鼎芬在故宫见到的那部内府藏本——有可能就是张爵在数百年前亲自督工“锓梓”的明刻本——1919年被溥仪的另一位老师朱益藩借出，似乎直到1924年溥仪出宫仍未归还，此后不知所踪，很可能已经佚失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又有些庆幸：梁鼎芬此前将《胡同集》抄录传播，相当于在最后时刻把这部书给“抢救”了下来！如果没有他（见下图），人们甚至不知道此书全本尚存人间！
1962年3月，北京出版社以《求恕斋丛书》本为底本，将《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重新排印并加标点，与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合册出版。此后于1983年5月、2001年2月、2018年2月以北京古籍出版社或北京出版社的名义，多次再版或重印，其中1983年北京古籍出版社的平装本是最为常见的。 平心而论，北京社的排印本是有瑕疵的。一方面，没有在《出版说明》中交代底本来源，还把底本中的刘承幹序也删去了，致使读者无从查考其版本源流；另一方面，底本中的“手民之误”，即刻工失误导致的文字错讹，排印本也都保留了下来。有学者用那部浙江藏手抄本与此本对校，发现了不少问题，如： 南薰坊内乌蛮驿误作乌马驿，正东坊内蒜市口误作菜市口，正西坊内佘家胡同误作徐家胡同，崇北坊内万福寺误作万神寺，崇南坊内东南巡捕厅误作东西巡捕厅，宣北坊误作宣化坊，宣南坊盆儿胡同误作益儿胡同，阎王庙误作关王庙，教忠坊内剪子巷误作翦子巷，金台坊内郎家胡同误作邢家胡同，酒醋局外厂脱厂字。 ——引自徐苹芳《燕京旧闻录两则》 由于浙江省图书馆的藏本不易查阅，因此将这段文字转录于此，无论阅读《求恕斋丛书》本还是后来的排印本，均宜留意这些细节。 话虽如此，北京出版社将《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排印出版，让更多的读者能够阅读、使用这部精练而宝贵的明代古籍，还是功大于过的，应该尊重和肯定。（关于本书的内容和价值，可参考《藏在地名中的宝藏》）
尾 了解了《胡同集》流传的崎岖历程，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古书传承、传播之不易。今天能在书店轻松买到的一部古代文献，不知曾经历过多少跌宕起伏的故事，不知曾有多少副本散落遗失、毁于水火兵虫，又不知曾有多少爱书之人觅得孤本喜极而泣、笔抄刀刻以广其传…… 捧书在手，更觉珍惜。 （全文完） 【参考文献】 🔹陈平《〈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传流述考》，载《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第119—122页。 🔹徐苹芳《燕京旧闻录两则》，载《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216页。 🔹刘净净《〈千顷堂书目〉研究》，南京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 🔹万方《中国古都纪胜典籍——〈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载《书屋》2019年第9期，第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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